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振荡的意义涌现与生成

Vibration-based Meaning Emergence and Generation:On Merleau-Ponty and Gadamer’s View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作者简介:冯文坤,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四川 成都 611731

  原发信息:《思想战线》(昆明)2020年第20202期

  内容提要:对话何时开始,语词的意义就何时开始。文本话题何处开始,哲学阐释学的语言问题就在何处出现。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之中,意义是或总是通过事件完成自我主张的。意义发生在语言事件之中,或发生在对话得以发生的空间中。每一个语词,作为一个瞬间的事件,通过回应和召唤,与和它相关联的未说之言(沉默)共舞。所有人类言说都是有限的,其中隐藏了需要解释和揭示的无限意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意义起源于存在的结构性振荡,而哲学阐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意义起源于言语的虚拟性和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他们关于意义发生的相关论述,对理解文本与世界、文本与读者及文本与历史—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把握文化翻译如何在语言中实现其诗学的、历史的、民族的“存在性投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When the dialogue starts,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ill emerge.Where the topic of the text begins,the language problem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rises.Whoever is engaged in understanding has entered into an event (nation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It is always through the event that the meaning claims its self-assertion.Meaning occurs in linguistic events or in the space where dialogue takes place.Every word,as an instant event,dances with what is unsaid (silence) through response and calling.All human speech which is limited hides the infinite meaning that needs to be explained and revealed.Merleau-Ponty,as a phenomenologist,believes that meaning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of existence.Gadamer,as a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st,believes that meaning originates from speech’s “virtuality” and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expression.Their ideas on the occurrence of mea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world,texts and readers,texts and history-space,as well a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cultural translation achieves the poetic,historical and national “existential projection”in language.

  关键词:梅洛-庞蒂/加达默尔/意义/振荡/存在性分析/Merleau-Ponty/Gadamer/Meaning/Vibration/Existential Analysis

 

  梅洛-庞蒂一直关注和重视语言本身的问题。这种关注贯彻在他的《知觉现象学》《论语言现象学》《间接的语言与沉默的声音》到他的两本遗稿《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和《世界的散文》之中。①当然,人们或许发现语言主题在梅洛-庞蒂那里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表述,譬如他的《世界的散文》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更多是关于真理的意义,关注的是人的存在结构,并非关注文字的经验构成。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这个讨论存在的结构之中,语言却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②他认为语言活动参与了存在的结构,存在如思维活动一样位于语言活动的势与力之中。杰姆斯?艾迪(James Edie)在《言说与意义》(Speaking and Meaning)中指出:“人们可以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他后期著作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语言被视为我们的意义经验之整体的动力模式。”③梅洛-庞蒂自己明确表示,人们无法通过一种科学的语言学来解决语言的问题,因为科学语言只是考虑语言本身的问题,而忽略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语言对言说主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④在《世界的散文》这部20世纪早期的作品里,梅洛-庞蒂十分明确地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且把矛头直指那些试图在语言中寻找一块纯粹或纯真的意指领域的人们——这个纯粹意指的领域超越经验和表达,因而超越语言在言说的秩序中的真实功能。对梅洛-庞蒂而言,语言诞生于言说本身的序列之中,人们只有在这个序列中才能“重新发现已知语言的具体普遍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有别于语言本身却又不公开地否定语言本身”,即他反复提到的语言之中存在一种偶然性逻辑,一种具体逻辑。⑤他认为,只要语言进入言说就一定是具体的,这才是语言的普遍性特征,是语言存在的本体论。因此,他写道:“如果说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赋予所有语言共同的本质的理性语法的抽象普遍性,这只不过是为了重新寻找一种语言的具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用自我否定就能够自我区分。”⑥

