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化传播视阈下的狄百瑞新儒学研究述评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件。丰富的儒学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吸引着世界的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海外传播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春柏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秦洪武所指出的,研究者大多把重心放在了推介方(即我国)主动推介上,极少关注受纳端(传播目标国)表述中国文化的方式和途径 [1],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真实状态[2] 。由此,深入海外儒学研究文本之中,从受纳端有针对性地考察儒学的海外传播,做到既知己又知彼,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具有深化学理表达与文化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

  美国是儒学海外传播的主要受纳端之一。儒学在美国的传播先后经历了传教士、政府和美国学者分别主导的三个阶段。其中,美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引介和阐释影响更为深远,涌现出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又译作狄培理)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本土学者。狄百瑞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先驱和儒学大师,也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思想的翻译、阐释与传播。他不以“他者”思维看待中国文化,而是从中国文化内部的视角对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 [3],对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的思想过于强调“为己之学”,因而有过度诠释之嫌,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从受纳端考察儒学的海外传播,采取辩证的态度看待狄百瑞的儒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儒学在海外的认知与传播现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狄百瑞新儒学思想概述

  狄百瑞对儒家思想,特别是新儒学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并结合西方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学术积淀和个人感悟对传统儒学思想作了具有鲜明“狄氏烙印”的诠释和改造,从儒家君子与犹太——基督教先知的类比、传统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对儒学的宗教性改造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阐释和个性化发挥,从而将儒学进一步推广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狄百瑞新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君子与先知的类比。孔子用君子指称有良好修养和德性的知识分子,将其含义由身份上的贵族提升为道德或精神上的贵族。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是孔子的理想化人格。狄百瑞对这一儒学核心概念作了深入探究。在其著作《儒家的困境》中,他把君子类比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认为他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君子和先知都致力于改造现实社会。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先知可获得上帝的启示,君子则借助其强烈的公义之心唤起内心道德良知对天命的感应,他们最终都是通过天意来实现改造现实世界的目的。其次,君子和先知都关心民众疾苦,将其放在中心位置。先知以神之代言人的角色宣扬“神爱世人”、“信者得救(即得到宽恕)”的思想,而君子提倡“仁者爱人”、“民重君轻”的思想,呼吁统治者遵从天命,体恤百姓。最后,君子和先知拥有极为相似的共同点:超脱世俗世界的高尚品格和心灵自由[4] 。二者都是世人楷模,奉上帝(天命)宣扬真理。

  (2)儒学与自由主义。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重对传统的遵守与守护,但在狄百瑞的儒学著作中,“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传统”等词语频繁出现。狄百瑞在其《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指出,儒学不应当被当作泥古不化、保守的学说,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久远的自由主义传统,儒家传统是保守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相互交织。他的论述打破了西方学者对自由的狭隘理解,把对自由的阐释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特有的价值、群体主义是亚洲特有的价值,特别是将群体主义视为儒家特有的价值的观点,是肤浅的[5] 。所有具有变革精神的“改革者”都是打破传统禁锢、革旧出新的自由主义者。

  (3) 儒学的宗教性改造。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儒学研究中长期探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狄百瑞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持有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宗教”。从西方宗教的角度看,儒学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儒学具有和宗教一样的教化百姓、构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孔门弟子在某种意义上为上天代言,有和先知一样的预言家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儒学逐渐有了与宗教相似的仪式性特征。因此,狄百瑞的研究对儒学做了一定的宗教性改造,多次将儒学与犹太——基督教文化进行类比,这种类比成为他开展儒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狄百瑞新儒学研究评述

  狄百瑞对儒学情有独钟,倾尽毕生精力开展儒学的阐释与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但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他的研究,正视其思想中稍许的局限性及其对儒学在海外传播中造成的片面化影响。

  (1)对儒学海外传播的积极推动作用。

  首先,狄百瑞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审视儒学,狄百瑞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并采取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看待儒学,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他的研究既基于理性思考,也源于对儒学的敬意与热爱。他既强调古今,又注重中西对话,力图摈弃西方中心论,挑战西方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的现代命运乃是经受西方文明的刺激而开启”的论调。针对西方中心论指引下的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傲慢与褊狭,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部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推动革新进步的原生内在动力。他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

  其次,秉持中西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开阔的视野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6] 。狄百瑞的儒学研究以新儒学思想为切入点,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现代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儒学的“再生”研究,是结合现实情况对儒学所作的当代解读与重构,其中有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发扬,也有其个人的阐释,是在深刻理解中国传统以及积极维护中国传统连续性基础上对其现代价值的深入挖掘,对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儒学大有裨益。他没有将自由、民主等观念视为西方人的特有价值,而是秉持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宏大和开阔的视野看待人类文明,认为中西文明之间有共通的人类价值观,这一点值得那些言必称西方、将西方价值体系奉为上品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价值观念值得他们重新审视。

