行动因果论及其能动性消失问题

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作者简介:程和祥(1987- ),男,湖北荆州人,逻辑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贵阳 550002),西南政法大学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逻辑哲学、法律逻辑和法律人工智能(重庆 401120);王淑庆(1986- ),男,湖南耒阳人,逻辑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逻辑哲学和人工智能伦理(长沙 410081)。

  原发信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0212期

  内容提要:行动因果论(CTA)是行动哲学领域对行动进行界定和解释的标准理论,它认为行动可以化归为一种事件,且作为行动者心理状态的基本理由就是行动的原因。然而,CTA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门德尔等哲学家所认为的,CTA有时候无法刻画行动者在实施行动时所发挥的能动性。近年来,斯洛瑟等人试图给出“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回应,进而为CTA的主流地位进行辩护。分析这些辩护的缺点可以发现,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站在一种较为温和的立场上,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CTA) is the standard theory for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It insists that the ac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an event and that the cause of action i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 actor.However,CTA has been faced with some challenges.For example,Melden and other philosophers believe that CTA sometimes fails to capture the agency of the agents when they are in actions.In recent years,Schlosser and others try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in order to defend the mainstream status of CTA.After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defenses,it shows that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in CTA is difficult to work out.In a more moderate position,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makes sense in CTA,which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

  关键词:行动/行动因果论/能动性消失问题/行动者/action/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agent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20年地方立法研究规划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风险控制立法研究”(DFLF2020Y06);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9B375)

 

  什么是行动?如何解释行动?这是行动哲学中两个最基本且最核心的问题[1]。自行动哲学诞生以来,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立场,莫衷一是,由戴维森(D.Davidson)发展出来的行动因果论(Causal Theory of Action,简称CTA)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标准回答。CTA自从1963年经过戴维森的复兴以来,可以说走过了“黄金的五十年”风光,而且直到如今还“没有丧失其范式地位”[2]。尽管CTA在心灵哲学界受到的质疑不多,但它在行动哲学界却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它在出现后就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各种质疑与挑战。门德尔(A.I.Melden)就认为,CTA把行动化归为包含行动者的事件,且对事件进行理由解释,这会造成它有时候不能刻画人在实施行动时所发挥的能动性(agency)。换句话说,CTA不能很好地解释行动者的能动性——此即能动性消失问题。当然,在各种批评与质疑声中,也并不乏为之进行辩护的声音。近年不断有学者试图为CTA的主流地位进行辩护,认为回应它的“能动性消失问题”并不困难[3]。

  那么,如何理解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近年的新辩护是否具有说服力?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到底意味着什么?CTA要维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还必须回应哪些问题?本文在分析CTA及其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就斯洛瑟(M.E.Schlosser)等人的辩护做出批判性考察,进而论证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的关键意义。

  一 能动性消失问题的由来

  (一)CTA的能动性解释

  CTA的核心观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动本性的事件定位,即把行动化归为一种因果性事件,且这个事件是行动者的正确心理状态(如欲望和信念)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所导致的;二是对事件因果的理由解释,即把作为行动者心理状态的基本理由①看作事件的原因,从而对行动进行合理化解释②,或者说把欲望和信念的心理状态“理解为具有联合引起身体运动倾向的状态”[5]。由此可见,CTA的核心主张可以表述为:行动是由行动者的心理状态(信念—欲望等)所引起的且被合理化了的事件。因此,严格来说,行动因果论其实应该叫作“理由—事件因果论”。

  CTA在界定和解释行动的同时,也就“规定”了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相对于行动者发挥其实施行动的能力(capacity)来说的。如果把“有能力实施行动”看作行动者的本质特性,那么能动性就是这种能力的体现。在此意义上,行动者制定计划、调控进程、施展能力等,都是能动性的具体表现。显然,这种对能动性的理解,并没有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如果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上,对能动性的理解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能动性在CTA中具有什么地位呢?在戴维森那里,能动性是使得一个事件属于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的东西,他认为如果一个事件能够被描述成有意行动(intentional action③),那就表明了能动性。此后,能动性一直被认为是行动者实施行动时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因为无法理解行动者不凭借其能动性而能实施行动。由于CTA用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即理由)来解释行动的原因,而理由在行动中一般通过实践推理(目的—手段推理)的过程显示出来,因此CTA实际上把能动性理解为“通过行动者在实践推理中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其有能力实施行动的那种特性”[7]4。正因为能动性与行动的关系如此密切,即使是在个别案例中,我们也不能容忍一种行动理论在界定和解释行动时会使得能动性消失。不幸的是,CTA恰恰在很多情况下面临着能动性消失的问题。

