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及其逻辑进路初探

The Logic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Marx’s Das Kapital and His Manuscripts on Economics

  作者简介:林密,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空白,而是内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重要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基础,分别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矛盾运动、不平衡的工农业国际分工等视角,推进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历史科学建构,并呈现为以下的逻辑进路:从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规定性深入到以生产方式研究为内核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并从一般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广义不平衡发展问题深入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狭义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进而也从物性地理空间的不平衡考察深入到社会关系空间及其再生产的不平衡机制问题研究。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生产方式/资本积累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号:19BZX018)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伴随西方社会理论“空间转向”问题的大量译介与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且在理论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作为“空间转向”重要议题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不仅构成了我们立足新时代深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道路的重要视角,也是深入考察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基础,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现代性生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路径独特性的重要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科学阐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历史机制及其超越路径,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揭示的那样,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的理论空场,而是深深地内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鉴于此,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梳理不平衡发展问题及其逻辑进路,应是这项研究返本开新的有益探索。

  一、作为前提与结果的“自然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规定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强调,“自然规定性”总是表现为历史研究与叙事的出发点①。因此,就生产方式研究而言,自然的生产与地理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哈维、尼尔·史密斯等人将不平衡发展问题加以理论化的起点。在《不平衡发展》这一当代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尼尔·史密斯旗帜鲜明地将“自然的生产”作为其空间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建构的基础与起点②。萨义德高度评价了尼尔·史密斯的这项研究,认为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与空间生产如何形塑了贫富分化、城乡对立、工业化与农业衰退等并置的不平衡发展地景③。确实,尼尔·史密斯及其导师哈维等人的重要学术贡献在于,他们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并指证了其根本的特质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内在矛盾的空间生产构型。

  当然,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空白。事实上,从方法论到理论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始终保持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在《大纲》导言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讨的文本中,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指认了物质生产与精神艺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在深层逻辑上将“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不平衡的发展”视为一个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议题和难点凸显了出来④。沿着这一逻辑,探讨作为自然规定性意义上的不平衡发展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意义,是深入耙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首要起点与研究入口。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及其在差异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的同质化运动,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主要问题域。

  首先,自然的生产与历史的基础。众所周知,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全程,并始终被马克思视为人类自由解放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一主题亦构成了不平衡发展问题理论化的起点,即表现为“自然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在《不平衡发展》一书中,史密斯的主导思路是从自然生产的不平衡问题推进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不平衡问题。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理前提,也是其历史后果。这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两个层次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即作为一般人类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的自然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与特定的历史生产形式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但不论哪种意义上的“自然的生产”,首先都必须基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介。这也解释了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闻名并主张自然与社会双向中介的施密特,何以必然构成了史密斯伸张“自然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借鉴与对话对象⑤。从施密特到史密斯,他们的一个理论共识在于:马克思的自然观,从来都不是一种逻辑的预设或先验的给定性,而是一种经由人类实践活动中介的自然。对于施密特而言,这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过程,对于史密斯而言,可以称之为一种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的生产”。

  在最一般意义上,当马克思强调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展开的时候,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无需再强调的隐性前提,即这种总是要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开展的生产也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历史的基础设定为人类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从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原则。且不提人类物质生活生产的一般自然前提,就是作为生产的对象、原料、工具等,都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产”。并且,作为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重要一环的人类生殖与繁衍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都是作为自然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泛泛地肯定这种自然的基础性存在及其在地理上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并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变迁的主导机制。但这也是必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对于自然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强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总体过程,构成了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以此为前提,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肯定,马克思视域中的自然及其差异不平衡问题,并非直接作为与人无涉的自然前提存在,而是始终表现为人类物质生活生产实践活动的要素与结果。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点不在于那种与人无涉的“自在自然”,而是始终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及其效果的对象世界,此即“人化自然”⑥。马克思直面的“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始终是作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⑦。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自然先在性与客观性的肯定,而是要深入历史变迁过程中探寻自然及其差异性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变迁。可见,作为自然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是基于实践的“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生产”的基础与前提,并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或“世界历史”在全球不平衡展开的客观基础。

  其次,作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运动前提与结果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众所周知,在哲学方法论与世界层面上确立了“实践”的基础性内涵后,马克思对于历史及其变迁机制的考察随即推进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展开的物质生产方式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迁问题,也具体化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自然、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差异与不平衡状况中生成与矛盾运动的问题。更直接而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与深化过程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已从早期泛泛的“实践”视域,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与矛盾运动机制问题。其中,作为一般基础与前提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其内在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运动过程中得到了具体的彰显,“自然的生产”也随之走向了差异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问题。

