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王阳明心学主体性结构:身体、心灵与自然的逻辑融通

  宋明理学内部思潮的发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较为注重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渐变到较为注重工夫修养的实践。这个思想历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即注重学问对现实的人的身心素质与境界的提升,用阳明的话叫做“讲之以身心”,以期达到心灵对身体的出于自然的而非外在强制的宰制。理学家常用“自然”来形容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在王阳明思想中,所谓“自然”主要有两重含义,一种可称其为“本体”义,即儒家伦理要求人的道德行动自然地而非被迫地合于法则;另一种可称其为“境界”义,亦即儒家讲的“自然”往往是指人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即自然的、自在的、合乎本性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效验。阳明主张致良知的本体工夫,亦即主张人以其形而上的本然良心指导其具体的生活实践,这一指导落实于人的最切近的存在——身体,王阳明追寻这一包含了思与行的实践系统运作的必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更广的视域看,即追寻“作为思考的、行动的统一性”的主体性。

  一、身体与心灵

  杨儒宾认为,传统儒者所讲的道德意识从来就不只是人头脑中的意识而已,而是带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他认为这种生命力如果用中国哲学或者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气”。这里有两重意义需要注意:一是儒学始终认为人的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是连续的,并认为这一个连续体的实际载体即是气;二是人的形体即身体是人的最直接的、现实的气,亦即上述所言连续体的集中体现。因此,可以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灵与广阔的自然世界交接的中枢。

  由此,人的心灵、身体与自然世界的同频律动对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必要性。杨儒宾讲的身体之气的流注与人的道德意识的同步性,实际上阐述的首先是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节律对于人的心灵自由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库德隆认为,所谓身体的自由不过是准确观察大千世界的生物节奏,在尊重这一生物节奏的基础上而与这个世界同步地生活。人们只有充分尊重时间性才能够更接近自由本身。他说:“寻求身体节奏与宇宙节奏的同步能使我们真正自由地生活。”心灵的、精神的自由是古今中西思想家论证的焦点,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心灵的、精神的自由还不够,身体的自由往往被确证为更为真实的自由。就构成同一个主体性而言,身体与心灵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身体具有自然历史性即时间性。正是这一时间性构成身体的具体性,而具体的身体的存在需要以顺应自然节律为前提。最终,人的心灵的自由根源经由身体而与自然的节奏相一致。

  宋儒讲,相对于万物,人乃“得其秀而最灵”,即认为人在气禀上即形体上的卓越是人心灵贯通的究极原因。而在阳明看来,只是这样讲还远远不够。在陆九渊本心论的基础上,阳明进一步将心本体化,并从宇宙论上论证人为天地的心以及天地万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

  阳明一开始便将良知预设为人人本具于身的精神主宰。在他看来,我们应当对他人的艰难疲苦有切肤之感。阳明还指出,对人的苦楚无所知觉,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不必思虑就能知道、不必学习就能做到的亦即先天具有的良知。

  关于良知,阳明指出人的良知是自然生生不息的“天植灵根”,只是由于被人自身的私累戕贼蔽塞而不得发生。在阳明看来,良知是天地在人的形气中植入的“灵根”,它本来就具足了不断生发万物的功能。良知虽然先天地具有这样的性能,但在现实中往往被人的私欲遮蔽雍塞,所以难以展现其呈现万物的意义。故而,阳明学主张,通过学习来求取行动的普遍法则;致良知并非什么神秘玄幻的事物,而是展开在日常生活接人待物的具体行动之中的。

  故而,从主体性的视域加以考察,阳明心学兼具“心灵”与“身体”两重要素,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体系性,不仅强调心灵特有的思维主宰功能,而且强调为身体所独有的践形功能。究极言之,阳明对身体的重视导源于他在本体论上对气的理解,即他认为气论与仁学——即其良知学——是浑融无间的。