  (二)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

  明确地从能动性角度批评CTA的学者有门德尔、弗兰克福(H.Frankfurt)、霍恩斯比(J.Hornsby)、以及施洛特④(F.Schroeter)等人,他们都认为CTA没有完全地“刻画出”能动性。虽然CTA提供了“行动”的标准概念,同时也提供了“能动性”的一种标准概念及其形而上学框架,但这种把能动性还原为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引起事件的做法,却天生掩藏着能动性消失问题。

  CTA把行动的发生解释为由行动者的心理状态所导致的事件,也就是说,心理状态对事件发生具有因果性,这种因果性不同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因果,而是具有意向性的心理因果。然而,这种心理因果在有些情况下对能动性的解释却显得无能为力。比如,考虑弗兰克福所举的一个“非自愿吸毒上瘾”的例子[8]:一个吸毒的人的吸毒行为⑤是受他的欲望和信念等心理状态所支持的,因此这种“吸毒行动”是能够被CTA所解释的。但是,这里的“吸毒行动”却没有完全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因为这种吸毒行为不是自我控制的行为,而是一种上瘾行为——因此,尽管CTA可以对这个例子进行解释,但在这个例子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却消失了。此外,施洛特从另一个方面也论证了CTA下的能动性消失。他认为人类能动性的核心是自我管理或自治,能动性一般通过行动者对事态的控制来体现,包括执行的控制和自治的控制[9]。前者是在执行行动过程中的控制,后者则出现在展示行动者自治性(即自我管理性)的时候。施洛特认为,不管是执行的控制还是自治的控制,都无法用行动者的心理状态作为理由来进行解释,这就足以说明CTA无法很好地解释能动性。由此可见,CTA要么扩大了对能动性的解释力,要么无法解释能动性,但可以排除前者,所以CTA确实面临能动性消失问题。

  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动者消失问题,它是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延伸,但在本质上还是能动性的消失。在CTA看来,作为行动的事件包含行动者(其心理状态作为理由),但CTA的这种事件化归实质上并没有体现出行动者的合适地位——因为事件的意向性因果并不需要假定作为自我的行动者的存在。换句话说,在CTA中,并没有行动者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因为心理状态的表征并不必然提及行动者。从而在CTA中,作为能动性源泉的行动者消失了:“当事人本人的作用与地位在事件因果性的框架内变得晦涩不明,仅作为各种心理或物理的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存在,从而丧失应有的主体地位。”[10]另外,即使CTA的事件因果能解释一些能动性,但也只是一些基本的能动性(即人和高级动物所共有的能动性,如不含认知等因素的能动性),并不能解释人类能动性的高级方面,比如自制能动性、认知能动性。人类在进行复杂的或大型的行动之前,会有周密的部署与调控,这些特点需要行动者复杂的认知过程参与,但是CTA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高阶能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CTA的解释中,行动者的地位本质上是隐匿的。

  二 对能动性消失问题的补救

  如果坚持主张CTA在能动性上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则必须要比较好地回答能动性消失问题。总体上,目前主要有两种回应方案:一是在CTA框架内对能动性重新进行说明,二是对CTA做少量修改。至于行动者消失问题,一种典型的做法是重新把行动者“请回来”。

  (一)CTA框架内的辩护

  这种回应宣称CTA其实并没有使能动性消失,理由是它已经给出了能动性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即把能动性理解为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对事件的因果影响力。按照CTA的理由因果解释,行动者在有些情形下似乎实施了行动。在这些情况下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能动性,至少没有反映典型的人类能动性,但我们会承认这毕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所以,有些哲学家(比如斯洛瑟和贝克)试图在CTA的框架内回应能动性消失的问题。具体来说,这种辩护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能动性分层辩护,二是默认能动性存在辩护。

