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关于自由与必然的相容论是融贯的吗?

Is Kant’s Compatibilism Concerning Freedom and Necessity Coherent?

 

  作者简介:朱会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南京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康德的自由观认为,本体界行为的自由与现象界行为的必然性不矛盾,前一种行为可以构成后者的根据,这种诉诸本体的相容论为其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学者们就他律行为的可能性、性格和准则改变的可能性、个体内自由选择之间的相容性、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相容性、行为归因和道德评价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笔者就康德相容论的这些国际学界所争论的焦点和深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以说明渐趋成熟的康德思想很好地维持了自身的融贯性,可以有力应对以上的种种批评。

  According to Kant’s theory of freedom,the freedom of actions in noumenal world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the necessity of actions in phenomenal world,and the former actions can work as the ground of the latter.Such noumenalist compatibilism both provides significant prerequisites for his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raises many disputes,meeting with severe criticisms from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nomous actions,the possibility of transition in characters and maxims,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freedom of one person in different behaviors,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freedom of different people,and ascription and moral evaluation.I discuss the focuses and the deep questions in the disputes on Kant’s compatibilism in international academy,to establish that Kant’s matured thought realizes its coherency by forceful responses to these criticisms.

  关键词:康德/自由/必然/本体/责任/融贯性/Kant/freedom/necessity/nounemon/responsibility/coherency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体理念实在性问题如何解决——康德实践哲学基础新释”(17FZX03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Volker Gerhadt、Paul Guyer、张传有、邓晓芒、杨云飞等学者的专业性建议,特此致谢。

 

  自由是康德哲学的精神。在康德实践哲学中,自由不仅具有至高的价值,也是道德性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在本体界的自由与经验界的必然不矛盾的前提下,自由意志才是可能的。因此,澄清康德相容论的深层问题,以阐明自由的可能性,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难题,国内学界较少讨论。

  康德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持相容论的立场,认为本体界的意志的绝对自由与经验界中事件的因果必然性是不相矛盾、彼此相容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相容论中,他只是要来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可能的,尚未展开对自由之现实性的证明。因此,他并不是要证明人确实有意志自由,也不是要具体指出自由的诸可能性条件。所以,他只需要指出有某种可能的情况,其中本体界的意志自由和现象界的因果必然性是可相容的,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当然,康德之后要证明,意志在根本层面上是绝对自由的,而非只有被先行原因所决定的相对的自由,这种绝对自由才能真正确立道德与规范性。

  笔者在另一拙文已论述,对康德相容论的合理理解,是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①笔者以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两种主观的视角之间的关系,反之,如果人有自由,那么人的本体层面及其本体界的无时间行为构成了(必然的)经验性的行为的根据。

  本文针对国际学界关于康德相容论的讨论中的争论焦点和深层问题进行讨论,在康德的立场上进行一些理论的重构,来说明该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是融贯的。康德认为,本体自我的品格和行为构成了经验性的品格和行为的原因,而经验之物又处在严格的经验因果律的规定之下,这样的思路引起了很多争议和尖锐批评。笔者认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进路可以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说明自由与必然的相容性。康德后期承认感性也能属于本体界,他律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理性不发挥其能动性、任由感性规定意志。本体界的原则可以是有条件、多层面的原则,因而可以引起性格和准则的变化。本体界的行为可能是唯一的,因而个体内不同行为的自由可以相容。每个人通过各自在本体界的唯一行为共同引起了整个现象界的人类行为序列,因而不同人的意志自由可以相容。人无法获得关于本体的真正知识,但仍能通过良知和经验知识推断行为的道德性。康德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深度思考在当下有其独特意义。

  一、他律行为的可能性问题

  如何解释他律行为的可能性,这是康德相容论的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康德曾认定,人的本体自我(自我的本体层面)只有理性而无感性,而道德法则是规定本体自我的意志之根据。据此,没有感性妨碍的理性本体似乎必然以自身设定的道德法则规定意志,他律的行为似乎就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康德在后期修改了看法,转而认为感性也可以属于本体自我并影响其意志,只是主动的理性具有主导性地位,而他律就是由于本体的理性不发挥其自发性,而任由感性规定意志。由于人在他律行为中不发挥其自由(即自律)的能力,而任由自己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人仍然应为他律行为和不自由的活动状态负责。

