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领会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

Correctly Understand Engels’ View of History in His Later Years

  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京)2020年第20203期

  内容提要:对于晚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种解读范式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依次扮演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决定者”的角色。“人自身的生产”决定早期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其“决定者”的身份或地位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取代,发生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其实,晚年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并不认为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贯穿于原始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

  关键词:恩格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依次决定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马克思五个重要笔记新探讨”(11CZX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众所周知,晚年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对“两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问题作出经典叙述。恩格斯的叙述虽寥寥数百字,其学术影响却不可低估,被后世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问题的经典表述,并对20世纪的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诠释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时,20世纪的研究者相互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针对恩格斯这一著名论断,学界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三种:“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第一种见解认为,在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能单讲“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自身的生产”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见解的支持者颇多。①第二种见解的支持者则提出,在《起源》所阐明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与其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不如说是“同一生产的两个方面”,不能脱离“人自身的生产”孤立地谈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所谓“决定”作用。②第三种见解即“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则断定,在恩格斯的学术理解中,并不是“两种生产”共同决定人类社会或原始社会的发展,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即作为“两种生产”之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起着这种“决定”作用,“人自身的生产”不是也不可能充当人类社会或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些解读外,存在一种值得重视、值得回应的流行见解。该见解的支持者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明确阐释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依次决定论”。在他们看来,恩格斯是如此看待“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在早期原始社会乃至原始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较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对原始社会的制度及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更为重要,居于主要地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起的制约作用相对次要;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取代“人自身的生产”成为制约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③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谈及“两种生产”的具体所指之后,接着指出: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④

  “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见解貌似与恩格斯的这些表述相匹配,似乎可从他的这些说法中直接得出。但笔者这里鲜明地提出一个疑问:上述流行见解即“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是否真的符合晚年恩格斯思想的原意?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或以其为思想资源之一,来探讨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比如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真正弄清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原意,避免主观理解的偏差,进而消除误解。实际上,笔者以往对“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是较为认同的,并未意识到这是对恩格斯思想根本性的“误解”“误读”。但仔细解读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必须指出,这种流行见解确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表面看似乎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几乎“无懈可击”;只有依靠精细入微的文本学辨析及对恩格斯唯物史观深刻的整体性理解,才能勘破其内在的“谬误性”或“破绽”,任何表面化的、一知半解的或断章取义式的阅读,或许只能激发或强化对这一流行见解的认同感。

  在笔者看来,从《起源》的上述论述中,并不能解读出如下结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人类社会制度及社会发展;“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人自身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居于主要地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制约作用居于次要地位。本文拟按照循序渐进的论证思路,逐一解读上述引文中的每一论断,澄清其真实所指,在细致、可靠的文本阐释和文字辨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并未真实反映而是偏离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本意,这种貌似正确甚至“无可辩驳”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一种停留于文字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偏颇观点。

  长期以来,晚年恩格斯被许多论者视为一个自觉摆脱了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富有“科学精神”和“辩证法造诣”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中部分论者看来,《起源》的“两种生产”理论就是他正视原始社会史实,对机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所作的一次自觉的超越和矫正。从抽象的意义上,笔者完全赞同上述论者对晚年恩格斯“科学精神”及“辩证法造诣”的高度褒扬。不过,笔者以为:其一,对晚年恩格斯“科学精神”“辩证法造诣”的肯定,不一定非要通过将恩格斯打扮成摆脱或超越了“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的所谓“辩证法学者”的方式来实现;其二,“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负面用语”,更不是他们的“超越对象”;其三,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不仅适用于阶级社会、文明时代,亦适用于原始社会、原始时代,他们正是基于“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思维范式来审视、诠释原始社会发展史的。

  通过反复研读、辨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发现: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反对并超越了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但同时坚持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事实上,离开了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唯物史观便不再成其为“唯物史观”。这一点恰恰为不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学界同行所忽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坚持的这种“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的思想语境中,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并不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这一点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别于机械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或“物质生产决定论者”);但是,作为一种“本原性”的因素或力量,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始终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包括原始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史)的总体进程⑤,“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及“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均是不符合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社会史观的。

