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建构

Marx’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 Stud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在《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多维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质和历史形式,进而揭示了其中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带来的深刻危机。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现代私有制所建构起来的占有关系,使得人的主体性获得了特定历史内涵,自然界因此沦为一种从属性的手段和工具的规定。二是资本的权力及其统治,造成了对自然的双重戕害,包括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和人的肉体存在本身即劳动者“自身的自然”。三是资本权力借助于自然科学及作为其外化形态的技术对自然界的驾驭、支配和征服,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愈益带有敌对的性质。我们只有沿着马克思的独特运思方式,才能真正领会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进而揭示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基础。

  关键词:《资本论》人与自然/占有/资本权力/科学技术

 

  在最直观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但笔者认为,只有从哲学的角度加以释读,才能够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论》语境中被赋予的真正含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①的建构,是通过“占有”来实现的。这种能动关系不仅充满着吊诡和辩证性,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和确证,从而构成人类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绝对前提;同时又是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掠夺,并使之走向“祛魅化”,到头来不得不承受大自然的惩罚这一历史后果。

  按照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的私人占有者究竟是劳动者本身还是他之外的非劳动者,马克思区分了私有制在历史上的两种形式:前者导致“小生产”,后者则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即现代私有制。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方式的“小生产”,是“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②的。这实际上暗示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必然造成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而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大规模的人力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发展史上起着最具决定性的作用③。

  在马克思看来,“占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范畴④。因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占有才获得了典型形态,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占有都不过是它的预演或胚芽罢了。因此,不能对占有现象作一种超历史的和思辨的抽象理解。马克思为此批评了黑格尔对占有所作的解释,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讽刺地写道,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非常可笑。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人格,人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从而他就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倘若这就是“人格”的规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首先是“土地所有者”,方能成为“人格”意义上的人。但如此一来,土地的自由私有权(而这不过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便不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变成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⑤。按照黑格尔的这种理解,土地所有权这一占有形式就不再是“确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也不再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而是变成了与特定历史条件无关的纯思辨的抽象规定。这种理解方式是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所断然拒绝的。从运思方式的高度对这种抽象规定予以克服和否定,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不同于也优越于黑格尔的地方。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说过,脱离了人的“人格”都不过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身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⑥。虽然这种表述仍不免带有费尔巴哈和思辨哲学式措辞的痕迹,但其思想内涵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它强调的是作为复数的“人”,即所谓作为“人们”,这意味着必须着眼于社会及其关系。马克思显然是试图确立一种社会关系的视角,而这一视角所能够发现的总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规定性,而不再是思辨哲学所追求的那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抽象规定。因此,在他看来,“人格”只有在现实的历史中才具有真实性。

  马克思认为,占有本身也不例外,它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规定。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就是“占有”,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因为社会赋予了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获得了合法占有的性质,从而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⑦。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在时间抑或逻辑上,实际的占有都优先于法权意义上的占有,这一顺序不容颠倒。所以,理解占有及其关系必须回到特定的历史场景而不能抽象地进行,否则就无法凸显占有的真实内涵。由此马克思强调,在黑格尔那里,“占有”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把一个完全确定的、专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看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⑧。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资本论》正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秘密,也以胚胎的形式隐藏在商品范畴中。要揭开这个秘密,就需要讨论商品及其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定。摆在人们面前的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⑨。这正是它面临“祛魅化”命运的历史原因之所在。有用性表现为使用价值,因为“物”的有用性使得“物”成为“使用价值”⑩,而“有用”意味着商品借助于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特定需要。马克思指出,对于人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不过是“为我而存在”的(11);“财产”最早不过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12);而使用价值所体现的不过是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它表示的只是“物为人而存在”(13)。总之,无论是“财产”所体现的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还是使用价值所体现的“物为人而存在”,其实都不过是“为我关系”的历史内涵而已。马克思进而认为,事实上,当“我”占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时,就意味着排斥了其他的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14)。因此,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正是占有(15)。

