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力”:《资本论》的“认识论”

 ”The Force of Abstraction”:”Epistemology” in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3期

  内容提要: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关键词:抽象力/《资本论》/认识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研究”(编号19AZX001)的阶段性成果。

 

  学者们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资本论》进行了多维解读,但相对忽视了认识论的解读。虽然法国的阿尔都塞较早就对《资本论》进行了“认识论”解读,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解读的,并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义。其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第8页)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同上,第19页)因为评论者一方面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责备他“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同上)实际上,不仅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就是马克思之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依然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以致列宁专门强调:“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8页)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认识论”产生了误解。而对《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理解,不应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而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上,并从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抽象力”来阐释。

  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学在古代哲学追求“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转向”,也即从“断言本体”转向了反省对本体的“认识”,形成了“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的理论自觉。但对于这一转向,人们更多的是在哲学“研究对象”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即古代哲学研究“本体”问题,近代哲学研究“认识”问题,这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层的理解是,这一转向意味着一种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认识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认识逻辑”的深刻区分和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向凸显的是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正是这一内在的人之主体地位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才使近代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

  虽然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河:“从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了。”(海涅,第56页)但真正推动和实现这一转向和变革的还是康德。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康德:“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1997年,第9页)因此,从古代形而上学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迷梦中被惊醒的康德,就是通过对认识对象(现象和物自体)和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划界”开辟出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现象界保证了人的认识——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有效,在本体界保证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悬搁知识为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盘。康德认为,“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康德,2004年,第2页)由此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己立法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就是理性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它使那种用单纯的、直观的和抽象的思维规定断言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的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形而上学成为无效的。就此,康德的“认识论转向”确实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康德的“划界”思维,区分的并不仅是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而是凸显了认识主体,学会了尊重人。康德相信自己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转引自斯密,第39页),其目的就在于揭示和论证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上帝也只是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康德的认识论转向这里,认识对象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康德,2004年,第16页)正是这一能动性的发挥,康德突破了古代独断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根本转变。

  对此,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称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101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只杀死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这里,哲学不仅可以与神学相提并论,而且是在反对神学了。为此,马克思称康德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之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第10页)这既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真实意义和表达,也是近代认识论转向本质的另一种解释和表达。

  但仅仅凸显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不够,还需在认识形式或认识逻辑上实现根本转变,也即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黑格尔居功甚伟。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具体分析了认识的三种思维形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黑格尔,第40页)而这三种思维中黑格尔最看重的,则是同时超越前两种思维的“思辨思维”:“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指形式推理脱离内容的自由——引者注),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同上)黑格尔看到了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二者分别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一个沉浸在材料里不能自拔,一个以脱离材料而自鸣得意。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两个极端达成和解,也即让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达成和解。而能完成此重任的,就是他所看中和推崇的让自由沉入内容并按内容的节奏自行运动的“思辨思维”。所以说,黑格尔思辨思维的“奥秘在于能够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维形式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孙利天、郭夏)。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是在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解与统一中获得了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或者说,黑格尔是在概念或理论的领域使人的思维获得了客观真理性,这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因此,在凸显主体性逻辑的概念领域,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得以最充分彰显和完成。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仅在理论领域里去解决这一问题,其结论必定还是“抽象的”和不彻底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表象思维”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近代哲学的“形式推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思维”的立场上。为此,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5页)。也就是说,要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所实现和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逻辑和思辨思维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原则立场和应有高度。所以,在实质性意义上,“是在前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后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则区别。”(孙利天)而这一原则区别,直接制约和左右着对《资本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以及其认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The Force of Abstraction”:”Epistemology” in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3期

  内容提要: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抽象力”。正是借助于“抽象力”,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独特“认识对象”。唯此,《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关键词:抽象力/《资本论》/认识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研究”(编号19AZX001)的阶段性成果。

 

  学者们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资本论》进行了多维解读,但相对忽视了认识论的解读。虽然法国的阿尔都塞较早就对《资本论》进行了“认识论”解读,但他主要是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解读的,并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义。其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第8页)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同上,第19页)因为评论者一方面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责备他“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同上)实际上,不仅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就是马克思之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依然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以致列宁专门强调:“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8页)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方法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认识论”产生了误解。而对《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理解,不应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而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意义上,并从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抽象力”来阐释。

  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学在古代哲学追求“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论转向”,也即从“断言本体”转向了反省对本体的“认识”,形成了“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的理论自觉。但对于这一转向,人们更多的是在哲学“研究对象”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即古代哲学研究“本体”问题,近代哲学研究“认识”问题,这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层的理解是,这一转向意味着一种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认识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认识逻辑”的深刻区分和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向凸显的是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正是这一内在的人之主体地位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才使近代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

  虽然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最早提出“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河:“从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了。”(海涅,第56页)但真正推动和实现这一转向和变革的还是康德。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康德:“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1997年,第9页)因此,从古代形而上学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迷梦中被惊醒的康德,就是通过对认识对象(现象和物自体)和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划界”开辟出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现象界保证了人的认识——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有效,在本体界保证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悬搁知识为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盘。康德认为,“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康德,2004年,第2页)由此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己立法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就是理性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它使那种用单纯的、直观的和抽象的思维规定断言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的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形而上学成为无效的。就此,康德的“认识论转向”确实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康德的“划界”思维,区分的并不仅是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而是凸显了认识主体,学会了尊重人。康德相信自己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转引自斯密,第39页),其目的就在于揭示和论证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上帝也只是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康德的认识论转向这里,认识对象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康德,2004年,第16页)正是这一能动性的发挥,康德突破了古代独断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根本转变。

  对此,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称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101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只杀死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上帝。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这里,哲学不仅可以与神学相提并论,而且是在反对神学了。为此,马克思称康德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之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第10页)这既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真实意义和表达,也是近代认识论转向本质的另一种解释和表达。

  但仅仅凸显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不够,还需在认识形式或认识逻辑上实现根本转变,也即从“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黑格尔居功甚伟。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具体分析了认识的三种思维形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黑格尔,第40页)而这三种思维中黑格尔最看重的,则是同时超越前两种思维的“思辨思维”:“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指形式推理脱离内容的自由——引者注),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同上)黑格尔看到了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二者分别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一个沉浸在材料里不能自拔,一个以脱离材料而自鸣得意。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两个极端达成和解,也即让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达成和解。而能完成此重任的,就是他所看中和推崇的让自由沉入内容并按内容的节奏自行运动的“思辨思维”。所以说,黑格尔思辨思维的“奥秘在于能够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维形式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孙利天、郭夏)。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是在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解与统一中获得了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或者说,黑格尔是在概念或理论的领域使人的思维获得了客观真理性,这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因此,在凸显主体性逻辑的概念领域,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得以最充分彰显和完成。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仅在理论领域里去解决这一问题,其结论必定还是“抽象的”和不彻底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表象思维”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近代哲学的“形式推理”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思维”的立场上。为此,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为什么会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5页)。也就是说,要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所实现和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逻辑和思辨思维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原则立场和应有高度。所以,在实质性意义上,“是在前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后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则区别。”(孙利天)而这一原则区别,直接制约和左右着对《资本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以及其认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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