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何以可能及其意义理解

On the Pos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Gadamer’s“Practical Philosophy” as “the First Philosophy”

  作者简介:张能为,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张能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康德哲学、解释学、实践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209期

  内容提要: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康德和伽达默尔思想中,孕育和实现了三次实质性的飞跃。正是通过“三次飞跃”,实践哲学真正从理论哲学中区别开来,并被逐步理解为“高于”理论哲学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综合性的推进,依据其何谓“第一哲学”的三个标准,基于解释学基础上实践哲学真正被确立起“第一哲学”的地位。实践哲学这一发展历程,既内含着实践哲学本身发展的层层推进、不断深化,也反映着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地位关系的变革性扭转和改变,更重要的是引发和推进了关于哲学自身主导性形态和理论本质的自我反思与当代发展,昭示了实践哲学作为未来哲学发展的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方向与思想空间。

  关键词: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第一哲学/三次飞跃/未来哲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ZX079)。

 

  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产生了一门被称为“philosophia”即“哲学”的学问。“Sophia”是关于世界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甚至是具有一定神秘性的绝对知识,哲学就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以诉求于对这种知识或“Sophia”的理解和把握的一门学问。正如胡塞尔所言:“希腊人称之为哲学。在其原本的含义上正确翻译的话,哲学指的就不是别的,而正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关于整个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①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不同的另类的知识”②——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phonesis,后人称之为“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并作为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Episteme)不同的知识被独立和单列出来,“实践哲学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性”③。可以说,正是被伽达默尔称为区分开科学、技术与实践智慧第一人④的亚里士多德,“把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实践哲学置于同理论的理想和理论哲学的相互设定关系之中,由此而发展了实践哲学。因此,他把人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⑤。也因此,亚里士多德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然而,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在后续哲学发展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直受制于以探求世界万物之绝对普遍性知识为最高目的的理论哲学之下。康德则是实践哲学发展史上另一位关键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后,理论哲学得以强势发展并构成哲学主导性形态,康德通过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批判分析,重新将人的存在和行为思考置于实践理性上来,并建立起一种实践形而上学或道德形而上学,实践哲学传统重新在康德这里得到了接续和发展。而受到康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恢复实践哲学基础上,伽达默尔通过解释学的哲学性发展将作为一门理论的哲学与作为一门实践的哲学合而为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⑥,更为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在解释学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关于人类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度思考,论述了哲学要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实践哲学会成为主导性理论形态和最具生命力的哲学的重要思想。

  一、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前“两次飞跃”

  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知识基本上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大体上将人类知识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与创制知识三种:(1)理论知识(Episteme),是指脱离具体经验的,以数学知识为典型,指示的是某种不变东西的确定的必然的永恒的知识,诉诸人的理性分析,“能否证明”是理论知识成立与否的根据。除了数学、物理学、神学之外,亚里士多德也将“第一哲学”(也称“第一科学”或“形而上学”)归为此类知识,这类知识可教亦可学;(2)创制知识或技艺知识(Techne),是一种针对具体经验对象的技能性知识,“所有技艺知识只是某种个别的东西并且服务于个别的目的”⑦,这类知识是特殊的、具体的、局限的,也是可教亦可学;(3)而“实践知识”(Phronesis)与前两类知识具有本质不同,它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之反思性的知识,是在人的存在行为具体活动中确立起来并加以运用和体现的知识,这类知识不是固定永恒的,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实践处境有不同的和复杂多样的变化,此类知识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人的存在性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因而它是无法教也是不可学的。⑧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具体分析了实践知识(实践智慧)的五个特征,即,“变化性”是说实践知识探讨的对象和领域是可改变的,“反思性”是指实践知识是关于人们行为活动的一种理性反思,“目的性”反映的是实践知识是以实践本身为目的,“生活整体性”是说实践知识考虑的是人的整个生活,“特殊性”则是指实践知识更关注特殊事物的知识,强调经验在知识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知识“三分法”,将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单列出来,认为它不是确定必然的,但同样是人们存在行为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不属于理论哲学或理论智慧“Sophia”,而是一种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phronesis”,从而创立了“涉及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知识是一种关于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的至关重要的知识,由于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活动,是根据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因而它更被看成是一种理智的智慧,内在于人的一切行为,是行为的本质部分。由于实践涉及人类事务的全部,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本身,这种实践知识就要在具体的实践行为过程中来完成自己、实现自己,“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⑨。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知识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真正创立了实践哲学,并对实践哲学本身的任务、性质和目的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对此,伽达默尔就评论道:“正是亚里士多德才第一次建立了同古老的、起源于宇宙学的理论相独立的询问善的实践——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用一句简练的话,即‘一切追寻知识、能力和选择的努力都趋向于善’,开创了对人的实践的——即《伦理学》的研究。”⑩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实践哲学,还就实践哲学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的知识是将古代系统的全部科学和艺术集于一身,是“科学的‘最高体系’”(11),“研究至善的学科,似应属于在学科中最有权威、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12)。不过,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摇摆的,他一方面肯定了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的独特性和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理论哲学尤其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具有“第一哲学”的地位,因为这种哲学不与具体经验事物相关,而是探讨世界万物的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必然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13)。理论科学本身“便凸显于生活可能性的广大序列之中,它是一种最高贵的实践类型”(14)。这种立场和看法,正如同胡塞尔所评论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还是普遍认为:“理论哲学居于第一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15)就此,伽达默尔也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首先发展了实践哲学,并在人的活动中发现了秩序观念以及首先研究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他同时却给予理论生活的理想以优先地位”(16)。