  盖耶对此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究。他解释说,康德长期认为,道德法则构成了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或规定本体自我的原因,直到他写作《宗教》(发表于1794年)时放弃了这种观点,才使得他得以解释他律的行为的可能性。

  首先,盖耶批评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如下观点:道德法则构成了一个可能的超感性世界的起规定性作用的法则,就像自然的因果律等形而上学法则构成了感性自然起规定性作用的法则一样。康德说:“道德法则实际上就是通过自由而来的原因性的法则,所以是一个超感性的自然的可能性的法则,就像感官世界中的种种事件的形而上学法则是感性自然的原因性的法则一样。”②盖耶质疑说:“在写《实践理性批判》时,康德还没有意识到使道德法则成为任何层次中的意志的原因性法则的危险,也就是说,它使得不道德的事件不可能得到解释。”③盖耶声称:“……如果道德法则真的是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如果一个原因性法则是真正普遍和必然的,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根据这样一条规则’,‘事件任何时候、必然地继起’,那么,一个人怎么能违反道德法则而行动呢?不道德的行为怎么还会是可能的?”④

  其次,盖耶宣称,在《宗教》中,康德不再认为,道德法则构成了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或规定本体自我的原因。“既然他完全不从任何东西中导出道德的命令,它并不派生于任何本体自我的纯粹理性或者这样的意志的观念,而这种意志会使道德法则成为本体的意志的原因性(causal)法则,因此,意志可以自由地选择恶,正如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善。而且,既然‘应当意味着能够’,与那个原则相关,本体自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恶,正如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善。”⑤

  盖耶的质疑和解释有其道理。确实,康德在很长时间里认为,能动的理性,而非感性,才会属于本体界(智性世界):“就单纯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他必须把自己归入感性世界;但就在他里面可能是纯粹能动性的东西……而言,他就必须把自己归入智性世界……”⑥确实,如果感性根本不属于本体界,那么,意志没有任何道德方面的障碍,理性又必然设立普遍的道德法则,在本体界根本不存在理性与感性的竞争关系,因此,本体界的理性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道德法则规定意志,他律的行为因而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康德无法接受的荒谬结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解释他律行为的可能性,康德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究。关于感性是否构成了行为在本体界的根源,康德确实在晚期承认,感性可以属于本体界,但他其实仍然坚持,能动的理性具有主导性的地位,理性的表象和理知的行为构成了行为的最终根源。他律的行为是基于本体的理性不发挥其能动性,而任由感性规定意志。

  首先,康德在《宗教》中断定,道德的善恶的最终根据在于本体界的理性表象,以及运用这种表象的理知的行为,而非经验性的、包含感性的表象。他说,“恶的根源作为理知的行为先行于一切经验”,而这种行为无法通过感性认识、只能通过理智去设想,这种设想在理论上无法形成知识,但在实践上有效。⑦“因此,为自由行动本身……寻求时间上的起源,这是一种自相矛盾。所以,就人的道德属性被看做是偶然的而言,对它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种道德属性意味着运用自由的根据,它(就像一般自由任性的规定根据一样)必须仅仅在理性表象中去寻找。”⑧

  其次,康德表明,感性的动机属于本体自我,并构成自我作决定的根据之一。康德认为,人的恶的本性是基于人在本体界把感性的动机作为比道德法则更高的动机置于准则之中,而这种本体界的行为所导致的恶的本性与所有的人类活动相伴随,并影响所有这些活动。第一,人的任意(Willkuer)是自由的,这一点体现在,如果任意不是自己将感性或理性的动机并入自己的基本原则(意念),那么,“它能够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⑨第二,作为有感性的理性存在者,人的意志会把道德法则和感性的动机都纳入到自身的准则中,而行为的善和恶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是以感性欲求还是道德法则为唯一动机,而在于我们是把道德法则和自爱的动机中的哪一个放在优先的地位。⑩第三,作为恶的人性的“趋恶的倾向”就在于“我们的任性把从属的动机作为最高的动机并入它的准则”。(11)恶的本性或先天倾向基于人的本体自我的理知的行为,“恶的根源作为理知的行为先行于一切经验”;“所谓天生具有这种或者那种意念,作为与生俱有的属性,在这里也并不就意味着,意念根本不是由怀有它的人获得的,即是说,人不是意念的造成者;而是意味着,它只不过不是在时间中获得的……”(12)本体界的意念把感性的动机在准则中置于优先地位,从而无时间地造成了恶的本性,那种意念与每个人的所有行为相伴随。可见,《宗教》认为,本体界也可以有感性的动机。