  二、天地之心与一气流通

  宋代以来,由于儒家为建构宇宙论、本体论而将汉唐以来的元气论引入孔门仁学,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即人之赋气受形与万物一般,那么人的高贵之处又该如何来说明呢?从周敦颐以来,宋儒是以人是天地的意义即人为天地之心来说明人相对于万物的卓越处的。张程、朱陆等均持此说。王阳明对于先儒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与宋儒较为注重在境界论上讲人为天地之心不同,阳明注重从本体论上讲。这就不止是从价值论上讲天地之心,而是同时注重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二是,与宋儒较为注重从意识、思维和精神的维度讲天地之心不同,阳明重拾儒家身体哲学,不止是强调道德行动主体性当中心灵的主宰性,同时特别注重阐扬身体之于“人”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

  “天地之心”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阳明阐发天地之心的新义在于不止是从“心”即意识的维度来展开,而是尤为注重从“身”即存在的维度来掘发。这显示出阳明思想对儒家主体性的新开展。

  在阳明看来,人与其他有形体的万物和谐自在地共存于这同一个自然宇宙之中,人的身体以其官能而言又是其他万物的主宰。而人有其心灵正是人的身体之所以能够主宰万物的根由。由此,阳明认为,天地万物,如果没有人的心灵,就不再灵验、生动了,即如果我们的心灵毁坏了,那么天地万物的声音、颜色、臭味与变化就不可能被感知。在阳明的思想体系中,人的身体与心灵是合一的,或者说是应当合一的。可以说,“合一”是身心关系的“本体”即本来状态。不惟如此,如果将天人合一与身心合一再加以凝练,便可得出,人的心灵与天地的一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认为人的心灵的感知、觉察就是天地自然本身的感知、觉察。

  阳明继续深化其思想,将人心的灵通功能归结为天地自然之功能。归根结底看,明亮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观察,聪灵的不是我们的耳朵,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聆听;品尝的不是我们的嘴巴,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品尝;变化不是由于我们的心灵,而是由于天即自然使其神妙。至此,阳明提出,如果真能做到“目以天视”“耳以天听”“口以天尝”以及“思虑以天动”,那么人就能够通达神明。这一“神明”,应当说,在阳明看来,主要指的是事物运行变化的内在机制,即物之道。这里,阳明实际在表达的意思无疑是人的行动应当完全出于自然天理,而非私己性的情感欲念。如果人的行动做到了与自然法则合一,那么人的认识能力就不会被遮蔽障碍。

  如果说阳明阐发的“天地之心”在于高扬人性的高贵,那么他讲“一气流通”就在于将人的高贵立于深切的现实之中。阳明认为无论是风雨露雷、日月星辰、还是禽兽草木、山川土石,因与人“同此一气”而“能相通”即所谓“一体”。

  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是人的世界万物的本体论基础。反过来说,没有人的良知,这个世界连同其万事万物就都因为失去意义而不存在了。他说在本原上天地万物由此与人构成一体,在这个一体中,呈现这个一体的是人心的灵明。王阳明讲的“一体”就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人与天地万物在良知基础上的一体性,二是人与天地万物在气的层次上的一体性。如果说前者即良知一体说是从心灵上阐发一体仁说,则后者形气一体说是从身体上阐发一体仁说。王阳明认为人心与物同体,原是血气流通的,他指出人应当在自己应事接物的“感应之几上”把握天地鬼神与人之一体性。他认为之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正是由于人心的灵通性。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阐释的行动主体性,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观念结构,即注重心灵即思维主宰的关键性与注重身体即行为展现的基础性,二者是一个主体性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构成要素,主体性发挥的效验和境界指向“自然”,即道德价值范导下主体尺度的美德与客体尺度的意义世界生成的自然的与必然的趋向。值得说明的是,阳明心学主体性也呈现出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一面。