  受到亚里士多德知识“三分法”及其形而上学定位的影响,在传统哲学中,哲学本身的理解基本上是被置于对世界的本质性认识之中的,哲学本质上变成了探讨事物最终因、最终根据的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哲学,诉求于对世界万物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知识的绝对理解和把握,其本身由于不从人的基本存在出发,因而理论与实践是相脱节的,似乎哲学理论是一个问题,而运用哲学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康德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归入了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的范围,视其为一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如同数学、物理学和神学一样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知识。康德通过对理论理性能力的批判,认识到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不再将世界的本体存在问题和人的行为实践问题当做知识论问题来对待,而是置于实践理性之中加以讨论。正是在康德这里,提出了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问题,理论哲学是为实践哲学做准备的,从而真正确立起了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地位,对实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推进。康德的三大《批判》回答了哲学的“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怎样行为”“人可以期望什么”等总体性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只是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导论,归之根本,其一切理论工作都应该被理解成是在为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作理论准备。因此,在形而上学问题上,道德形而上学便是康德研究的重点所在,此即为康德著名的实践理性优先原理。对于这一点,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做了明确的论述:“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就占有优先地位……因为一切兴趣最终都是实践的,而且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惟(唯)有在实践应用中才是完整的。”(17)

  这表明,尽管亚里士多德已将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单列出来,创立了实践哲学,表述了这种知识的独特性及其与理论哲学之不同,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知识或理论哲学还是第一位的,其第一哲学思考的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或者说,被他归入哲学“Sophia”范围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科学性的知识,它是其他应用性哲学思考的基础。在康德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形而上学的这一认识和归位,造成了形而上学自形成时期起就渴求自身成为一种绝对的科学的理论知识,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哲学,并致使其至今尚未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仍旧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18)。康德哲学就是要将形而上学从传统的作为理论知识的性质和定位中辨析出来,把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要对一切纯粹的绝对性东西的追求和思考之倾向来对待,尤其着力于论证人的道德——实践的原理同样是出自纯粹理性的,具有形而上学性质,根本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理论工作的突出性贡献就在于,既破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及由之而来的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理论知识的看法,同时,深刻论述了道德性反思的形而上学性质,建立起了一种真正的道德形而上学,重新肯定了实践知识的纯粹性和绝对性普遍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将实践理性、实践哲学置于“高于”理论理性、理论哲学的“优先性”地位,“并在实践理性占优先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统一”(19)。正因此,日本康德研究学者安倍能成指出,实践哲学在康德整个哲学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尽管在康德那里,还没有实质性地提出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见解,但毫无疑问,康德的此种思考和认识完成和实现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为后来伽达默尔真正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来认识和理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对此可以给我们提供样板。这就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传统的第二条线索。”(20)通过对希腊哲学研究,伽达默尔就是要从中去考察希腊哲学思维的方式,去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不过,伽达默尔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只是与理论哲学作了区分,被独立出来,其问题是,因强调实践知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知识而陷入了对具体性、个别性和经验性的过度注重,造成了实践知识的普遍性沦为一种经验的普遍性(21),失去了其作为理论理性的“概念普遍性”思考。如何重新将实践知识上升为一种哲学的理论普遍性的知识,尤其是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关系上根本性地实现对亚里士多德“理论哲学是第一哲学”思想的扭转,则是康德所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上来讨论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问题,真正建立了作为一种哲学的实践哲学,实质上重新赋予了道德知识或实践哲学一种理论哲学的普遍性,乃至将其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来对待。对此,伽达默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奠定伦理学基础具有更进一步的信心并信誓旦旦地让人相信这一点的人,我认为是康德,因为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着重阐明了从道德意识的自明性向道德哲学过渡的合理性……真正的合理性证明不只是为道德哲学,而且也是为所有一般的哲学所作出的。”(22)“康德形式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保护道德的理性决断的纯洁性,使之对抗一切因禀赋和兴趣立场引起的混杂不纯并保持在朴素的哲学的意识中”(23)。当然,在此基础上,康德更是颠覆性地重新思考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地位,深刻地指出,一切理论哲学都只是为实践哲学做准备的,实践哲学才具有主导性的优先性地位。

