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启蒙与理性

Politics,Enlightenment and Reason:Kant’s Principle of Publicity

  作者简介: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2011期

  内容提要:康德在不同文本中多次论述了公共性原则,这些看似零散的论述分别表达了同一原则的不同维度,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离开了任何一个维度,康德的公共性原则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公共性不仅是政治的原则和启蒙的原则,在根本上还是理性自身的原则。理性在它的自主运用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共性作为这一运用的主观反思性和它的普遍有效性之间的中介,公共理性与理性的公共性是同一的。康德构建了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公共性原则的最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后来者虽然不断尝试引入新的方法和条件去修正、补充和深化这一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范围。

  The scattered statements about publicity in Kant’s works actually sketch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ublicity including at least three dimensions.Without any of them,Kant’s principle of publicity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Publicity is not merely a principle of politics or of enlightenment,but primarily a principle of reason itself.Reason always needs publicity in its use to obtain the universal validity.Although the later philosophers tried to supplement,revise or deepen this principle with the help of new tools and methods,most of them have not yet exceeded Kant’s framework.

  关键词:政治/权利/启蒙/公共理性/Kant/politics/right/enlightenment/public reason

 

  公共性及与之相关的公共理性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热门主题,虽然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变种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它们基本上都共享了一个基础命题:公共理性提供了政治正义的证成基础。这样的一个原则,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最早在康德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成熟形态”。哈贝马斯将康德的公共性原则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原则和启蒙的方法。①这可以说准确把握了康德在《论永久和平》和《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里对公共性原则的应用,却忽视了康德在其他文本,比如《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和《实用人类学》中所阐述的公共性原则在康德哲学中更为根本的意义:公共性首先是理性自身的原则。理性在其自主的运用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共性作为这一运用的主观反思性和它的普遍有效性之间的中介,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宣称的,理性的判词“任何时候都无非是自由公民的共识”(IIIB 766)②。

  哈贝马斯的这一忽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公共理性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缺乏对自身的基础论证。③理性为什么必须是公共的?这一问题涉及人类理性自身的本质和实存,超出了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在当代的公共理性理论中并没到得到完整解答。而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之中早已提交了对此问题的一份完整的解决方案。正因为理性自身的结构包含有对公共性的要求以及公共性之中包含有理性的实存,公共性才能不仅仅是政治与道德之间分歧的调节原则,还同时是启蒙的方法和目标。也正因为将公共性纳入启蒙的事业之中,公共理性才能不仅仅停留在理念或思想实验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获得了现实的和历史的维度。公共的理性与理性的公共性是同一的。理性与公共性的这一关系体现在理性的一切自主的运用之中,不仅包括它的理论的运用,也包括它的实践的运用。康德在他的文本之中构建了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公共性原则的最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后来的政治哲学家虽然不断尝试引入新的方法有效地修正、补充和深化了这一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不管是罗尔斯、哈贝马斯还是阿伦特,都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框架。

  一、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

  康德事实上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性”( ffentlichkeit)这一概念,虽然他经常使用这一概念的形容词形式“公共的、公开的”( ffentlich),偶尔也使用另一个名词形式的“公共性”(Publizit t)。但是正如凯恩伯格细致的研究所表明的,康德在其文本中对“ffentlich”的使用业已包含了与“ffentlichkeit”这一概念的现代用法几乎所有义项相对应的意义④,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直接使用“公共性”( ffentlichkeit)这一术语以概括康德的相关思想。在《论永久和平》的附录中,康德第一次在他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明确使用了“公共性”(Publizit t)这一概念,以指称用于弥合政治和道德之间分歧的调节原则。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即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以义务的理念自身作为意愿的规定根据的伦理规则,而是虽然同样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但仅仅涉及人的外在行为的权利法则。康德在这里已经明确区分了“第一意义上的道德(作为伦理)”和“第二意义上的道德(作为权利学说)”。(VIII 386)这也对应于后来《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德行学说和权利学说。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试图论证的是建立在权利概念基础之上的全球法律秩序,即永久和平的构成性原则和其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条件。政治作为与“理论的权利学说”即法哲学相对的“施行的权利学说”(VIII 370),其任务在于,在经验层面上实现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的、形式的权利原则,因此只涉及人的外在行为自由的实现,而与人的内在道德义务无关。正如康德在《论所谓出于好意的说谎的权利》一文中所指出的:“权利并不需要适应政治,而政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与权利相适应。”(VIII 429)政治与道德的分歧所指的是,政治作为一种原本应该以理性的权利原则的实现为目的的实践,在事实上对这些原则的背离。而公共性原则在这里的应用正是为了调和这一背离,以使得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利原则的实现为导向的轨道上来。对与政治相关联的道德概念的这一界定,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政治概念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位置以及人的启蒙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极其重要,而这一点却经常被阐释者们所忽视。⑤

