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人性”概念

On Marx’s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 周世兴,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琳琳,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摘 要: 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价值指引,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等独特的理论品质,其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之处在于,它从本质上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于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了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认为人性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劳动、需要等“人的一般本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为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具体人性论;人的类特性;人的个体特性

  来 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18ZDA026);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活世界变迁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生活哲学阐释”(FJ2018JDZ016)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未能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作出合理阐释,所以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主义与人性是绝缘的,而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事实,也不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人性”这一重要理论阵地。人性研究之所以很难深入下去,原因并不复杂,无非是说:人性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性,谈论人性很难免除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嫌疑,还是慎谈或不谈为佳。然而,这样的推论貌似公允,其实并不充分,其弊端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是相当致命的,因为人性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反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既不意味着不可以对人性作科学研究,也不意味放弃对社会现象作人性分析,而“丢掉了人性分析,对人文现象而言就等于失去了本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建基于人的本性、表现着人的本性。”[1]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但它既不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也不一般地反对对人性作合理的抽象;不谈人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空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考察也表明,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他对人性的关注却是始终如一的,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着追求作为“人性的社会”①的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而展开和深化的,以至于可以说,人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理直气壮地谈人性,因为既然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47),那么,将能够典型反映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人性”概念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的关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性论,并以此作为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有效对话的平台,作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就不仅是应当而且是必须的,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对人的类本质,也就是对一般人性作出新的理解,才能为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奠定新的起点。”[3]实际上,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问题不在于能否谈论人性,而在于如何谈论人性,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是人性”,而是要像马克思那样,不仅“研究人的一般本性”,而且“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4](P704) ,从而对人性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科学阐释。

   二、马克思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马克思人性论是具体人性论,其关于人性的论说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

  首先,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明确的价值指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下层工人群众“非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凝聚着他对现代无产者未来命运的深厚人文关怀。马克思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及其价值,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5](P252),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建构。早在登上理论舞台之初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依据“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6](P163)抨击普鲁士蛮横无理的书报检查制度,强烈质疑其荒谬性:“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6](P215)《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继续根据人性抨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非人化的世界就是这种制度的原则”,[7](PP.57-58)明确提出了关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P10)的革命要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8](P163)的客观事实,认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人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8](P18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从而使人“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8](P335)等革命主张,对无产阶级“非人的生存现实”提出了强烈的价值批判,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8](P262),以实现自己的解放以至全人类解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以其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历史辩证法笔触,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作出了新的展望,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自由乃“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更高程度的自由即“真正的自由王国”则是人在科学、艺术等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9](PP.928-929)

  其次,马克思人性论是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的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抽象地谈论理性、意志、爱等“一般人性”不同,马克思是具体地谈论人性,谈论具体的人性,认为对人性的理解不应停滞于“一般人性”这种抽象上,而是应当对之作出具体的理解,才能达到人性具体的认识高度。如果说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把“一般人性”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等“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5](P135),那么,马克思具体人性论则把“一般人性”理解为作为“人的类特性”的劳动、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认为现实的人性乃劳动和需要在每个时代的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在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之中。因此,马克思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可以对人性作出一定的抽象,而在于作出一种什么样的抽象,不在于是否承认抽象人性的存在,而在于是否将这种抽象进一步上升到具体进而达到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马克思正是把对人性的认识从“一般人性”这种人性的“抽象”上升到“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4](P704)这种人性的“具体”,本质地把握到了普遍的“一般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变化及其多样表现,认为“人性”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作为思维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人性表现的综合把握,是抽象的“一般人性”在思维中的“具体的再现”,因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10](P701)无疑,只有把握到“一般人性”在一定历史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化和具体表现,才可以说真正把握了人性,达到了对人性的本质或本质人性的认识高度。

  再次,马克思人性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奠定了讨论人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以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错误不在于肯定作为对所有人的共同点的抽象的“一般人性”的存在和价值,而在于其人性观念是一种有意识的非历史的“虚构”或“编造”,在于它否认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即否认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否认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性的差别,其目的是把资产阶级的理想的人性当作一般人性并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按照他们(指斯密、李嘉图等人——引者注)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0](P684),因而“孤立的个人”从而“一般人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0](P687)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种有目的地虚构历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手法,马克思批驳道:“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0](P685)因此,正像用“生产一般”“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P688)一样,用“一般人性”这种抽象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人性发展阶段,因为构成人性的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0](P685)。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乐于谈论“一般人性”,除了有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一现实的考虑外,还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1](P114),因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5](P135),他“设定的……‘人’实际上是‘德国人’”[5](P155);同样,“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实际上也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0](P683)。这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能够作出“孤立的个人”、“一般人性”这种理论上的“抽象”,正是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历史运动造就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处于普遍的对立和矛盾关系之中这一客观现实。

