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莉娜:论秩序生活的逻辑基础

On the Logical Foundation of Orderly Life

  作者简介:宁莉娜,女,黑龙江林口人,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444

  原发信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3期

  内容提要:秩序生活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人类理性文明的不断成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人们遵从思维规范、信守公共规则、养成公共意识,从而充分体现人的自由本性。虽然中外文化根基不同、土壤有别,但人类所形成的各种逻辑思想都是理性活动自我反思的结果,并在满足秩序生活对思维规范、秩序意识的迫切需求中生成。秩序生活体现逻辑规范的内在运行特性,逻辑理性参与秩序生活、涵养社会规范、规约交往行为,为人类精神文化取向融入理性智慧,也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道德重建的思维准则。逻辑以其理性特质协调人们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并从思维的规范性要求出发,促使秩序意识转化为思维习惯,进而对公共生活的有序性产生影响。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rderly life mark the constant maturity of human rational civilization.In this process,human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thinking normality,keep the public rules and cultivate public consciousness,thus fully embodying their liberal nature.Although Chinese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have different bases and foundations,all kinds of logical thoughts are results from the selfreflection of rational activities,and come into being i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urgent needs of thinking normality and order consciousness in orderly life.Orderly life embodies the inherent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logical norms.Logical rationality participates in orderly life,fosters social norms and regulates communicative behaviors,so as to instill rational wisdom into huma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s,and to provide legal and moral reconstructions with thinking norms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Logic,which is characterized with its rationality,coordinates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inking mode.It also turns order consciousness into thinking habit from the normative requirement of thinking,and has an effect on the orderliness of public life.

  关键词:秩序生活/逻辑基础/规则意识/orderly life/logical foundation/rule consciousness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穆勒《逻辑体系》及其文化向度研究”(项目编号:14BZX076)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在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规约、守则的诉求与之相伴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然而,就人们以规则意识参与当代秩序生活的建构、推动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而言,逻辑及其思想成果所具有的理性资源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挖掘使思维方式得以革故鼎新、秩序生活得以自觉塑成的逻辑基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一、逻辑蕴含规则意识

  从学理层面上讲,人们在使用“逻辑”这个概念时,大体上对它的理解包括逻辑知识或学问,逻辑学说体系或各种分支;也有从历史发展阶段或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将其划分为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还有从地域及文化的不同,区分出各种类型的逻辑传统。但无论人们怎样理解和研究逻辑,都不能回避逻辑对思维活动及其表达方式的合规则性要求,只有符合规则的推理、论证才是有效的。从来没有无规则的逻辑,也没有脱离开人的思维活动的逻辑规则。这是因为,源自希腊文化中的“逻辑”一词,具有理性、规律、言词、尺度等含义,它所固有的规范性特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人们的思维活动产生影响,并在秩序意识的生成与展开中表现出来,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产物,这也反映了逻辑规则能够转换为秩序意识,进而对秩序生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金岳霖先生曾有言:“逻辑是逻辑学的对象,逻辑学是研究此对象而有所得的内容。”①这里明确指出了逻辑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逻辑学本身,当人们以逻辑为对象进行研究而形成一门学问时,就产生了逻辑学。逻辑能够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是人类不断对自身理性思维进行自觉反思的结果,尤其是在逻辑推演中,无论是预设的规则,还是源于对人们思维交往活动进行概括、总结出来的规则,通过对违反逻辑规则的思维活动进行匡正,就会形成遵规守则的思维习惯,这对于推进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涵养人们的秩序意识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古希腊早期思想家们所理解的自然运动的合理秩序,还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中的推理、论证规则,都表明了人们对秩序与规则的关注由来已久。自然运动的有序性与符合自然规律相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则与人们思维的遵规守则密不可分,而逻辑的产生显然是以呈现各种逻辑规则为重要内容的。因此,当逻辑成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时,意味着逻辑规则成为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而是否遵循逻辑规则关乎逻辑推演及论证是否有效的问题。显然,逻辑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规则意识必然受到重视,并通过对规则可检验的方式规范思维活动。

