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

The Essence of Human and Its Meaning of Existence: Three Dimensions of Reading of Marx’s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 ),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 开封 475001

  原发信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02期

  内容提要:人是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应从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维度分析人的生命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人也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应从人的能动活动这一“类生活”“类能力”的整体视域把握“现实的人”的“类本质”及其生命共同体意义;人还是一种实践存在物,应从人特殊的实践存在维度彰显人的社会本质及其生存论意义。唯有在马克思实践人本学基础上实现三重维度的叠加与整合,才能表征与彰显人实现自由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本质与生存意义,形成一种具有全面性、丰富性的人学语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在人的本质观上完成一次重大的理论跃迁。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实践生存论/人的本质/生存命义

  标题注释: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18-00-59)。

 

  近年来,人的实践本质的把握方式及其生存意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然成为一种显学,它犹如一个巨大的思想引力场,吸引着哲学界诸多学者对之进行反思和追问,成为聚焦众人目光的学术热点。基于“实践是人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进行了实践性解读,开辟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本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理路[1]。

  譬如,有的学者采取中、西、马三家哲学比较的方法,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路,旨在从政治角度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弄清楚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的世界观上的差异和方法论上的对立,注重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问题所映现的阶级意蕴与政治原则的区分,却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形成过程的认真梳理,致使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本质及其生命意义处在被遮蔽状态[2]。在马克思人学的比较研究中,不少同仁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人学与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上的异同辨析,旨在弄清楚马克思人学产生的理论境遇、社会现状与文化底蕴,但没有指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性意蕴和人的实践存在的对象性特征,更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及其生存论意境何以能够实现哲学思想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又譬如,有的学者基于马克思实践人本学与费尔巴哈直观人本学的比较研究,虽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界定,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人道主义,分析了它的社会特征并对之进行了全面解读,但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理解并不深刻,仍没有深入分析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存在论意义[3]。还有的学者以历史性的解读方式致力于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发展过程的研究,认真探察并把握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形成、发展的整个思想历程和动态历史真相。但是,由于忽视了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现代西方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内在缺陷进行分析批判,极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的退行性理解,不仅不能凸显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在人学尤其是在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还会造成二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思想混淆,而马克思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本质及其实践意蕴,以及对人的存在本体及其生存意义等问题并没有获得深刻解读[4-5]。

  笔者曾经主张,必须以实践把握方式实现多重视域的内在融通,从人的实践存在与自由发展的维度,彰显马克思哲学所开辟的实践人学理路及其存在论意义。只有把人的存在际遇、人的存在意义、人的生存悖论、人的生存矛盾,以及“人是什么”“我是谁”等存在论难题,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视域中进行探讨,在学理上才能凸显实践人学的生存论意蕴,并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质观进行辩证考察与批判分析,以划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人学本质论上的原则界限。进而还要在同属于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内部,又刻意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作比较分析,指出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大都忽视了对人文精神之社会存在论意义的分析,没有指出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不懂得人的本质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内涵。笔者建议,应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立场上,指出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内在契合;应辩证地考察人与社会的实践关联,因为人的生活理想与现实境遇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理性世界中得到解决,唯有在实践中才能达到和解。这样,马克思实践人本观的学理研究就会获得一次深层次的跃迁,并可对之进行前瞻分析,真正探寻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特质及其本真内涵;通过对“马克思实践人学理论何以能够实现中国化”的解答,探索出“现实的人”的自由生存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对人的生物本质、类本质与实践本质的多重阐释,以便能够从历史视域出发不断开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完整理解和历史思考。