  能动性分层辩护把能动性看作一个并非不可分层的概念,即认为能动性实际上是有层级或程度之分的。比如,极小能动性可以被看作自动的能动性,这是一种基本的能动性,小孩子实施行动一般就代表了极小能动性的施展。在此基础上,可界定高级能动性,如道德反思的能动性。贝克甚至把能动性分为三种[7]5:极小能动性、审慎能动性以及道义能动性。在贝克看来,只要有低阶的心理状态(如欲望和信念)作为理由来实施行动,就是极小能动性的体现;审慎能动性要求理性因素(认知、计算、反思)的参与,如下好围棋需要较强的计算能力;而道义能动性则需要道德因素的参与,典型的例子是舍己为人的行动。有了能动性分层,就可以回应能动性消失问题。举例来说,小杨喝酒后(没有醉)把一些个人秘密告诉了别人,这并不是极小能动性的消失,消失的只是审慎能动性。由此,在这种能动性分层的基础上,弗兰克福的“非自愿吸毒上瘾”的例子也可以得到回应。一方面,不管何种意义上的行动,其实都是能动性的体现。在“非自愿的吸毒上瘾”的例子中,行动者的能动性依然存在,因为他有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能动性,而且他实现了他追求毒品的欲望,这种实现需要行动者的规划以及推理等心智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吸毒者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中,他并不是一个疯子或不受自己控制的酒鬼,他的行动依然是能动性的体现。由此看来,能动性分层辩护似乎能够回应能动性消失问题。然而,它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能动性是否可以分层以及分层标准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贝克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说明。因此,尽管能动性分层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潜力,然而它的基础还需要更多的哲学讨论。

  默认能动性存在的辩护观点认为,即使CTA不能很好地解释能动性,但它并没有取消能动性。反对CTA的学者们认为它并没有刻画出能动性,在斯洛瑟看来,这种观点其实就是说CTA“并没有刻画出行动者能够控制他们的行为”[3]11。斯洛瑟认为,作为事件一因果论的CTA完全可以说明行动者在实施行动时所体现的控制力,因为在CTA的框架下能够区分哪些因果链条组成了行动者的控制,哪些因果链条没有组成行动者的控制。由于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行动者对自身和外在事件的控制力,所以在行动者实施行动的时候(通过心理状态与事件的关系),行动者缺省地拥有了能动性。可见,斯洛瑟这种辩护实际上是在CTA框架内通过控制而默认了能动性的存在,即把控制作为区分能动性与非能动性的标志。应该说,这种辩护比能动性分层论辩护更为简单,不过其理论困境也更容易产生:第一,虽然斯洛瑟认为在CTA的框架内,因果链条与行动者控制的关系能够得到区分,但这种区分并不足够清晰,因为作为心理状态的理由不是能动性的充分条件,甚至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很难说明;第二,用“控制”来说明能动性只是抓住了能动性最核心的一个方面,而能动性本身有更丰富内容,并且哲学上对“控制”的讨论较少,其本性更不清楚。

  (二)适当修改CTA后的辩护

  第二种回应与默认能动性存在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试图回答CTA在解释控制性方面的非缺失性,其区别在于第二种回应引进了“意图”概念来说明控制。在戴维森的CTA版本中,心理状态方面并没有特别强调“意图”的意义。布莱特曼1987年在《意图、规划与实践理由》一书中才特别强调了“意图”在心理状态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他把意图看作一种稳定的、有限理性的心理状态,它的对象是行动。意图一经形成,除非经过重新思虑,否则不会轻易放弃的。布莱特曼还论证了意图不可还原为其他心理状态(如信念和欲望),从而确立了意图在行动中的重要地位。阿吉拉尔(J.H.Aguilar)等人强调说,新近的CTA在引进意图后,对能动性的解释就更为自然了,因为意图的作用体现在“执行的控制”[11]上。换句话说,意图能够引导行动的执行或控制行动的实施。于是,允许意图作为行动的理由,就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行动者的能动性,比如控制行动的实施就是意图的作用之一。另外,因为意图的形成需要规划、思虑等较高级心理过程的参与,因而意图的控制作用本质上就是人类典型的能动性。用意图来说明控制力有三个好处:第一,它比斯洛瑟借用控制来默认能动性的存在更有说服力一些;第二,意图所起到的作用正是人类典型的能动性的表现,从而用意图来理解人类能动性和人类行动就已经足够了;第三,通过说明意图与实施行动的关系,可以排除对身体移动具有干扰性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紧张的心理状态一般会影响人的能动性的施展。