  逻辑规范的生成离不开深厚的社会生活底蕴,并成为秩序生活的思维方式保障。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然是西方最早的逻辑学说体系,但其产生绝不是偶然或孤立的,是古希腊社会生活发生转型、论辩之风盛行、需要有效说理论证的产物。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诘问式省察方法,使思维的明晰性与推论性受到重视,也继承了柏拉图有关理想城邦的秩序生活思想,重视语言在论证中的逻辑力量,以此维护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演绎论证方法,他“也是归纳法的创始人。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人都曾提出过有关归纳法的某些思想,但都不系统、不完整”②。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涵盖了各种论证方法的要素,更加凸显在以逻辑的方式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提供必要的理性支持。在古希腊,逻辑进入人们的视野后,“仿佛突然脱离了神话,就像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这道理性之光被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似乎应该始终不断地照耀人类思想的进步”③。

  传统逻辑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规则来检验推理及论证的有效性;而现代逻辑则从人工语言出发,构造形式推演系统,采用公理化方法和形式化表达方式,体现典型而有普遍意义的规则意识。能够成为秩序生活基础的逻辑,就是指涵盖于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中所有的规则要求,无论是以自然语言为载体还是以人工语言来表达。逻辑规则在向秩序意识转化的过程中,契合秩序意识对可遵循的规则与方法的需求,逻辑因其固有的理性展开方式,具有构建秩序意识的内在担当。

  中外逻辑思想的形成都与自然科学的求真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逻辑规范的生成体现了求真精神,为秩序意识提供科学依据。古希腊的几何求证方法,在已知与新知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曾指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证明,他将其归属于证明的科学。④为了强调证明理论在其逻辑体系中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将推理视为论证,并如同推理的过程那样,论证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他指出:“如果我们把握了论证相关的那些东西、它们是什么以及依据什么,并且知道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那么,我们就会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⑤显然,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论证理论不仅有证明的方法,还有比较丰富的消除逻辑谬误的方法,他的“辨谬理论为现代的‘批判性思维’或‘非形式逻辑’开了先河。……批判性思维的核心问题是逻辑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是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我校准”⑥。这里所蕴含的批判性思维要素,凸显逻辑论证不仅要求依据与结论之间具有符合规则的联系,而且要求人们对违反规则的论证要具有辨识、校准能力,这为秩序意识引导秩序生活提供了逻辑方法的借鉴。

  先秦墨家逻辑也是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出发,以科学的认识方法为基础,从一系列概念内涵的界定入手,建立起说明、解释、推理、论证的逻辑思想体系。《墨子》中的《墨经》作为墨家逻辑的主要文本,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小《取》,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科学精神。在《小取》中重视“察名实之理”,要求人们在思维活动中保证概念的清晰性、明确性。《经上》有关“辩胜,当也”⑦,强调说理若能够达到说服人的目的,就要通过前提有效推出结论。这些思维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墨家逻辑方法论的讲理求真的科学价值。先秦儒家通过人伦、礼制的教化方法去维持社会秩序生活的发展,但同为显学的墨家思想却与之不同,而是以富含科学精神的逻辑方法为人们提供可以遵循的思维规则,重视激发人的内在理性自觉,形成规则意识,进而改善社会生活环境。以明辨是非、探求真理为目的,“墨经逻辑是对先秦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的总结,反过来又对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起指导作用。墨经逻辑具有科学的体系结构、深刻的内容,是人们探求真理的科学工具”⑧。

  《墨经》虽然久被埋没,墨家逻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被重视,其逻辑思想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而留下诸多遗憾,但其逻辑思想的丰富性不能被否认,仍被称为中国古代逻辑经典之作,并在近现代中国需要科学精神、奋力救亡图存的社会转型期,受到了思想家们的格外关注。随着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国人开始了对逻辑思维方式欠缺的反思,《墨经》中所提出的有关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方法及其规则要求开始受到重视和挖掘,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的重要思想资源,印证了梁启超所讲“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⑨。沈有鼎先生对墨家逻辑曾评价说:“《墨经》特别强调‘辩’的意义。”⑩中国逻辑传统是在重视辩论术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显著的应用理性特征。因为辩论的过程离不开论证,不是证明就是反驳,为了讲清道理、在辩论中明辨是非,就要以理由的支持为前提,在证明与反驳中得出有依据的结论,使道理在理由的支持下和对谬误的反驳中越辩越明,与古代希腊逻辑、印度逻辑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正是逻辑自身所具有的规则特质在社会生活秩序中的体现。

  虽然中外逻辑观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还是墨家的逻辑思想,都与自然科学有密切关系,都反映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承载着科学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对有效推理、论证的规则要求,也正因为以科学方法为依据,使得逻辑规则在检验思维活动的有效性上具有可操作性,也体现了逻辑规范的作用在于为思维活动的有效性提供准则。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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