  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的权利原则在经验层面的实现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行为的准则或法律规则是否符合理性的先天立法的原则?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康德虽然已经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并不适合于实践》和《论永久和平》中阐述了他的法哲学的基本原则,并在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权利学说的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称《权利学说》)中将其系统化,但他的法哲学中所包含的原则仅仅是形式的,被抽象掉了与其应用相关的经验条件。这就意味着,只有将这些形式原则与经验条件重新结合起来,才能从中产生出可以直接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而这正是政治的首要任务。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如何能够促使被认识到的符合权利原则的行为规则被转化为现实生效的法律规则?这涉及政治改良的现实推动力。在外在的行为自由的层面上,政治与道德的分歧正源自这两个方面条件的缺失,而公共性原则在这里的应用正是为了弥合这一分歧。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康德的公共性原则在视野上就已经超出了当代大多数公共理性理论,因为后者所主要关注的仅仅是规范证成的问题,这也使得它们普遍缺乏现实的和历史的维度。

  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将公共性称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依据他对“先验”概念的一般用法,这无非意指使政治的实践与理性的权利原则的一致性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在此意义上的公共性扮演了行为准则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所有与他人的权利相关的行为,其准则与公共性不一致的,就是不正当的。”(VIII 381)但在这一表述中,公共性的内涵仍然未被揭示出来,因此接下来康德进一步阐述,“每一个权利主张都要包含有公共性的形式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正义(正义只能被设想为可被公开宣告的),因而也就不会有权利,权利只能由正义所授予”(VIII 381)。但如果公共性原则仅仅表达了“正义只能被设想为可被公开宣告”的话,那似乎意味着,作为正义的判断标准的公共性也无非是可公开性。康德对这一公式的进一步解释似乎佐证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一条不正当的准则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公开暴露就会导致我的意图被挫败,即我只要将之公之于众,“就会不可避免地激起所有人对我的意图的反对”(VIII 381)。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准备材料(Vorarbeiten)中,康德对公共权利的论述则更为明确表明了公共性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意义:“人们所不敢将其作为他的准则公开宣布和将其宣布就会导致准则的自我毁灭的,都与公共权利相违背。”(XXIII 346)这似乎意味着在此意义上的公共性仅仅意指可公开性,它的反义词并非私人性,而是秘密性。

  作为这一公式应用的例子,康德随即将之用以检验它在《论通常的说法》中早已明确论证过的禁止积极抵抗权的正当性。与霍布斯不同,康德承认最高统治者是有可能做非正义的事情,即施行暴政的,但他仍然坚持臣民并没有通过起义对暴政进行积极抵抗的权利。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认为,所谓的积极抵抗权没法经受得住公共性原则的检验。如果有人意图发动一场针对现行统治者的革命或反叛的话,那他们必须要在公众面前隐藏他们的意图,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反叛的不正当可以由此一目了然,即它的准则将会因为人们对它的公开拥护而导致他们自己的意图成为不可能。因此人们有必要将其隐藏。”(VIII 382)与此相反,最高权力对于任何积极抵抗行为的绝对禁止以及为其所规定的刑罚,是可以且必须以公共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的,这一准则的公开并不会对统治者意图的实现构成任何损害,因为最高统治者的特征恰恰体现在对不可反抗的权力的垄断之上。但如果康德的公共性的检验仅仅止步于此的话,这一论证将是不充分的。毫无疑问,公开性是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意味着业已制定的法律必须向受其所约束的所有人公开宣布,更重要的是,立法及政治决策的整个过程也必须向公众公开。正如施密特所言,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首先是对秘密政治的反对⑥,或者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讲,是对“厌恶光明的政治的诡计”(VIII 386)的反对。能够通向权利原则的实现的政治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开透明,但即使康德自己承认,这样的一条原则仅仅是消极的,“即它只是借以识别什么是对他人不正当的”(VIII 381),仅仅是形式上的可公开宣告的要求也不足以构成识别不正当的准则的标准。阿伦特正是在此意义上批评康德对积极抵抗权的禁止:并非所有的反叛行为都要秘密进行,相反,革命者总是要公开宣示其主张与纲领,并由此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仅仅是可公开性并不足以构成对革命权利的否定。阿伦特因此批评,康德实际上仅仅在政变的意义上理解革命的概念。⑦

