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极限及其超越: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

The Limit of Cognition and Its Beyond:A Major Frontier in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家治理研究院;姜权权,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2期

  内容提要:对于认识极限及其超越的探讨是人的自我认识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认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论研究主要关注人们的常态认识活动,而缺少对于认识极限问题的专门和深入研究。本文系统梳理哲学史中对于认识极限的多重分析,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相关论述,探讨认识极限与有限认识的关系。本文认为,认识极限在总体上指的是人类在认识活动一定阶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就个体而言则指个体主体在一定时期的最高认识能力及其实现的最高水平。对认识极限可以从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中介及其相关性中加以综合性探讨,并通过对认识极限的探讨寻求超越认识极限的必要条件与可能途径。

  关键词:认识极限/有限认识/认识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编号19ZDA113)的阶段性成果。

 

  1998年,美国数学家斯蒂芬·斯梅尔向全世界提出了21世纪需要解决的24个数学问题,其中第18个问题是:“人类智能的极限和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什么”。这既是一道重要的数学难题,也是一个极限性的哲学问题。人类智能,通常首先表现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追寻其极限何在,是认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内容。探索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既是哲学致极性思维、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领域的体现与运用,也是人类追寻认识终点、不断超越自身的尝试与过程。如何正确地解答这一时代性课题,必须回到哲学史、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寻找有益的启示,在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中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回答。

  一、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多维探讨

  人类认识伴随着、支持着也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进步史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对认识极限不断加以反思和超越的历史,因此,对认识极限的探讨也贯穿在人类的哲学发展史尤其认识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用“回忆说”与“理念论”概括。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指的是万物绝对的、终极的本质和实在,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存在,人们认识世界,不是去认识那些客观的、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要去追寻这些纷繁现象背后的理念世界。万物有高下之分,理念同样也有等级之别。具体事物的理念处在最低的位置,善的理念则高居首位。如何才能寻获理念,单靠感知觉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唯有借助灵魂不断回忆,才能冲破迷雾获取真知。因此,人们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一个剔除表象、把握理念的过程。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根据辩证法企图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的本身[按即理念],并且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他通过纯粹的思想而认识到善本身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可知世界的极限”。(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第203页)可见,柏拉图把理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做人们认识的终端,并且他强调对于理念的把握便意味着对于整个外在世界的完全掌握。这样一来,人的认识能力便成了一种内向性能力,认识的极限在于理念。

  进入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也为神学的光芒所遮掩。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鼓吹神启论,将人的理性归结为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看来,人的所有知识都是为着帮助人们了解上帝,即使是真理,也必须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寻求上帝的庇佑,接受上帝的检验。如此一来,人们的理性与信仰混为一体,信仰成为理性的最高表现,神性成为认识的极限。

  近代以来,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走向,其目标在于探析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也可以看做探究其极限性根据问题。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强调“人类的一切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上,而经验可分为感觉和反省,我们所已有的,或自然要有的各种观念,都发源于此”(洛克,第74页),从而将人的认识建基于经验之上。经验论者在认识论问题上牢固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一味地强调经验的作用和可靠性,而将人的理性思维和抽象理论能力排除在认识之外,无疑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思人的认识全过程,为自身的认识论研究留下了空白和不足,也为人类的认识设置了经验性限制。与之相反,唯理论者则极力强调理性的作用,宣称唯有理性方能真正认识外在事物。例如笛卡尔就坚信人的认识来自人的心灵自身,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莱布尼茨也特别强调只有理性才能建立起普遍、必然的知识,他指出这种理性“只能来自天赋的内在原则”(北京大学哲学系,第502页)。在唯理主义者这里,经验被置于认识的视野之外。休谟是认识论史上最绝对、最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他认为“除了影像或知觉而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而且各种感官只是这些影像所由以输入的一些入口,它们并不能在人心和物象之间产生什么直接交通”(休谟,第134页)。那么,人类是如何形成知觉的呢?这个问题休谟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休谟而言,人类是不足以认识整个外在世界的,知觉构成了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鸿沟,充当了阻断二者的工具,人没有能力认识世界。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将认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他在“三大批判”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深刻探讨了人如何认识世界,即如何求真的问题。与其前面的哲学家不同,康德不是将认识的可能性和极限性探讨付诸外部客体,而是反观人本身,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强化对人的认识能力极限的自我认识,实现了认识论探讨中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将人类的认识划为三个阶段,人类的认识由感性入手,历经知性,最后以理性完毕。在这三个阶段中,感性与知性只涉及现象,不触及事物自身的知识,因而有其极限所在。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其任务“是要确定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我们要么把信心扩展到纯粹理性的领域,要么为之设置确定的界限”(肯尼,第156页)。也就是说,人的理性作为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的任务不仅在于获取现象的经验知识,而且要有所超越,去捕捉到终极、完备、绝对等。康德认为“物自体”是认识的界限,它是无法被认识的,由此为人类认识能力设置了极限。必须注意的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与休谟的不可知论截然不同,休谟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在哲学中是无法立足的,而康德则高调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坚持它是不可认识的。康德眼中的自在之物与现象有着极大的差别,一个在此岸世界,一个在彼岸世界,纵使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能力不断认识新事物、探索新领域,但自在之物的存在,使得人的理性处于被限定的境地。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认识过程和认识的历史来考察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辩证法,但囿于其唯心主义哲学实质,他设想人类的认识有一个终结,即在其哲学体系当中已经预设存在的绝对真理,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对认识能力的推崇,实际上则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认识能力的发展”(高岸起,第185-186页)。