  正因为这样,所以,与把历史问题归结为人性问题、用人性来说明历史的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相反,马克思具体人性论把人性问题归结为历史问题、用历史来说明人性,认为人性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和表现。既然“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10](P84),那么就不能要单个的资本家和地主为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状况负责,而是要探明造成这种现实的经济社会根源并在实践中消灭它。因此,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撇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一般人性”不同,马克思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入手,考察“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4](P704),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群众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现实人性表现。马克思之所以要坚持做这样一项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琐碎的工作,就在于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一般人性”的抽象绝不是“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因为这些抽象本身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P153)因此,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和把握来说,对它作出一些一般的抽象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对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作具体的研究,而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5](P153)才可以完成,否则,“一般人性”这样的抽象最终也只能沦为“独立的哲学”“关于意识的空话”。[5](P153)

  最后,马克思人性论奠立于“革命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性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人性论上的革命变革从而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就在于他不是从某种抽象的人性观念出发来解释人性的现实表现和状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人性观念。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并通过对处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工人群众的劳动、需要、个性等具体多样的人性表现的经济学研究,把他们“非人性”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于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实践”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

  我们看到,正是基于人性问题上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所以马克思既没有对“什么是人性”之类的问题重新作一番抽象的哲学思辨,也未陷于人性是“善”还是“恶”、是“利己”还是“利他”等抽象的理论争论,而是把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人性问题置于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给予把握,认为问题不在于什么是人性,而在于现实的人性表现是什么样的,特别是作为被排斥于社会发展之外的无产阶级的具体人性是怎样的,造成他们非人的生活状况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性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人性在对立中发展这种矛盾状况,不仅应当在理论上进行批判,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变革,也就是说,要改变工人群众“非人的”生活状况,只有诉诸于变革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才是可能的。这样,马克思就把人性问题引向了对造成现实的人性异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追问和探究,并把处于“非人性”生活条件下的工人群众人性状况的改变,归结为推翻使他们的人性状况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他们从现存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2](P817)不消说,随着人性本身的矛盾的解决,如今存在着的那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而“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3](P275)

  总之,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并不神秘,它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那样根据某种抽象的“一般人”的概念所作的理想设定,而是马克思基于对工人群众苦难生活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的科学概括。因此,在马克思的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的理论语境中,“人性”是作为现存的“非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非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而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一切“非人性的东西”的根源,那么它也就存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8](P499)之中,本质上是对这个“非人性”的“颠倒的世界”的“再颠倒”,即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和“改变”,因为被排斥于社会之外从而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8](P543)

On Marx’s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 周世兴,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琳琳,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摘 要: 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价值指引,具有具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等独特的理论品质,其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之处在于,它从本质上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于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由此,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达到了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认为人性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劳动、需要等“人的一般本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为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

  关键词:马克思;人性;具体人性论;人的类特性;人的个体特性

  来 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问题哲学理论前沿与理论创新研究”(18ZDA026);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活世界变迁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生活哲学阐释”(FJ2018JDZ016)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未能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作出合理阐释,所以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主义与人性是绝缘的,而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事实,也不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人性”这一重要理论阵地。人性研究之所以很难深入下去,原因并不复杂,无非是说:人性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人性,谈论人性很难免除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嫌疑,还是慎谈或不谈为佳。然而,这样的推论貌似公允,其实并不充分,其弊端对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是相当致命的,因为人性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反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既不意味着不可以对人性作科学研究,也不意味放弃对社会现象作人性分析,而“丢掉了人性分析,对人文现象而言就等于失去了本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建基于人的本性、表现着人的本性。”[1]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反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但它既不否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也不一般地反对对人性作合理的抽象;不谈人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空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考察也表明,虽然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他对人性的关注却是始终如一的,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着追求作为“人性的社会”①的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而展开和深化的,以至于可以说,人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理直气壮地谈人性,因为既然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47),那么,将能够典型反映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人性”概念确立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的关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性论,并以此作为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有效对话的平台,作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就不仅是应当而且是必须的,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对人的类本质,也就是对一般人性作出新的理解,才能为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奠定新的起点。”[3]实际上,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问题不在于能否谈论人性,而在于如何谈论人性,不是一般地谈论“什么是人性”,而是要像马克思那样,不仅“研究人的一般本性”,而且“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4](P704) ,从而对人性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科学阐释。

   二、马克思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马克思人性论是具体人性论,其关于人性的论说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

  首先,马克思人性论以“人性的社会”为明确的价值指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下层工人群众“非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凝聚着他对现代无产者未来命运的深厚人文关怀。马克思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及其价值,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5](P252),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价值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建构。早在登上理论舞台之初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依据“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6](P163)抨击普鲁士蛮横无理的书报检查制度,强烈质疑其荒谬性:“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6](P215)《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继续根据人性抨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非人化的世界就是这种制度的原则”,[7](PP.57-58)明确提出了关于“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P10)的革命要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8](P163)的客观事实,认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乃“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人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8](P185)。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从而使人“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8](P335)等革命主张,对无产阶级“非人的生存现实”提出了强烈的价值批判,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8](P262),以实现自己的解放以至全人类解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以其饱含人文主义情怀的历史辩证法笔触,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作出了新的展望,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自由乃“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更高程度的自由即“真正的自由王国”则是人在科学、艺术等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9](PP.928-929)