  再次,关于康德不同时期观点的差异,笔者认为,康德在晚期确实承认,感性的动机也属于本体界,这体现了后期康德对其理论的修正。但他仍坚持理性的主导性——在本体界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然是理性,因为感性的动机是受到外在的刺激而产生的,感性体现了人的被动性,而理性则能够主动地形成普遍的概念和原则。由于感性的这种被动性,尽管感性也属于本体界,但行为的最终根源仍然在于理性。

  因此,面对关于他律行为可能性的质疑,康德可以如此解释:在本体界的自我既有理性也有感性,两种都会对意志产生影响,如果理性不发挥其主动性的力量并规定意志,意志就会被感性所规定,从而引起他律的行为。但康德并不想要提供某种对本体界的认识,而只是要指出,在某种可能的世界状态中,本体界的自由和现象界的必然性可以相容。

  其实,康德后期承认感性属于本体界,这并不改变和影响他关于规范性的基本主张。根据其后期观点,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区别,理性不再具有存在论上的优越性。但理性依然起主导性作用,有它本身的优越性,因其有自主形成概念、原则、并规定意志的能力,这与作为感受能力的感性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其后期观点,每个人仍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仍应当发挥其理性的能动性,而不应单纯被自身的感性所规定。而且,这样的一种能动的理性的能动性同样能够建立起人的异于它物的尊严和道德能力。

Is Kant’s Compatibilism Concerning Freedom and Necessity Coherent?

 

  作者简介:朱会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南京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康德的自由观认为,本体界行为的自由与现象界行为的必然性不矛盾,前一种行为可以构成后者的根据,这种诉诸本体的相容论为其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前提,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学者们就他律行为的可能性、性格和准则改变的可能性、个体内自由选择之间的相容性、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相容性、行为归因和道德评价等方面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笔者就康德相容论的这些国际学界所争论的焦点和深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以说明渐趋成熟的康德思想很好地维持了自身的融贯性,可以有力应对以上的种种批评。

  According to Kant’s theory of freedom,the freedom of actions in noumenal world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the necessity of actions in phenomenal world,and the former actions can work as the ground of the latter.Such noumenalist compatibilism both provides significant prerequisites for his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raises many disputes,meeting with severe criticisms from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heteronomous actions,the possibility of transition in characters and maxims,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freedom of one person in different behaviors,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freedom of different people,and ascription and moral evaluation.I discuss the focuses and the deep questions in the disputes on Kant’s compatibilism in international academy,to establish that Kant’s matured thought realizes its coherency by forceful responses to these criticisms.

  关键词:康德/自由/必然/本体/责任/融贯性/Kant/freedom/necessity/nounemon/responsibility/coherency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本体理念实在性问题如何解决——康德实践哲学基础新释”(17FZX03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Volker Gerhadt、Paul Guyer、张传有、邓晓芒、杨云飞等学者的专业性建议,特此致谢。

 

  自由是康德哲学的精神。在康德实践哲学中,自由不仅具有至高的价值,也是道德性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只有在本体界的自由与经验界的必然不矛盾的前提下,自由意志才是可能的。因此,澄清康德相容论的深层问题,以阐明自由的可能性,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难题,国内学界较少讨论。