  然而,笔者认为,仅仅靠引进意图作为回应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仍旧有它的缺点,比如:第一,由于意图的复杂性,意图与有意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即使塞尔区分了在先的意图和行动中的意图,但这两种意图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行动的精细作用机理,仍难以回答。第二,既然意图是有限理性的体现,即理性程度较高的理性,那么用它来理解能动性,就把一些较为低级的能动性排除在能动性之外。

  (三)对行动者消失问题的辩护

  在反对者们看来,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的主要理由在于CTA中没有直接的“行动者参与性”。斯洛瑟认为这种理由其实对于说明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看来,由于CTA不需要假定行动者在本体论上的存在性,因此CTA在回应行动者消失性问题上需要做的就是:在事件因果的框架里如何区分各种不同的能动性下的行动者。而要解决行动者消失问题,最容易想到的是齐硕姆的做法——把行动者请回来!我们知道,在行动中,身体运动是肌肉动作的结果,而肌肉动作其实就是大脑神经元运动的结果。而神经元的运动最终是“行动者”在起作用,因此,行动是“行动者”使神经元运动最终引起肌肉运动!这样一来,行动因果论CTA就变成了带行动者的行动因果论ACTA。然而,这种引进行动者的“简单粗暴的办法”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比如,斯洛瑟就认为,为了回应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虽然可对CTA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补充,但完全没有必要把“行动者”请回来,因为行动者从来就没有缺席过。进而斯洛瑟认为,只要有行动,就体现了能动性,就会有行动者存在——行动者就在能动性之中存在着。只不过在CTA的解释中,实际上是把行动者的角色还原到了理由—事件因果中,行动者并没有消失。

  显然,斯洛瑟并不认为行动者消失性问题是个问题。但他强调,假如承认事件因果论的话,为了说明行动者的非消失性,有必要论证行动者在不同层次的能动性中都是自然存在的。斯洛瑟也没有对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做出很好的解答,他仅仅是取消了问题。由此可见,能动性消失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作者简介:程和祥(1987- ),男,湖北荆州人,逻辑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贵阳 550002),西南政法大学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逻辑哲学、法律逻辑和法律人工智能(重庆 401120);王淑庆(1986- ),男,湖南耒阳人,逻辑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逻辑哲学和人工智能伦理(长沙 410081)。

  原发信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0212期

  内容提要:行动因果论(CTA)是行动哲学领域对行动进行界定和解释的标准理论,它认为行动可以化归为一种事件,且作为行动者心理状态的基本理由就是行动的原因。然而,CTA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门德尔等哲学家所认为的,CTA有时候无法刻画行动者在实施行动时所发挥的能动性。近年来,斯洛瑟等人试图给出“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回应,进而为CTA的主流地位进行辩护。分析这些辩护的缺点可以发现,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站在一种较为温和的立场上,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CTA) is the standard theory for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It insists that the ac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an event and that the cause of action i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 actor.However,CTA has been faced with some challenges.For example,Melden and other philosophers believe that CTA sometimes fails to capture the agency of the agents when they are in actions.In recent years,Schlosser and others try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in order to defend the mainstream status of CTA.After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defenses,it shows that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in CTA is difficult to work out.In a more moderate position,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 makes sense in CTA,which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

  关键词:行动/行动因果论/能动性消失问题/行动者/action/the causal theory of action/the problem of disappearing agency/agent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20年地方立法研究规划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风险控制立法研究”(DFLF2020Y06);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19B375)

 

  什么是行动?如何解释行动?这是行动哲学中两个最基本且最核心的问题[1]。自行动哲学诞生以来,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立场,莫衷一是,由戴维森(D.Davidson)发展出来的行动因果论(Causal Theory of Action,简称CTA)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标准回答。CTA自从1963年经过戴维森的复兴以来,可以说走过了“黄金的五十年”风光,而且直到如今还“没有丧失其范式地位”[2]。尽管CTA在心灵哲学界受到的质疑不多,但它在行动哲学界却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它在出现后就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各种质疑与挑战。门德尔(A.I.Melden)就认为,CTA把行动化归为包含行动者的事件,且对事件进行理由解释,这会造成它有时候不能刻画人在实施行动时所发挥的能动性(agency)。换句话说,CTA不能很好地解释行动者的能动性——此即能动性消失问题。当然,在各种批评与质疑声中,也并不乏为之进行辩护的声音。近年不断有学者试图为CTA的主流地位进行辩护,认为回应它的“能动性消失问题”并不困难[3]。