  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同时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这里谈及的“一定历史时代”,并非特指某一时代(比如原始时代、原始社会),而是泛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恩格斯这里提示读者,“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仅蒙昧或野蛮的原始时代、原始社会,而且文明时代、文明社会都同时受上述“两种生产”的制约。这里附带提一下,恩格斯之所以在谈“人自身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制约”时提到“家庭”,当然不是因为“人自身的生产”直接等同于“家庭”(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简单等同。恩格斯当然清楚这一点),而是因为:家庭是“人自身的生产”的社会载体和单位,“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生育自己的后代,是通过家庭这种特定的社会载体、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和实现的;家庭的具体形式与发展阶段,反映了“人自身的生产”的状况和特点。通过这第一句话。当然还不能立即得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结论来。这里说的仅仅是“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社会制度(这种“共同制约”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特征),没有谈及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更没有谈到对社会发展本身的所谓“决定”作用。众所周知,“制约”不意味着“决定”。通俗地讲,“制约”有大有小,有“根本性”的制约,也有程度较低的制约(这种制约作用当然称不上有什么“决定作用”)。我们绝不能不加辨析和区分,将“制约”简单地等同于“决定”。所谓的“共同制约”并不意味着“共同决定”。事实上,除了上述“两种生产”外,其他许多因素同样可以制约社会制度。这一点我们完全不难理解。应当说,这第一句话,既不能足以证明“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可靠性,亦不能用以支持所谓的“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至多只能验证“两种生产共同制约论”的可靠性。

  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说的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发展越受到“限制”,越是处于“低水平”,血族关系(即血缘关系)就越是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不难看出,恩格斯这句话是有具体所指的,它描述的就是原始社会(尤其是早期原始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于落后状态,社会制度相当程度上被血缘关系所支配。这是我们从第二句话中可以确凿无疑地得出的基本信息。他刻意使用的“……越不发展……就越……”的叙述方式,其意图十分鲜明,就是力图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恩格斯谈的“两种生产”中的第一种生产)的“落后”与“血族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前者无疑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则是前者导致的“必然结果”。

  那么,从恩格斯的这句话中能否得出上述流行见解所解读出的“‘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于原始社会的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而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只起次要作用,‘人自身的生产’则起首要作用”的结论,从而证明晚年恩格斯是所谓的“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者”呢?显然是不能的。恩格斯这里只是表明,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极端落后,血缘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很明显,他承认了血缘关系对原始社会制度的显著的“制约性”,甚至承认后者较大程度上受前者的“支配”;但是,他不认为“原始社会制度‘完全受’或‘只受’血缘关系的支配”,只是说在“较大程度上”受后者的支配。他在这句话中并未提及其他因素对原始社会制度是否起“支配”作用。那么,除了“血缘关系”外,还有其他因素支配或制约原始社会制度吗?在恩格斯那里,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起源》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两种生产”共同制约“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制约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那么,“血缘关系”以外的因素是否也在“较大程度”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呢?应该说,仅从恩格斯的第二句话中是根本得不出这一结论的。如上所述,他这里只谈到了血族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并未谈及其他因素是否也“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当然,他对这一问题是有自己看法的,只不过他没有在这里表达对此问题的见解。如果仅仅根据这一句话,不做进一步辨析和推敲,不结合恩格斯在别处(比如《起源》其他部分、他之前的相关著作等)所作的说明,便仓促地得出“血缘关系或‘人自身的生产’支配原始社会制度而其他因素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本身不起‘支配’作用”的结论,那么这无疑是颇为主观、颇为武断的。

  此外,能否将恩格斯第二句话中的“血族关系”一词替换成“人自身的生产”,进而认定恩格斯的这句话也同时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呢?这个问题相对复杂,笔者需要作一些说明。毋庸置疑,恩格斯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血族关系、血缘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未直接断言“人自身的生产”也起了这种“支配”作用。“血族关系”与“人自身的生产”本身是有区别的,将两者直接等同当然是不妥的。血缘关系、血族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后者被打上了前者的烙印,深受前者的影响,这是很好理解的。也符合原始社会的客观事实。但是,能否说“人自身的生产”也起这种“支配”作用呢?恩格斯本人是否也有此观点呢?通过仔细辨析和推敲,笔者认为,在解读恩格斯关于“人自身的生产”的思想时,同样可断定,在其具体理解中,恩格斯是承认“人自身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相当程度上的“制约”甚至“支配”作用的。根据对恩格斯相关著作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注意到并承认,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即原始人生育后代的繁殖活动的状况、形式和特点,对原始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婚姻家庭关系尚未形成前,原始人的生育、繁殖采取的是杂乱的性交形式,后来又依次采用了以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等为家庭形式的相应的人口生产模式,“人自身的生产”依次采用的这些不同的形式及相应的状况、特点,对原始人的社会制度是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后者要与原始人自身生产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人自身的生产”的具体形式、特点、发展阶段不同,原始社会制度的特点也相应地呈现出“差异”。因此,说“人自身的生产”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看来也是可以成立的,这本身也是恩格斯自己的思想。