  在《大纲》中,马克思为了深入阐述资本这个概念的社会本质规定性及其历史生成,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探讨了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解体过程。马克思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运动机制及其解体过程的研讨,并非遵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线性发展线索,而是一种逻辑的发展线索。其核心的逻辑视点是,各种不同时空差异性中的生产形式,如何走出其共同的自然共同体时代,并在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内在的瓦解,从而形成新的劳动生产组织形式。换言之,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共同体走向一种同质化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贯穿该部分研讨的三个主要视角⑧。并且,自然条件、地理与历史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构成了东方与西方非均衡发展的视域,也构成了各个不同形式与发展阶段的共同体走向其自身瓦解过程中的隐蔽条件,并通过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来呈现。

  这一点最明显的案例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马克思注意到,相对于欧洲视域中的共同体逐渐走向瓦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却因其独特的自然生产条件(如大型灌溉工程等)与劳动组织形式,在历史中长期维持着一种人与自然的生产共同体状态。这也在世界历史的全球生成视域中与一般历史理论层面上彰显了自然地理的不平衡发展对于特定生产方式生成与发展的重大影响。当然,从更抽象的逻辑层次来看,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这一问题的逻辑主线与主导意图并不在于指认这种自然与历史的差异,而是要以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为中心探讨一种普遍的历史进程——以土地为主要基础以使用价值生产为中心的自然共同体,如何一步步迈向了一种以交换价值为中心的社会有机体,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在这里,它表现为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分离的历史进程⑨。

  概言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足以显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普遍必然的、同质化的历史变迁趋势,同时也在内在逻辑上蕴含着一种差异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叙事逻辑,即这一表现为普遍必然性的历史变迁过程却是以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和不平衡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从人类生产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逐渐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过程来看,不平衡发展问题,不仅是作为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前提,更是其历史结果,因而也构成了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机制的隐蔽维度。

The Logic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Marx’s Das Kapital and His Manuscripts on Economics

  作者简介:林密,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空白,而是内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重要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基础,分别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矛盾运动、不平衡的工农业国际分工等视角,推进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历史科学建构,并呈现为以下的逻辑进路:从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规定性深入到以生产方式研究为内核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并从一般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广义不平衡发展问题深入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狭义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进而也从物性地理空间的不平衡考察深入到社会关系空间及其再生产的不平衡机制问题研究。

  关键词:不平衡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生产方式/资本积累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号:19BZX018)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伴随西方社会理论“空间转向”问题的大量译介与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已蔚然成风,且在理论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作为“空间转向”重要议题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不仅构成了我们立足新时代深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道路的重要视角,也是深入考察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基础,进而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现代性生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路径独特性的重要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科学阐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历史机制及其超越路径,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揭示的那样,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的理论空场,而是深深地内嵌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鉴于此,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梳理不平衡发展问题及其逻辑进路,应是这项研究返本开新的有益探索。

  一、作为前提与结果的“自然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规定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导言中强调,“自然规定性”总是表现为历史研究与叙事的出发点①。因此,就生产方式研究而言,自然的生产与地理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哈维、尼尔·史密斯等人将不平衡发展问题加以理论化的起点。在《不平衡发展》这一当代不平衡发展问题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尼尔·史密斯旗帜鲜明地将“自然的生产”作为其空间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建构的基础与起点②。萨义德高度评价了尼尔·史密斯的这项研究,认为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然与空间生产如何形塑了贫富分化、城乡对立、工业化与农业衰退等并置的不平衡发展地景③。确实,尼尔·史密斯及其导师哈维等人的重要学术贡献在于,他们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并指证了其根本的特质就是一种不平衡的、内在矛盾的空间生产构型。

  当然,不平衡发展问题并非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空白。事实上,从方法论到理论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不平衡发展问题始终保持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在《大纲》导言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讨的文本中,马克思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指认了物质生产与精神艺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在深层逻辑上将“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不平衡的发展”视为一个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议题和难点凸显了出来④。沿着这一逻辑,探讨作为自然规定性意义上的不平衡发展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意义,是深入耙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首要起点与研究入口。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及其在差异的地理文化空间中的同质化运动,是考察这一问题的主要问题域。