  可见,梅洛-庞蒂对于语言问题的思考从未放弃“语言的具体普遍性”这一基本洞见。而且,我们非常有意识地发现,梅洛-庞蒂频繁地用“振荡”一词来描述这一洞见。据统计,“振荡”一词在《世界的散文》中出现13次,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出现7次,在《知觉现象学》中出现12次。他在谈到“意指”或“意义”时写道:“意指是从符号中爆发而出,但它只是它们的振荡,就如喊叫声携带自身又超越自身,将正在喊叫的人的呼吸声和痛苦传达给每个人。”⑦在谈到人的身—心与世界的关系时,他写道:“只要世界是我们体验的场域,只要我们成为世界的一个视点,我们立即就能领会世界,因为我们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物理存在的最贴心的振动已经揭示了世界。”⑧视觉的交叉感觉能力赋予视觉或可视者以构型和赋义的功能,而这种能力正是源于振荡。他写道:“当我说我看到一个声音,我指的是我通过我的整个感觉存在,尤其是通过我身上受到颜色影响的这个区域,对声音的振动产生共鸣。”⑨

  对梅洛-庞蒂而言,语言的问题即言说之振荡的问题,是“振荡为语词提供它们的初始意义”。“振荡”不仅使言语具体化,也构成言语的本体论基础。这个基础其核心就是语言的言说者或言说者之身体。“我的身体不仅把意义给予自然物体,也给予文化物体,比如语词。”⑩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语言哲学立场非常接近加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在哲学阐释学那里,语言问题是一个交际行为事件,这是一个在言说的生动之中开始说话的声音事件。在交际行为中,一次面向他者存在的潜在性,总是超越每次达成的共享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言说不归于“我”,而归于“我们”。(11)加达默尔一样认为语言的问题属于言说的秩序问题。

  梅洛-庞蒂很少讨论阐释学或使用阐释学这个术语。若考虑他是用交流这个术语代表阐释学,我们认为,他以一种迂回方式讨论了阐释学的话题。我们将钩沉出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相关细节,同时寻找一条贯穿在含混哲学与哲学阐释学之间的线索,以便看清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与加达默尔阐释学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出含混哲学与哲学阐释学之间的共同主线。这条主线在梅洛-庞蒂的阐释学中由三步骤构成:步骤1,即前面引入讨论的语言问题,即从纯粹意指域进入翻译或解释,即进入言说的语词问题;步骤2,是对言说中引起振动的语言结构的存在性分析;步骤3,指剥夺了言说主体的声音的变形,即本体性的振动问题,我们还将在步骤3中分析含混哲学和阐释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文本:居于人和世界之间

  加达默尔1981年在巴黎与德里达举行对话,本次对话被加达默尔写进“文本与解释”一文。(12)在文章中,他认为,语言学家的立场往往是不充分的,因为语言学家从解释语言功能入手,把文本视为一项终结产物(end-product)。阐释学家则认为,文本本身并非终结,而是中介或居间物,文本居于人和世界之间。他写道:

  有鉴于此,人们需要理解解释这个概念的崛起。语词产生于协调性的关系中和不同语言的言说者之间的中介性功能中;就是说,语词最初与译者有关,然后才被迻译到难以理解的文本之解释上。一旦当语言作为居间世界以它预先确定的意义把自己呈现给哲学意识时,翻译就必须在哲学中占据关键的地位。……正是翻译在人和世界之间执行着从未圆满完成的调解,并且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把某事物理解为某事物这个事实,是具有唯一的实际即时性和给定性。(13)

  在加达默尔看来,解释何时开始,翻译就何时开始。对话何时开始,翻译就何时开始。对话何时开始,语词的意义就何时开始。文本的话题何时开始,哲学阐释学的语言问题就在何处出现,或者,我们对文本语言问题的思考就何时开始。因此,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功能性服务于交际之理解,其中,文本中已言说的东西将作为理解本身的事件临近言说:“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意义通过事件实现自我主张。”(14)另一方面,对于阐释学而言,语言只是我们阅读文本的前提,文本的话题才是读者关心的对象。因此文本不是一个终结产品,而是一个居间产品。恰恰在文本话题提出的地方,语言问题才出现在哲学阐释学中。就这点而言,在语言交际功能中,文本将作为理解的事件再次或多次变成言说的对象。对此,他写道:“充分理解只有在涵摄客体与主体之整体中实现。依循这种理论,徳尔泰谈到‘结构’和‘居间点的聚集’,从而使人们得以实现整体理解。他因此将所有文本性阐释的一条永恒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即一个文本必须根据其本身的条件来理解。”(15)