  诚然,动物与作为其生存条件的自然界之间无疑也有着需要及其满足的关系,但它并不具有“为我关系”的性质;因为只要生存的需求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就无所谓“为我关系”。所以,马克思强调说,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6)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植物和动物……绝不把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面前来”(17)。植物和动物之所以不存在所谓“关系”,乃在于它们从未建构起像人类那样的以“占有”为姿态的“为我关系”。也就是说,占有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关系,这正是占有的主体性之所在。就人的方面来说,这种人为性的基础在于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取代了“自然的需要”(18)。自然的需要并不导致人对自然界的“占有”,因为它没有超出自然的范围和限度,而且在动物那里也存在这种自然的需要,所以自然的需要本身不具有“为我关系”的性质。只有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关系中,“为我关系”才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以典型的方式被表征出来。正是它才使自然界的神性得以解构,因为自然界作为“有用物”在此种关系中必然沦为从属于“我”这一终极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性的规定,即仅仅是相对于“我”的“需要”而言才成为“有用物”,从而才具有使用价值。

  马克思认为,对人来说,“使用价值”就是“财富”(19)。财富只有通过占有关系才成其为财富;财富的不可分享性和排他性本身就意味着它固有其占有关系或所有权属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说过,人只有从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把它当作属于人自己的东西来处置时,其劳动才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从而才成为财富的源泉(20)。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处置“属于他的东西”时,其劳动才成为财富的源泉。主客体关系的经济学意蕴恰恰就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占有关系同主客体关系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后者因前者而成立,前者因后者而被表征。所以,不能无视“使用价值”的历史规定性。在尚无“我”与“非我”的分别时,使用价值概念无从成立。使用价值内在地蕴含着“为我关系”,但使用价值作为范畴又是同价值一起出现的。人们往往认为在价值形成之前已有使用价值存在,这其实不过是基于后来的情境对前价值状态加以想象的结果。马克思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道:“value”和“valeur”这两个词只是表示物的一种属性;事实上,它们最初只是表示物对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属性(21)。他强调,这些词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因此,在发生学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关系的秘密,其答案只能到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为我关系”的支配下,人们才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只有基于资本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才导致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才产生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它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阶段,唯有在这一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然界才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才不过是所谓的“有用物”。如此一来,自然界才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而是沦为丧失内在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认为,以往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都仅仅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既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22)。

  诚如黑格尔所言,“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23),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世俗基础,资本主义通过“为我关系”的建构,内在地孕育出“有用”的诉求。马克思则更深刻地指出,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对象”与“客体”设置并建构起来,加以实际地“占有”,这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方才获得典型意义的历史现象;并非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类的历史,就亘古不变地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因此,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4),应该从主客体关系历史地生成和消解的角度去领会,而不能作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理解。例如,马克思之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25),恰恰基于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分析:如果说异化本质上是自在和自为、意识和自我意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26),那么共产主义则是私有财产亦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7)。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征为对象性的关系——是应该被逻辑地和历史地超越的。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主客体及其关系表征为一个历史地生成和解构的过程,并不具有永恒和抽象的意义。

  要言之,现代私有制所建构起来的“为我关系”,正是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的特定历史内涵,它在法权关系层面表征为“占有”,在主观意志层面表征为欲望上的“贪婪”。自然界一经被纳入这种主—客二分框架(即马克思所谓的“为我关系”),其内在价值就不可避免地遭到遮蔽和剥夺。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中心范畴”(28)。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用“资本”来命名他终其一生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这充分反映了资本范畴在这部巨著中的核心地位。

  马克思强调,正是现代私有制建立起了资本权力的绝对统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揭示了资本权力的经济维度及其性质,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既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9)在《资本论》中,他进而揭示了资本权力的社会维度及其性质,认为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而作为这种权力的执行者,资本家同单个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资本表现为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它作为物或者说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却同社会相对立(30)。资本权力所固有的这种与社会相敌对的性质,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侵蚀和损害。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已经表现得赤裸裸和淋漓尽致了。