  其次,马克思人性论是作为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超越的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抽象地谈论理性、意志、爱等“一般人性”不同,马克思是具体地谈论人性,谈论具体的人性,认为对人性的理解不应停滞于“一般人性”这种抽象上,而是应当对之作出具体的理解,才能达到人性具体的认识高度。如果说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把“一般人性”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等“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5](P135),那么,马克思具体人性论则把“一般人性”理解为作为“人的类特性”的劳动、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认为现实的人性乃劳动和需要在每个时代的历史发展中的具体展开和深化,并最终体现在历史地变化了的和实际地发展着的个性之中。因此,马克思具体人性论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可以对人性作出一定的抽象,而在于作出一种什么样的抽象,不在于是否承认抽象人性的存在,而在于是否将这种抽象进一步上升到具体进而达到具体人性的认识高度。马克思正是把对人性的认识从“一般人性”这种人性的“抽象”上升到“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4](P704)这种人性的“具体”,本质地把握到了普遍的“一般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变化及其多样表现,认为“人性”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作为思维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人性表现的综合把握,是抽象的“一般人性”在思维中的“具体的再现”,因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10](P701)无疑,只有把握到“一般人性”在一定历史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化和具体表现,才可以说真正把握了人性,达到了对人性的本质或本质人性的认识高度。

  再次,马克思人性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奠定了讨论人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以马克思之见,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错误不在于肯定作为对所有人的共同点的抽象的“一般人性”的存在和价值,而在于其人性观念是一种有意识的非历史的“虚构”或“编造”,在于它否认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即否认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否认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性的差别,其目的是把资产阶级的理想的人性当作一般人性并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按照他们(指斯密、李嘉图等人——引者注)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0](P684),因而“孤立的个人”从而“一般人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10](P687)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种有目的地虚构历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手法,马克思批驳道:“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0](P685)因此,正像用“生产一般”“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P688)一样,用“一般人性”这种抽象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人性发展阶段,因为构成人性的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10](P685)。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乐于谈论“一般人性”,除了有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一现实的考虑外,还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1](P114),因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5](P135),他“设定的……‘人’实际上是‘德国人’”[5](P155);同样,“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实际上也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0](P683)。这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能够作出“孤立的个人”、“一般人性”这种理论上的“抽象”,正是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历史运动造就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处于普遍的对立和矛盾关系之中这一客观现实。

  正因为这样,所以,与把历史问题归结为人性问题、用人性来说明历史的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相反,马克思具体人性论把人性问题归结为历史问题、用历史来说明人性,认为人性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产物和表现。既然“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10](P84),那么就不能要单个的资本家和地主为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状况负责,而是要探明造成这种现实的经济社会根源并在实践中消灭它。因此,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撇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一般人性”不同,马克思是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入手,考察“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4](P704),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群众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现实人性表现。马克思之所以要坚持做这样一项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琐碎的工作,就在于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一般人性”的抽象绝不是“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因为这些抽象本身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P153)因此,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和把握来说,对它作出一些一般的抽象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对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作具体的研究,而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5](P153)才可以完成,否则,“一般人性”这样的抽象最终也只能沦为“独立的哲学”“关于意识的空话”。[5](P153)

  最后,马克思人性论奠立于“革命的实践”基础上,是实践唯物主义人性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人性论上的革命变革从而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就在于他不是从某种抽象的人性观念出发来解释人性的现实表现和状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人性观念。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产物和表现,并通过对处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工人群众的劳动、需要、个性等具体多样的人性表现的经济学研究,把他们“非人性”生活状况的变革诉诸于全部目的在于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实践”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建立共产主义这一“人性的社会”。

  我们看到,正是基于人性问题上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所以马克思既没有对“什么是人性”之类的问题重新作一番抽象的哲学思辨,也未陷于人性是“善”还是“恶”、是“利己”还是“利他”等抽象的理论争论,而是把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人性问题置于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给予把握,认为问题不在于什么是人性,而在于现实的人性表现是什么样的,特别是作为被排斥于社会发展之外的无产阶级的具体人性是怎样的,造成他们非人的生活状况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人性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人性在对立中发展这种矛盾状况,不仅应当在理论上进行批判,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变革,也就是说,要改变工人群众“非人的”生活状况,只有诉诸于变革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才是可能的。这样,马克思就把人性问题引向了对造成现实的人性异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追问和探究,并把处于“非人性”生活条件下的工人群众人性状况的改变,归结为推翻使他们的人性状况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使他们从现存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2](P817)不消说,随着人性本身的矛盾的解决,如今存在着的那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因而“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3](P275)

  总之,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并不神秘,它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那样根据某种抽象的“一般人”的概念所作的理想设定,而是马克思基于对工人群众苦难生活的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的科学概括。因此,在马克思的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旨趣的理论语境中,“人性”是作为现存的“非人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工人群众“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对“非人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而既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一切“非人性的东西”的根源,那么它也就存在于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8](P499)之中,本质上是对这个“非人性”的“颠倒的世界”的“再颠倒”,即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和“改变”,因为被排斥于社会之外从而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8](P543)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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