  但这只能说明,仅仅是可公开宣告性,并不足以构成积极抵抗权的不合权利性的充分判断标准,而并不意味着,康德基于公共性原则对抵抗权禁止的论证是错误的。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实际上还提供了另一个论证来识别这一所谓的权利的不正当性,即在建立国家之时对积极抵抗权的保留会使得建立国家的目标成为不可能。但这一论证事实上已经引入了另一个目标,而且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建构之上。而对作为理性法理念的原初契约的引入表明,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所指的不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可公开宣告性。公共性原则如果要如康德所言作为行为准则正当性的消极判断标准,就必须在自身之内包含有理性的维度。事实上,在《论通常的说法》和《权利学说》中,康德就从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角度出发拒斥了抵抗权,因为积极抵抗的主张一旦被普遍化,就会在逻辑上导致国家状态的解体并由此消解权利的现实性基础。但这一标准毕竟不同于公共性原则,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如果仅仅是形式的,就不可能构成政治正义的有效判断标准,而是仍需进一步诉诸其他的标准。当康德用公共性原则以判断一条准则的不正当性之时,他并不仅仅诉诸该准则所可能导致的逻辑上的自我否定,而是诉诸所有人的可能的反对。⑧公共性原则与可普遍化原则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逻辑的标准,而前者是实践的标准,这意味着,其必须取决于人的交互的行为关系,而非仅仅是形式的逻辑推演。⑨因此更确切地说,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是判断外在行为的准则是否可普遍化的标准,与原初契约作为理性法的原则相比,它更多地表现为一条政治的原则。作为一条消极的原则,它所表达的是:一条可能会激起所有人反对的外在行为的准则是不正当。

  但当康德说一条不正当的准则被公之于众就会激起所有人反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已经启蒙了的公众和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公共性原则所设想的并非大多数人的而是所有人的反对,这样一个要求在经验层面上不可能被满足。在现实中一条不公正的法律被公布并不必然会激起所有人的反对,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认识到该准则的不正当性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去公开表示反对。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事实上已经指向了对人的启蒙的要求。只有业已启蒙的理性主体,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才必然会普遍地公开反对那些威胁到其自由的法律规则或政治准则。由这样的业已启蒙的公民通过公开运用其理性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理性的公共性,他们由此所达成的共识作为“自由公民的共识”,正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判断标准。因此,在公共性之中,作为公共法律正当性的最终标准的仍然是理性自身,但这样一个理性,不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公共理性。在他的法哲学中,康德从卢梭那里继承了公意的概念,并主张唯一正当的立法的意志只能是授予人民的总体意志,换言之,立法的意志只能是普遍意志,也就是卢梭所说的公意。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即康德所谓的合义性“Rechtm igkeit”)只能来自人民的总体意志,这一信念构成了一切主张公共性原则的政治理论的前提。但普遍意志并不体现在现实中的民主程序中的多数,因为后者所代表的仅仅是众意,未必与公意相一致。因此不管对于卢梭还是康德而言,关键的问题都在于:我们如何获知公意?不管是可普遍化原则还是原初契约的理念,都不能作为普遍意志的有意义的判断标准,它们仅仅是普遍意志的同义反复。要解决这一问题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卢梭所给出的答案极为悲观,他最终不得不将公意在经验层面上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寄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立法者身上。“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里,他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⑩而康德并不去预设这样一位神明般的立法者,而是诉诸公共性原则的持续调节作用。作为在经验和历史层面调和政治与道德之间分歧的手段,公共性也就是在经验层面上实现,或更确切地说,在历史中逐渐逼近普遍意志的调节性机制。