  那么,如何理解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近年的新辩护是否具有说服力?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到底意味着什么?CTA要维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还必须回应哪些问题?本文在分析CTA及其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就斯洛瑟(M.E.Schlosser)等人的辩护做出批判性考察,进而论证能动性消失问题对于CTA的关键意义。

  一 能动性消失问题的由来

  (一)CTA的能动性解释

  CTA的核心观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动本性的事件定位,即把行动化归为一种因果性事件,且这个事件是行动者的正确心理状态(如欲望和信念)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所导致的;二是对事件因果的理由解释,即把作为行动者心理状态的基本理由①看作事件的原因,从而对行动进行合理化解释②,或者说把欲望和信念的心理状态“理解为具有联合引起身体运动倾向的状态”[5]。由此可见,CTA的核心主张可以表述为:行动是由行动者的心理状态(信念—欲望等)所引起的且被合理化了的事件。因此,严格来说,行动因果论其实应该叫作“理由—事件因果论”。

  CTA在界定和解释行动的同时,也就“规定”了能动性。所谓能动性,是相对于行动者发挥其实施行动的能力(capacity)来说的。如果把“有能力实施行动”看作行动者的本质特性,那么能动性就是这种能力的体现。在此意义上,行动者制定计划、调控进程、施展能力等,都是能动性的具体表现。显然,这种对能动性的理解,并没有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如果站在特定的哲学立场上,对能动性的理解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能动性在CTA中具有什么地位呢?在戴维森那里,能动性是使得一个事件属于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的东西,他认为如果一个事件能够被描述成有意行动(intentional action③),那就表明了能动性。此后,能动性一直被认为是行动者实施行动时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因为无法理解行动者不凭借其能动性而能实施行动。由于CTA用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即理由)来解释行动的原因,而理由在行动中一般通过实践推理(目的—手段推理)的过程显示出来,因此CTA实际上把能动性理解为“通过行动者在实践推理中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其有能力实施行动的那种特性”[7]4。正因为能动性与行动的关系如此密切,即使是在个别案例中,我们也不能容忍一种行动理论在界定和解释行动时会使得能动性消失。不幸的是,CTA恰恰在很多情况下面临着能动性消失的问题。

  (二)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

  明确地从能动性角度批评CTA的学者有门德尔、弗兰克福(H.Frankfurt)、霍恩斯比(J.Hornsby)、以及施洛特④(F.Schroeter)等人,他们都认为CTA没有完全地“刻画出”能动性。虽然CTA提供了“行动”的标准概念,同时也提供了“能动性”的一种标准概念及其形而上学框架,但这种把能动性还原为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引起事件的做法,却天生掩藏着能动性消失问题。

  CTA把行动的发生解释为由行动者的心理状态所导致的事件,也就是说,心理状态对事件发生具有因果性,这种因果性不同于一般物理意义上的因果,而是具有意向性的心理因果。然而,这种心理因果在有些情况下对能动性的解释却显得无能为力。比如,考虑弗兰克福所举的一个“非自愿吸毒上瘾”的例子[8]:一个吸毒的人的吸毒行为⑤是受他的欲望和信念等心理状态所支持的,因此这种“吸毒行动”是能够被CTA所解释的。但是,这里的“吸毒行动”却没有完全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因为这种吸毒行为不是自我控制的行为,而是一种上瘾行为——因此,尽管CTA可以对这个例子进行解释,但在这个例子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却消失了。此外,施洛特从另一个方面也论证了CTA下的能动性消失。他认为人类能动性的核心是自我管理或自治,能动性一般通过行动者对事态的控制来体现,包括执行的控制和自治的控制[9]。前者是在执行行动过程中的控制,后者则出现在展示行动者自治性(即自我管理性)的时候。施洛特认为,不管是执行的控制还是自治的控制,都无法用行动者的心理状态作为理由来进行解释,这就足以说明CTA无法很好地解释能动性。由此可见,CTA要么扩大了对能动性的解释力,要么无法解释能动性,但可以排除前者,所以CTA确实面临能动性消失问题。