  三、后现代精神与心学主体性

  与传统理性中心主义不同,西方后现代文化或曰后现代精神追寻更加真实的主体性。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精神反对的是理性中心主义而非理性本身。与旧范式中单向度地强调理性对于行动主体的中心意义相反,后现代精神更多从人的意志、情感、需要等身体性要素来展现存在。理性主义传统更强调人的心灵,而后现代文化尤其注重对于“身体”作为心灵运思场域的基础性意义。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注重将世界二分化。实际上,人们不应当在人对于世界万物的优越性证明道路上走得太远,否则将难以保证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的真实性。梅洛·庞蒂认为,不能说灵魂和身体的结合能由一个所谓客体与另一个所谓主体这样两种外在的东西之间的随意性的决定来担保。即在人之中,灵魂亦即精神、心灵与人之身体不是彼此外在的,相反,二者呈现一种融合性。他认为“我”的心灵与身体的融合性源于“身体图式”。

  而与西方传统的“心灵主义”和后现代精神中的“身体主义”都不同,王阳明心学主体性则彰显出第三种思路,主张心灵与身体的中道,即兼重身体与心灵。

  明代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较之宋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在主体性的勘定上,宋明儒家认为,佛教单向度地强调人的意识、观念的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作为行动基础的身体。与此相对,阳明自觉将其“良知”说诠释为有体有用之论,而与佛教只注重有心灵之体而不注重有形体之用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这里讲的“心”指的正是其“良知”,而不是一般的应物所起的“意念”。与朱子学不同的是,朱子归为“性”的东西,阳明以“心”来说明,融理性与情感而为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凸显了人的主体性。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后现代文化与王阳明心学相关理论具有相通的精神旨趣,这一点在有关主体性的心灵与身体之关系的看法上有较为明显的表现。从更广的视域看,应当说,这一思想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涉及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是什么这一哲学终极问题。

  在阐释主体性时,相对于西方在心灵与身体之间非此即彼地看待“我是什么”,阳明心学凸显心灵与身体的交融,强调良知与工夫的一体性,注重人的内在德性境界与外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而这一德性境界与意义世界的融合、和合正是阳明心学主体性中“自然”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原题《身体、心灵与自然的融通——王阳明心学主体性的结构》,《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宋明理学内部思潮的发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较为注重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渐变到较为注重工夫修养的实践。这个思想历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即注重学问对现实的人的身心素质与境界的提升,用阳明的话叫做“讲之以身心”,以期达到心灵对身体的出于自然的而非外在强制的宰制。理学家常用“自然”来形容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在王阳明思想中,所谓“自然”主要有两重含义,一种可称其为“本体”义,即儒家伦理要求人的道德行动自然地而非被迫地合于法则;另一种可称其为“境界”义,亦即儒家讲的“自然”往往是指人德性实践的熟练自得,即自然的、自在的、合乎本性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效验。阳明主张致良知的本体工夫,亦即主张人以其形而上的本然良心指导其具体的生活实践,这一指导落实于人的最切近的存在——身体,王阳明追寻这一包含了思与行的实践系统运作的必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更广的视域看,即追寻“作为思考的、行动的统一性”的主体性。

  一、身体与心灵

  杨儒宾认为,传统儒者所讲的道德意识从来就不只是人头脑中的意识而已,而是带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他认为这种生命力如果用中国哲学或者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气”。这里有两重意义需要注意:一是儒学始终认为人的道德世界与自然世界是连续的,并认为这一个连续体的实际载体即是气;二是人的形体即身体是人的最直接的、现实的气,亦即上述所言连续体的集中体现。因此,可以说人的身体是人的心灵与广阔的自然世界交接的中枢。

  由此,人的心灵、身体与自然世界的同频律动对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必要性。杨儒宾讲的身体之气的流注与人的道德意识的同步性,实际上阐述的首先是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节律对于人的心灵自由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库德隆认为,所谓身体的自由不过是准确观察大千世界的生物节奏,在尊重这一生物节奏的基础上而与这个世界同步地生活。人们只有充分尊重时间性才能够更接近自由本身。他说:“寻求身体节奏与宇宙节奏的同步能使我们真正自由地生活。”心灵的、精神的自由是古今中西思想家论证的焦点,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心灵的、精神的自由还不够,身体的自由往往被确证为更为真实的自由。就构成同一个主体性而言,身体与心灵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身体具有自然历史性即时间性。正是这一时间性构成身体的具体性,而具体的身体的存在需要以顺应自然节律为前提。最终,人的心灵的自由根源经由身体而与自然的节奏相一致。