  加达默尔是说,言说努力临近理解并在理解过程中达成协议。通过这种努力,语词的理想,即语言中指称的具体化转化为已言说的语词。因此,已言说语词不仅不要与构成语言之符号系统混淆,而且也不要与语词本身混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面语词如何获得一种理想,因为写作不同于言说,它摆脱了起源的即时性和口语的可重复性。但是,写作对加达默尔却具有“一种惊人的真实感”,尽管它失去了口头语的直接性,譬如那些帮助人们实现理解和交流的声调和重音。简言之,书写文本把语词的理想性放回言说语言中即交流事件中。加达默尔告诉我们:理想“不只是适合于书写的结构,而且适合原初的言说和闻听,所以它们的内容既可以与具体言说行为分离,也可以再生产。”(16)书写理想不仅与每个“现在”具有同时性,又是对语言事件的抽象。因此,阐释即让文本进入言说再次说话。文本是交流事件中的一个阶段,是整体意义的中介物,因此“它必须期待着未来;因为所有已言说的一切总是已经朝向理解以及把他者包含自身中”。(17)

  与加达默尔相同,梅洛-庞蒂希望推动语言哲学的阐释学转向。梅洛-庞蒂在《世界的散文》中,对被言说的语言和能言说的语言作了区分,并对应于加达默尔关于语词的理想和已言说语词之间的区分:

  已言说的语言,是读者和书本提供的语言,是既定的符号与可自由处置的含义的各种关系之全体。如果没有这一全体,读者实际上不能开始其阅读,是它构成了语言以及该语言的全部书面的东西;但能言说的语言,乃是书本向没有偏见之读者打招呼,它是这样一种活动:符号和可以自由处置的含义之间的某种安排由于它而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导致双方都发生改变,最后导致一种新含义从中分泌出来。(18)

  梅洛-庞蒂的区分是说明语言内部符号和言说之间的差异。前者指文本的语言,后者是读者赋予文本的语言。梅洛-庞蒂认为,阅读既是我们思想的自我投射和具体化,又超越自我而朝向他人的意图和意义,就像知觉跨越我们只是在事件之后才意识到的一种视域而带领我们走向事物本身。对他而言,交流不是思想内部意指的简单转换,交流双方借助体验获得意指而逾越思想。就是说,言说者的体验既在言语之中又在言语之外。

  梅洛-庞蒂认为,言语诞生于沉默。如果言语从沉默中诞生,它就能在沉默中谋划其预期的结果,因为在经验和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因为经验本身早已隐含超验性和变异性、表达性和结构性。语言同样是经验性的和事件性的,就如他所认为的,有一种语言本体存在,语言之魔力在其中持续被重复。因为,即使逾越了纯粹意指的运动,依然有话语的沉默之聚集,还因为表达的最大优点是它开启了从语词到存在、从存在到语词之间的持续性通道。诚如梅洛-庞蒂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写道:“整个哲学在于恢复意指的力量,恢复意义或原初意义的诞生,恢复通过经验而实现经验的表达,这种表达尤其阐明了语言之特殊领域。”(19)