  最后,对儒学的宗教性改造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美国以宗教立国,基督教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导者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他们最熟悉的文化现象。狄百瑞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对儒学做了一定的宗教性改造,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类比。这种类比遵循了人类“通过自己熟悉的事物或现象认识新的事物或现象”的认知规律,增强了美国民众对儒学的理解与认识,提升了他们对儒学的认同感,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

  (2)局限性。

  首先,过度诠释之嫌。狄百瑞对儒学抱有极高的敬意与强烈的热爱,始终有一种勉力维护儒门的心态,全力维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这导致他的个别论述显得不够客观,从而产生过度诠释之嫌。我们应认识到,儒学包含着很多闪耀光辉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但儒学并非完美无缺,也包含着由于时代局限性和入世哲学带来的一些缺陷。儒学研究者应正视这些不足,秉持辩证、客观的态度对儒学进行扬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指出,狄百瑞对儒学“君父说”和“缠足论”的维护及其合理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史实的曲解,有强辩之嫌 [7]。中国政法大学杨阳教授认为,狄百瑞对某些儒学概念和历史事件的解读偶尔也暴露出许多儒学研究者常见的问题:有些解读给人以牵强附会的感觉,比如他对孟子“五伦”的阐释只强调了角色关系中情感的相互性,却不顾这种相互性中所包含的主从关系和情感的不对称性,更忽略了“爱有等差”内含的情感投注的强弱次序,这在儒家语境中本就是以特定的政治等级秩序为依据的[8] 。

  其次,儒学宗教性改造的局限。狄百瑞虽然没有对“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其著作中对儒学做了很多宗教性改造。我们不否认这种改造在推动儒学传播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改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西方人士对儒学的误读。不管儒学在社会功能上和宗教有多接近,甚至逐渐演化出类似宗教的仪式,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宗教所立的道德规范主要靠“天国”的利诱抑或是“地狱”的恐吓这种超自然力量来维持,道德成了宗教的附属品[9] ,而儒家思想仅以人性本来之底蕴为根基,推崇忧患意识而不是张扬人世之苦难或罪人之惶恐。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指出,君子与先知的类比虽可以使西方读者对君子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但儒学中的为“天”代言和预言实则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上天也不会以人格神方式介入人的历史,儒家君子不必对上天负责[10] 。儒家君子与上天是没有个人联系的,而这种将超越存在与世俗人生隔绝起来的观念,决定了儒家君子在思想与生活方面的世俗化取向。

  结语:辩证看待,瑕不掩瑜

  近年来,我国儒学海外传播以我国的主动推介为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但儒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外文化差异巨大,儒学海外传播任重道远。学界应在巩固现有主动推介成果的基础上,拓宽思路,从受纳端(传播目标国)表述中国文化的方式和途径方面了解儒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状况,探索新的传播路径。笔者在仔细研读狄百瑞著作和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并评述了他的思想及其在儒学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并为从受纳端考察儒学海外传播现状做了初步的探究。

  狄百瑞超越西方长久以来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审视儒学,秉持中西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开阔的视野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特别是在当今中西文明交流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的国际环境下,狄百瑞秉持的文明平等之思想真乃为难能可贵的人类之光。希望这道光既可以照亮那些对中华文明持有根深蒂固偏见的西方人偏狭的心灵,也可以照亮那些奉西方思想为上品、言必称西方的、有“文化软骨病”的中国人的心灵。诚然,他的思想也有其局限,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代美国汉学大师和新儒家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狄百瑞在促进儒学海外传播以及中西文明对话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将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2.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1] 参见秦洪武、孔蕾:《儒学海外传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6期。

  [2] 参见张春柏:《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

  [3] 参见韩伟:《“中国的面具”: 美国新儒学大家狄百瑞思想综论》,《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 参见黄启祥:《儒家君子: 另一种先知》,《理论学刊》2015年第9期。

  [5] 参见吴根友:《近10年海外儒学研究》,《哲学动态》,2001年第8期。

  [6] 参见韩伟:《“中国的面具”: 美国新儒学大家狄百瑞思想综论》,《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7] 参见余国藩:《先知·君父·缠足》,《读书》1993年第5期。

  [8] 参见杨阳:《碎片采集与传统建构——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

  [9]宋刚译, 于连·弗朗索瓦著:《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32-35页。

  [10] 参见傅永军: 《君子: 先知还是师儒》,《理论学刊》2013 年第7期。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件。丰富的儒学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吸引着世界的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海外传播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春柏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秦洪武所指出的,研究者大多把重心放在了推介方(即我国)主动推介上,极少关注受纳端(传播目标国)表述中国文化的方式和途径 [1],使得我们无法了解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真实状态[2] 。由此,深入海外儒学研究文本之中,从受纳端有针对性地考察儒学的海外传播,做到既知己又知彼,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效果,具有深化学理表达与文化传播实践的重要价值。