  宋儒讲,相对于万物,人乃“得其秀而最灵”,即认为人在气禀上即形体上的卓越是人心灵贯通的究极原因。而在阳明看来,只是这样讲还远远不够。在陆九渊本心论的基础上,阳明进一步将心本体化,并从宇宙论上论证人为天地的心以及天地万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

  阳明一开始便将良知预设为人人本具于身的精神主宰。在他看来,我们应当对他人的艰难疲苦有切肤之感。阳明还指出,对人的苦楚无所知觉,就是没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不必思虑就能知道、不必学习就能做到的亦即先天具有的良知。

  关于良知,阳明指出人的良知是自然生生不息的“天植灵根”,只是由于被人自身的私累戕贼蔽塞而不得发生。在阳明看来,良知是天地在人的形气中植入的“灵根”,它本来就具足了不断生发万物的功能。良知虽然先天地具有这样的性能,但在现实中往往被人的私欲遮蔽雍塞,所以难以展现其呈现万物的意义。故而,阳明学主张,通过学习来求取行动的普遍法则;致良知并非什么神秘玄幻的事物,而是展开在日常生活接人待物的具体行动之中的。

  故而,从主体性的视域加以考察,阳明心学兼具“心灵”与“身体”两重要素,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体系性,不仅强调心灵特有的思维主宰功能,而且强调为身体所独有的践形功能。究极言之,阳明对身体的重视导源于他在本体论上对气的理解,即他认为气论与仁学——即其良知学——是浑融无间的。

  二、天地之心与一气流通

  宋代以来,由于儒家为建构宇宙论、本体论而将汉唐以来的元气论引入孔门仁学,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即人之赋气受形与万物一般,那么人的高贵之处又该如何来说明呢?从周敦颐以来,宋儒是以人是天地的意义即人为天地之心来说明人相对于万物的卓越处的。张程、朱陆等均持此说。王阳明对于先儒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这一发展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与宋儒较为注重在境界论上讲人为天地之心不同,阳明注重从本体论上讲。这就不止是从价值论上讲天地之心,而是同时注重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二是,与宋儒较为注重从意识、思维和精神的维度讲天地之心不同,阳明重拾儒家身体哲学,不止是强调道德行动主体性当中心灵的主宰性,同时特别注重阐扬身体之于“人”的基础性、前提性意义。

  “天地之心”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阳明阐发天地之心的新义在于不止是从“心”即意识的维度来展开,而是尤为注重从“身”即存在的维度来掘发。这显示出阳明思想对儒家主体性的新开展。

  在阳明看来,人与其他有形体的万物和谐自在地共存于这同一个自然宇宙之中,人的身体以其官能而言又是其他万物的主宰。而人有其心灵正是人的身体之所以能够主宰万物的根由。由此,阳明认为,天地万物,如果没有人的心灵,就不再灵验、生动了,即如果我们的心灵毁坏了,那么天地万物的声音、颜色、臭味与变化就不可能被感知。在阳明的思想体系中,人的身体与心灵是合一的,或者说是应当合一的。可以说,“合一”是身心关系的“本体”即本来状态。不惟如此,如果将天人合一与身心合一再加以凝练,便可得出,人的心灵与天地的一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认为人的心灵的感知、觉察就是天地自然本身的感知、觉察。

  阳明继续深化其思想,将人心的灵通功能归结为天地自然之功能。归根结底看,明亮的不是我们的眼睛,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观察,聪灵的不是我们的耳朵,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聆听;品尝的不是我们的嘴巴,而是由于天即自然在品尝;变化不是由于我们的心灵,而是由于天即自然使其神妙。至此,阳明提出,如果真能做到“目以天视”“耳以天听”“口以天尝”以及“思虑以天动”,那么人就能够通达神明。这一“神明”,应当说,在阳明看来,主要指的是事物运行变化的内在机制,即物之道。这里,阳明实际在表达的意思无疑是人的行动应当完全出于自然天理,而非私己性的情感欲念。如果人的行动做到了与自然法则合一,那么人的认识能力就不会被遮蔽障碍。