  从历史上看,人的“为我关系”的实际生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贪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贪婪表现为所谓的“病态的欲望”,或曰“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31)。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所说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自觉地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32),才获得了典型的形态和充分的意义。吊诡的是,这种自觉之获得所带来的历史后果恰恰是自觉的丧失:一方面,人因此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从而其“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把这种关系加以倒置,以致使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己的本质变成了只是维系自身生存的手段(33)。人的意识借助于科学来完成的追问,所发现的不过是作为生物学事实的人,从而不再是人格意义上的人——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亚当·斯密所谓的“经济人”;人的意志则像卢梭所说的那样,“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34)。这种“意志”只能表现为“任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特权者的偶然任性”(35)。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变成了意志的主体,意志则变成了私有财产的简单谓语。由此可见,私有财产已不再是“任性”的特定客体,而“任性”反倒成为私有财产的特定谓语(36)。作为“任性”的“随心所欲”,正是意志支配的结果和意志本身的表达。超出自然需要限度的意志就是贪婪,它所带来的便是奢侈。在一定意义上,奢侈不过是超出人的自然而然限度的额外需要。马克思认为,奢侈就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本身则是作为自然主体的个人的需要(37)。桑巴特同样认为,“奢侈是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38)。如此一来,那种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亦即人的自我确证,恰恰充当了人的自我剥夺的手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资本论》中,这一吊诡已然变成了马克思通过经验地考察而不断展现出来的内容。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资本家本身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39)。因此,资本的职能借助于资本家这一人格化形式获得了自觉的表征,即在资本家的意志(贪婪)和意识(自觉地追求贪婪)支配下的行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贪婪不过是资本权力的主观表达罢了,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资本”(40);而资本不过是贪婪本身的客体化形式,由此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仅仅是赚钱。唯其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目的(41)。关于“资本”的贪婪这一“原欲”,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42);这种致富欲不过是特定的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同历史产物无关的自然产物(43)。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这种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支配地位;而每个个别的资本主义暴发户都重演了这个历史阶段(44)。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资本的“原欲”,则是通过资本的权力得以宣泄和释放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区分了借助生产工具实现的两种“支配”方式:一是通过“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实现的“自然界的支配”;二是通过“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实现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45)。对于前者来说,仅仅具有普通常识就足够了;对于后者来说,必须以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为条件。由此,前者不需要“科学”,后者则必须以“科学”作为生产力予以肯定。这也正是为什么真正的科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强调指出,在头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支配能够依靠个人关系,依靠不同形式的共同体;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支配采取的则是物的形式,亦即通过某种第三者,也就是通过货币得以实现(46)。这里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和“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的思想萌芽了。囿于货币关系视野去审视自然界,其结果只能使自然界丧失尊严,从而走向“祛魅化”。诚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乃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7)。海德格尔也揭示了类似的情形,他指出被纳入经济学考量的莱茵河因丧失其自主性而沦为一种工具价值:“水力发电厂被建造在莱茵河上,并不像一座几百年来连系两岸的古老木桥。……它是它现在作为河流所是的东西,即水压供应者,来自发电厂的本质”(48)。因为“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与从荷尔德林的同名赞美诗这件艺术作品中被说道的‘莱茵河’”(49),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被作为现代旅游地的“莱茵河”,也“无非是休假工业已经订造出来的某个旅游团的可预订的参观对象”(50)。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何以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的扩张本性在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大构成资本得以保存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指资本家——引者注)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51)而保存资本不过是资本家角色得以自我肯定的客观形式罢了,因为资本家仅仅是资本的人格化。对于资本来说,增殖是内在地隐含在它自身之中的固有性质,“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52)。也就是说,离开了增殖,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由此决定了“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53)。当然,说资本的增殖是资本的本性,并不意味着被资本所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资本本身创造的;相反,它是在资本家雇佣劳动方式下创造的。资本仅仅是借助于它的占有关系所获得的权力,把这种创造力和创造物据为己有罢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权力”对“自然”的双重摧残。所谓“自然”,一是指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二是指人的肉体存在本身,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周围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周围的自然”亦即“外界自然条件”,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以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矿产等。它们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则越来越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54)。