  在交流的序列之中,(20)文字不再是作为符号被固定在纸中,不再单独依赖作者,而是同样依赖读者。梅洛-庞蒂认为,当人们把交流当成一种工具,从不使它逾越我们自己的反思力量,就会发生从言语的语言动力学进入“一种纯粹语言的幻想”之中。让语言背对经验的表达这种转向中,人们的任务就是“用纯粹的意指”代替“含混的暗指”。对此,梅洛-庞蒂写道:如果“符号在任何时刻都依然是被完整地解释和证明的某种思想的单纯简化,那么,表达之唯一决定性效力,是我们使用真正为之负责的那些意指行为,去代替我们的每一思想对所有别的思想的混乱暗示。”(21)若我们接受表达是明确也是最完整的这一信念时,那么,我们将最终把算术作为语言的成熟形式。但是,若拒绝日常语言中的混乱而把算术视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这不仅与阐释学格格不入,还会把言语与历史和语言自身中的思想撕裂开来。(22)梅洛-庞蒂的反驳是:“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并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不过是空气中振动的声音或写在纸上的墨迹——取代他的思想。思想是自知和自足的,但它却借助于一种并不携带思想、只是把它毫无歧义地指示给别的思想的信息来宣告自己。”(23)

  语言学家们一直试图把一种科学的严格性引入语言研究之中。他们对“意义”加以严格限制,并尽可能排除语言使用者,即言说主体。梅洛-庞蒂则认为,任何分析都不能把语言变成完全透明的,好像语言是一个物体那样摆在我们面前。故此,海德格尔清醒地指出,形而上学之真理以“最深刻的错误为它最切近之邻居,所以科学的任何一种严格性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哲学决不能用科学理念的尺度来衡量”。(24)同样,“数学的认识绝非比语文学—历史学的认识更为严肃。数学的认识只是具有‘精确性’特征,但这种‘精确性’并不意味着严肃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抵牾”。(25)用胡塞尔的话讲,数学尽管可能精确,却不能对现象的本质做出任何揭示性或严肃性解释。(26)同样,梅洛-庞蒂拒绝一种算术的语言:“算法,这一追求普遍语言的计划,乃是对于现实语言的一种反叛。……人们打算依据真理的尺度重新构造它,按照上帝的想法重新定义它,返回言语的历史之初,或者毋宁说使言语摆脱历史。”(27)

  梅洛-庞蒂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拒绝所谓科学的语言学。我们对此可从索绪尔对他的影响中看出。他在《知觉现象学》之后,开始从索绪尔那里为他提出的“言语主体生活于其语言中”寻找合理的方法,去反对“语言学家们像对待一个自然物那样去传播语言”。科学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人在其中缺席的宇宙,却忘记人与语言相互伴随,以及魔术、神话、诗歌和艺术向人们揭示的自然之敞开和时间之效果。他写道:语言“总是与它表达的事物和观念相似,它是存在的一体之两面。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进入言语而存在于世界里的事物或观念。”(28)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语词和概念之间,是一种任意关系和差异化的游戏。但是,梅洛-庞蒂依然是从言语行为的一种现象学角度去思考语言问题。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相比,梅洛-庞蒂更加关心语言的“起源”或语言的意义起源问题:“梅洛-庞蒂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他对待‘起源’的方式。”(29)值得思考的是,索绪尔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做出的划分,是为了给语言学研究指明一条正确的方向,即人们应把语言作为一个共时性的符号系统,因此应该是一门共时语言学。索绪尔没有考虑到言说的经验或言说的存在方面。梅洛-庞蒂这样评价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开启了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他认为言语每一时刻都必须在其内部表现为一种秩序、一种系统和一种整体性,没有它们,交流和语言共同体将是不可能的。”(30)

  梅洛-庞蒂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做出了符合自己学说的理解。他写道:“从现象学观点看,即在把语言当作与一个现时的团体进行交流的手段来使用的会说话的主体看来,语言重新发现了它的统一性:语言不再是独立的语言事实的混沌的过去之结果,而是其所有成分都致力于转向现在和将来、因而受到当前的逻辑支配的一种努力的系统。”(31)换言之,无论是梅洛-庞蒂,还是加达默尔,语言的问题是语言作为言说的真实性和使用的问题,语言在使用中不是一个自然对象,也不是一个单纯由意识构成的问题。

Vibration-based Meaning Emergence and Generation:On Merleau-Ponty and Gadamer’s View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作者简介:冯文坤,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四川 成都 611731

