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了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主要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的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和“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议题展开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讨论。

  首先,李存山研究员就新书的编著情况和书中的几个问题作主题发言。一是,他指出关于本书第一组文章,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和纲领。主要包括张岱年先生对“文化之实相”的认识和冯友兰先生说的“旧邦新命”。李存山认为,文化的可析取性是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一个理论基础,而文化的“变与常”在张先生的文化观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冯友兰先生也说“旧邦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对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就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而不会陷于某个方面的偏颇。二是,他谈关于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主要是讲中国文化的“变与常”。他认为,首先是反思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常道”。他强调,先秦儒家讲,秦以后儒家也要讲的那些一以贯之、恒常不变、始终坚持的那些普遍性的文化理念或原则才是儒家文化的“常道”。以此为判据,他认为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等是儒家文化的“常道”。如果不讲这五条中的任何一条,那就不是儒家了。而儒家文化的“常道”也正是我们现代要传承和弘扬的。儒家文化的“新命”,也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李存山讲了五个方面的变化,如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现代教育、国际关系等都与以前不一样了,都回不去了,必须直面其改变。他认为,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学是近现代转型的方向,儒家传统不应该与五四精神对立,而是要实现创造性转换。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李存山研究员就新书的编著情况和书中的几个问题作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后,与会学者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古今之变的传承与流变、中国儒家文化的道统与新命等主题展开对话和探讨。

  第二时段,由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分别进行了对谈和评议。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王中江教授、梁涛教授、赵法生研究员分别发言

  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变化、变革的视角出发,切入中国哲学中的“常道”和“新命”问题,他提出了关于 “连续与转变”观点。他认为,一是,历史上儒家的“常道”和每个时代的“新命”,在近代中国的转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矛盾和冲突,一直有真孔假孔的争论,至今还在调整和适应中;二是,儒家传统中的常道和新命是不断被塑造和建构起来的,儒者、研究者和政治领域的解释、宣传和塑造方式很不相同;三是,具体到儒家何种常道和新命,人们的看法和理解差别也很大,要避免独断论和一元主义。正如对上帝理解的一体多元化,对儒学的研究也应是多元的。四是,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价值有很复杂的层次,不能只讲动听的、高超的,忽视底线的、中线的尤其是其实现的条件。什么是儒家的常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实践,这才是最难的,否则就会产生假道学、假仁学。

  梁涛教授发言中谈到,探讨儒学的“常道”与“新命”问题,首先要厘清“什么是儒家道统?”朱子的道统说来自韩愈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把仁义看作儒学道统,以此为标准,把发展了儒家仁义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义及制度建构的荀子、汉唐儒学排除在外了。从最近几年的出土文献,我们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孟子提出仁义、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性恶论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但是,孟子虽然发展了儒家仁学,但丢掉或者忽略礼学,对外在的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承继了儒家的礼学,但在仁学,性与天道、内在超越方面讲得不够。其次,儒学的道统到底应如何理解呢?梁涛认为,在孔子那里,关于仁学和礼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就要从仁礼之学谈起,将道统仅仅理解为仁义是片面的。关于儒家道统的表述,可以采取“内圣外王”的说法,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孟子突出性善,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由内圣而外王的思路。这种思路是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和前提,认为只要统治者良心、不忍人之心发现,所期待的仁政就有可能实现。荀子持性恶论,由于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导致争执,这时需要确立一个“度量分界”,大家都按度量分界行事,社会就会安定了。故荀子走的由外王而内圣的路子,人性虽然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能力,可以借助制定礼义法度,改造先天不好的本性,一点一点走向文明社会。可以说,孟子的由内圣而外王和荀子的由外王而内圣都是从孔子那里分化出来的,但是各执一端。只有将二者并存,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统。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丰富的基础性上结合二者的思想,这样才能建构起内外完备的儒家思想。