  马克思指出,资本权力支配下的生产具有“双刃”效应:一方面,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它又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的生活消费掉的原属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导致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衰弱(55)。马克思以农业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农业日益沦为一个普通的工业部门,从而完全由资本来支配。(56)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所有进步,都不止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同时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个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7)。所以,从长时段看,资本主义对于土地的经营方式是短视的、掠夺式的,其后果只能是以牺牲依赖土地作为前提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经济制度层面上的原因。短期内的土地肥力的进步,不过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土地依旧只是被用来充当一种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的手段,从而以断送其长久价值为条件。这正是造成马克思所揭示的“掠夺性的耕作”(58)的历史根源。马克思还以“林业”为例,揭露了资本对于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他认为,生产周期长从而资本周转慢的行业,例如造林,是不适合私人经营的,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历史上的情形是,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等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的作用却十分有限(59)。由于“投资—收益”周期过长,造林并不适宜资本主义经营。这也暗示了资本主义同生态危机之间在制度层面上的某种因果关联。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历史所提供的教训是,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但它归根到底是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的;换言之,合理的农业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而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60)。因为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对地力的过度掠夺完全取代了对土地这个人类永恒的自然条件(生存和再生产的前提)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61)。从资本的观点看,土地和工人都不过是能够带来利润的自然界的力量。其实,马克思在此只是把农业的情形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广义的隐喻罢了。

Marx’s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 Stud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1期

  内容提要:在《资本论》语境中,马克思多维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质和历史形式,进而揭示了其中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带来的深刻危机。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现代私有制所建构起来的占有关系,使得人的主体性获得了特定历史内涵,自然界因此沦为一种从属性的手段和工具的规定。二是资本的权力及其统治,造成了对自然的双重戕害,包括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和人的肉体存在本身即劳动者“自身的自然”。三是资本权力借助于自然科学及作为其外化形态的技术对自然界的驾驭、支配和征服,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愈益带有敌对的性质。我们只有沿着马克思的独特运思方式,才能真正领会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关系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进而揭示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基础。

  关键词:《资本论》人与自然/占有/资本权力/科学技术

 

  在最直观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但笔者认为,只有从哲学的角度加以释读,才能够领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论》语境中被赋予的真正含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所说的“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①的建构,是通过“占有”来实现的。这种能动关系不仅充满着吊诡和辩证性,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和确证,从而构成人类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绝对前提;同时又是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掠夺,并使之走向“祛魅化”,到头来不得不承受大自然的惩罚这一历史后果。

  按照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的私人占有者究竟是劳动者本身还是他之外的非劳动者,马克思区分了私有制在历史上的两种形式:前者导致“小生产”,后者则导致“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即现代私有制。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方式的“小生产”,是“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②的。这实际上暗示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必然造成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的;而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大规模的人力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发展史上起着最具决定性的作用③。

  在马克思看来,“占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范畴④。因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占有才获得了典型形态,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占有都不过是它的预演或胚芽罢了。因此,不能对占有现象作一种超历史的和思辨的抽象理解。马克思为此批评了黑格尔对占有所作的解释,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讽刺地写道,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非常可笑。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人格,人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从而他就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倘若这就是“人格”的规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首先是“土地所有者”,方能成为“人格”意义上的人。但如此一来,土地的自由私有权(而这不过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便不再是一种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变成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⑤。按照黑格尔的这种理解,土地所有权这一占有形式就不再是“确定的社会关系”,从而也不再是“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而是变成了与特定历史条件无关的纯思辨的抽象规定。这种理解方式是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所断然拒绝的。从运思方式的高度对这种抽象规定予以克服和否定,正是马克思在哲学上不同于也优越于黑格尔的地方。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说过,脱离了人的“人格”都不过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身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⑥。虽然这种表述仍不免带有费尔巴哈和思辨哲学式措辞的痕迹,但其思想内涵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它强调的是作为复数的“人”,即所谓作为“人们”,这意味着必须着眼于社会及其关系。马克思显然是试图确立一种社会关系的视角,而这一视角所能够发现的总是某种特定的历史规定性,而不再是思辨哲学所追求的那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抽象规定。因此,在他看来,“人格”只有在现实的历史中才具有真实性。