  康德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持相容论的立场,认为本体界的意志的绝对自由与经验界中事件的因果必然性是不相矛盾、彼此相容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相容论中,他只是要来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可能的,尚未展开对自由之现实性的证明。因此,他并不是要证明人确实有意志自由,也不是要具体指出自由的诸可能性条件。所以,他只需要指出有某种可能的情况,其中本体界的意志自由和现象界的因果必然性是可相容的,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当然,康德之后要证明,意志在根本层面上是绝对自由的,而非只有被先行原因所决定的相对的自由,这种绝对自由才能真正确立道德与规范性。

  笔者在另一拙文已论述,对康德相容论的合理理解,是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①笔者以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两种主观的视角之间的关系,反之,如果人有自由,那么人的本体层面及其本体界的无时间行为构成了(必然的)经验性的行为的根据。

  本文针对国际学界关于康德相容论的讨论中的争论焦点和深层问题进行讨论,在康德的立场上进行一些理论的重构,来说明该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是融贯的。康德认为,本体自我的品格和行为构成了经验性的品格和行为的原因,而经验之物又处在严格的经验因果律的规定之下,这样的思路引起了很多争议和尖锐批评。笔者认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进路可以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说明自由与必然的相容性。康德后期承认感性也能属于本体界,他律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理性不发挥其能动性、任由感性规定意志。本体界的原则可以是有条件、多层面的原则,因而可以引起性格和准则的变化。本体界的行为可能是唯一的,因而个体内不同行为的自由可以相容。每个人通过各自在本体界的唯一行为共同引起了整个现象界的人类行为序列,因而不同人的意志自由可以相容。人无法获得关于本体的真正知识,但仍能通过良知和经验知识推断行为的道德性。康德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深度思考在当下有其独特意义。

  一、他律行为的可能性问题

  如何解释他律行为的可能性,这是康德相容论的一个要解决的难题。康德曾认定,人的本体自我(自我的本体层面)只有理性而无感性,而道德法则是规定本体自我的意志之根据。据此,没有感性妨碍的理性本体似乎必然以自身设定的道德法则规定意志,他律的行为似乎就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康德在后期修改了看法,转而认为感性也可以属于本体自我并影响其意志,只是主动的理性具有主导性地位,而他律就是由于本体的理性不发挥其自发性,而任由感性规定意志。由于人在他律行为中不发挥其自由(即自律)的能力,而任由自己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人仍然应为他律行为和不自由的活动状态负责。

  盖耶对此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究。他解释说,康德长期认为,道德法则构成了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或规定本体自我的原因,直到他写作《宗教》(发表于1794年)时放弃了这种观点,才使得他得以解释他律的行为的可能性。

  首先,盖耶批评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如下观点:道德法则构成了一个可能的超感性世界的起规定性作用的法则,就像自然的因果律等形而上学法则构成了感性自然起规定性作用的法则一样。康德说:“道德法则实际上就是通过自由而来的原因性的法则,所以是一个超感性的自然的可能性的法则,就像感官世界中的种种事件的形而上学法则是感性自然的原因性的法则一样。”②盖耶质疑说:“在写《实践理性批判》时,康德还没有意识到使道德法则成为任何层次中的意志的原因性法则的危险,也就是说,它使得不道德的事件不可能得到解释。”③盖耶声称:“……如果道德法则真的是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如果一个原因性法则是真正普遍和必然的,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根据这样一条规则’,‘事件任何时候、必然地继起’,那么,一个人怎么能违反道德法则而行动呢?不道德的行为怎么还会是可能的?”④

  其次,盖耶宣称,在《宗教》中,康德不再认为,道德法则构成了本体自我的原因性法则或规定本体自我的原因。“既然他完全不从任何东西中导出道德的命令,它并不派生于任何本体自我的纯粹理性或者这样的意志的观念,而这种意志会使道德法则成为本体的意志的原因性(causal)法则,因此,意志可以自由地选择恶,正如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善。而且,既然‘应当意味着能够’,与那个原则相关,本体自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恶,正如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善。”⑤