  但如果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预设了理性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的存在,那它就不仅仅是识别不正当的准则的消极原则,而且是必须能够成为正义的积极的判定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里还提出了公共性的一个积极公式:“所有(为了不错失它们的目的而)需要公共性的准则,都与权利和政治相一致。”(VIII 386)从康德对这一公式的进一步解释来看,需要公共性的准则所指的是,那些只有通过公共性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协和一致的准则,而通过公共性意指的是“摆脱对准则的一切不信任”(VIII 386),正如后文还将指出的,这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的命题。而通过引入目的概念,康德再次将幸福(作为公众的普遍目的)概念引入了他的政治哲学之中。但这并不像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样表示“在政治的领域,一个行为的道德意图必须通过它在感官世界的可能的后果来加以控制”(11)。正如前面已经指明的,政治只与人的外在行为有关,而不涉及行为的道德意图,康德在此所说的“需要公共性”所指的是,只有通过“公众的权利”的实现,“所有人的目的的联合才能成为可能”(VIII 386)。他所关注的因此并非目的的内容上的一致性,而仅仅是所有人的目的在形式上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公共性原则在此“仅仅着眼于普遍的合法则性的形式”(VIII 386)。即使是在公共领域之中,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对于幸福的统一理解。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福祉”,所表达的是永久和平作为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状态,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所理解的幸福的自由。所有人目的的联合并不意味着目的的一致性,而是体现在不同主体异质目的的协和一致上,这一点在《论通常的说法》中被表达得很清楚:“没人可以强迫我以他的方式(像他所理解的他人的福祉那样)去幸福,相反,每个人都可以以他自己看来是好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没有侵犯他人的追求相似目的的自由(即他人的权利),而该自由又与每个人的自由根据一条可能的普遍法则可以共存。”(VIII 290)政治作为施行的权利学说,所意图建立的是使得不同主体的行为和利益的异质性依据自由和平等原则得到协调的规则体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和行为倾向高度同质的社会,单独的个体就可以代替其他所有人定义他们的幸福,那政治和公共性都将是毫无必要的。公共性对于政治的意义正在于,它可以容纳不同主体异质的行为目的和利益诉求,并将其纳入普遍的合法则性的形式之中,而这正意味着权利原则的实现。

Politics,Enlightenment and Reason:Kant’s Principle of Publicity

  作者简介:方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第202011期

  内容提要:康德在不同文本中多次论述了公共性原则,这些看似零散的论述分别表达了同一原则的不同维度,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离开了任何一个维度,康德的公共性原则都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公共性不仅是政治的原则和启蒙的原则,在根本上还是理性自身的原则。理性在它的自主运用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共性作为这一运用的主观反思性和它的普遍有效性之间的中介,公共理性与理性的公共性是同一的。康德构建了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公共性原则的最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后来者虽然不断尝试引入新的方法和条件去修正、补充和深化这一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范围。

  The scattered statements about publicity in Kant’s works actually sketch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ublicity including at least three dimensions.Without any of them,Kant’s principle of publicity cannot be properly understood.Publicity is not merely a principle of politics or of enlightenment,but primarily a principle of reason itself.Reason always needs publicity in its use to obtain the universal validity.Although the later philosophers tried to supplement,revise or deepen this principle with the help of new tools and methods,most of them have not yet exceeded Kant’s framework.

  关键词:政治/权利/启蒙/公共理性/Kant/politics/right/enlightenment/public reason

 

  公共性及与之相关的公共理性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热门主题,虽然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变种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它们基本上都共享了一个基础命题:公共理性提供了政治正义的证成基础。这样的一个原则,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最早在康德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成熟形态”。哈贝马斯将康德的公共性原则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原则和启蒙的方法。①这可以说准确把握了康德在《论永久和平》和《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里对公共性原则的应用,却忽视了康德在其他文本,比如《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和《实用人类学》中所阐述的公共性原则在康德哲学中更为根本的意义:公共性首先是理性自身的原则。理性在其自主的运用之中,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共性作为这一运用的主观反思性和它的普遍有效性之间的中介,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宣称的,理性的判词“任何时候都无非是自由公民的共识”(IIIB 766)②。