  一、人的生物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否定他对人的生物生存及其真实意义分析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的身体属于自然界并存身于自然之中,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同自然界具有内在牵连,“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167。自然属性与生物本能是人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具有同一性和同源性,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论述,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区别就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忽视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继承。当然,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人之何以为人——的探究,不能仅仅从生物生存的某一特定方面或角度展开,而必须研究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的总体视域,以便揭示出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生存实体及其真正意义,并不断接近人的存在本体和人之为人的全面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146,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但只有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考察和把握住了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完整的本质,才能把握到具体的人的存在真谛及其生命表现。“人不是纯粹的动物性”存在,其自然本能也是属人的自然本能,人身上残存的动物性也“是属人的动物性”[7]76-77,是作为活动主体所显现的生命特质。正如列宁所说的,“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9]。生命是人成为主体的前提,而实践确证了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力。不能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人的生物机能与自然属性,否则,就会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的生物性并将之视作人的“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6]94,就会无视人与动物的差别,把属人的自然性等同于动物的纯粹自然性。

  费尔巴哈从人的生物存在及其自然属性上分析人类面临的生存困惑与生存矛盾,对于我们今天从现代生态学意义上凸显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看来,从生物生存视角分析人的生态学意义与生命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与努力的方向本身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极其重要。毕竟,具体的生物人和完整的社会人是辩证统一的,在整体中把握具体又通过具体显现整体,在对人的生存与实践本质的理解上,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的具体本质是由有别于动物的各种属性的总和所构成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所有人所共有的东西,只能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7]135。人有生物本质、社会本质也有类本质和精神特质,我们不能仅仅从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来规定人的本质,只有把它们内在地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虽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的本质,但他从整体上所把握到的人及其本质,仍然只停留在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上,他甚至把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本能,误认作人的全部本质及其生存意义。因而他强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握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把人理解为自然人、生物人,把人看作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认为人的自然力完全存在于人自身。

  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赞同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生物学分析,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的生物本质首先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显现的。人是具有自然生命的存在体,其生物本质要由人所存在的各种自然条件来规定。的确,人的生物本质形成、发展、实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能来自自然的深处”[10],自然界及其发展过程告诉人们应该如何为人、如何行事,人是自然的人,自然也是属人的自然,二者内在地统一于生态学的语境中。但更深入的问题在于,费尔巴哈告诉人们不能把人直接等同于自然的人,认为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还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11]。因为,一方面,纯粹自然的生物人与社会的现实的人之间还存在着很多质的不同,必须经过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异和互换,自然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若仅仅停留在对自然本性的把握上,是不能够看到人的真正的完整的本质的;另一方面,还因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人对人的依赖而完成的,任何人都是社会中的人,都要按照人的方式,过特定的社会生活。所以,人天生是一种群居式的社会动物,都是在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成长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孤立的离群索居的生物个体,只是占有了人的自然属性,并没有拥有人的完全的本质。只有把单个的人摆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显现人不同于自然的社会本性,只有社会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人,撇开人的社会属性及其实践存在方式,仅仅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上把握人的本质,只能看到毫无内容的、虚构出来的人。此外,费尔巴哈也看到了人还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存在物,这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类生活,“人的本质”这个概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蕴含了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内的整体性概念,并以此与自然界区别开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行分析判断、合理行事时,才能显现人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可见,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中,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也是相互依存并内在统一的,人的理性思维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躯,但精神生活却高于日常生活、精神属性却高于自然属性。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生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的意义上探索人的本质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深入把握人的更高层级上的本质,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但费尔巴哈只是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看到了自然的人的生物本能及其存在论上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真正的社会人的实践性、对象性,没有看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内在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134。人的确是一种有生命的感性存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及其感性的实践活动上,撇开这种感性活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决定性意义,而把人仅仅归结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生存的外部自然条件中探讨人的本质,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所犯的致命错误。费尔巴哈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上凸显了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却没有把这种生物关系发展深化为一种实践关系;试图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社会属性,但又把社会关系狭隘地仅仅理解成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性关系,而忽视了人置身于其中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不满意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而试图从现实的社会意义上探讨人的生命本质,但他只看到了人是感性对象,却没有把人的活动首先看作是感性活动,不能从人现有的社会关系上来理解人的实践本质及其生存意义;他对人的原始本质的把握仍然停留于抽象的人,认为人与自然并不直接等同,二者之间存在一系列中介,这种中介不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说到底,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2],不理解人的实践对人的生命及其解放的真正意义,不了解实践才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存在方式并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