  不过,值得所有研究者包括“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们高度重视的是,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谈及的原始的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支配”是有其基本前提的,这个“前提”用他的话说就是:“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这个前提说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于低水平,从而社会财富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受到限制。显然,财富的规模和水平受到限制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发达的直接后果,是直接由后者决定的。也就是说,“原始社会制度相当程度受血族关系支配”,这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决定的,是后者的产物或结果。毋庸置疑,恩格斯正是这样认为的,他所说的第二句话就是“铁证”。按照他的理解,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处于这种“低水平”,而是处于更高水平的话,那么,很明显,“血族关系支配社会制度”这种现象是绝不会发生的。“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往往从第二句话中解读出“人自身的生产或血族关系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的结论来,似乎这就是“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决定性证据。但是,这些论者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处于低水平,而是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血族关系绝不可能“支配”社会制度。如上所述,这种“支配”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简而言之,原始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即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所支配,正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际状况、实际发展水平决定的,恩格斯完全清楚这一点。在这句话中,他正是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落后导致和决定了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支配”这一事实。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疑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应该说,在恩格斯那里,原始社会制度的状况与特点不仅不是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无关,而且恰恰是由后者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由此看来,所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不起‘决定’作用或只起‘次要’作用”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当然,在恩格斯那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决定”作用是“间接”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事实上,恩格斯本人绝不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制度中不起“决定”作用。须知,强调经济因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他写作《起源》前一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起源》中绝没有消失或改变。他的“经济决定论”“物质生产决定论”立场是一以贯之而不是前后抵触、相互矛盾的。

Correctly Understand Engels’ View of History in His Later Years

  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京)2020年第20203期

  内容提要:对于晚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一种解读范式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依次扮演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决定者”的角色。“人自身的生产”决定早期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其“决定者”的身份或地位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取代,发生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其实,晚年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并不认为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但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贯穿于原始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

  关键词:恩格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依次决定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马克思五个重要笔记新探讨”(11CZX01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众所周知,晚年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对“两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问题作出经典叙述。恩格斯的叙述虽寥寥数百字,其学术影响却不可低估,被后世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问题的经典表述,并对20世纪的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诠释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时,20世纪的研究者相互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针对恩格斯这一著名论断,学界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三种:“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第一种见解认为,在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不能单讲“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自身的生产”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见解的支持者颇多。①第二种见解的支持者则提出,在《起源》所阐明的“两种生产”理论中,与其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不如说是“同一生产的两个方面”,不能脱离“人自身的生产”孤立地谈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所谓“决定”作用。②第三种见解即“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则断定,在恩格斯的学术理解中,并不是“两种生产”共同决定人类社会或原始社会的发展,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即作为“两种生产”之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起着这种“决定”作用,“人自身的生产”不是也不可能充当人类社会或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些解读外,存在一种值得重视、值得回应的流行见解。该见解的支持者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明确阐释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依次决定论”。在他们看来,恩格斯是如此看待“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在早期原始社会乃至原始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较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对原始社会的制度及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更为重要,居于主要地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起的制约作用相对次要;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才取代“人自身的生产”成为制约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③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谈及“两种生产”的具体所指之后,接着指出: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④

  “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见解貌似与恩格斯的这些表述相匹配,似乎可从他的这些说法中直接得出。但笔者这里鲜明地提出一个疑问:上述流行见解即“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是否真的符合晚年恩格斯思想的原意?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或以其为思想资源之一,来探讨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比如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真正弄清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原意,避免主观理解的偏差,进而消除误解。实际上,笔者以往对“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是较为认同的,并未意识到这是对恩格斯思想根本性的“误解”“误读”。但仔细解读有关文献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必须指出,这种流行见解确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表面看似乎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几乎“无懈可击”;只有依靠精细入微的文本学辨析及对恩格斯唯物史观深刻的整体性理解,才能勘破其内在的“谬误性”或“破绽”,任何表面化的、一知半解的或断章取义式的阅读,或许只能激发或强化对这一流行见解的认同感。