  马克思认为,占有本身也不例外,它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规定。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就是“占有”,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因为社会赋予了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获得了合法占有的性质,从而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⑦。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在时间抑或逻辑上,实际的占有都优先于法权意义上的占有,这一顺序不容颠倒。所以,理解占有及其关系必须回到特定的历史场景而不能抽象地进行,否则就无法凸显占有的真实内涵。由此马克思强调,在黑格尔那里,“占有”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他把一个完全确定的、专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看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⑧。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资本论》正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秘密,也以胚胎的形式隐藏在商品范畴中。要揭开这个秘密,就需要讨论商品及其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定。摆在人们面前的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⑨。这正是它面临“祛魅化”命运的历史原因之所在。有用性表现为使用价值,因为“物”的有用性使得“物”成为“使用价值”⑩,而“有用”意味着商品借助于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的特定需要。马克思指出,对于人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不过是“为我而存在”的(11);“财产”最早不过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即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12);而使用价值所体现的不过是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它表示的只是“物为人而存在”(13)。总之,无论是“财产”所体现的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还是使用价值所体现的“物为人而存在”,其实都不过是“为我关系”的历史内涵而已。马克思进而认为,事实上,当“我”占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时,就意味着排斥了其他的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14)。因此,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正是占有(15)。

  诚然,动物与作为其生存条件的自然界之间无疑也有着需要及其满足的关系,但它并不具有“为我关系”的性质;因为只要生存的需求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就无所谓“为我关系”。所以,马克思强调说,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6)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植物和动物……绝不把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面前来”(17)。植物和动物之所以不存在所谓“关系”,乃在于它们从未建构起像人类那样的以“占有”为姿态的“为我关系”。也就是说,占有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关系,这正是占有的主体性之所在。就人的方面来说,这种人为性的基础在于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取代了“自然的需要”(18)。自然的需要并不导致人对自然界的“占有”,因为它没有超出自然的范围和限度,而且在动物那里也存在这种自然的需要,所以自然的需要本身不具有“为我关系”的性质。只有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关系中,“为我关系”才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以典型的方式被表征出来。正是它才使自然界的神性得以解构,因为自然界作为“有用物”在此种关系中必然沦为从属于“我”这一终极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性的规定,即仅仅是相对于“我”的“需要”而言才成为“有用物”,从而才具有使用价值。

  马克思认为,对人来说,“使用价值”就是“财富”(19)。财富只有通过占有关系才成其为财富;财富的不可分享性和排他性本身就意味着它固有其占有关系或所有权属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说过,人只有从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把它当作属于人自己的东西来处置时,其劳动才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从而才成为财富的源泉(20)。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处置“属于他的东西”时,其劳动才成为财富的源泉。主客体关系的经济学意蕴恰恰就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占有关系同主客体关系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后者因前者而成立,前者因后者而被表征。所以,不能无视“使用价值”的历史规定性。在尚无“我”与“非我”的分别时,使用价值概念无从成立。使用价值内在地蕴含着“为我关系”,但使用价值作为范畴又是同价值一起出现的。人们往往认为在价值形成之前已有使用价值存在,这其实不过是基于后来的情境对前价值状态加以想象的结果。马克思从词源学的角度追溯道:“value”和“valeur”这两个词只是表示物的一种属性;事实上,它们最初只是表示物对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属性(21)。他强调,这些词不可能有别的来源。因此,在发生学意义上,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关系的秘密,其答案只能到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为我关系”的支配下,人们才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只有基于资本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才导致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才产生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它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阶段,唯有在这一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然界才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才不过是所谓的“有用物”。如此一来,自然界才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为的力量,而是沦为丧失内在价值的工具。马克思认为,以往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都仅仅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既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22)。