  二、人的类本质及其生命共同体意义

  当代哲学研究所烘托的一种“类哲学”“人类学”方向,努力把人的生存本质与精神活动、感性存在与精神存在统一起来,试图从人的类生活及其整体视域上把握现实的人的生命共同体意义。当代哲学在这种“类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所开展的人学变革,构成了在全部现代人学研究中最强有力的哲学分支之一。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首先是自然人、靠自然界生活,但人又是具有生命本质的自然人。这种生命本质体现于人的类生活——人的劳动——中,劳动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动”,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人这个物种的整体特性即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7]56。人作为生命存在物,必须有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各种自然条件,必然存在着作为生物个体具有的生物欲望和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是人成为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生物人的原始冲动,表明人是一种自在性和自为性的生命统一体。属人的一切其他本质,都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具有强大的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能力,人在生命活动及其生存意志驱使下所展开的活动,是一种实现自我的生命力量。如果人仅仅受生命活动的驱使而展开自己的生存活动,那人与动物就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这时候的人仅仅是自然人和生物人,作为自然人的人是一种动物,在生命本质上,人与动物完全等同。

  其二,人最可贵的一点在于能超越自己的自然本质,并使人的自然本质与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高度统一。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内在一致,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都是在人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与人与社会的矛盾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真正和解的[6]120。

  其三,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既是自然的真正复活也是人的生命的真正实现,人的生物存在的生命本质与人道主义的社会本质的统一,只作为人类的生命联合体而存在。“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己当成“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实质上也就是“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7]55,当然这种人的全面自由的存在——“自由人联合体”,唯有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异化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出现。

  其四,人又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本质的自然人,从而确立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存在双重的本质结构,凸显了一个既拥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精神本质的“完整的人”。人的类本质还表现在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即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意识[7]57。人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生物,在最完全的意义上,人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存在物。人的生命本质虽然来自大自然的深处,但其自然属性只是人成为人的生物学前提,而精神和理性则成就了人的更高本质。因为人通过精神活动能够使现实非现实化、使环境对象化,从而为人的生存营造一个特殊的价值世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人通过精神活动能够使自己本身的精神力量反过来成为自己进一步改造的对象,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对象化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双重的对象化活动,才使人终于能够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存在、类本质,意识到自己不是作为生物的“类”而生存着,而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类”而生活着。自然属性不是人的本质的根本属性,精神属性才是人之为人、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的根本属性。总之,精神是人的类能力,是人与其他生命体存在物相区分的一个根本点。

  其五,人的精神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被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且正因为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真正彰显了人的生命共同体的类特性;但唯有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人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变成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生存的生命本质才能在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意义上得以最高实现[7]56。

  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人的意识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唯心主义者也承认的不争事实。但唯心主义者强调,人的精神和理性只停留于思维领域,仅作为一种主观意向性活动而存在,从而把人的全部本质仅仅归结为精神本质。马克思看到了人的精神本质及其力量的重要性,但认为纯粹的人的思维“不能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也不能看作“人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6]178,人的思维及其力量唯有在实践中才存在并发挥作用,思维能够反映对象、思考对象,却不能够构成对象、改造对象,精神如果离开了使用精神力量的人,什么也不能实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过分理性化的人恰恰是最软弱无力的人。理性的纯粹化往往能催发一种非理性的精神霸权和极权统治,导致个性压抑、泯灭或丧失,甚至会导致整个现实世界变成人间地狱。因而,仅仅把人看成是能够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还不能够揭示人的完整本质,还只是对人的本质的未完成性的表述,只有把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结合起来,并从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实践过程入手,揭示人的完整的本质才是可能的。人的本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生命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结合物,人的自然生命作为一种盲目的生物冲动,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的积极引导。因为人的精神有着自己构造自己、自己推动自己的有序的活动结构,它能在实践活动中协调和平衡人的各种需要和欲望,能够内在地引导人的生命过程并使之摆脱有限的自然生存的困境,无限地丰富人的存在的文化含义。人的精神活动不能也不会仅仅成为纯粹的理性,它需要从人的生命活动中汲取养分以充实自己,从人的生命冲动中激活原始动力而实现人的完美存在。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相互汲取、相互转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精神化和精神活动的生命化达到一致的过程,它使有限的生物个体获得无限的意义和开放性的生存——作为生命共同体而存在。