  原发信息:《思想战线》(昆明)2020年第20202期

  内容提要:对话何时开始,语词的意义就何时开始。文本话题何处开始,哲学阐释学的语言问题就在何处出现。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之中,意义是或总是通过事件完成自我主张的。意义发生在语言事件之中,或发生在对话得以发生的空间中。每一个语词,作为一个瞬间的事件,通过回应和召唤,与和它相关联的未说之言(沉默)共舞。所有人类言说都是有限的,其中隐藏了需要解释和揭示的无限意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意义起源于存在的结构性振荡,而哲学阐释学家加达默尔认为,意义起源于言语的虚拟性和表达的无限可能性。他们关于意义发生的相关论述,对理解文本与世界、文本与读者及文本与历史—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把握文化翻译如何在语言中实现其诗学的、历史的、民族的“存在性投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When the dialogue starts,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ill emerge.Where the topic of the text begins,the language problem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rises.Whoever is engaged in understanding has entered into an event (national,historical and cultural).It is always through the event that the meaning claims its self-assertion.Meaning occurs in linguistic events or in the space where dialogue takes place.Every word,as an instant event,dances with what is unsaid (silence) through response and calling.All human speech which is limited hides the infinite meaning that needs to be explained and revealed.Merleau-Ponty,as a phenomenologist,believes that meaning originates from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of existence.Gadamer,as a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st,believes that meaning originates from speech’s “virtuality” and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expression.Their ideas on the occurrence of mea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world,texts and readers,texts and history-space,as well a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cultural translation achieves the poetic,historical and national “existential projection”in language.

  关键词:梅洛-庞蒂/加达默尔/意义/振荡/存在性分析/Merleau-Ponty/Gadamer/Meaning/Vibration/Existential Analysis

 

  梅洛-庞蒂一直关注和重视语言本身的问题。这种关注贯彻在他的《知觉现象学》《论语言现象学》《间接的语言与沉默的声音》到他的两本遗稿《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和《世界的散文》之中。①当然,人们或许发现语言主题在梅洛-庞蒂那里并没有给出系统的表述,譬如他的《世界的散文》这部作品被普遍认为更多是关于真理的意义,关注的是人的存在结构,并非关注文字的经验构成。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这个讨论存在的结构之中,语言却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②他认为语言活动参与了存在的结构,存在如思维活动一样位于语言活动的势与力之中。杰姆斯?艾迪(James Edie)在《言说与意义》(Speaking and Meaning)中指出:“人们可以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他后期著作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语言被视为我们的意义经验之整体的动力模式。”③梅洛-庞蒂自己明确表示,人们无法通过一种科学的语言学来解决语言的问题,因为科学语言只是考虑语言本身的问题,而忽略语言与言说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语言对言说主体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④在《世界的散文》这部20世纪早期的作品里,梅洛-庞蒂十分明确地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且把矛头直指那些试图在语言中寻找一块纯粹或纯真的意指领域的人们——这个纯粹意指的领域超越经验和表达,因而超越语言在言说的秩序中的真实功能。对梅洛-庞蒂而言,语言诞生于言说本身的序列之中,人们只有在这个序列中才能“重新发现已知语言的具体普遍性,这种具体的普遍性有别于语言本身却又不公开地否定语言本身”,即他反复提到的语言之中存在一种偶然性逻辑,一种具体逻辑。⑤他认为,只要语言进入言说就一定是具体的,这才是语言的普遍性特征,是语言存在的本体论。因此,他写道:“如果说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赋予所有语言共同的本质的理性语法的抽象普遍性,这只不过是为了重新寻找一种语言的具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用自我否定就能够自我区分。”⑥