  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动者消失问题,它是能动性消失问题的延伸,但在本质上还是能动性的消失。在CTA看来,作为行动的事件包含行动者(其心理状态作为理由),但CTA的这种事件化归实质上并没有体现出行动者的合适地位——因为事件的意向性因果并不需要假定作为自我的行动者的存在。换句话说,在CTA中,并没有行动者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因为心理状态的表征并不必然提及行动者。从而在CTA中,作为能动性源泉的行动者消失了:“当事人本人的作用与地位在事件因果性的框架内变得晦涩不明,仅作为各种心理或物理的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和场所存在,从而丧失应有的主体地位。”[10]另外,即使CTA的事件因果能解释一些能动性,但也只是一些基本的能动性(即人和高级动物所共有的能动性,如不含认知等因素的能动性),并不能解释人类能动性的高级方面,比如自制能动性、认知能动性。人类在进行复杂的或大型的行动之前,会有周密的部署与调控,这些特点需要行动者复杂的认知过程参与,但是CTA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高阶能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CTA的解释中,行动者的地位本质上是隐匿的。

  二 对能动性消失问题的补救

  如果坚持主张CTA在能动性上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则必须要比较好地回答能动性消失问题。总体上,目前主要有两种回应方案:一是在CTA框架内对能动性重新进行说明,二是对CTA做少量修改。至于行动者消失问题,一种典型的做法是重新把行动者“请回来”。

  (一)CTA框架内的辩护

  这种回应宣称CTA其实并没有使能动性消失,理由是它已经给出了能动性的形而上学解释框架,即把能动性理解为行动者的心理状态对事件的因果影响力。按照CTA的理由因果解释,行动者在有些情形下似乎实施了行动。在这些情况下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能动性,至少没有反映典型的人类能动性,但我们会承认这毕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所以,有些哲学家(比如斯洛瑟和贝克)试图在CTA的框架内回应能动性消失的问题。具体来说,这种辩护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能动性分层辩护,二是默认能动性存在辩护。

  能动性分层辩护把能动性看作一个并非不可分层的概念,即认为能动性实际上是有层级或程度之分的。比如,极小能动性可以被看作自动的能动性,这是一种基本的能动性,小孩子实施行动一般就代表了极小能动性的施展。在此基础上,可界定高级能动性,如道德反思的能动性。贝克甚至把能动性分为三种[7]5:极小能动性、审慎能动性以及道义能动性。在贝克看来,只要有低阶的心理状态(如欲望和信念)作为理由来实施行动,就是极小能动性的体现;审慎能动性要求理性因素(认知、计算、反思)的参与,如下好围棋需要较强的计算能力;而道义能动性则需要道德因素的参与,典型的例子是舍己为人的行动。有了能动性分层,就可以回应能动性消失问题。举例来说,小杨喝酒后(没有醉)把一些个人秘密告诉了别人,这并不是极小能动性的消失,消失的只是审慎能动性。由此,在这种能动性分层的基础上,弗兰克福的“非自愿吸毒上瘾”的例子也可以得到回应。一方面,不管何种意义上的行动,其实都是能动性的体现。在“非自愿的吸毒上瘾”的例子中,行动者的能动性依然存在,因为他有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能动性,而且他实现了他追求毒品的欲望,这种实现需要行动者的规划以及推理等心智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吸毒者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中,他并不是一个疯子或不受自己控制的酒鬼,他的行动依然是能动性的体现。由此看来,能动性分层辩护似乎能够回应能动性消失问题。然而,它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能动性是否可以分层以及分层标准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贝克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说明。因此,尽管能动性分层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潜力,然而它的基础还需要更多的哲学讨论。