  从人的生命的精神化和人的精神的生命化及其双向转化中寻找人的完整本质,表明了人不仅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还是一个意识存在物,人在本质上具有生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人的这种本质结构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人是感性与理性、自在与自为的统一。因而不能从单方面的意义上考察人的本质,应从整体意义上即从人的实践存在意义上来看待人的完整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人的最高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实践结合,而且生成并实现于人自己所展开的生命活动中。作为生物的人又有着自己的生存意识,人的精神不是耸立在生命之上,而是生发、完善于人的生存活动中。若把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对立起来,或者相互隔离成一种二元性的差序结构,就看不到二者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且只有作为它的内在要素才能发辉作用,就会无视人的实践存在及其共同体意义这一更为根本的东西,就只能从抽象意义上把握一个片面的人、获得一个被扭曲的人的画面,不可能达到对人的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的整体把握。

The Essence of Human and Its Meaning of Existence: Three Dimensions of Reading of Marx’s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 ),男,河南省开封市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河南 开封 475001

  原发信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02期

  内容提要:人是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应从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维度分析人的生命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人也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应从人的能动活动这一“类生活”“类能力”的整体视域把握“现实的人”的“类本质”及其生命共同体意义;人还是一种实践存在物,应从人特殊的实践存在维度彰显人的社会本质及其生存论意义。唯有在马克思实践人本学基础上实现三重维度的叠加与整合,才能表征与彰显人实现自由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本质与生存意义,形成一种具有全面性、丰富性的人学语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在人的本质观上完成一次重大的理论跃迁。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实践生存论/人的本质/生存命义

  标题注释: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18-00-59)。

 

  近年来,人的实践本质的把握方式及其生存意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然成为一种显学,它犹如一个巨大的思想引力场,吸引着哲学界诸多学者对之进行反思和追问,成为聚焦众人目光的学术热点。基于“实践是人特殊的存在方式”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进行了实践性解读,开辟了一个极其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本学”研究的新视域和新理路[1]。

  譬如,有的学者采取中、西、马三家哲学比较的方法,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路,旨在从政治角度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弄清楚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的世界观上的差异和方法论上的对立,注重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问题所映现的阶级意蕴与政治原则的区分,却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形成过程的认真梳理,致使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本质及其生命意义处在被遮蔽状态[2]。在马克思人学的比较研究中,不少同仁非常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人学与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问题上的异同辨析,旨在弄清楚马克思人学产生的理论境遇、社会现状与文化底蕴,但没有指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性意蕴和人的实践存在的对象性特征,更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及其生存论意境何以能够实现哲学思想上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又譬如,有的学者基于马克思实践人本学与费尔巴哈直观人本学的比较研究,虽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界定,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以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人道主义,分析了它的社会特征并对之进行了全面解读,但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理解并不深刻,仍没有深入分析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存在论意义[3]。还有的学者以历史性的解读方式致力于对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发展过程的研究,认真探察并把握到了马克思人的本质观形成、发展的整个思想历程和动态历史真相。但是,由于忽视了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现代西方哲学人的本质观的内在缺陷进行分析批判,极易导致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的退行性理解,不仅不能凸显马克思科学实践观在人学尤其是在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还会造成二者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思想混淆,而马克思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所开启的对“现实的人”的生存本质及其实践意蕴,以及对人的存在本体及其生存意义等问题并没有获得深刻解读[4-5]。