  可见,梅洛-庞蒂对于语言问题的思考从未放弃“语言的具体普遍性”这一基本洞见。而且,我们非常有意识地发现,梅洛-庞蒂频繁地用“振荡”一词来描述这一洞见。据统计,“振荡”一词在《世界的散文》中出现13次,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出现7次,在《知觉现象学》中出现12次。他在谈到“意指”或“意义”时写道:“意指是从符号中爆发而出,但它只是它们的振荡,就如喊叫声携带自身又超越自身,将正在喊叫的人的呼吸声和痛苦传达给每个人。”⑦在谈到人的身—心与世界的关系时,他写道:“只要世界是我们体验的场域,只要我们成为世界的一个视点,我们立即就能领会世界,因为我们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理—物理存在的最贴心的振动已经揭示了世界。”⑧视觉的交叉感觉能力赋予视觉或可视者以构型和赋义的功能,而这种能力正是源于振荡。他写道:“当我说我看到一个声音,我指的是我通过我的整个感觉存在,尤其是通过我身上受到颜色影响的这个区域,对声音的振动产生共鸣。”⑨

  对梅洛-庞蒂而言,语言的问题即言说之振荡的问题,是“振荡为语词提供它们的初始意义”。“振荡”不仅使言语具体化,也构成言语的本体论基础。这个基础其核心就是语言的言说者或言说者之身体。“我的身体不仅把意义给予自然物体,也给予文化物体,比如语词。”⑩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语言哲学立场非常接近加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在哲学阐释学那里,语言问题是一个交际行为事件,这是一个在言说的生动之中开始说话的声音事件。在交际行为中,一次面向他者存在的潜在性,总是超越每次达成的共享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言说不归于“我”,而归于“我们”。(11)加达默尔一样认为语言的问题属于言说的秩序问题。

  梅洛-庞蒂很少讨论阐释学或使用阐释学这个术语。若考虑他是用交流这个术语代表阐释学,我们认为,他以一种迂回方式讨论了阐释学的话题。我们将钩沉出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相关细节,同时寻找一条贯穿在含混哲学与哲学阐释学之间的线索,以便看清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与加达默尔阐释学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出含混哲学与哲学阐释学之间的共同主线。这条主线在梅洛-庞蒂的阐释学中由三步骤构成:步骤1,即前面引入讨论的语言问题,即从纯粹意指域进入翻译或解释,即进入言说的语词问题;步骤2,是对言说中引起振动的语言结构的存在性分析;步骤3,指剥夺了言说主体的声音的变形,即本体性的振动问题,我们还将在步骤3中分析含混哲学和阐释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文本:居于人和世界之间

  加达默尔1981年在巴黎与德里达举行对话,本次对话被加达默尔写进“文本与解释”一文。(12)在文章中,他认为,语言学家的立场往往是不充分的,因为语言学家从解释语言功能入手,把文本视为一项终结产物(end-product)。阐释学家则认为,文本本身并非终结,而是中介或居间物,文本居于人和世界之间。他写道:

  有鉴于此,人们需要理解解释这个概念的崛起。语词产生于协调性的关系中和不同语言的言说者之间的中介性功能中;就是说,语词最初与译者有关,然后才被迻译到难以理解的文本之解释上。一旦当语言作为居间世界以它预先确定的意义把自己呈现给哲学意识时,翻译就必须在哲学中占据关键的地位。……正是翻译在人和世界之间执行着从未圆满完成的调解,并且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把某事物理解为某事物这个事实,是具有唯一的实际即时性和给定性。(13)

  在加达默尔看来,解释何时开始,翻译就何时开始。对话何时开始,翻译就何时开始。对话何时开始,语词的意义就何时开始。文本的话题何时开始,哲学阐释学的语言问题就在何处出现,或者,我们对文本语言问题的思考就何时开始。因此,这就意味着语言的功能性服务于交际之理解,其中,文本中已言说的东西将作为理解本身的事件临近言说:“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意义通过事件实现自我主张。”(14)另一方面,对于阐释学而言,语言只是我们阅读文本的前提,文本的话题才是读者关心的对象。因此文本不是一个终结产品,而是一个居间产品。恰恰在文本话题提出的地方,语言问题才出现在哲学阐释学中。就这点而言,在语言交际功能中,文本将作为理解的事件再次或多次变成言说的对象。对此,他写道:“充分理解只有在涵摄客体与主体之整体中实现。依循这种理论,徳尔泰谈到‘结构’和‘居间点的聚集’,从而使人们得以实现整体理解。他因此将所有文本性阐释的一条永恒原则应用于历史世界,即一个文本必须根据其本身的条件来理解。”(15)

