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哲学视角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内在可行性

  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常常被理解为孔子恢复周礼、赓续道统的精神写照。本文试图在行动哲学的视角对孔子这一看似有些悖谬的道德理想进行分析,一方面通过区分孔子这一行动的不同层次来揭示其作为“可行性”的内在合理性,另一方面基于上述阐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行动哲学本身在分析日常生活事件时所具有的理论缺陷。

  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动哲学论证,前提在于对“基本活动”与“复杂活动”的区分:对于基本活动,我们不需要设定活动的目标就可以轻易完成,比如拍手;但对于复杂活动,我们则往往预设了某个目标,比如猜拳的目标就是赢;而对于更为复杂的活动,设定活动的目标显得不是那么有用,我们往往只是预设一个方向,比如要完成一篇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这个目标,我们的方向是每天阅读一些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文本,虽然一下子完成这篇论文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每天阅读一些文本是可以完成的。因此,对应于夫子欲恢复礼乐秩序的鸿鹄之志这一语境,在成就目标的意义上,这一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活动,但是在遵行方向的意义上,“为之”是“可为”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孔子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仁义礼智的君子之德,就是在一步步实现着恢复礼乐秩序的远大目标。关于这一论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思考:

  (1)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其”。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可以考察一个相关的例子,比如我面前没有钢琴,所以我知道我无法弹钢琴,但我仍然在弹钢琴(用手指敲桌子)。这是典型的“知其不可为,故不可为之”之举。如果反用论证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逻辑,即便我此刻在桌子上敲的动作、指法、节奏和在钢琴上的一模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手指所接触的东西是桌子还是钢琴的区别,但是我仍然不能做成弹钢琴这件事情。但如果正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逻辑——虽然要恢复三代之礼道阻且长,但是我们在人伦日用的小事上也同样能够践行三代之礼,那么,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即便我知道面前没有钢琴,但是我现在所作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践行着弹钢琴所需要的动作、指法和节奏。如果可以这样来类比,那么弹钢琴的例子就和夫子的例子一样了,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不可以,那么二者的区别就主要来源于这个“其”,也就是说似乎夫子恢复礼乐秩序的目标是可以划分到一个个小的具体事情上的,完成这些具体的事情,或者在这个大方向下一步步前行,就是在完成自己的目标。而在弹钢琴的例子中,似乎“弹钢琴”这个“其”永远无法划分为弹桌子这件事,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方向。因为再怎么弹也永远是桌子,桌子不可能变成一个钢琴,所以永远无法实现,故而不可为之。所以,对于 “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其”,应限定为那些可以给出大方向并且可以被具体化为一个个小的实践步骤的目标,那么在这一“纯理论”(将大方向细化为一步步的可行步骤)层面上,这个“其”就已然具备了某种“可为”的潜能/可能,也就是非实践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即使夫子现在不在这些小事上付诸实践,他凭借这种非实践性的知识至少也可以证明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是“可为”的,而且“知其可为”。

  (2)承接上一点,我们不禁继续思考: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能叫“知其不可”吗?反倒是因为他凭借这种非实践性的知识从而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而且现在做的每一步也确实就是在完成着这一目标。因此才有别于在桌子上弹钢琴的人,后者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目标永远不能实现,而且也没办法落实为一步步具体的实践,所以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而孔子则应该因其目标的某种“可行性”,知道它是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孔子而言,其应为“‘知其可’而为之”,或者至少不是完全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且结合这句话的具体语境来看,这是一位门人在问子路身份时所说的,也就是说,在这位门人/他者看来,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未必就是夫子对自己的评价。而且从信念角度来说,只有孔子真诚地持有一定会实现的信念,对于目标才是一种真诚期待。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信其可而为之”。

  (3)最后,我们如何分辨不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正合理性?比如孔子之于其恢复礼乐秩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乌托邦思想家之于其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模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两者都有在“遵行方向”上的可行性,也有“信其可而为之”的真诚度,但是我们依然会认为前者和后者有根本差别——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前者的可行性可能要稍稍高于后者,那么我们何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笔者认为行动哲学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树立目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目标呢?行动目标的方向可行性,主体的信念、行动的真诚等都是其行动合理性的因素。另外,在日常生活事件中,如果先不论及伦理学领域,行动哲学中“基本活动”与“复杂活动”前提的区分,目标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中国哲学语境中,“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常常被理解为孔子恢复周礼、赓续道统的精神写照。本文试图在行动哲学的视角对孔子这一看似有些悖谬的道德理想进行分析,一方面通过区分孔子这一行动的不同层次来揭示其作为“可行性”的内在合理性,另一方面基于上述阐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行动哲学本身在分析日常生活事件时所具有的理论缺陷。