  笔者曾经主张,必须以实践把握方式实现多重视域的内在融通,从人的实践存在与自由发展的维度,彰显马克思哲学所开辟的实践人学理路及其存在论意义。只有把人的存在际遇、人的存在意义、人的生存悖论、人的生存矛盾,以及“人是什么”“我是谁”等存在论难题,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视域中进行探讨,在学理上才能凸显实践人学的生存论意蕴,并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质观进行辩证考察与批判分析,以划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人学本质论上的原则界限。进而还要在同属于唯物主义人学思想的内部,又刻意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作比较分析,指出马克思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大都忽视了对人文精神之社会存在论意义的分析,没有指出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不懂得人的本质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内涵。笔者建议,应站在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立场上,指出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内在契合;应辩证地考察人与社会的实践关联,因为人的生活理想与现实境遇的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理性世界中得到解决,唯有在实践中才能达到和解。这样,马克思实践人本观的学理研究就会获得一次深层次的跃迁,并可对之进行前瞻分析,真正探寻出马克思人学的实践特质及其本真内涵;通过对“马克思实践人学理论何以能够实现中国化”的解答,探索出“现实的人”的自由生存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对人的生物本质、类本质与实践本质的多重阐释,以便能够从历史视域出发不断开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完整理解和历史思考。

  一、人的生物本质及其生态学意义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否定他对人的生物生存及其真实意义分析的基础性意义。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仅人的身体属于自然界并存身于自然之中,而且人的精神生活也同自然界具有内在牵连,“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167。自然属性与生物本能是人的物质基础,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具有同一性和同源性,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本质及其生存意义的论述,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区别就忽视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不应当只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忽视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继承。当然,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人之何以为人——的探究,不能仅仅从生物生存的某一特定方面或角度展开,而必须研究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的本质的总体视域,以便揭示出实在的和完整的人的生存实体及其真正意义,并不断接近人的存在本体和人之为人的全面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146,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但只有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考察和把握住了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完整的本质,才能把握到具体的人的存在真谛及其生命表现。“人不是纯粹的动物性”存在,其自然本能也是属人的自然本能,人身上残存的动物性也“是属人的动物性”[7]76-77,是作为活动主体所显现的生命特质。正如列宁所说的,“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9]。生命是人成为主体的前提,而实践确证了人的主体地位与能力。不能撇开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人的生物机能与自然属性,否则,就会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的生物性并将之视作人的“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6]94,就会无视人与动物的差别,把属人的自然性等同于动物的纯粹自然性。

  费尔巴哈从人的生物存在及其自然属性上分析人类面临的生存困惑与生存矛盾,对于我们今天从现代生态学意义上凸显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在我们看来,从生物生存视角分析人的生态学意义与生命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与努力的方向本身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极其重要。毕竟,具体的生物人和完整的社会人是辩证统一的,在整体中把握具体又通过具体显现整体,在对人的生存与实践本质的理解上,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人的具体本质是由有别于动物的各种属性的总和所构成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所有人所共有的东西,只能理解为人的“类本质”——“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7]135。人有生物本质、社会本质也有类本质和精神特质,我们不能仅仅从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来规定人的本质,只有把它们内在地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费尔巴哈虽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的本质,但他从整体上所把握到的人及其本质,仍然只停留在自然属性或生物属性上,他甚至把人的自然属性或生物本能,误认作人的全部本质及其生存意义。因而他强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握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意义,把人理解为自然人、生物人,把人看作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认为人的自然力完全存在于人自身。