  康德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虽然接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但其主要的理论诉求和思想意图则是康德式的。当然,伽达默尔也看到了康德将道德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完全脱离实际事物的绝对形式主义先验性理论所带来的与实践哲学性质的某种偏离,这种出自理性的纯粹的实践哲学原理是难以与人们的实际经验生活关联起来的,效果性是在康德的先验的实践哲学视野之外的。如何既主张和坚持实践知识作为人类的一种哲学的普遍性知识或者说作为一种理性的判断力,以强调其整体性的普遍性的意义,又将实践哲学的特殊性强调出来——它不是一种固定的原理,其普遍性需要结合人的存在和行为的具体处境而使之得以显现和确立,以凸显实践知识的变化性、生存性和特殊具体性,这是摆在伽达默尔面前的一个难题。伽达默尔主张,实践知识与逻各斯(logos)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24),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实践知识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实践哲学,其破解之道是将解释学、实践哲学统一起来,将解释学实践哲学与存在论现象学统一起来,在继承后期现象学发展的道路方向上,充分吸收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和“事实性解释学”思想,将世界的存在性思考与人的具体的生命经验相联系,在人的此在的具体的“在”中,让事物本身的意义向我们发生和显现。应该说,伽达默尔承续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并立足于解释学、现象学基础上完成和实现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思想的统一,形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飞跃,创造性地确立起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空前性地位。

On the Possi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Gadamer’s“Practical Philosophy” as “the First Philosophy”

  作者简介:张能为,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张能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康德哲学、解释学、实践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209期

  内容提要:西方实践哲学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康德和伽达默尔思想中,孕育和实现了三次实质性的飞跃。正是通过“三次飞跃”,实践哲学真正从理论哲学中区别开来,并被逐步理解为“高于”理论哲学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综合性的推进,依据其何谓“第一哲学”的三个标准,基于解释学基础上实践哲学真正被确立起“第一哲学”的地位。实践哲学这一发展历程,既内含着实践哲学本身发展的层层推进、不断深化,也反映着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地位关系的变革性扭转和改变,更重要的是引发和推进了关于哲学自身主导性形态和理论本质的自我反思与当代发展,昭示了实践哲学作为未来哲学发展的最具生命力的哲学方向与思想空间。

  关键词: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第一哲学/三次飞跃/未来哲学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ZX079)。

 

  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希腊,产生了一门被称为“philosophia”即“哲学”的学问。“Sophia”是关于世界事物的一种普遍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甚至是具有一定神秘性的绝对知识,哲学就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以诉求于对这种知识或“Sophia”的理解和把握的一门学问。正如胡塞尔所言:“希腊人称之为哲学。在其原本的含义上正确翻译的话,哲学指的就不是别的,而正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关于整个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①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种“不同的另类的知识”②——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phonesis,后人称之为“实践哲学”)开始受到重视,并作为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Episteme)不同的知识被独立和单列出来,“实践哲学具有一种特殊的独立性”③。可以说,正是被伽达默尔称为区分开科学、技术与实践智慧第一人④的亚里士多德,“把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实践哲学置于同理论的理想和理论哲学的相互设定关系之中,由此而发展了实践哲学。因此,他把人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⑤。也因此,亚里士多德被称为西方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然而,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在后续哲学发展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直受制于以探求世界万物之绝对普遍性知识为最高目的的理论哲学之下。康德则是实践哲学发展史上另一位关键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后,理论哲学得以强势发展并构成哲学主导性形态,康德通过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批判分析,重新将人的存在和行为思考置于实践理性上来,并建立起一种实践形而上学或道德形而上学,实践哲学传统重新在康德这里得到了接续和发展。而受到康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恢复实践哲学基础上,伽达默尔通过解释学的哲学性发展将作为一门理论的哲学与作为一门实践的哲学合而为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⑥,更为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在解释学基础上真正确立起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关于人类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度思考,论述了哲学要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实践哲学会成为主导性理论形态和最具生命力的哲学的重要思想。

  一、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前“两次飞跃”