  20世纪以来,新的科学门类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为分析认识极限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理论成果大概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两项科学结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认知极限问题。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打破了数学家两千多年来的坚定信念,提出认识结果的“真”与“可证明”并不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人们的认知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全面性和不确定性;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揭示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人类越想接近认识的极限,反而会影响到认识客体从而越难以接近认识极限。可以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已充分标定了人类智能的边界和极限,(参见鞠曦,第838-839页)前者确定了人类在思维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或盲区,后者则论证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在延伸人类认识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边界。

  认知科学的诞生,将人脑、智能活动的机制研究分离出来,为正确理解心智活动开辟了新的方法与途径,其中丘奇—图灵论点的发现,对人的认识极限界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丘奇—图灵论点之所以备受关注、影响深远,在于“它的确立,回答了计算的本质是什么、哪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计算的等这些人类曾长期探索过的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问题”(郝宁湘)。基于此,人们才有了对什么是不可计算性的明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发现了一大批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的问题或命题。这些成果的涌现,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在精密的数学和逻辑领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被制约的,存在着当下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跨越的思维禁地。可以说,丘奇—图灵论点的存在,构成了人们反思自我认识极限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种种思考,伴随着人类认识的极限性扩展与深化历程,回应着面对认识极限的诸多无奈与困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人类认识的进步。他们告诉了我们认识极限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提醒我们认识极限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立足科学和文化的时代性进步对其做出系统深入探索和科学合理解读。

The Limit of Cognition and Its Beyond:A Major Frontier in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家治理研究院;姜权权,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2期

  内容提要:对于认识极限及其超越的探讨是人的自我认识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认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论研究主要关注人们的常态认识活动,而缺少对于认识极限问题的专门和深入研究。本文系统梳理哲学史中对于认识极限的多重分析,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相关论述,探讨认识极限与有限认识的关系。本文认为,认识极限在总体上指的是人类在认识活动一定阶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就个体而言则指个体主体在一定时期的最高认识能力及其实现的最高水平。对认识极限可以从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中介及其相关性中加以综合性探讨,并通过对认识极限的探讨寻求超越认识极限的必要条件与可能途径。

  关键词:认识极限/有限认识/认识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编号19ZDA113)的阶段性成果。

 

  1998年,美国数学家斯蒂芬·斯梅尔向全世界提出了21世纪需要解决的24个数学问题,其中第18个问题是:“人类智能的极限和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什么”。这既是一道重要的数学难题,也是一个极限性的哲学问题。人类智能,通常首先表现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追寻其极限何在,是认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内容。探索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既是哲学致极性思维、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领域的体现与运用,也是人类追寻认识终点、不断超越自身的尝试与过程。如何正确地解答这一时代性课题,必须回到哲学史、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寻找有益的启示,在哲学与科学的结合中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回答。

  一、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多维探讨

  人类认识伴随着、支持着也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进步史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对认识极限不断加以反思和超越的历史,因此,对认识极限的探讨也贯穿在人类的哲学发展史尤其认识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用“回忆说”与“理念论”概括。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指的是万物绝对的、终极的本质和实在,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存在,人们认识世界,不是去认识那些客观的、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要去追寻这些纷繁现象背后的理念世界。万物有高下之分,理念同样也有等级之别。具体事物的理念处在最低的位置,善的理念则高居首位。如何才能寻获理念,单靠感知觉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唯有借助灵魂不断回忆,才能冲破迷雾获取真知。因此,人们的认识在本质上是一个剔除表象、把握理念的过程。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根据辩证法企图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的本身[按即理念],并且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他通过纯粹的思想而认识到善本身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可知世界的极限”。(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第203页)可见,柏拉图把理念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看做人们认识的终端,并且他强调对于理念的把握便意味着对于整个外在世界的完全掌握。这样一来,人的认识能力便成了一种内向性能力,认识的极限在于理念。