  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赞同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生物学分析,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的生物本质首先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显现的。人是具有自然生命的存在体,其生物本质要由人所存在的各种自然条件来规定。的确,人的生物本质形成、发展、实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能来自自然的深处”[10],自然界及其发展过程告诉人们应该如何为人、如何行事,人是自然的人,自然也是属人的自然,二者内在地统一于生态学的语境中。但更深入的问题在于,费尔巴哈告诉人们不能把人直接等同于自然的人,认为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还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11]。因为,一方面,纯粹自然的生物人与社会的现实的人之间还存在着很多质的不同,必须经过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异和互换,自然的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若仅仅停留在对自然本性的把握上,是不能够看到人的真正的完整的本质的;另一方面,还因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是通过人对人的依赖而完成的,任何人都是社会中的人,都要按照人的方式,过特定的社会生活。所以,人天生是一种群居式的社会动物,都是在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成长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孤立的离群索居的生物个体,只是占有了人的自然属性,并没有拥有人的完全的本质。只有把单个的人摆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显现人不同于自然的社会本性,只有社会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人,撇开人的社会属性及其实践存在方式,仅仅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上把握人的本质,只能看到毫无内容的、虚构出来的人。此外,费尔巴哈也看到了人还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存在物,这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类生活,“人的本质”这个概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蕴含了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内的整体性概念,并以此与自然界区别开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进行分析判断、合理行事时,才能显现人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可见,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中,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也是相互依存并内在统一的,人的理性思维不能离开人的生命之躯,但精神生活却高于日常生活、精神属性却高于自然属性。

  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生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的意义上探索人的本质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深入把握人的更高层级上的本质,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但费尔巴哈只是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看到了自然的人的生物本能及其存在论上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真正的社会人的实践性、对象性,没有看到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变的内在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134。人的确是一种有生命的感性存在物,但人的本质恰恰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以及其感性的实践活动上,撇开这种感性活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决定性意义,而把人仅仅归结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生存的外部自然条件中探讨人的本质,这是费尔巴哈人本学所犯的致命错误。费尔巴哈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上凸显了一个纯粹的自然人,却没有把这种生物关系发展深化为一种实践关系;试图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社会属性,但又把社会关系狭隘地仅仅理解成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性关系,而忽视了人置身于其中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不满意只是从抽象的意义上谈论人,而试图从现实的社会意义上探讨人的生命本质,但他只看到了人是感性对象,却没有把人的活动首先看作是感性活动,不能从人现有的社会关系上来理解人的实践本质及其生存意义;他对人的原始本质的把握仍然停留于抽象的人,认为人与自然并不直接等同,二者之间存在一系列中介,这种中介不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说到底,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2],不理解人的实践对人的生命及其解放的真正意义,不了解实践才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存在方式并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

  二、人的类本质及其生命共同体意义

  当代哲学研究所烘托的一种“类哲学”“人类学”方向,努力把人的生存本质与精神活动、感性存在与精神存在统一起来,试图从人的类生活及其整体视域上把握现实的人的生命共同体意义。当代哲学在这种“类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所开展的人学变革,构成了在全部现代人学研究中最强有力的哲学分支之一。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首先是自然人、靠自然界生活,但人又是具有生命本质的自然人。这种生命本质体现于人的类生活——人的劳动——中,劳动是人“自己的生命活动”,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人这个物种的整体特性即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7]56。人作为生命存在物,必须有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各种自然条件,必然存在着作为生物个体具有的生物欲望和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是人成为自我运动、自我生成的生物人的原始冲动,表明人是一种自在性和自为性的生命统一体。属人的一切其他本质,都是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具有强大的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能力,人在生命活动及其生存意志驱使下所展开的活动,是一种实现自我的生命力量。如果人仅仅受生命活动的驱使而展开自己的生存活动,那人与动物就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这时候的人仅仅是自然人和生物人,作为自然人的人是一种动物,在生命本质上,人与动物完全等同。

  其二,人最可贵的一点在于能超越自己的自然本质,并使人的自然本质与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高度统一。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内在一致,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都是在人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与人与社会的矛盾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达到真正和解的[6]120。