  赵法生研究员认为,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儒学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其自身,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李存山先生的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的研究内容从先秦到近现代,对于儒家思想史与现实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入独到的分析。儒学的发展与变革呼唤着新的文化观。为此,张岱年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探讨文化的“实相”,提出了变与常、同与异、整与分三对概念,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范畴。书中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及其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发掘,尤其是重点阐发变道与常道对于现代儒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赵法生指出,所谓变与常,就是要区分民族文化中的具有阶段性和永恒性的部分,主张文化发展“变中有常”;所谓同与异,分别代表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所谓整与分,就是文化的系统性和“可析取性”。民族文化中的常道,是民族文化中的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元气。故步自封的僵化保守固然没有前途,否定常道的文化变革同样难以成功。另外,他强调,本书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先秦到现代儒学思想史,内容丰富,但“继承常道”与“实现新命”却是全书一以贯之的主题,对于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学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罗传芳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静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詹文杰副研究员、王正副编审等作了评议发言。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黄裕生教授、陈静研究员、陈霞研究员、詹文杰副研究员、王正副编审分别发言

  黄裕生教授谈到,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国度,这些经典使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命“的文化,也即能开出历史并愿意承担或参与未来的文化。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对”常道“的觉悟与叙述。李存山教授这部作品的书名本身就直接摆明了近二百年来中国文化与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在相关主题中,作者对儒家道德信仰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李存山教授通过核心材料的呈现表达了三个重要观点:1.西周时期仍有着浓郁的对‘上帝’或‘天’的宗教崇拜; 2.天是有赏罚意志的道德之天; 3.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乃是把“天”当作最高的神,而此神是道德的神 。也就是说,在这个呈现里,早期儒家文化有很强的宗教信仰的维度。在这个宗教信仰里,这个至上神是一个道德的神:他本身是道德的,而且也要求天下人也是道德的,特别是王侯们要有能配其高位的高德,否则上天会夺其位而予善者。在儒家的上天信仰上,李存山教授比较赞同梁启超的一个观察:“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所崇拜的天关心的是人世间,而西方的上帝则超出世间万有之外,关切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个理解存在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即这种理解中,在理论上面临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上天是至高的道德存在者,因而他一定是绝对公平正义的。但是,在人世间显然总是存在不公不义,每个人的有生之年,必定或者不可能得到伸冤,或者没有得到追责。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世界,上天的绝对公正如何落实、兑现?二是,如果在上天的信仰体系里,人只有一个世界的生活,那么,这个信仰体系便无法安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每个人一方面都知道自己此生此世终有一死,但另一方面却又对死本身以及死后一无所知。

  黄裕生教授认为,实际上,殷商信仰体系里,殷人祖先可以“宾于帝”,这表明,在殷商信仰体系里人并只生活于“这个世界”,还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观念同样也存在于周人的上天信仰体系里。认为先秦儒家信仰系统里只有一个世界的观点,主要应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世学者受近代“人类中心论”的影响才成为主流。这种观点一方面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会带来我们上面分析的一系列困难。也许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在先秦儒家的上天信仰系统里,对另一个世界的叙述与关注的确比较弱,而在祭天为皇家垄断的秦汉之后,与另一个世界的关联性更在“天学(神学)”的视野之外,这导致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在儒家信仰系统里更加弱化。最后,他强调,李存山教授这部作品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他对儒家所有主题的论述都贯穿着处境问题与现代意识。让这些古代思想材料朝向现代,面对未来说话。其中关于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相关性讨论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静研究员从“文化的析取”谈起,她借张岱年先生用“吃鱼吐骨头”这一比喻描述我们在吃鱼肉时候需要把整条鱼分解开吸取营养,认为文化是可解析的。她进而指出,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变和常的问题受到重视,正是由于发现作为传统文化的“鱼”不再自成系统,不再以一条鱼的形式存在。由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文化不再是一条鱼,而是吸取了鱼的营养的人时该如何描述?陈静强调,旧结构的坍塌,新结构的建立,在新结构的建立中,弄清楚“哪些是旧结构所缺乏的?”“哪些是可以继承下来的?”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并能清晰地用理论体系阐释出来。她认为,传统文化在其发展传承史上是有理路的,比如从大的理路上看,汉唐时期的“宇宙论”说,主要是用宇宙的道德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在宋明时期,用“心性论”证明道德的内在性,用心性论完成这一论说。她从现代视野反观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指出当前亟待建构一个完整文化的理论,以提供现代人可实践和遵循的道德或文化观念,例如:“人”的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未来人类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另外,她指出,从现实角度出发,个人德性等崇高理想的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境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量。