  哈贝马斯的这一忽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公共理性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缺乏对自身的基础论证。③理性为什么必须是公共的?这一问题涉及人类理性自身的本质和实存,超出了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在当代的公共理性理论中并没到得到完整解答。而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学之中早已提交了对此问题的一份完整的解决方案。正因为理性自身的结构包含有对公共性的要求以及公共性之中包含有理性的实存,公共性才能不仅仅是政治与道德之间分歧的调节原则,还同时是启蒙的方法和目标。也正因为将公共性纳入启蒙的事业之中,公共理性才能不仅仅停留在理念或思想实验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获得了现实的和历史的维度。公共的理性与理性的公共性是同一的。理性与公共性的这一关系体现在理性的一切自主的运用之中,不仅包括它的理论的运用,也包括它的实践的运用。康德在他的文本之中构建了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关于公共性原则的最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后来的政治哲学家虽然不断尝试引入新的方法有效地修正、补充和深化了这一原则,但就理论视野而言,不管是罗尔斯、哈贝马斯还是阿伦特,都从未超出过康德所奠定的框架。

  一、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

  康德事实上并没有直接使用过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性”( ffentlichkeit)这一概念,虽然他经常使用这一概念的形容词形式“公共的、公开的”( ffentlich),偶尔也使用另一个名词形式的“公共性”(Publizit t)。但是正如凯恩伯格细致的研究所表明的,康德在其文本中对“ffentlich”的使用业已包含了与“ffentlichkeit”这一概念的现代用法几乎所有义项相对应的意义④,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直接使用“公共性”( ffentlichkeit)这一术语以概括康德的相关思想。在《论永久和平》的附录中,康德第一次在他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明确使用了“公共性”(Publizit t)这一概念,以指称用于弥合政治和道德之间分歧的调节原则。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即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以义务的理念自身作为意愿的规定根据的伦理规则,而是虽然同样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但仅仅涉及人的外在行为的权利法则。康德在这里已经明确区分了“第一意义上的道德(作为伦理)”和“第二意义上的道德(作为权利学说)”。(VIII 386)这也对应于后来《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德行学说和权利学说。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试图论证的是建立在权利概念基础之上的全球法律秩序,即永久和平的构成性原则和其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条件。政治作为与“理论的权利学说”即法哲学相对的“施行的权利学说”(VIII 370),其任务在于,在经验层面上实现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的、形式的权利原则,因此只涉及人的外在行为自由的实现,而与人的内在道德义务无关。正如康德在《论所谓出于好意的说谎的权利》一文中所指出的:“权利并不需要适应政治,而政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与权利相适应。”(VIII 429)政治与道德的分歧所指的是,政治作为一种原本应该以理性的权利原则的实现为目的的实践,在事实上对这些原则的背离。而公共性原则在这里的应用正是为了调和这一背离,以使得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利原则的实现为导向的轨道上来。对与政治相关联的道德概念的这一界定,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政治概念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位置以及人的启蒙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极其重要,而这一点却经常被阐释者们所忽视。⑤

  出自实践理性的先天立法的权利原则在经验层面的实现至少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如何判断一个行为的准则或法律规则是否符合理性的先天立法的原则?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康德虽然已经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并不适合于实践》和《论永久和平》中阐述了他的法哲学的基本原则,并在后来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分“权利学说的形而上学原理”(以下称《权利学说》)中将其系统化,但他的法哲学中所包含的原则仅仅是形式的,被抽象掉了与其应用相关的经验条件。这就意味着,只有将这些形式原则与经验条件重新结合起来,才能从中产生出可以直接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而这正是政治的首要任务。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如何能够促使被认识到的符合权利原则的行为规则被转化为现实生效的法律规则?这涉及政治改良的现实推动力。在外在的行为自由的层面上,政治与道德的分歧正源自这两个方面条件的缺失,而公共性原则在这里的应用正是为了弥合这一分歧。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康德的公共性原则在视野上就已经超出了当代大多数公共理性理论,因为后者所主要关注的仅仅是规范证成的问题,这也使得它们普遍缺乏现实的和历史的维度。

  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将公共性称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依据他对“先验”概念的一般用法,这无非意指使政治的实践与理性的权利原则的一致性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在此意义上的公共性扮演了行为准则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所有与他人的权利相关的行为,其准则与公共性不一致的,就是不正当的。”(VIII 381)但在这一表述中,公共性的内涵仍然未被揭示出来,因此接下来康德进一步阐述,“每一个权利主张都要包含有公共性的形式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正义(正义只能被设想为可被公开宣告的),因而也就不会有权利,权利只能由正义所授予”(VIII 381)。但如果公共性原则仅仅表达了“正义只能被设想为可被公开宣告”的话,那似乎意味着,作为正义的判断标准的公共性也无非是可公开性。康德对这一公式的进一步解释似乎佐证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一条不正当的准则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公开暴露就会导致我的意图被挫败,即我只要将之公之于众,“就会不可避免地激起所有人对我的意图的反对”(VIII 381)。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准备材料(Vorarbeiten)中,康德对公共权利的论述则更为明确表明了公共性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意义:“人们所不敢将其作为他的准则公开宣布和将其宣布就会导致准则的自我毁灭的,都与公共权利相违背。”(XXIII 346)这似乎意味着在此意义上的公共性仅仅意指可公开性,它的反义词并非私人性,而是秘密性。

