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作者:余开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孔子研究》2016 年第5期

  摘要: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关键词:儒家 伦理美学 内在结合 当代美学

 

  奠基于儒释道哲学根基上的古典美学构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主体理论形态,其中儒家美学又因与官方、士人、民众以及现实、制度、习俗等复杂关联而成为中华美学的显性形态。然而,在西方现代性美学的研究视域中,与伦理道德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儒家美学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美学。本文在遵从当代美学学科涉及的艺术、美感、美的本质三大主题基础上,所要辩护的是儒家伦理美学其实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一种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现实品格。

  “善”作为儒家美学文艺观的内在价值

  儒家美学因注重文艺与道德的关系而往往被目之为把文艺看作了伦理的奴婢、道德的工具而使得文艺自身丧失了独立地位。这种“伦理+美学”的外在组合实是对儒家伦理美学的误解。不可否认,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确实存在针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极端看法,如汉儒对《诗经?国风》所进行的道德教科书式阐释、程颐的“作文害道”“玩物丧志”观念等。然而,这种黑格尔曾批判过的“外在目的论”并非儒家美学对文艺与道德或美善关系处理的常态。相反,在儒家美学文艺观中,“善”往往是被作为一种“内在目的”或“内在价值”嵌入其文艺作品中的。

  “伦理+美学”的外在组合模式往往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处理是先寻出一个道德、政治目的,然后为服务于这种目的而对文艺作品的艺术或审美形式进行随意剪裁。这种外在目的性的功利主义往往让文艺附属于道德与政治,从而违背了文艺创作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善”作为儒家文艺观的内在价值则意味着这种道德伦理价值本身就是文艺作品的有机构成,是文艺本身内在的规定。如果把儒家的这种文艺作品比作一棵大树的话,长出叶子结出果实就不是外在的功利目的,而恰是这棵大树自身生长的内在必然性。这恰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所说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里,“义”、“情”实现了与“言”、“声”的有机统一。德国美学家韦尔施说:“我将尝试发掘审美自身的伦理潜质,并指出由此而来的某些伦理学后果。‘伦理/美学’(aesthet/hics)这个生造词由‘美学’和‘伦理学’缩约而成,它旨在意指美学中那些‘本身’包含了伦理学因素的部分。”儒家美学把“善”作为其文艺观的内在价值,恰是要让文艺作品本身包含伦理学的因素。而这一点,可以说是中西文化古典主义文艺观的普遍看法。文艺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范式更替,一方面我们既不能完全用现代主义的文艺观来诟病古典主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古典主义在今天就已经失去了其审美效应。

  儒家美学把“善”作为其文艺观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文艺“文质”关系的处理,其二是把对“善”的价值评价与审美体验进行了结合。这两个方面可谓都与功利主义美学绝缘。

  “文”为文艺作品的审美形式,“质”为文艺作品的内容。儒家既反对“有文无质”的形式主义和“文胜质”的虚华主义,也反对“有质无文”的反审美主义和“质胜文”的粗放式功利主义。“文质彬彬”或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才是儒家对理想的文艺和君子人格提出的中庸之道。这里,文艺作品的内容并不是外在于作品的。它作为对外在题材的体现与提升,其本身就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是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来源。在儒家文艺观中,作为内在价值的“善”主要是贯彻于作品内容当中的。文艺作品的内容会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个人思想情感,因而可以具有道德属性,是文艺价值观的直接呈现。儒家“文质”统一的美学要求,试图去寻求的是道德价值如何通过艺术形式恰当传达的问题。“文学家当其写作之际,并非希冀先寻出一个‘道’来,然后将之装放在作品之中。道蕴含在写作活动本身,其活动应如自然的律动那样自由与自动自然。”这种内在道德性可以体现为艺术以微妙或间接的方式(即与艺术内容相契合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对个人生命的感悟,对现实丑陋的愤慨,对理想生活的向往等等。可见,儒家注重道德价值传达的文艺观,表明的只是儒家美学主张文艺应用自身的艺术形式去切近务实、关注民生、止恶扬善、化育道德等。这恰是文艺应当具有的一种责任担当。我们并不能从这种古典主义文艺观推导出儒家伦理美学是在抹杀审美形式(“有质无文”)、是在成为道德政治工具(“质胜文”或“以质害文”)的结论。

  更难能可贵的是,儒家文艺观在面对艺术形式同样成功的作品时,自觉地把作品内容的道德价值与审美体验联系起来进行艺术品评。《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面对艺术形式同样“尽美”的《武》乐与《韶》乐,孔子给予了《韶》乐更高的艺术评价。也就是说,《韶》乐比《武》乐更优秀的原因不在于艺术形式而在于《韶》乐的内容(歌功颂德、礼乐教化)比《武》乐的内容(述功正名、杀伐之态)更具有道德价值。如果仅限于此,也还看不出来孔子对文艺问题的洞见。但如果把这句话与孔子对《韶》乐品评的另一句话对读,就能较好地领会孔子是如何看待文艺作品中道德价值地位的。《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肉的味道给人带来的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愉悦,而形式之美与道德之善完美结合的《韶》乐则给人带来了一种远远超越于生理愉悦的审美愉悦。这种审美愉悦作为一种艺术高峰体验,令孔子唏嘘玩味不已。当艺术的道德价值能给审美体验、情感反馈带来一种积极促发之用时,这种道德价值在文艺作品中的存在就同时是审美的。也就是说,道德价值在文艺作品中能否具有崇高的地位,关键要看这种道德价值能否切实地给人带来审美体验。否则,再好的道德价值也可能是徒有虚表。安妮·谢泼德说:“如果我们通过说文学作品既可以提供有关他人的洞见,也可以提供有关我们自己的洞见来修正他们的说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从审美角度来看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具有道德价值。”卡罗尔也说:“事实是某些艺术品,如叙事性艺术品,指向道德理解的方式确实能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因为提供丰富的道德经验而受到我们赞赏的艺术品有时会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审美方面的赞赏。”不论是谢泼德的从审美角度来看道德价值,还是卡罗尔的提供道德经验而受到审美的赞赏,都表明了道德价值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是消极并剥夺审美体验的,其有时恰恰是审美体验的重要源泉。由于把道德价值上升到了艺术审美体验的正向维度上,道德价值在艺术活动中的引入对儒家美学来说就不是值得非议的,它反而把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从情感的形式快感提高到了更廓大、更整体的生命境界。对孔子而言,恰是《韶》乐的道德价值令他陶醉其中,兴味不已,在一种审美情感的体验反馈中,感发、涵养“仁”之“性情”,从而在美善圆融中体味生命之乐境。

  由于道德价值是作为一种内在价值有机存在于儒家文艺中,并且对这种道德价值地位的评价是紧密与审美体验关联起来的,这就表明了儒家美学对道德价值的重视并不是出于外在实用功利的考虑而恰是出于一种文艺应有担当性的审美深思。此乃儒家伦理美学作为一种当代美学观成立的文艺观证据。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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