  美国是儒学海外传播的主要受纳端之一。儒学在美国的传播先后经历了传教士、政府和美国学者分别主导的三个阶段。其中,美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引介和阐释影响更为深远,涌现出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又译作狄培理)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本土学者。狄百瑞是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先驱和儒学大师,也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新儒家思想的翻译、阐释与传播。他不以“他者”思维看待中国文化,而是从中国文化内部的视角对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 [3],对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的思想过于强调“为己之学”,因而有过度诠释之嫌,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从受纳端考察儒学的海外传播,采取辩证的态度看待狄百瑞的儒学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儒学在海外的认知与传播现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狄百瑞新儒学思想概述

  狄百瑞对儒家思想,特别是新儒学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并结合西方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学术积淀和个人感悟对传统儒学思想作了具有鲜明“狄氏烙印”的诠释和改造,从儒家君子与犹太——基督教先知的类比、传统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对儒学的宗教性改造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阐释和个性化发挥,从而将儒学进一步推广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狄百瑞新儒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君子与先知的类比。孔子用君子指称有良好修养和德性的知识分子,将其含义由身份上的贵族提升为道德或精神上的贵族。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是孔子的理想化人格。狄百瑞对这一儒学核心概念作了深入探究。在其著作《儒家的困境》中,他把君子类比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认为他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君子和先知都致力于改造现实社会。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先知可获得上帝的启示,君子则借助其强烈的公义之心唤起内心道德良知对天命的感应,他们最终都是通过天意来实现改造现实世界的目的。其次,君子和先知都关心民众疾苦,将其放在中心位置。先知以神之代言人的角色宣扬“神爱世人”、“信者得救(即得到宽恕)”的思想,而君子提倡“仁者爱人”、“民重君轻”的思想,呼吁统治者遵从天命,体恤百姓。最后,君子和先知拥有极为相似的共同点:超脱世俗世界的高尚品格和心灵自由[4] 。二者都是世人楷模,奉上帝(天命)宣扬真理。

  (2)儒学与自由主义。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重对传统的遵守与守护,但在狄百瑞的儒学著作中,“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传统”等词语频繁出现。狄百瑞在其《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指出,儒学不应当被当作泥古不化、保守的学说,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久远的自由主义传统,儒家传统是保守与自由主义思想的相互交织。他的论述打破了西方学者对自由的狭隘理解,把对自由的阐释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特有的价值、群体主义是亚洲特有的价值,特别是将群体主义视为儒家特有的价值的观点,是肤浅的[5] 。所有具有变革精神的“改革者”都是打破传统禁锢、革旧出新的自由主义者。

  (3) 儒学的宗教性改造。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儒学研究中长期探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狄百瑞对这一复杂的问题持有谨慎的态度,他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宗教”。从西方宗教的角度看,儒学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儒学具有和宗教一样的教化百姓、构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孔门弟子在某种意义上为上天代言,有和先知一样的预言家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儒学逐渐有了与宗教相似的仪式性特征。因此,狄百瑞的研究对儒学做了一定的宗教性改造,多次将儒学与犹太——基督教文化进行类比,这种类比成为他开展儒学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狄百瑞新儒学研究评述

  狄百瑞对儒学情有独钟,倾尽毕生精力开展儒学的阐释与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但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待他的研究,正视其思想中稍许的局限性及其对儒学在海外传播中造成的片面化影响。

  (1)对儒学海外传播的积极推动作用。

  首先,狄百瑞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审视儒学,狄百瑞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并采取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看待儒学,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他的研究既基于理性思考,也源于对儒学的敬意与热爱。他既强调古今,又注重中西对话,力图摈弃西方中心论,挑战西方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的现代命运乃是经受西方文明的刺激而开启”的论调。针对西方中心论指引下的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傲慢与褊狭,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部是受西方刺激的结果,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推动革新进步的原生内在动力。他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

  其次,秉持中西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开阔的视野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6] 。狄百瑞的儒学研究以新儒学思想为切入点,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现代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儒学的“再生”研究,是结合现实情况对儒学所作的当代解读与重构,其中有对中国传统儒学的发扬,也有其个人的阐释,是在深刻理解中国传统以及积极维护中国传统连续性基础上对其现代价值的深入挖掘,对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儒学大有裨益。他没有将自由、民主等观念视为西方人的特有价值,而是秉持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宏大和开阔的视野看待人类文明,认为中西文明之间有共通的人类价值观,这一点值得那些言必称西方、将西方价值体系奉为上品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价值观念值得他们重新审视。