  陈霞研究员,她首先肯定了这种新书座谈会的形式很好。她认为,一方面,对于新书的作者来说, 能得到回馈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学者围绕作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这对问题的推进和形成共识很有意义。接着,她认为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这一问题的提出很重要,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进而,她提出了关于“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和“区分标准是什么”的追问。她通过个体和集体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比重的不同,指出了古代对个体的探讨缺失的问题,而个体性正是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最后,她结合叶秀山的有关论述,指出中国哲学在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层面的一个重大缺失,是缺少方法论或认识论环节。

  詹文杰副研究员认为,我们可以谈论儒家文化传统的“常道”和“新命”,但是真正的“常道”可能不是在任何文化传统里,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基本的人性和人情,也就是喜怒哀乐、食色以及人对幸福的追求。任何文化都必须围绕着生活不断调整自身,而不固执于某些传统和信念。我们要让传统文化为当代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不是让我们为古人服务。正如计算机的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和升级一样,我们的道德、文化乃至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一套操作系统,它是服务于各种应用程序的,也就是服务于人们在各个领域中的现实生活的。某种道德价值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际的应用才是有意义的。儒家的“仁”“义”这些概念只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被使用,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被研究,才能够发挥它们的作用。如果我们像古人那样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仁”或者“不仁”,“义”或者“不义”,那么,“仁”和“义”对我们的生活就是活生生地起建构作用,否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用到它们,而是用到别的语词和概念,那么,对我们的生活起到建构作用的就是别的概念。不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这样,古希腊的“勇敢、节制、智慧、正义”四主德也是这样,基督教文化中的“信、望、爱”也是这样,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尊严”等等也是这样。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常道”,但是,怎么样把它们整合贯通起来,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真正“居所”,这点更为重要。伦理道德乃至宗教,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建构作用确实很大,我们做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这点,这个没有问题。不过,光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对社会建构起重要作用的还有科学、技术、经济和法律,等等。如果我们关于思想和文化的关注既不能落实到制度上,也不能落实到私人生活领域,那么表达它们的语言系统就是一个空转的操作系统,没有任何真正的应用和输出。所以,我也很欣赏和敬佩赵法生老师做的“乡村儒学”工作,它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观念和生活之间的隔阂,让儒学落实在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中。

  王正副编审从现代社会人的境遇出发,指出当下人们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意和对古代生活的不同意的双重痛苦”。而学者想要解决此问题,应避免清儒汪琬所说的“徇今而不通于古,好古而不协于今”两种弊病,真正实现会通古今的学问与思想。李存山先生这本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认真、深入地进行思考与努力。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罗传芳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最后,罗传芳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她谈到,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新年的第一场学术沙龙以李存山先生的这本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作为主题,是很有意义的。从李老师方面说,他是学界公认的持论公允、又有学术厚度和历史纵深感的学者,他既对本民族文化充满敬意,也对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现代化方向有深刻自觉,所以他的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才能够建立在不断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给人以新意和启发。《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李老师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一个“诚”字,不论对学术,还是对历史,都如他所说要尽量做到:“不诬古人,不误今人”。这本新书即可看做李老师几十年真诚思考探索的见证。

  另外,她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也非常成功,形成了共识;如果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近代学人的感叹,那么今天思考“变与常”就更加不能在旧的话语体系和传统框架里循环了。她认为,今天一方面要坚持哲学的本原性思考即超越性和普遍性话题,另一方面也要有历史大视野,从世界和未来看中国,并抱持文明交流会通的学术襟怀。而这也正是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宗旨。她也深深感到,一个好的学术讨论应该是: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又有学者各自的学养积淀和角度,然后大家跟随问题和学理逻辑步步深入、互相激发,而不是自说自话、故步自封,从而给进一步思考留下巨大空间。她说,“常道”与“新命”既是李老师新书的命题,也是当下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学者的共同关切,这从大家几个小时热烈而密集的发言讨论可以充分看到。哪些是中国传统的“常道”,又如何理解今天的“新命”,事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路径和方向。最后,她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表示研究院是学者之家,欢迎一切真诚问学的同道。

  (作者单位: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月25日,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了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主要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的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和“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议题展开探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近20位学者参加了讨论。