  加达默尔是说,言说努力临近理解并在理解过程中达成协议。通过这种努力,语词的理想,即语言中指称的具体化转化为已言说的语词。因此,已言说语词不仅不要与构成语言之符号系统混淆,而且也不要与语词本身混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面语词如何获得一种理想,因为写作不同于言说,它摆脱了起源的即时性和口语的可重复性。但是,写作对加达默尔却具有“一种惊人的真实感”,尽管它失去了口头语的直接性,譬如那些帮助人们实现理解和交流的声调和重音。简言之,书写文本把语词的理想性放回言说语言中即交流事件中。加达默尔告诉我们:理想“不只是适合于书写的结构,而且适合原初的言说和闻听,所以它们的内容既可以与具体言说行为分离,也可以再生产。”(16)书写理想不仅与每个“现在”具有同时性,又是对语言事件的抽象。因此,阐释即让文本进入言说再次说话。文本是交流事件中的一个阶段,是整体意义的中介物,因此“它必须期待着未来;因为所有已言说的一切总是已经朝向理解以及把他者包含自身中”。(17)

  与加达默尔相同,梅洛-庞蒂希望推动语言哲学的阐释学转向。梅洛-庞蒂在《世界的散文》中,对被言说的语言和能言说的语言作了区分,并对应于加达默尔关于语词的理想和已言说语词之间的区分:

  已言说的语言,是读者和书本提供的语言,是既定的符号与可自由处置的含义的各种关系之全体。如果没有这一全体,读者实际上不能开始其阅读,是它构成了语言以及该语言的全部书面的东西;但能言说的语言,乃是书本向没有偏见之读者打招呼,它是这样一种活动:符号和可以自由处置的含义之间的某种安排由于它而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导致双方都发生改变,最后导致一种新含义从中分泌出来。(18)

  梅洛-庞蒂的区分是说明语言内部符号和言说之间的差异。前者指文本的语言,后者是读者赋予文本的语言。梅洛-庞蒂认为,阅读既是我们思想的自我投射和具体化,又超越自我而朝向他人的意图和意义,就像知觉跨越我们只是在事件之后才意识到的一种视域而带领我们走向事物本身。对他而言,交流不是思想内部意指的简单转换,交流双方借助体验获得意指而逾越思想。就是说,言说者的体验既在言语之中又在言语之外。

  梅洛-庞蒂认为,言语诞生于沉默。如果言语从沉默中诞生,它就能在沉默中谋划其预期的结果,因为在经验和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换;因为经验本身早已隐含超验性和变异性、表达性和结构性。语言同样是经验性的和事件性的,就如他所认为的,有一种语言本体存在,语言之魔力在其中持续被重复。因为,即使逾越了纯粹意指的运动,依然有话语的沉默之聚集,还因为表达的最大优点是它开启了从语词到存在、从存在到语词之间的持续性通道。诚如梅洛-庞蒂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写道:“整个哲学在于恢复意指的力量,恢复意义或原初意义的诞生,恢复通过经验而实现经验的表达,这种表达尤其阐明了语言之特殊领域。”(19)