  最后,对儒学的宗教性改造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美国以宗教立国,基督教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导者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他们最熟悉的文化现象。狄百瑞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对儒学做了一定的宗教性改造,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儒学与基督教进行类比。这种类比遵循了人类“通过自己熟悉的事物或现象认识新的事物或现象”的认知规律,增强了美国民众对儒学的理解与认识,提升了他们对儒学的认同感,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

  (2)局限性。

  首先,过度诠释之嫌。狄百瑞对儒学抱有极高的敬意与强烈的热爱,始终有一种勉力维护儒门的心态,全力维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这导致他的个别论述显得不够客观,从而产生过度诠释之嫌。我们应认识到,儒学包含着很多闪耀光辉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但儒学并非完美无缺,也包含着由于时代局限性和入世哲学带来的一些缺陷。儒学研究者应正视这些不足,秉持辩证、客观的态度对儒学进行扬弃。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指出,狄百瑞对儒学“君父说”和“缠足论”的维护及其合理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史实的曲解,有强辩之嫌 [7]。中国政法大学杨阳教授认为,狄百瑞对某些儒学概念和历史事件的解读偶尔也暴露出许多儒学研究者常见的问题:有些解读给人以牵强附会的感觉,比如他对孟子“五伦”的阐释只强调了角色关系中情感的相互性,却不顾这种相互性中所包含的主从关系和情感的不对称性,更忽略了“爱有等差”内含的情感投注的强弱次序,这在儒家语境中本就是以特定的政治等级秩序为依据的[8] 。

  其次,儒学宗教性改造的局限。狄百瑞虽然没有对“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其著作中对儒学做了很多宗教性改造。我们不否认这种改造在推动儒学传播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改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西方人士对儒学的误读。不管儒学在社会功能上和宗教有多接近,甚至逐渐演化出类似宗教的仪式,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认为,宗教所立的道德规范主要靠“天国”的利诱抑或是“地狱”的恐吓这种超自然力量来维持,道德成了宗教的附属品[9] ,而儒家思想仅以人性本来之底蕴为根基,推崇忧患意识而不是张扬人世之苦难或罪人之惶恐。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指出,君子与先知的类比虽可以使西方读者对君子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但儒学中的为“天”代言和预言实则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上天也不会以人格神方式介入人的历史,儒家君子不必对上天负责[10] 。儒家君子与上天是没有个人联系的,而这种将超越存在与世俗人生隔绝起来的观念,决定了儒家君子在思想与生活方面的世俗化取向。

  结语:辩证看待,瑕不掩瑜

  近年来,我国儒学海外传播以我国的主动推介为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但儒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外文化差异巨大,儒学海外传播任重道远。学界应在巩固现有主动推介成果的基础上,拓宽思路,从受纳端(传播目标国)表述中国文化的方式和途径方面了解儒学海外传播和接受的状况,探索新的传播路径。笔者在仔细研读狄百瑞著作和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细致梳理并评述了他的思想及其在儒学海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并为从受纳端考察儒学海外传播现状做了初步的探究。

  狄百瑞超越西方长久以来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从中国传统的内部视角审视儒学,秉持中西文明平等对话的态度,以更开阔的视野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促进了儒学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特别是在当今中西文明交流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的国际环境下,狄百瑞秉持的文明平等之思想真乃为难能可贵的人类之光。希望这道光既可以照亮那些对中华文明持有根深蒂固偏见的西方人偏狭的心灵,也可以照亮那些奉西方思想为上品、言必称西方的、有“文化软骨病”的中国人的心灵。诚然,他的思想也有其局限,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代美国汉学大师和新儒家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狄百瑞在促进儒学海外传播以及中西文明对话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将值得铭记。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2.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1] 参见秦洪武、孔蕾:《儒学海外传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6期。

  [2] 参见张春柏:《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外译问题》,《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

  [3] 参见韩伟:《“中国的面具”: 美国新儒学大家狄百瑞思想综论》,《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 参见黄启祥:《儒家君子: 另一种先知》,《理论学刊》2015年第9期。

  [5] 参见吴根友:《近10年海外儒学研究》,《哲学动态》,2001年第8期。

  [6] 参见韩伟:《“中国的面具”: 美国新儒学大家狄百瑞思想综论》,《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7] 参见余国藩:《先知·君父·缠足》,《读书》1993年第5期。

  [8] 参见杨阳:《碎片采集与传统建构——评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

  [9]宋刚译, 于连·弗朗索瓦著:《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32-35页。

  [10] 参见傅永军: 《君子: 先知还是师儒》,《理论学刊》2013 年第7期。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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