  在笔者看来,从《起源》的上述论述中,并不能解读出如下结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人类社会制度及社会发展;“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人自身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居于主要地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制约作用居于次要地位。本文拟按照循序渐进的论证思路,逐一解读上述引文中的每一论断,澄清其真实所指,在细致、可靠的文本阐释和文字辨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并未真实反映而是偏离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本意,这种貌似正确甚至“无可辩驳”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一种停留于文字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偏颇观点。

  长期以来,晚年恩格斯被许多论者视为一个自觉摆脱了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富有“科学精神”和“辩证法造诣”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中部分论者看来,《起源》的“两种生产”理论就是他正视原始社会史实,对机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所作的一次自觉的超越和矫正。从抽象的意义上,笔者完全赞同上述论者对晚年恩格斯“科学精神”及“辩证法造诣”的高度褒扬。不过,笔者以为:其一,对晚年恩格斯“科学精神”“辩证法造诣”的肯定,不一定非要通过将恩格斯打扮成摆脱或超越了“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的所谓“辩证法学者”的方式来实现;其二,“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负面用语”,更不是他们的“超越对象”;其三,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不仅适用于阶级社会、文明时代,亦适用于原始社会、原始时代,他们正是基于“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的唯物史观思维范式来审视、诠释原始社会发展史的。

  通过反复研读、辨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发现: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反对并超越了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但同时坚持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事实上,离开了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唯物史观便不再成其为“唯物史观”。这一点恰恰为不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学界同行所忽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坚持的这种“经济决定论”或“物质生产决定论”的思想语境中,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对人类社会每一微观领域、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具体事件并不都起直接的“决定”作用(这一点使马克思、恩格斯有别于机械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者”或“物质生产决定论者”);但是,作为一种“本原性”的因素或力量,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始终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包括原始社会)的整体面貌和人类历史(包括原始社会史)的总体进程⑤,“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及“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均是不符合晚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社会史观的。

  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同时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这里谈及的“一定历史时代”,并非特指某一时代(比如原始时代、原始社会),而是泛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恩格斯这里提示读者,“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仅蒙昧或野蛮的原始时代、原始社会,而且文明时代、文明社会都同时受上述“两种生产”的制约。这里附带提一下,恩格斯之所以在谈“人自身的生产”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制约”时提到“家庭”,当然不是因为“人自身的生产”直接等同于“家庭”(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不能简单等同。恩格斯当然清楚这一点),而是因为:家庭是“人自身的生产”的社会载体和单位,“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类生育自己的后代,是通过家庭这种特定的社会载体、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和实现的;家庭的具体形式与发展阶段,反映了“人自身的生产”的状况和特点。通过这第一句话。当然还不能立即得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结论来。这里说的仅仅是“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社会制度(这种“共同制约”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特征),没有谈及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更没有谈到对社会发展本身的所谓“决定”作用。众所周知,“制约”不意味着“决定”。通俗地讲,“制约”有大有小,有“根本性”的制约,也有程度较低的制约(这种制约作用当然称不上有什么“决定作用”)。我们绝不能不加辨析和区分,将“制约”简单地等同于“决定”。所谓的“共同制约”并不意味着“共同决定”。事实上,除了上述“两种生产”外,其他许多因素同样可以制约社会制度。这一点我们完全不难理解。应当说,这第一句话,既不能足以证明“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可靠性,亦不能用以支持所谓的“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至多只能验证“两种生产共同制约论”的可靠性。

  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说的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发展越受到“限制”,越是处于“低水平”,血族关系(即血缘关系)就越是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不难看出,恩格斯这句话是有具体所指的,它描述的就是原始社会(尤其是早期原始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于落后状态,社会制度相当程度上被血缘关系所支配。这是我们从第二句话中可以确凿无疑地得出的基本信息。他刻意使用的“……越不发展……就越……”的叙述方式,其意图十分鲜明,就是力图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恩格斯谈的“两种生产”中的第一种生产)的“落后”与“血族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前者无疑是后者的“前提”,后者则是前者导致的“必然结果”。