  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动哲学论证,前提在于对“基本活动”与“复杂活动”的区分:对于基本活动,我们不需要设定活动的目标就可以轻易完成,比如拍手;但对于复杂活动,我们则往往预设了某个目标,比如猜拳的目标就是赢;而对于更为复杂的活动,设定活动的目标显得不是那么有用,我们往往只是预设一个方向,比如要完成一篇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这个目标,我们的方向是每天阅读一些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文本,虽然一下子完成这篇论文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每天阅读一些文本是可以完成的。因此,对应于夫子欲恢复礼乐秩序的鸿鹄之志这一语境,在成就目标的意义上,这一定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活动,但是在遵行方向的意义上,“为之”是“可为”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孔子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仁义礼智的君子之德,就是在一步步实现着恢复礼乐秩序的远大目标。关于这一论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思考:

  (1)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其”。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可以考察一个相关的例子,比如我面前没有钢琴,所以我知道我无法弹钢琴,但我仍然在弹钢琴(用手指敲桌子)。这是典型的“知其不可为,故不可为之”之举。如果反用论证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逻辑,即便我此刻在桌子上敲的动作、指法、节奏和在钢琴上的一模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手指所接触的东西是桌子还是钢琴的区别,但是我仍然不能做成弹钢琴这件事情。但如果正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逻辑——虽然要恢复三代之礼道阻且长,但是我们在人伦日用的小事上也同样能够践行三代之礼,那么,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即便我知道面前没有钢琴,但是我现在所作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践行着弹钢琴所需要的动作、指法和节奏。如果可以这样来类比,那么弹钢琴的例子就和夫子的例子一样了,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不可以,那么二者的区别就主要来源于这个“其”,也就是说似乎夫子恢复礼乐秩序的目标是可以划分到一个个小的具体事情上的,完成这些具体的事情,或者在这个大方向下一步步前行,就是在完成自己的目标。而在弹钢琴的例子中,似乎“弹钢琴”这个“其”永远无法划分为弹桌子这件事,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方向。因为再怎么弹也永远是桌子,桌子不可能变成一个钢琴,所以永远无法实现,故而不可为之。所以,对于 “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其”,应限定为那些可以给出大方向并且可以被具体化为一个个小的实践步骤的目标,那么在这一“纯理论”(将大方向细化为一步步的可行步骤)层面上,这个“其”就已然具备了某种“可为”的潜能/可能,也就是非实践性的知识,也就是说,即使夫子现在不在这些小事上付诸实践,他凭借这种非实践性的知识至少也可以证明这个目标某种程度上是“可为”的,而且“知其可为”。

  (2)承接上一点,我们不禁继续思考: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能叫“知其不可”吗?反倒是因为他凭借这种非实践性的知识从而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而且现在做的每一步也确实就是在完成着这一目标。因此才有别于在桌子上弹钢琴的人,后者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目标永远不能实现,而且也没办法落实为一步步具体的实践,所以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而孔子则应该因其目标的某种“可行性”,知道它是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孔子而言,其应为“‘知其可’而为之”,或者至少不是完全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且结合这句话的具体语境来看,这是一位门人在问子路身份时所说的,也就是说,在这位门人/他者看来,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未必就是夫子对自己的评价。而且从信念角度来说,只有孔子真诚地持有一定会实现的信念,对于目标才是一种真诚期待。因此,或许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信其可而为之”。

  (3)最后,我们如何分辨不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正合理性?比如孔子之于其恢复礼乐秩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乌托邦思想家之于其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模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两者都有在“遵行方向”上的可行性,也有“信其可而为之”的真诚度,但是我们依然会认为前者和后者有根本差别——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前者的可行性可能要稍稍高于后者,那么我们何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笔者认为行动哲学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树立目标,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目标呢?行动目标的方向可行性,主体的信念、行动的真诚等都是其行动合理性的因素。另外,在日常生活事件中,如果先不论及伦理学领域,行动哲学中“基本活动”与“复杂活动”前提的区分,目标与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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