  首先,自然的生产与历史的基础。众所周知,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全程,并始终被马克思视为人类自由解放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一主题亦构成了不平衡发展问题理论化的起点,即表现为“自然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在《不平衡发展》一书中,史密斯的主导思路是从自然生产的不平衡问题推进到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不平衡问题。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理前提,也是其历史后果。这其中实际上蕴含着两个层次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即作为一般人类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的自然空间不平衡发展问题与特定的历史生产形式中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但不论哪种意义上的“自然的生产”,首先都必须基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介。这也解释了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闻名并主张自然与社会双向中介的施密特,何以必然构成了史密斯伸张“自然的生产”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借鉴与对话对象⑤。从施密特到史密斯,他们的一个理论共识在于:马克思的自然观,从来都不是一种逻辑的预设或先验的给定性,而是一种经由人类实践活动中介的自然。对于施密特而言,这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中介过程,对于史密斯而言,可以称之为一种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自然的生产”。

  在最一般意义上,当马克思强调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展开的时候,这也同时意味着一个无需再强调的隐性前提,即这种总是要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开展的生产也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历史的基础设定为人类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从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原则。且不提人类物质生活生产的一般自然前提,就是作为生产的对象、原料、工具等,都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产”。并且,作为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重要一环的人类生殖与繁衍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都是作为自然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泛泛地肯定这种自然的基础性存在及其在地理上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并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历史变迁的主导机制。但这也是必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对于自然客观性与先在性的强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物质生活生产与再生产总体过程,构成了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以此为前提,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肯定,马克思视域中的自然及其差异不平衡问题,并非直接作为与人无涉的自然前提存在,而是始终表现为人类物质生活生产实践活动的要素与结果。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关注点不在于那种与人无涉的“自在自然”,而是始终表现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化及其效果的对象世界,此即“人化自然”⑥。马克思直面的“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始终是作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⑦。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自然先在性与客观性的肯定,而是要深入历史变迁过程中探寻自然及其差异性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变迁。可见,作为自然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是基于实践的“人化自然”或“自然的生产”的基础与前提,并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或“世界历史”在全球不平衡展开的客观基础。

  其次,作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运动前提与结果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众所周知,在哲学方法论与世界层面上确立了“实践”的基础性内涵后,马克思对于历史及其变迁机制的考察随即推进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展开的物质生产方式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迁问题,也具体化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自然、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差异与不平衡状况中生成与矛盾运动的问题。更直接而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与深化过程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已从早期泛泛的“实践”视域,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与矛盾运动机制问题。其中,作为一般基础与前提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其内在的差异与不平衡问题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运动过程中得到了具体的彰显,“自然的生产”也随之走向了差异的、不平衡的历史发展问题。

  在《大纲》中,马克思为了深入阐述资本这个概念的社会本质规定性及其历史生成,以历史回溯的方式探讨了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解体过程。马克思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运动机制及其解体过程的研讨,并非遵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线性发展线索,而是一种逻辑的发展线索。其核心的逻辑视点是,各种不同时空差异性中的生产形式,如何走出其共同的自然共同体时代,并在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内在的瓦解,从而形成新的劳动生产组织形式。换言之,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共同体走向一种同质化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贯穿该部分研讨的三个主要视角⑧。并且,自然条件、地理与历史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构成了东方与西方非均衡发展的视域,也构成了各个不同形式与发展阶段的共同体走向其自身瓦解过程中的隐蔽条件,并通过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来呈现。

  这一点最明显的案例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马克思注意到,相对于欧洲视域中的共同体逐渐走向瓦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却因其独特的自然生产条件(如大型灌溉工程等)与劳动组织形式,在历史中长期维持着一种人与自然的生产共同体状态。这也在世界历史的全球生成视域中与一般历史理论层面上彰显了自然地理的不平衡发展对于特定生产方式生成与发展的重大影响。当然,从更抽象的逻辑层次来看,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这一问题的逻辑主线与主导意图并不在于指认这种自然与历史的差异,而是要以欧洲资本主义大工业进程为中心探讨一种普遍的历史进程——以土地为主要基础以使用价值生产为中心的自然共同体,如何一步步迈向了一种以交换价值为中心的社会有机体,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在这里,它表现为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分离的历史进程⑨。

  概言之,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考察足以显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普遍必然的、同质化的历史变迁趋势,同时也在内在逻辑上蕴含着一种差异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叙事逻辑,即这一表现为普遍必然性的历史变迁过程却是以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和不平衡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从人类生产发展的不同模式及其逐渐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大过程来看,不平衡发展问题,不仅是作为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前提,更是其历史结果,因而也构成了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机制的隐蔽维度。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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