  其三,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统一,既是自然的真正复活也是人的生命的真正实现,人的生物存在的生命本质与人道主义的社会本质的统一,只作为人类的生命联合体而存在。“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己当成“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实质上也就是“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7]55,当然这种人的全面自由的存在——“自由人联合体”,唯有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异化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出现。

  其四,人又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本质的自然人,从而确立了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存在双重的本质结构,凸显了一个既拥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精神本质的“完整的人”。人的类本质还表现在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即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意识[7]57。人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然生物,在最完全的意义上,人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存在物。人的生命本质虽然来自大自然的深处,但其自然属性只是人成为人的生物学前提,而精神和理性则成就了人的更高本质。因为人通过精神活动能够使现实非现实化、使环境对象化,从而为人的生存营造一个特殊的价值世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人通过精神活动能够使自己本身的精神力量反过来成为自己进一步改造的对象,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对象化自己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双重的对象化活动,才使人终于能够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类存在、类本质,意识到自己不是作为生物的“类”而生存着,而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类”而生活着。自然属性不是人的本质的根本属性,精神属性才是人之为人、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的根本属性。总之,精神是人的类能力,是人与其他生命体存在物相区分的一个根本点。

  其五,人的精神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被确证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且正因为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真正彰显了人的生命共同体的类特性;但唯有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人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变成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自由生存的生命本质才能在最无愧于、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意义上得以最高实现[7]56。

  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人的意识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唯心主义者也承认的不争事实。但唯心主义者强调,人的精神和理性只停留于思维领域,仅作为一种主观意向性活动而存在,从而把人的全部本质仅仅归结为精神本质。马克思看到了人的精神本质及其力量的重要性,但认为纯粹的人的思维“不能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也不能看作“人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6]178,人的思维及其力量唯有在实践中才存在并发挥作用,思维能够反映对象、思考对象,却不能够构成对象、改造对象,精神如果离开了使用精神力量的人,什么也不能实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过分理性化的人恰恰是最软弱无力的人。理性的纯粹化往往能催发一种非理性的精神霸权和极权统治,导致个性压抑、泯灭或丧失,甚至会导致整个现实世界变成人间地狱。因而,仅仅把人看成是能够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还不能够揭示人的完整本质,还只是对人的本质的未完成性的表述,只有把生命活动和精神活动结合起来,并从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实践过程入手,揭示人的完整的本质才是可能的。人的本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生命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结合物,人的自然生命作为一种盲目的生物冲动,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的积极引导。因为人的精神有着自己构造自己、自己推动自己的有序的活动结构,它能在实践活动中协调和平衡人的各种需要和欲望,能够内在地引导人的生命过程并使之摆脱有限的自然生存的困境,无限地丰富人的存在的文化含义。人的精神活动不能也不会仅仅成为纯粹的理性,它需要从人的生命活动中汲取养分以充实自己,从人的生命冲动中激活原始动力而实现人的完美存在。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相互汲取、相互转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精神化和精神活动的生命化达到一致的过程,它使有限的生物个体获得无限的意义和开放性的生存——作为生命共同体而存在。

  从人的生命的精神化和人的精神的生命化及其双向转化中寻找人的完整本质,表明了人不仅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还是一个意识存在物,人在本质上具有生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人的这种本质结构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人是感性与理性、自在与自为的统一。因而不能从单方面的意义上考察人的本质,应从整体意义上即从人的实践存在意义上来看待人的完整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人的最高本质不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精神属性的实践结合,而且生成并实现于人自己所展开的生命活动中。作为生物的人又有着自己的生存意识,人的精神不是耸立在生命之上,而是生发、完善于人的生存活动中。若把生命存在与精神存在对立起来,或者相互隔离成一种二元性的差序结构,就看不到二者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且只有作为它的内在要素才能发辉作用,就会无视人的实践存在及其共同体意义这一更为根本的东西,就只能从抽象意义上把握一个片面的人、获得一个被扭曲的人的画面,不可能达到对人的本质及其共同体意义的整体把握。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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