  作为这一公式应用的例子,康德随即将之用以检验它在《论通常的说法》中早已明确论证过的禁止积极抵抗权的正当性。与霍布斯不同,康德承认最高统治者是有可能做非正义的事情,即施行暴政的,但他仍然坚持臣民并没有通过起义对暴政进行积极抵抗的权利。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认为,所谓的积极抵抗权没法经受得住公共性原则的检验。如果有人意图发动一场针对现行统治者的革命或反叛的话,那他们必须要在公众面前隐藏他们的意图,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反叛的不正当可以由此一目了然,即它的准则将会因为人们对它的公开拥护而导致他们自己的意图成为不可能。因此人们有必要将其隐藏。”(VIII 382)与此相反,最高权力对于任何积极抵抗行为的绝对禁止以及为其所规定的刑罚,是可以且必须以公共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的,这一准则的公开并不会对统治者意图的实现构成任何损害,因为最高统治者的特征恰恰体现在对不可反抗的权力的垄断之上。但如果康德的公共性的检验仅仅止步于此的话,这一论证将是不充分的。毫无疑问,公开性是政治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意味着业已制定的法律必须向受其所约束的所有人公开宣布,更重要的是,立法及政治决策的整个过程也必须向公众公开。正如施密特所言,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首先是对秘密政治的反对⑥,或者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讲,是对“厌恶光明的政治的诡计”(VIII 386)的反对。能够通向权利原则的实现的政治任何时候都需要公开透明,但即使康德自己承认,这样的一条原则仅仅是消极的,“即它只是借以识别什么是对他人不正当的”(VIII 381),仅仅是形式上的可公开宣告的要求也不足以构成识别不正当的准则的标准。阿伦特正是在此意义上批评康德对积极抵抗权的禁止:并非所有的反叛行为都要秘密进行,相反,革命者总是要公开宣示其主张与纲领,并由此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仅仅是可公开性并不足以构成对革命权利的否定。阿伦特因此批评,康德实际上仅仅在政变的意义上理解革命的概念。⑦

  但这只能说明,仅仅是可公开宣告性,并不足以构成积极抵抗权的不合权利性的充分判断标准,而并不意味着,康德基于公共性原则对抵抗权禁止的论证是错误的。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实际上还提供了另一个论证来识别这一所谓的权利的不正当性,即在建立国家之时对积极抵抗权的保留会使得建立国家的目标成为不可能。但这一论证事实上已经引入了另一个目标,而且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建构之上。而对作为理性法理念的原初契约的引入表明,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所指的不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可公开宣告性。公共性原则如果要如康德所言作为行为准则正当性的消极判断标准,就必须在自身之内包含有理性的维度。事实上,在《论通常的说法》和《权利学说》中,康德就从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角度出发拒斥了抵抗权,因为积极抵抗的主张一旦被普遍化,就会在逻辑上导致国家状态的解体并由此消解权利的现实性基础。但这一标准毕竟不同于公共性原则,公共性作为政治的原则,如果仅仅是形式的,就不可能构成政治正义的有效判断标准,而是仍需进一步诉诸其他的标准。当康德用公共性原则以判断一条准则的不正当性之时,他并不仅仅诉诸该准则所可能导致的逻辑上的自我否定,而是诉诸所有人的可能的反对。⑧公共性原则与可普遍化原则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逻辑的标准,而前者是实践的标准,这意味着,其必须取决于人的交互的行为关系,而非仅仅是形式的逻辑推演。⑨因此更确切地说,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是判断外在行为的准则是否可普遍化的标准,与原初契约作为理性法的原则相比,它更多地表现为一条政治的原则。作为一条消极的原则,它所表达的是:一条可能会激起所有人反对的外在行为的准则是不正当。