  如果说阳明阐发的“天地之心”在于高扬人性的高贵,那么他讲“一气流通”就在于将人的高贵立于深切的现实之中。阳明认为无论是风雨露雷、日月星辰、还是禽兽草木、山川土石,因与人“同此一气”而“能相通”即所谓“一体”。

  王阳明认为,人的良知是人的世界万物的本体论基础。反过来说,没有人的良知,这个世界连同其万事万物就都因为失去意义而不存在了。他说在本原上天地万物由此与人构成一体,在这个一体中,呈现这个一体的是人心的灵明。王阳明讲的“一体”就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人与天地万物在良知基础上的一体性,二是人与天地万物在气的层次上的一体性。如果说前者即良知一体说是从心灵上阐发一体仁说,则后者形气一体说是从身体上阐发一体仁说。王阳明认为人心与物同体,原是血气流通的,他指出人应当在自己应事接物的“感应之几上”把握天地鬼神与人之一体性。他认为之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正是由于人心的灵通性。

  由此可见,阳明心学阐释的行动主体性,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观念结构,即注重心灵即思维主宰的关键性与注重身体即行为展现的基础性,二者是一个主体性的两个不可偏废的构成要素,主体性发挥的效验和境界指向“自然”,即道德价值范导下主体尺度的美德与客体尺度的意义世界生成的自然的与必然的趋向。值得说明的是,阳明心学主体性也呈现出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一面。

  三、后现代精神与心学主体性

  与传统理性中心主义不同,西方后现代文化或曰后现代精神追寻更加真实的主体性。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精神反对的是理性中心主义而非理性本身。与旧范式中单向度地强调理性对于行动主体的中心意义相反,后现代精神更多从人的意志、情感、需要等身体性要素来展现存在。理性主义传统更强调人的心灵,而后现代文化尤其注重对于“身体”作为心灵运思场域的基础性意义。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注重将世界二分化。实际上,人们不应当在人对于世界万物的优越性证明道路上走得太远,否则将难以保证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的真实性。梅洛·庞蒂认为,不能说灵魂和身体的结合能由一个所谓客体与另一个所谓主体这样两种外在的东西之间的随意性的决定来担保。即在人之中,灵魂亦即精神、心灵与人之身体不是彼此外在的,相反,二者呈现一种融合性。他认为“我”的心灵与身体的融合性源于“身体图式”。

  而与西方传统的“心灵主义”和后现代精神中的“身体主义”都不同,王阳明心学主体性则彰显出第三种思路,主张心灵与身体的中道,即兼重身体与心灵。

  明代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较之宋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在主体性的勘定上,宋明儒家认为,佛教单向度地强调人的意识、观念的作用,轻视甚至忽视作为行动基础的身体。与此相对,阳明自觉将其“良知”说诠释为有体有用之论,而与佛教只注重有心灵之体而不注重有形体之用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阳明这里讲的“心”指的正是其“良知”,而不是一般的应物所起的“意念”。与朱子学不同的是,朱子归为“性”的东西,阳明以“心”来说明,融理性与情感而为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凸显了人的主体性。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后现代文化与王阳明心学相关理论具有相通的精神旨趣,这一点在有关主体性的心灵与身体之关系的看法上有较为明显的表现。从更广的视域看,应当说,这一思想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涉及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是什么这一哲学终极问题。

  在阐释主体性时,相对于西方在心灵与身体之间非此即彼地看待“我是什么”,阳明心学凸显心灵与身体的交融,强调良知与工夫的一体性,注重人的内在德性境界与外在意义世界的生成,而这一德性境界与意义世界的融合、和合正是阳明心学主体性中“自然”的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原题《身体、心灵与自然的融通——王阳明心学主体性的结构》,《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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