  首先,李存山研究员就新书的编著情况和书中的几个问题作主题发言。一是,他指出关于本书第一组文章,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和纲领。主要包括张岱年先生对“文化之实相”的认识和冯友兰先生说的“旧邦新命”。李存山认为,文化的可析取性是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一个理论基础,而文化的“变与常”在张先生的文化观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冯友兰先生也说“旧邦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对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就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而不会陷于某个方面的偏颇。二是,他谈关于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主要是讲中国文化的“变与常”。他认为,首先是反思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常道”。他强调,先秦儒家讲,秦以后儒家也要讲的那些一以贯之、恒常不变、始终坚持的那些普遍性的文化理念或原则才是儒家文化的“常道”。以此为判据,他认为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等是儒家文化的“常道”。如果不讲这五条中的任何一条,那就不是儒家了。而儒家文化的“常道”也正是我们现代要传承和弘扬的。儒家文化的“新命”,也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李存山讲了五个方面的变化,如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现代教育、国际关系等都与以前不一样了,都回不去了,必须直面其改变。他认为,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学是近现代转型的方向,儒家传统不应该与五四精神对立,而是要实现创造性转换。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李存山研究员就新书的编著情况和书中的几个问题作主题发言

  主题发言后,与会学者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古今之变的传承与流变、中国儒家文化的道统与新命等主题展开对话和探讨。

  第二时段,由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分别进行了对谈和评议。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王中江教授、梁涛教授、赵法生研究员分别发言

  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变化、变革的视角出发,切入中国哲学中的“常道”和“新命”问题,他提出了关于 “连续与转变”观点。他认为,一是,历史上儒家的“常道”和每个时代的“新命”,在近代中国的转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矛盾和冲突,一直有真孔假孔的争论,至今还在调整和适应中;二是,儒家传统中的常道和新命是不断被塑造和建构起来的,儒者、研究者和政治领域的解释、宣传和塑造方式很不相同;三是,具体到儒家何种常道和新命,人们的看法和理解差别也很大,要避免独断论和一元主义。正如对上帝理解的一体多元化,对儒学的研究也应是多元的。四是,儒家的伦理和道德价值有很复杂的层次,不能只讲动听的、高超的,忽视底线的、中线的尤其是其实现的条件。什么是儒家的常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实践,这才是最难的,否则就会产生假道学、假仁学。

  梁涛教授发言中谈到,探讨儒学的“常道”与“新命”问题,首先要厘清“什么是儒家道统?”朱子的道统说来自韩愈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把仁义看作儒学道统,以此为标准,把发展了儒家仁义的孟子视为正统,而把重视儒家礼义及制度建构的荀子、汉唐儒学排除在外了。从最近几年的出土文献,我们看到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一种分化过程。孟子提出仁义、性善论、浩然之气等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性恶论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但是,孟子虽然发展了儒家仁学,但丢掉或者忽略礼学,对外在的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承继了儒家的礼学,但在仁学,性与天道、内在超越方面讲得不够。其次,儒学的道统到底应如何理解呢?梁涛认为,在孔子那里,关于仁学和礼学是一个整体,要谈儒家道统,就要从仁礼之学谈起,将道统仅仅理解为仁义是片面的。关于儒家道统的表述,可以采取“内圣外王”的说法,儒家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孟子突出性善,认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由内圣而外王的思路。这种思路是将内在的道德修养尤其是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和前提,认为只要统治者良心、不忍人之心发现,所期待的仁政就有可能实现。荀子持性恶论,由于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追求,追求就会导致争执,这时需要确立一个“度量分界”,大家都按度量分界行事,社会就会安定了。故荀子走的由外王而内圣的路子,人性虽然是恶的,但人有理智的能力,可以借助制定礼义法度,改造先天不好的本性,一点一点走向文明社会。可以说,孟子的由内圣而外王和荀子的由外王而内圣都是从孔子那里分化出来的,但是各执一端。只有将二者并存,才是完整的儒家道统。他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该统合孟荀,在丰富的基础性上结合二者的思想,这样才能建构起内外完备的儒家思想。