  盖耶的质疑和解释有其道理。确实,康德在很长时间里认为,能动的理性,而非感性,才会属于本体界(智性世界):“就单纯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他必须把自己归入感性世界;但就在他里面可能是纯粹能动性的东西……而言,他就必须把自己归入智性世界……”⑥确实,如果感性根本不属于本体界,那么,意志没有任何道德方面的障碍,理性又必然设立普遍的道德法则,在本体界根本不存在理性与感性的竞争关系,因此,本体界的理性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道德法则规定意志,他律的行为因而就是不可能的。这是康德无法接受的荒谬结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解释他律行为的可能性,康德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究。关于感性是否构成了行为在本体界的根源,康德确实在晚期承认,感性可以属于本体界,但他其实仍然坚持,能动的理性具有主导性的地位,理性的表象和理知的行为构成了行为的最终根源。他律的行为是基于本体的理性不发挥其能动性,而任由感性规定意志。

  首先,康德在《宗教》中断定,道德的善恶的最终根据在于本体界的理性表象,以及运用这种表象的理知的行为,而非经验性的、包含感性的表象。他说,“恶的根源作为理知的行为先行于一切经验”,而这种行为无法通过感性认识、只能通过理智去设想,这种设想在理论上无法形成知识,但在实践上有效。⑦“因此,为自由行动本身……寻求时间上的起源,这是一种自相矛盾。所以,就人的道德属性被看做是偶然的而言,对它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这种道德属性意味着运用自由的根据,它(就像一般自由任性的规定根据一样)必须仅仅在理性表象中去寻找。”⑧

  其次,康德表明,感性的动机属于本体自我,并构成自我作决定的根据之一。康德认为,人的恶的本性是基于人在本体界把感性的动机作为比道德法则更高的动机置于准则之中,而这种本体界的行为所导致的恶的本性与所有的人类活动相伴随,并影响所有这些活动。第一,人的任意(Willkuer)是自由的,这一点体现在,如果任意不是自己将感性或理性的动机并入自己的基本原则(意念),那么,“它能够不为任何导致一种行动的动机所规定”。⑨第二,作为有感性的理性存在者,人的意志会把道德法则和感性的动机都纳入到自身的准则中,而行为的善和恶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是以感性欲求还是道德法则为唯一动机,而在于我们是把道德法则和自爱的动机中的哪一个放在优先的地位。⑩第三,作为恶的人性的“趋恶的倾向”就在于“我们的任性把从属的动机作为最高的动机并入它的准则”。(11)恶的本性或先天倾向基于人的本体自我的理知的行为,“恶的根源作为理知的行为先行于一切经验”;“所谓天生具有这种或者那种意念,作为与生俱有的属性,在这里也并不就意味着,意念根本不是由怀有它的人获得的,即是说,人不是意念的造成者;而是意味着,它只不过不是在时间中获得的……”(12)本体界的意念把感性的动机在准则中置于优先地位,从而无时间地造成了恶的本性,那种意念与每个人的所有行为相伴随。可见,《宗教》认为,本体界也可以有感性的动机。

  再次,关于康德不同时期观点的差异,笔者认为,康德在晚期确实承认,感性的动机也属于本体界,这体现了后期康德对其理论的修正。但他仍坚持理性的主导性——在本体界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然是理性,因为感性的动机是受到外在的刺激而产生的,感性体现了人的被动性,而理性则能够主动地形成普遍的概念和原则。由于感性的这种被动性,尽管感性也属于本体界,但行为的最终根源仍然在于理性。

  因此,面对关于他律行为可能性的质疑,康德可以如此解释:在本体界的自我既有理性也有感性,两种都会对意志产生影响,如果理性不发挥其主动性的力量并规定意志,意志就会被感性所规定,从而引起他律的行为。但康德并不想要提供某种对本体界的认识,而只是要指出,在某种可能的世界状态中,本体界的自由和现象界的必然性可以相容。

  其实,康德后期承认感性属于本体界,这并不改变和影响他关于规范性的基本主张。根据其后期观点,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区别,理性不再具有存在论上的优越性。但理性依然起主导性作用,有它本身的优越性,因其有自主形成概念、原则、并规定意志的能力,这与作为感受能力的感性是不同的。因此,根据其后期观点,每个人仍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仍应当发挥其理性的能动性,而不应单纯被自身的感性所规定。而且,这样的一种能动的理性的能动性同样能够建立起人的异于它物的尊严和道德能力。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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