  那么,从恩格斯的这句话中能否得出上述流行见解所解读出的“‘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于原始社会的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而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只起次要作用,‘人自身的生产’则起首要作用”的结论,从而证明晚年恩格斯是所谓的“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者”呢?显然是不能的。恩格斯这里只是表明,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极端落后,血缘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很明显,他承认了血缘关系对原始社会制度的显著的“制约性”,甚至承认后者较大程度上受前者的“支配”;但是,他不认为“原始社会制度‘完全受’或‘只受’血缘关系的支配”,只是说在“较大程度上”受后者的支配。他在这句话中并未提及其他因素对原始社会制度是否起“支配”作用。那么,除了“血缘关系”外,还有其他因素支配或制约原始社会制度吗?在恩格斯那里,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起源》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两种生产”共同制约“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制约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那么,“血缘关系”以外的因素是否也在“较大程度”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呢?应该说,仅从恩格斯的第二句话中是根本得不出这一结论的。如上所述,他这里只谈到了血族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并未谈及其他因素是否也“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当然,他对这一问题是有自己看法的,只不过他没有在这里表达对此问题的见解。如果仅仅根据这一句话,不做进一步辨析和推敲,不结合恩格斯在别处(比如《起源》其他部分、他之前的相关著作等)所作的说明,便仓促地得出“血缘关系或‘人自身的生产’支配原始社会制度而其他因素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本身不起‘支配’作用”的结论,那么这无疑是颇为主观、颇为武断的。

  此外,能否将恩格斯第二句话中的“血族关系”一词替换成“人自身的生产”,进而认定恩格斯的这句话也同时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呢?这个问题相对复杂,笔者需要作一些说明。毋庸置疑,恩格斯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血族关系、血缘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了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但他并未直接断言“人自身的生产”也起了这种“支配”作用。“血族关系”与“人自身的生产”本身是有区别的,将两者直接等同当然是不妥的。血缘关系、血族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后者被打上了前者的烙印,深受前者的影响,这是很好理解的。也符合原始社会的客观事实。但是,能否说“人自身的生产”也起这种“支配”作用呢?恩格斯本人是否也有此观点呢?通过仔细辨析和推敲,笔者认为,在解读恩格斯关于“人自身的生产”的思想时,同样可断定,在其具体理解中,恩格斯是承认“人自身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相当程度上的“制约”甚至“支配”作用的。根据对恩格斯相关著作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注意到并承认,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即原始人生育后代的繁殖活动的状况、形式和特点,对原始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婚姻家庭关系尚未形成前,原始人的生育、繁殖采取的是杂乱的性交形式,后来又依次采用了以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等为家庭形式的相应的人口生产模式,“人自身的生产”依次采用的这些不同的形式及相应的状况、特点,对原始人的社会制度是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后者要与原始人自身生产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人自身的生产”的具体形式、特点、发展阶段不同,原始社会制度的特点也相应地呈现出“差异”。因此,说“人自身的生产”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看来也是可以成立的,这本身也是恩格斯自己的思想。

  不过,值得所有研究者包括“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们高度重视的是,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谈及的原始的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支配”是有其基本前提的,这个“前提”用他的话说就是:“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这个前提说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于低水平,从而社会财富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受到限制。显然,财富的规模和水平受到限制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发达的直接后果,是直接由后者决定的。也就是说,“原始社会制度相当程度受血族关系支配”,这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决定的,是后者的产物或结果。毋庸置疑,恩格斯正是这样认为的,他所说的第二句话就是“铁证”。按照他的理解,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处于这种“低水平”,而是处于更高水平的话,那么,很明显,“血族关系支配社会制度”这种现象是绝不会发生的。“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往往从第二句话中解读出“人自身的生产或血族关系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的结论来,似乎这就是“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决定性证据。但是,这些论者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处于低水平,而是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血族关系绝不可能“支配”社会制度。如上所述,这种“支配”是由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简而言之,原始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即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所支配,正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际状况、实际发展水平决定的,恩格斯完全清楚这一点。在这句话中,他正是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落后导致和决定了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支配”这一事实。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疑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应该说,在恩格斯那里,原始社会制度的状况与特点不仅不是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无关,而且恰恰是由后者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由此看来,所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不起‘决定’作用或只起‘次要’作用”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当然,在恩格斯那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制度所起的“决定”作用是“间接”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事实上,恩格斯本人绝不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制度中不起“决定”作用。须知,强调经济因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他写作《起源》前一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起源》中绝没有消失或改变。他的“经济决定论”“物质生产决定论”立场是一以贯之而不是前后抵触、相互矛盾的。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思问哲学网 » 正确领会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

分享到: 生成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