  赵法生研究员认为,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儒学如何面对世界,如何面对其自身,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李存山先生的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的研究内容从先秦到近现代,对于儒家思想史与现实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深入独到的分析。儒学的发展与变革呼唤着新的文化观。为此,张岱年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探讨文化的“实相”,提出了变与常、同与异、整与分三对概念,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范畴。书中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及其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发掘,尤其是重点阐发变道与常道对于现代儒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赵法生指出,所谓变与常,就是要区分民族文化中的具有阶段性和永恒性的部分,主张文化发展“变中有常”;所谓同与异,分别代表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所谓整与分,就是文化的系统性和“可析取性”。民族文化中的常道,是民族文化中的生命力,是民族文化的元气。故步自封的僵化保守固然没有前途,否定常道的文化变革同样难以成功。另外,他强调,本书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先秦到现代儒学思想史,内容丰富,但“继承常道”与“实现新命”却是全书一以贯之的主题,对于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学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罗传芳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静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詹文杰副研究员、王正副编审等作了评议发言。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黄裕生教授、陈静研究员、陈霞研究员、詹文杰副研究员、王正副编审分别发言

  黄裕生教授谈到,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国度,这些经典使中国文化是一个有“命“的文化,也即能开出历史并愿意承担或参与未来的文化。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对”常道“的觉悟与叙述。李存山教授这部作品的书名本身就直接摆明了近二百年来中国文化与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在相关主题中,作者对儒家道德信仰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李存山教授通过核心材料的呈现表达了三个重要观点:1.西周时期仍有着浓郁的对‘上帝’或‘天’的宗教崇拜; 2.天是有赏罚意志的道德之天; 3.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乃是把“天”当作最高的神,而此神是道德的神 。也就是说,在这个呈现里,早期儒家文化有很强的宗教信仰的维度。在这个宗教信仰里,这个至上神是一个道德的神:他本身是道德的,而且也要求天下人也是道德的,特别是王侯们要有能配其高位的高德,否则上天会夺其位而予善者。在儒家的上天信仰上,李存山教授比较赞同梁启超的一个观察:“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所崇拜的天关心的是人世间,而西方的上帝则超出世间万有之外,关切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个理解存在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即这种理解中,在理论上面临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上天是至高的道德存在者,因而他一定是绝对公平正义的。但是,在人世间显然总是存在不公不义,每个人的有生之年,必定或者不可能得到伸冤,或者没有得到追责。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世界,上天的绝对公正如何落实、兑现?二是,如果在上天的信仰体系里,人只有一个世界的生活,那么,这个信仰体系便无法安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每个人一方面都知道自己此生此世终有一死,但另一方面却又对死本身以及死后一无所知。

  黄裕生教授认为,实际上,殷商信仰体系里,殷人祖先可以“宾于帝”,这表明,在殷商信仰体系里人并只生活于“这个世界”,还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观念同样也存在于周人的上天信仰体系里。认为先秦儒家信仰系统里只有一个世界的观点,主要应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世学者受近代“人类中心论”的影响才成为主流。这种观点一方面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会带来我们上面分析的一系列困难。也许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在先秦儒家的上天信仰系统里,对另一个世界的叙述与关注的确比较弱,而在祭天为皇家垄断的秦汉之后,与另一个世界的关联性更在“天学(神学)”的视野之外,这导致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在儒家信仰系统里更加弱化。最后,他强调,李存山教授这部作品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他对儒家所有主题的论述都贯穿着处境问题与现代意识。让这些古代思想材料朝向现代,面对未来说话。其中关于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相关性讨论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静研究员从“文化的析取”谈起,她借张岱年先生用“吃鱼吐骨头”这一比喻描述我们在吃鱼肉时候需要把整条鱼分解开吸取营养,认为文化是可解析的。她进而指出,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变和常的问题受到重视,正是由于发现作为传统文化的“鱼”不再自成系统,不再以一条鱼的形式存在。由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文化不再是一条鱼,而是吸取了鱼的营养的人时该如何描述?陈静强调,旧结构的坍塌,新结构的建立,在新结构的建立中,弄清楚“哪些是旧结构所缺乏的?”“哪些是可以继承下来的?”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并能清晰地用理论体系阐释出来。她认为,传统文化在其发展传承史上是有理路的,比如从大的理路上看,汉唐时期的“宇宙论”说,主要是用宇宙的道德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在宋明时期,用“心性论”证明道德的内在性,用心性论完成这一论说。她从现代视野反观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指出当前亟待建构一个完整文化的理论,以提供现代人可实践和遵循的道德或文化观念,例如:“人”的观念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未来人类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另外,她指出,从现实角度出发,个人德性等崇高理想的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境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考量。