  进入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也为神学的光芒所遮掩。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鼓吹神启论,将人的理性归结为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看来,人的所有知识都是为着帮助人们了解上帝,即使是真理,也必须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寻求上帝的庇佑,接受上帝的检验。如此一来,人们的理性与信仰混为一体,信仰成为理性的最高表现,神性成为认识的极限。

  近代以来,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走向,其目标在于探析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也可以看做探究其极限性根据问题。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强调“人类的一切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上,而经验可分为感觉和反省,我们所已有的,或自然要有的各种观念,都发源于此”(洛克,第74页),从而将人的认识建基于经验之上。经验论者在认识论问题上牢固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一味地强调经验的作用和可靠性,而将人的理性思维和抽象理论能力排除在认识之外,无疑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思人的认识全过程,为自身的认识论研究留下了空白和不足,也为人类的认识设置了经验性限制。与之相反,唯理论者则极力强调理性的作用,宣称唯有理性方能真正认识外在事物。例如笛卡尔就坚信人的认识来自人的心灵自身,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莱布尼茨也特别强调只有理性才能建立起普遍、必然的知识,他指出这种理性“只能来自天赋的内在原则”(北京大学哲学系,第502页)。在唯理主义者这里,经验被置于认识的视野之外。休谟是认识论史上最绝对、最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他认为“除了影像或知觉而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而且各种感官只是这些影像所由以输入的一些入口,它们并不能在人心和物象之间产生什么直接交通”(休谟,第134页)。那么,人类是如何形成知觉的呢?这个问题休谟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休谟而言,人类是不足以认识整个外在世界的,知觉构成了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鸿沟,充当了阻断二者的工具,人没有能力认识世界。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将认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他在“三大批判”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深刻探讨了人如何认识世界,即如何求真的问题。与其前面的哲学家不同,康德不是将认识的可能性和极限性探讨付诸外部客体,而是反观人本身,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强化对人的认识能力极限的自我认识,实现了认识论探讨中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将人类的认识划为三个阶段,人类的认识由感性入手,历经知性,最后以理性完毕。在这三个阶段中,感性与知性只涉及现象,不触及事物自身的知识,因而有其极限所在。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其任务“是要确定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我们要么把信心扩展到纯粹理性的领域,要么为之设置确定的界限”(肯尼,第156页)。也就是说,人的理性作为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的任务不仅在于获取现象的经验知识,而且要有所超越,去捕捉到终极、完备、绝对等。康德认为“物自体”是认识的界限,它是无法被认识的,由此为人类认识能力设置了极限。必须注意的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与休谟的不可知论截然不同,休谟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在哲学中是无法立足的,而康德则高调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坚持它是不可认识的。康德眼中的自在之物与现象有着极大的差别,一个在此岸世界,一个在彼岸世界,纵使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能力不断认识新事物、探索新领域,但自在之物的存在,使得人的理性处于被限定的境地。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认识过程和认识的历史来考察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辩证法,但囿于其唯心主义哲学实质,他设想人类的认识有一个终结,即在其哲学体系当中已经预设存在的绝对真理,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对认识能力的推崇,实际上则从另一角度限制了认识能力的发展”(高岸起,第185-186页)。

  20世纪以来,新的科学门类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为分析认识极限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理论成果大概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两项科学结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认知极限问题。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打破了数学家两千多年来的坚定信念,提出认识结果的“真”与“可证明”并不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人们的认知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全面性和不确定性;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揭示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人类越想接近认识的极限,反而会影响到认识客体从而越难以接近认识极限。可以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已充分标定了人类智能的边界和极限,(参见鞠曦,第838-839页)前者确定了人类在思维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或盲区,后者则论证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在延伸人类认识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边界。

  认知科学的诞生,将人脑、智能活动的机制研究分离出来,为正确理解心智活动开辟了新的方法与途径,其中丘奇—图灵论点的发现,对人的认识极限界定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丘奇—图灵论点之所以备受关注、影响深远,在于“它的确立,回答了计算的本质是什么、哪些问题是可计算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计算的等这些人类曾长期探索过的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问题”(郝宁湘)。基于此,人们才有了对什么是不可计算性的明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发现了一大批不可计算或不可判定的问题或命题。这些成果的涌现,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在精密的数学和逻辑领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被制约的,存在着当下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跨越的思维禁地。可以说,丘奇—图灵论点的存在,构成了人们反思自我认识极限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种种思考,伴随着人类认识的极限性扩展与深化历程,回应着面对认识极限的诸多无奈与困惑,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人类认识的进步。他们告诉了我们认识极限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也提醒我们认识极限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立足科学和文化的时代性进步对其做出系统深入探索和科学合理解读。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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