  在交流的序列之中,(20)文字不再是作为符号被固定在纸中,不再单独依赖作者,而是同样依赖读者。梅洛-庞蒂认为,当人们把交流当成一种工具,从不使它逾越我们自己的反思力量,就会发生从言语的语言动力学进入“一种纯粹语言的幻想”之中。让语言背对经验的表达这种转向中,人们的任务就是“用纯粹的意指”代替“含混的暗指”。对此,梅洛-庞蒂写道:如果“符号在任何时刻都依然是被完整地解释和证明的某种思想的单纯简化,那么,表达之唯一决定性效力,是我们使用真正为之负责的那些意指行为,去代替我们的每一思想对所有别的思想的混乱暗示。”(21)若我们接受表达是明确也是最完整的这一信念时,那么,我们将最终把算术作为语言的成熟形式。但是,若拒绝日常语言中的混乱而把算术视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这不仅与阐释学格格不入,还会把言语与历史和语言自身中的思想撕裂开来。(22)梅洛-庞蒂的反驳是:“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并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不过是空气中振动的声音或写在纸上的墨迹——取代他的思想。思想是自知和自足的,但它却借助于一种并不携带思想、只是把它毫无歧义地指示给别的思想的信息来宣告自己。”(23)

  语言学家们一直试图把一种科学的严格性引入语言研究之中。他们对“意义”加以严格限制,并尽可能排除语言使用者,即言说主体。梅洛-庞蒂则认为,任何分析都不能把语言变成完全透明的,好像语言是一个物体那样摆在我们面前。故此,海德格尔清醒地指出,形而上学之真理以“最深刻的错误为它最切近之邻居,所以科学的任何一种严格性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哲学决不能用科学理念的尺度来衡量”。(24)同样,“数学的认识绝非比语文学—历史学的认识更为严肃。数学的认识只是具有‘精确性’特征,但这种‘精确性’并不意味着严肃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抵牾”。(25)用胡塞尔的话讲,数学尽管可能精确,却不能对现象的本质做出任何揭示性或严肃性解释。(26)同样,梅洛-庞蒂拒绝一种算术的语言:“算法,这一追求普遍语言的计划,乃是对于现实语言的一种反叛。……人们打算依据真理的尺度重新构造它,按照上帝的想法重新定义它,返回言语的历史之初,或者毋宁说使言语摆脱历史。”(27)

  梅洛-庞蒂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拒绝所谓科学的语言学。我们对此可从索绪尔对他的影响中看出。他在《知觉现象学》之后,开始从索绪尔那里为他提出的“言语主体生活于其语言中”寻找合理的方法,去反对“语言学家们像对待一个自然物那样去传播语言”。科学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人在其中缺席的宇宙,却忘记人与语言相互伴随,以及魔术、神话、诗歌和艺术向人们揭示的自然之敞开和时间之效果。他写道:语言“总是与它表达的事物和观念相似,它是存在的一体之两面。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进入言语而存在于世界里的事物或观念。”(28)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在能指和所指之间、语词和概念之间,是一种任意关系和差异化的游戏。但是,梅洛-庞蒂依然是从言语行为的一种现象学角度去思考语言问题。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相比,梅洛-庞蒂更加关心语言的“起源”或语言的意义起源问题:“梅洛-庞蒂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了他对待‘起源’的方式。”(29)值得思考的是,索绪尔在语言和言语之间做出的划分,是为了给语言学研究指明一条正确的方向,即人们应把语言作为一个共时性的符号系统,因此应该是一门共时语言学。索绪尔没有考虑到言说的经验或言说的存在方面。梅洛-庞蒂这样评价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开启了一种言语的语言学,他认为言语每一时刻都必须在其内部表现为一种秩序、一种系统和一种整体性,没有它们,交流和语言共同体将是不可能的。”(30)

  梅洛-庞蒂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做出了符合自己学说的理解。他写道:“从现象学观点看,即在把语言当作与一个现时的团体进行交流的手段来使用的会说话的主体看来,语言重新发现了它的统一性:语言不再是独立的语言事实的混沌的过去之结果,而是其所有成分都致力于转向现在和将来、因而受到当前的逻辑支配的一种努力的系统。”(31)换言之,无论是梅洛-庞蒂,还是加达默尔,语言的问题是语言作为言说的真实性和使用的问题,语言在使用中不是一个自然对象,也不是一个单纯由意识构成的问题。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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