  但当康德说一条不正当的准则被公之于众就会激起所有人反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已经启蒙了的公众和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公共性原则所设想的并非大多数人的而是所有人的反对,这样一个要求在经验层面上不可能被满足。在现实中一条不公正的法律被公布并不必然会激起所有人的反对,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认识到该准则的不正当性并且有足够的勇气去公开表示反对。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事实上已经指向了对人的启蒙的要求。只有业已启蒙的理性主体,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才必然会普遍地公开反对那些威胁到其自由的法律规则或政治准则。由这样的业已启蒙的公民通过公开运用其理性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理性的公共性,他们由此所达成的共识作为“自由公民的共识”,正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的判断标准。因此,在公共性之中,作为公共法律正当性的最终标准的仍然是理性自身,但这样一个理性,不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公共理性。在他的法哲学中,康德从卢梭那里继承了公意的概念,并主张唯一正当的立法的意志只能是授予人民的总体意志,换言之,立法的意志只能是普遍意志,也就是卢梭所说的公意。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即康德所谓的合义性“Rechtm igkeit”)只能来自人民的总体意志,这一信念构成了一切主张公共性原则的政治理论的前提。但普遍意志并不体现在现实中的民主程序中的多数,因为后者所代表的仅仅是众意,未必与公意相一致。因此不管对于卢梭还是康德而言,关键的问题都在于:我们如何获知公意?不管是可普遍化原则还是原初契约的理念,都不能作为普遍意志的有意义的判断标准,它们仅仅是普遍意志的同义反复。要解决这一问题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卢梭所给出的答案极为悲观,他最终不得不将公意在经验层面上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寄予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立法者身上。“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世的推移里,他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⑩而康德并不去预设这样一位神明般的立法者,而是诉诸公共性原则的持续调节作用。作为在经验和历史层面调和政治与道德之间分歧的手段,公共性也就是在经验层面上实现,或更确切地说,在历史中逐渐逼近普遍意志的调节性机制。

  但如果作为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的公共性原则预设了理性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的存在,那它就不仅仅是识别不正当的准则的消极原则,而且是必须能够成为正义的积极的判定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里还提出了公共性的一个积极公式:“所有(为了不错失它们的目的而)需要公共性的准则,都与权利和政治相一致。”(VIII 386)从康德对这一公式的进一步解释来看,需要公共性的准则所指的是,那些只有通过公共性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协和一致的准则,而通过公共性意指的是“摆脱对准则的一切不信任”(VIII 386),正如后文还将指出的,这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的命题。而通过引入目的概念,康德再次将幸福(作为公众的普遍目的)概念引入了他的政治哲学之中。但这并不像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那样表示“在政治的领域,一个行为的道德意图必须通过它在感官世界的可能的后果来加以控制”(11)。正如前面已经指明的,政治只与人的外在行为有关,而不涉及行为的道德意图,康德在此所说的“需要公共性”所指的是,只有通过“公众的权利”的实现,“所有人的目的的联合才能成为可能”(VIII 386)。他所关注的因此并非目的的内容上的一致性,而仅仅是所有人的目的在形式上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公共性原则在此“仅仅着眼于普遍的合法则性的形式”(VIII 386)。即使是在公共领域之中,人们也不可能获得对于幸福的统一理解。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福祉”,所表达的是永久和平作为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状态,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所理解的幸福的自由。所有人目的的联合并不意味着目的的一致性,而是体现在不同主体异质目的的协和一致上,这一点在《论通常的说法》中被表达得很清楚:“没人可以强迫我以他的方式(像他所理解的他人的福祉那样)去幸福,相反,每个人都可以以他自己看来是好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他没有侵犯他人的追求相似目的的自由(即他人的权利),而该自由又与每个人的自由根据一条可能的普遍法则可以共存。”(VIII 290)政治作为施行的权利学说,所意图建立的是使得不同主体的行为和利益的异质性依据自由和平等原则得到协调的规则体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和行为倾向高度同质的社会,单独的个体就可以代替其他所有人定义他们的幸福,那政治和公共性都将是毫无必要的。公共性对于政治的意义正在于,它可以容纳不同主体异质的行为目的和利益诉求,并将其纳入普遍的合法则性的形式之中,而这正意味着权利原则的实现。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思问哲学网 » 政治、启蒙与理性

分享到: 生成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