  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知识基本上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大体上将人类知识区分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与创制知识三种:(1)理论知识(Episteme),是指脱离具体经验的,以数学知识为典型,指示的是某种不变东西的确定的必然的永恒的知识,诉诸人的理性分析,“能否证明”是理论知识成立与否的根据。除了数学、物理学、神学之外,亚里士多德也将“第一哲学”(也称“第一科学”或“形而上学”)归为此类知识,这类知识可教亦可学;(2)创制知识或技艺知识(Techne),是一种针对具体经验对象的技能性知识,“所有技艺知识只是某种个别的东西并且服务于个别的目的”⑦,这类知识是特殊的、具体的、局限的,也是可教亦可学;(3)而“实践知识”(Phronesis)与前两类知识具有本质不同,它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之反思性的知识,是在人的存在行为具体活动中确立起来并加以运用和体现的知识,这类知识不是固定永恒的,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实践处境有不同的和复杂多样的变化,此类知识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人的存在性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践智慧”,因而它是无法教也是不可学的。⑧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具体分析了实践知识(实践智慧)的五个特征,即,“变化性”是说实践知识探讨的对象和领域是可改变的,“反思性”是指实践知识是关于人们行为活动的一种理性反思,“目的性”反映的是实践知识是以实践本身为目的,“生活整体性”是说实践知识考虑的是人的整个生活,“特殊性”则是指实践知识更关注特殊事物的知识,强调经验在知识中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知识“三分法”,将实践知识或实践科学单列出来,认为它不是确定必然的,但同样是人们存在行为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不属于理论哲学或理论智慧“Sophia”,而是一种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phronesis”,从而创立了“涉及人类生活中善这个包罗万象的主题”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知识是一种关于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的至关重要的知识,由于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活动,是根据目的选择合适的手段,因而它更被看成是一种理智的智慧,内在于人的一切行为,是行为的本质部分。由于实践涉及人类事务的全部,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本身,这种实践知识就要在具体的实践行为过程中来完成自己、实现自己,“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⑨。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知识从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中独立出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实现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真正创立了实践哲学,并对实践哲学本身的任务、性质和目的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对此,伽达默尔就评论道:“正是亚里士多德才第一次建立了同古老的、起源于宇宙学的理论相独立的询问善的实践——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用一句简练的话,即‘一切追寻知识、能力和选择的努力都趋向于善’,开创了对人的实践的——即《伦理学》的研究。”⑩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实践哲学,还就实践哲学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践的知识是将古代系统的全部科学和艺术集于一身,是“科学的‘最高体系’”(11),“研究至善的学科,似应属于在学科中最有权威、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12)。不过,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摇摆的,他一方面肯定了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的独特性和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强调理论哲学尤其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具有“第一哲学”的地位,因为这种哲学不与具体经验事物相关,而是探讨世界万物的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必然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哲学研究的问题“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13)。理论科学本身“便凸显于生活可能性的广大序列之中,它是一种最高贵的实践类型”(14)。这种立场和看法,正如同胡塞尔所评论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还是普遍认为:“理论哲学居于第一位。对世界的明智观察应摆脱各种神话的和整个传统的束缚,应绝对毫无先入之见地去认识普遍的世界和人,并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15)就此,伽达默尔也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首先发展了实践哲学,并在人的活动中发现了秩序观念以及首先研究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他同时却给予理论生活的理想以优先地位”(16)。

  受到亚里士多德知识“三分法”及其形而上学定位的影响,在传统哲学中,哲学本身的理解基本上是被置于对世界的本质性认识之中的,哲学本质上变成了探讨事物最终因、最终根据的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哲学,诉求于对世界万物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知识的绝对理解和把握,其本身由于不从人的基本存在出发,因而理论与实践是相脱节的,似乎哲学理论是一个问题,而运用哲学理论去分析具体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康德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归入了理论知识或理论科学的范围,视其为一种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如同数学、物理学和神学一样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知识。康德通过对理论理性能力的批判,认识到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不再将世界的本体存在问题和人的行为实践问题当做知识论问题来对待,而是置于实践理性之中加以讨论。正是在康德这里,提出了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问题,理论哲学是为实践哲学做准备的,从而真正确立起了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地位,对实践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推进。康德的三大《批判》回答了哲学的“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怎样行为”“人可以期望什么”等总体性问题。按照康德的看法,《纯粹理性批判》只是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导论,归之根本,其一切理论工作都应该被理解成是在为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作理论准备。因此,在形而上学问题上,道德形而上学便是康德研究的重点所在,此即为康德著名的实践理性优先原理。对于这一点,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做了明确的论述:“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就占有优先地位……因为一切兴趣最终都是实践的,而且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惟(唯)有在实践应用中才是完整的。”(17)