  诚如黑格尔所言,“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23),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世俗基础,资本主义通过“为我关系”的建构,内在地孕育出“有用”的诉求。马克思则更深刻地指出,人类把自然界当作“对象”与“客体”设置并建构起来,加以实际地“占有”,这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方才获得典型意义的历史现象;并非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类的历史,就亘古不变地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因此,对于马克思所说的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4),应该从主客体关系历史地生成和消解的角度去领会,而不能作一种超历史的抽象理解。例如,马克思之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25),恰恰基于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分析:如果说异化本质上是自在和自为、意识和自我意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26),那么共产主义则是私有财产亦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7)。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征为对象性的关系——是应该被逻辑地和历史地超越的。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主客体及其关系表征为一个历史地生成和解构的过程,并不具有永恒和抽象的意义。

  要言之,现代私有制所建构起来的“为我关系”,正是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的特定历史内涵,它在法权关系层面表征为“占有”,在主观意志层面表征为欲望上的“贪婪”。自然界一经被纳入这种主—客二分框架(即马克思所谓的“为我关系”),其内在价值就不可避免地遭到遮蔽和剥夺。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资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中心范畴”(28)。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何以用“资本”来命名他终其一生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这充分反映了资本范畴在这部巨著中的核心地位。

  马克思强调,正是现代私有制建立起了资本权力的绝对统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揭示了资本权力的经济维度及其性质,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既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29)在《资本论》中,他进而揭示了资本权力的社会维度及其性质,认为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而作为这种权力的执行者,资本家同单个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资本表现为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它作为物或者说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却同社会相对立(30)。资本权力所固有的这种与社会相敌对的性质,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侵蚀和损害。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已经表现得赤裸裸和淋漓尽致了。