  默认能动性存在的辩护观点认为,即使CTA不能很好地解释能动性,但它并没有取消能动性。反对CTA的学者们认为它并没有刻画出能动性,在斯洛瑟看来,这种观点其实就是说CTA“并没有刻画出行动者能够控制他们的行为”[3]11。斯洛瑟认为,作为事件一因果论的CTA完全可以说明行动者在实施行动时所体现的控制力,因为在CTA的框架下能够区分哪些因果链条组成了行动者的控制,哪些因果链条没有组成行动者的控制。由于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行动者对自身和外在事件的控制力,所以在行动者实施行动的时候(通过心理状态与事件的关系),行动者缺省地拥有了能动性。可见,斯洛瑟这种辩护实际上是在CTA框架内通过控制而默认了能动性的存在,即把控制作为区分能动性与非能动性的标志。应该说,这种辩护比能动性分层论辩护更为简单,不过其理论困境也更容易产生:第一,虽然斯洛瑟认为在CTA的框架内,因果链条与行动者控制的关系能够得到区分,但这种区分并不足够清晰,因为作为心理状态的理由不是能动性的充分条件,甚至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很难说明;第二,用“控制”来说明能动性只是抓住了能动性最核心的一个方面,而能动性本身有更丰富内容,并且哲学上对“控制”的讨论较少,其本性更不清楚。

  (二)适当修改CTA后的辩护

  第二种回应与默认能动性存在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试图回答CTA在解释控制性方面的非缺失性,其区别在于第二种回应引进了“意图”概念来说明控制。在戴维森的CTA版本中,心理状态方面并没有特别强调“意图”的意义。布莱特曼1987年在《意图、规划与实践理由》一书中才特别强调了“意图”在心理状态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他把意图看作一种稳定的、有限理性的心理状态,它的对象是行动。意图一经形成,除非经过重新思虑,否则不会轻易放弃的。布莱特曼还论证了意图不可还原为其他心理状态(如信念和欲望),从而确立了意图在行动中的重要地位。阿吉拉尔(J.H.Aguilar)等人强调说,新近的CTA在引进意图后,对能动性的解释就更为自然了,因为意图的作用体现在“执行的控制”[11]上。换句话说,意图能够引导行动的执行或控制行动的实施。于是,允许意图作为行动的理由,就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行动者的能动性,比如控制行动的实施就是意图的作用之一。另外,因为意图的形成需要规划、思虑等较高级心理过程的参与,因而意图的控制作用本质上就是人类典型的能动性。用意图来说明控制力有三个好处:第一,它比斯洛瑟借用控制来默认能动性的存在更有说服力一些;第二,意图所起到的作用正是人类典型的能动性的表现,从而用意图来理解人类能动性和人类行动就已经足够了;第三,通过说明意图与实施行动的关系,可以排除对身体移动具有干扰性的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紧张的心理状态一般会影响人的能动性的施展。

  然而,笔者认为,仅仅靠引进意图作为回应CTA的能动性消失问题,仍旧有它的缺点,比如:第一,由于意图的复杂性,意图与有意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即使塞尔区分了在先的意图和行动中的意图,但这两种意图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于行动的精细作用机理,仍难以回答。第二,既然意图是有限理性的体现,即理性程度较高的理性,那么用它来理解能动性,就把一些较为低级的能动性排除在能动性之外。

  (三)对行动者消失问题的辩护

  在反对者们看来,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的主要理由在于CTA中没有直接的“行动者参与性”。斯洛瑟认为这种理由其实对于说明问题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看来,由于CTA不需要假定行动者在本体论上的存在性,因此CTA在回应行动者消失性问题上需要做的就是:在事件因果的框架里如何区分各种不同的能动性下的行动者。而要解决行动者消失问题,最容易想到的是齐硕姆的做法——把行动者请回来!我们知道,在行动中,身体运动是肌肉动作的结果,而肌肉动作其实就是大脑神经元运动的结果。而神经元的运动最终是“行动者”在起作用,因此,行动是“行动者”使神经元运动最终引起肌肉运动!这样一来,行动因果论CTA就变成了带行动者的行动因果论ACTA。然而,这种引进行动者的“简单粗暴的办法”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比如,斯洛瑟就认为,为了回应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虽然可对CTA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补充,但完全没有必要把“行动者”请回来,因为行动者从来就没有缺席过。进而斯洛瑟认为,只要有行动,就体现了能动性,就会有行动者存在——行动者就在能动性之中存在着。只不过在CTA的解释中,实际上是把行动者的角色还原到了理由—事件因果中,行动者并没有消失。

  显然,斯洛瑟并不认为行动者消失性问题是个问题。但他强调,假如承认事件因果论的话,为了说明行动者的非消失性,有必要论证行动者在不同层次的能动性中都是自然存在的。斯洛瑟也没有对CTA的行动者消失问题做出很好的解答,他仅仅是取消了问题。由此可见,能动性消失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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