  这表明,尽管亚里士多德已将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单列出来,创立了实践哲学,表述了这种知识的独特性及其与理论哲学之不同,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知识或理论哲学还是第一位的,其第一哲学思考的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或者说,被他归入哲学“Sophia”范围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科学性的知识,它是其他应用性哲学思考的基础。在康德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形而上学的这一认识和归位,造成了形而上学自形成时期起就渴求自身成为一种绝对的科学的理论知识,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哲学,并致使其至今尚未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仍旧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18)。康德哲学就是要将形而上学从传统的作为理论知识的性质和定位中辨析出来,把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要对一切纯粹的绝对性东西的追求和思考之倾向来对待,尤其着力于论证人的道德——实践的原理同样是出自纯粹理性的,具有形而上学性质,根本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

  康德理论工作的突出性贡献就在于,既破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及由之而来的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理论知识的看法,同时,深刻论述了道德性反思的形而上学性质,建立起了一种真正的道德形而上学,重新肯定了实践知识的纯粹性和绝对性普遍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将实践理性、实践哲学置于“高于”理论理性、理论哲学的“优先性”地位,“并在实践理性占优先地位的基础上建立起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统一”(19)。正因此,日本康德研究学者安倍能成指出,实践哲学在康德整个哲学中占有中心的地位。尽管在康德那里,还没有实质性地提出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见解,但毫无疑问,康德的此种思考和认识完成和实现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为后来伽达默尔真正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来认识和理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实践哲学’对此可以给我们提供样板。这就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传统的第二条线索。”(20)通过对希腊哲学研究,伽达默尔就是要从中去考察希腊哲学思维的方式,去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不过,伽达默尔也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只是与理论哲学作了区分,被独立出来,其问题是,因强调实践知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知识而陷入了对具体性、个别性和经验性的过度注重,造成了实践知识的普遍性沦为一种经验的普遍性(21),失去了其作为理论理性的“概念普遍性”思考。如何重新将实践知识上升为一种哲学的理论普遍性的知识,尤其是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关系上根本性地实现对亚里士多德“理论哲学是第一哲学”思想的扭转,则是康德所做出的巨大理论贡献。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上来讨论研究道德的形而上学问题,真正建立了作为一种哲学的实践哲学,实质上重新赋予了道德知识或实践哲学一种理论哲学的普遍性,乃至将其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来对待。对此,伽达默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奠定伦理学基础具有更进一步的信心并信誓旦旦地让人相信这一点的人,我认为是康德,因为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着重阐明了从道德意识的自明性向道德哲学过渡的合理性……真正的合理性证明不只是为道德哲学,而且也是为所有一般的哲学所作出的。”(22)“康德形式主义的意义就在于,保护道德的理性决断的纯洁性,使之对抗一切因禀赋和兴趣立场引起的混杂不纯并保持在朴素的哲学的意识中”(23)。当然,在此基础上,康德更是颠覆性地重新思考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地位,深刻地指出,一切理论哲学都只是为实践哲学做准备的,实践哲学才具有主导性的优先性地位。

  康德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虽然接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但其主要的理论诉求和思想意图则是康德式的。当然,伽达默尔也看到了康德将道德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完全脱离实际事物的绝对形式主义先验性理论所带来的与实践哲学性质的某种偏离,这种出自理性的纯粹的实践哲学原理是难以与人们的实际经验生活关联起来的,效果性是在康德的先验的实践哲学视野之外的。如何既主张和坚持实践知识作为人类的一种哲学的普遍性知识或者说作为一种理性的判断力,以强调其整体性的普遍性的意义,又将实践哲学的特殊性强调出来——它不是一种固定的原理,其普遍性需要结合人的存在和行为的具体处境而使之得以显现和确立,以凸显实践知识的变化性、生存性和特殊具体性,这是摆在伽达默尔面前的一个难题。伽达默尔主张,实践知识与逻各斯(logos)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24),正是这种统一性使实践知识成为一种具有整体性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实践哲学,其破解之道是将解释学、实践哲学统一起来,将解释学实践哲学与存在论现象学统一起来,在继承后期现象学发展的道路方向上,充分吸收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和“事实性解释学”思想,将世界的存在性思考与人的具体的生命经验相联系,在人的此在的具体的“在”中,让事物本身的意义向我们发生和显现。应该说,伽达默尔承续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思想,并立足于解释学、现象学基础上完成和实现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思想的统一,形成了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飞跃,创造性地确立起了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空前性地位。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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