  从历史上看,人的“为我关系”的实际生成,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贪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贪婪表现为所谓的“病态的欲望”,或曰“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31)。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马克思所说的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自觉地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32),才获得了典型的形态和充分的意义。吊诡的是,这种自觉之获得所带来的历史后果恰恰是自觉的丧失:一方面,人因此成为“有意识的存在物”,从而其“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把这种关系加以倒置,以致使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己的本质变成了只是维系自身生存的手段(33)。人的意识借助于科学来完成的追问,所发现的不过是作为生物学事实的人,从而不再是人格意义上的人——这很容易使人想到亚当·斯密所谓的“经济人”;人的意志则像卢梭所说的那样,“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34)。这种“意志”只能表现为“任性”,即马克思所说的“特权者的偶然任性”(35)。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变成了意志的主体,意志则变成了私有财产的简单谓语。由此可见,私有财产已不再是“任性”的特定客体,而“任性”反倒成为私有财产的特定谓语(36)。作为“任性”的“随心所欲”,正是意志支配的结果和意志本身的表达。超出自然需要限度的意志就是贪婪,它所带来的便是奢侈。在一定意义上,奢侈不过是超出人的自然而然限度的额外需要。马克思认为,奢侈就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本身则是作为自然主体的个人的需要(37)。桑巴特同样认为,“奢侈是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38)。如此一来,那种使人成其为人的东西亦即人的自我确证,恰恰充当了人的自我剥夺的手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资本论》中,这一吊诡已然变成了马克思通过经验地考察而不断展现出来的内容。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资本家本身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39)。因此,资本的职能借助于资本家这一人格化形式获得了自觉的表征,即在资本家的意志(贪婪)和意识(自觉地追求贪婪)支配下的行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贪婪不过是资本权力的主观表达罢了,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资本”(40);而资本不过是贪婪本身的客体化形式,由此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仅仅是赚钱。唯其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目的(41)。关于“资本”的贪婪这一“原欲”,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具有“绝对的致富欲”(42);这种致富欲不过是特定的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同历史产物无关的自然产物(43)。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这种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支配地位;而每个个别的资本主义暴发户都重演了这个历史阶段(44)。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资本的“原欲”,则是通过资本的权力得以宣泄和释放的。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区分了借助生产工具实现的两种“支配”方式:一是通过“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实现的“自然界的支配”;二是通过“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实现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45)。对于前者来说,仅仅具有普通常识就足够了;对于后者来说,必须以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为条件。由此,前者不需要“科学”,后者则必须以“科学”作为生产力予以肯定。这也正是为什么真正的科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强调指出,在头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支配能够依靠个人关系,依靠不同形式的共同体;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支配采取的则是物的形式,亦即通过某种第三者,也就是通过货币得以实现(46)。这里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和“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的思想萌芽了。囿于货币关系视野去审视自然界,其结果只能使自然界丧失尊严,从而走向“祛魅化”。诚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乃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7)。海德格尔也揭示了类似的情形,他指出被纳入经济学考量的莱茵河因丧失其自主性而沦为一种工具价值:“水力发电厂被建造在莱茵河上,并不像一座几百年来连系两岸的古老木桥。……它是它现在作为河流所是的东西,即水压供应者,来自发电厂的本质”(48)。因为“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的‘莱茵河’,与从荷尔德林的同名赞美诗这件艺术作品中被说道的‘莱茵河’”(49),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使被作为现代旅游地的“莱茵河”,也“无非是休假工业已经订造出来的某个旅游团的可预订的参观对象”(50)。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何以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的扩张本性在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大构成资本得以保存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他(指资本家——引者注)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51)而保存资本不过是资本家角色得以自我肯定的客观形式罢了,因为资本家仅仅是资本的人格化。对于资本来说,增殖是内在地隐含在它自身之中的固有性质,“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52)。也就是说,离开了增殖,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由此决定了“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53)。当然,说资本的增殖是资本的本性,并不意味着被资本所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资本本身创造的;相反,它是在资本家雇佣劳动方式下创造的。资本仅仅是借助于它的占有关系所获得的权力,把这种创造力和创造物据为己有罢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权力”对“自然”的双重摧残。所谓“自然”,一是指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二是指人的肉体存在本身,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的周围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周围的自然”亦即“外界自然条件”,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以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矿产等。它们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在人类文化的早期,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则越来越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54)。

  马克思指出,资本权力支配下的生产具有“双刃”效应:一方面,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它又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的生活消费掉的原属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导致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衰弱(55)。马克思以农业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农业日益沦为一个普通的工业部门,从而完全由资本来支配。(56)他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的所有进步,都不止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同时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个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7)。所以,从长时段看,资本主义对于土地的经营方式是短视的、掠夺式的,其后果只能是以牺牲依赖土地作为前提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经济制度层面上的原因。短期内的土地肥力的进步,不过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土地依旧只是被用来充当一种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的手段,从而以断送其长久价值为条件。这正是造成马克思所揭示的“掠夺性的耕作”(58)的历史根源。马克思还以“林业”为例,揭露了资本对于生态系统的负面作用。他认为,生产周期长从而资本周转慢的行业,例如造林,是不适合私人经营的,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历史上的情形是,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等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的作用却十分有限(59)。由于“投资—收益”周期过长,造林并不适宜资本主义经营。这也暗示了资本主义同生态危机之间在制度层面上的某种因果关联。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历史所提供的教训是,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但它归根到底是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的;换言之,合理的农业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而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60)。因为在现代私有制条件下,对地力的过度掠夺完全取代了对土地这个人类永恒的自然条件(生存和再生产的前提)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61)。从资本的观点看,土地和工人都不过是能够带来利润的自然界的力量。其实,马克思在此只是把农业的情形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广义的隐喻罢了。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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