  陈霞研究员,她首先肯定了这种新书座谈会的形式很好。她认为,一方面,对于新书的作者来说, 能得到回馈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学者围绕作者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交流,这对问题的推进和形成共识很有意义。接着,她认为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这一问题的提出很重要,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进而,她提出了关于“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和“区分标准是什么”的追问。她通过个体和集体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比重的不同,指出了古代对个体的探讨缺失的问题,而个体性正是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最后,她结合叶秀山的有关论述,指出中国哲学在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层面的一个重大缺失,是缺少方法论或认识论环节。

  詹文杰副研究员认为,我们可以谈论儒家文化传统的“常道”和“新命”,但是真正的“常道”可能不是在任何文化传统里,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是基本的人性和人情,也就是喜怒哀乐、食色以及人对幸福的追求。任何文化都必须围绕着生活不断调整自身,而不固执于某些传统和信念。我们要让传统文化为当代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不是让我们为古人服务。正如计算机的操作系统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和升级一样,我们的道德、文化乃至整个语言符号系统也是一套操作系统,它是服务于各种应用程序的,也就是服务于人们在各个领域中的现实生活的。某种道德价值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际的应用才是有意义的。儒家的“仁”“义”这些概念只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被使用,而不仅仅是在学院里被研究,才能够发挥它们的作用。如果我们像古人那样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评价一个人“仁”或者“不仁”,“义”或者“不义”,那么,“仁”和“义”对我们的生活就是活生生地起建构作用,否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用到它们,而是用到别的语词和概念,那么,对我们的生活起到建构作用的就是别的概念。不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这样,古希腊的“勇敢、节制、智慧、正义”四主德也是这样,基督教文化中的“信、望、爱”也是这样,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尊严”等等也是这样。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常道”,但是,怎么样把它们整合贯通起来,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真正“居所”,这点更为重要。伦理道德乃至宗教,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建构作用确实很大,我们做哲学和宗教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这点,这个没有问题。不过,光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对社会建构起重要作用的还有科学、技术、经济和法律,等等。如果我们关于思想和文化的关注既不能落实到制度上,也不能落实到私人生活领域,那么表达它们的语言系统就是一个空转的操作系统,没有任何真正的应用和输出。所以,我也很欣赏和敬佩赵法生老师做的“乡村儒学”工作,它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观念和生活之间的隔阂,让儒学落实在老百姓的个人生活中。

  王正副编审从现代社会人的境遇出发,指出当下人们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意和对古代生活的不同意的双重痛苦”。而学者想要解决此问题,应避免清儒汪琬所说的“徇今而不通于古,好古而不协于今”两种弊病,真正实现会通古今的学问与思想。李存山先生这本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认真、深入地进行思考与努力。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021年2月25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罗传芳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最后,罗传芳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她谈到,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新年的第一场学术沙龙以李存山先生的这本新书——《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作为主题,是很有意义的。从李老师方面说,他是学界公认的持论公允、又有学术厚度和历史纵深感的学者,他既对本民族文化充满敬意,也对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现代化方向有深刻自觉,所以他的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才能够建立在不断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给人以新意和启发。《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李老师身上就很好地体现了一个“诚”字,不论对学术,还是对历史,都如他所说要尽量做到:“不诬古人,不误今人”。这本新书即可看做李老师几十年真诚思考探索的见证。

  另外,她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也非常成功,形成了共识;如果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近代学人的感叹,那么今天思考“变与常”就更加不能在旧的话语体系和传统框架里循环了。她认为,今天一方面要坚持哲学的本原性思考即超越性和普遍性话题,另一方面也要有历史大视野,从世界和未来看中国,并抱持文明交流会通的学术襟怀。而这也正是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宗旨。她也深深感到,一个好的学术讨论应该是: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又有学者各自的学养积淀和角度,然后大家跟随问题和学理逻辑步步深入、互相激发,而不是自说自话、故步自封,从而给进一步思考留下巨大空间。她说,“常道”与“新命”既是李老师新书的命题,也是当下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学者的共同关切,这从大家几个小时热烈而密集的发言讨论可以充分看到。哪些是中国传统的“常道”,又如何理解今天的“新命”,事关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转型的路径和方向。最后,她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表示研究院是学者之家,欢迎一切真诚问学的同道。

  (作者单位: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及其“常道”与“新命”

2月25日,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新年第一场学术沙龙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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