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urn in Marx’s Thought on Justice:An Investigation of Civil Society

  作者简介: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正义/历史唯物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8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自“塔克-伍德命题”提出“马克思反对正义”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如何看待正义的问题就成为理论界聚讼纷纭、论战不休的话题。借用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似乎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博登海默,第238页),令人深感迷惑。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方面与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性表述方式和隐含性、根源性、超越性的正义思想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作为范本有关。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存在正义思想这一事实,并且与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非常重视深入经济事实和生产活动中批判“不正义的社会根源”,探寻正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随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而渐次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正是由于马克思把需要、劳动阶级、财产所有权等市民社会的核心议题作为其正义思想的现实基础,才得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思考正义问题,并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思想范式。那么,这一转向是如何借助市民社会考察展开的,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市民社会的正义观念的,又是如何从市民社会考察中建构正义思想的?对此,本文尝试给出回答,以求教于大方。

  一、市民社会的法哲学考察与革命人本主义正义观的形成

  马克思在“早期三论稿”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3月-9月)、为《德法年鉴》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12月)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12月)——开始介入黑尔格的市民社会概念,并通过批判把市民社会由一个社会类型和伦理目标的概念深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概念,进行哲学奠基。概括地说,这一时期可以命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主张回到“市民社会”。

  诚然,在认识市民社会概念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存在师承关系。正是由于承接了黑格尔关于社会-政治是两个分离领域的思路,马克思最初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与“国家”相分离的“人类物质的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存在形式。所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法哲学批判重点聚焦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一致”,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还是财产占有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这样“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语)。我们知道,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不同,它的原型是斯密的“商业社会”,所以“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属于经济学范畴,具有相对于政治国家的异质性。这种理解方式,使得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几乎涉及到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的主题,譬如,自由和权利,劳动和财产,国家与法等,这对于推动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包括实现正义问题的思考方式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当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是一种普遍的国家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5页)之后,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就不是先验问题,而成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了。

  由于承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方式,马克思逐渐改变了之前偏爱康德式的道德概念,较多运用道德语言和道德主张分析社会现象的做法,促使他走出在道德范式中展开正义思考的路径,从而避免继续把正义作为一种进步的道德生活状态来理解。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后来并未集中于政治和法律领域、以思辨的方式、在纯粹伦理主义的路向上思考正义问题,而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进路,与此也有深刻关系。如果从更宽泛的视野看,这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正义思想主要观点的形成:财产权是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正义生成的核心构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角色做持续分析,提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同上,第137页)的观点,也成了马克思后来一直把私有制作为正义批判前提的思想来源。

  尽管这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达到黑格尔和斯密的水平(参见韩立新,第58-59页),对正义的理解还处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层面,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从市民社会矛盾的角度考察正义问题,并且很快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正义问题的真谛。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学性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或者说市民概念所蕴含的现实性特质比较契合开始倾注心力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的马克思。自此,马克思告别权利话语,疏离经由道德话语建构起来的正义观念,甚至后来多次批判近代政治哲学中“伦理的正义”概念,并逐渐深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在经济哲学中思考正义。可以说,在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现实面前,具有反思、否定、批判品格和气质的马克思没有盲目遵从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而是用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观察之、思考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和思考的主题是竭力回答黑格尔设置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正义问题的重要主题。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页)与黑格尔统一于“国家”的设想不同,由于“抽象的国家不再是统治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马克思提出要使“现实的人”在市民社会中成为“类存在物”,以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时的马克思虽然还处在革命的人本主义正义观层面,但已经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备充当“普遍物”的资格,在“普遍性的国家”之中存在的只是虚假的形式正义,还没有能力真正消除贫困和剥削,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正义的、“人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离开恰当的社会框架正义不可能真正地得以实现,所以应该转向市民社会中寻找“普遍性”,但由于市民社会是“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在“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同上,第196页)中如何才能成为“类存在物”呢?显然“利己性”和“孤立性”这样的经验生活和个体关系是不可能使“现实的人”摆脱狭隘性,成为普遍性的公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发现了在市民社会中贯彻“普遍性”的出路,即无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同上,第213页)而特殊阶级为什么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遭受的“不是特殊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所以形成了“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形成了“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完全丧失”“受着普遍苦难”,所以“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同上)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会把否定私有财产上升为社会原则。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两部著作中才严格区分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关注无产者内部的异质性,把工人阶级视为真正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但此时马克思已经产生赋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类正义使命的萌芽,并要求把正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第一次将他的规范性政治观点同无产阶级的境况联系起来”。(佩弗,第47页)

  把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宏大使命关联在一起,对马克思正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必须被激发出来,这时就要警惕超阶级的正义宣传和资产阶级正义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及以此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社会改革者只是由于憎恶不义或热爱正义,那他要么是旧秩序的辩护者,要么是幻想的牺牲品。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对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进行批判的原因。应该告诉工人阶级以科学的、现实的关于正义的分析,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增加他们的阶级力量,而不是用道德化正义观念激励他们。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从法哲学角度考察市民社会,形成了革命人本主义的正义观,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从一个理性国家观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为了一个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黑格尔主义的背叛者,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了理论起点,也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思想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根基。二是马克思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支持者变成了一个“沿着卢梭关于善的社会模式的思路而来的某种更为公共的社会的拥护者”(同上,第44页),但“善”的正义在当时的马克思这里还是基于人类尊严或价值概念,而不是基于欲望或利益满足,虽然此时马克思已超越了卢梭“伦理的正义”层面的“资产者批判”,但还没有进入实践层面的关于正义问题的“资本批判”。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变革力量,开始从新闻批判、哲学批判转向政治活动甚至是物质力量,这点在“无产阶级”和“哲学变成现实”两种新提法中都有所体现。四是马克思开始放弃包括正义在内的“应有的东西”作为先验理想并作为“现有”的方向目标或用之抨击“现有”的思路,转向更多地根据“现有”的状态和条件或在“现有”的内在变动之中寻找价值理想实现的可能。五是马克思在经验层面看到了市民社会中存在大量的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不平等的无产者,但在经济学领域解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当时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六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张“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主权才是实体性主权,才能达到社会公平,但到1843年10月以后马克思就基本上放弃了这一构想。总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内含着一条从哲学变革到政治变革消除人的政治异化,再到在市民社会内部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轨迹。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urn in Marx’s Thought on Justice:An Investigation of Civil Society

  作者简介: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厘清马克思正义思想“普洛透斯似的脸”,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马克思认识市民社会的思想逻辑链条是:“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促使马克思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继而转向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从中发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对市民社会的深入思考,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断从先验正义转向现实正义,从理性正义转向实践正义,从正义批判转向正义建构,从“什么是正义”转向“怎样才能正义”,从市民社会的交换正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实质正义。在市民社会的考察进程中,马克思正义观从革命的人本主义经过对正义理解的深化,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正义的客观分析、科学说明和实践推动,形成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正义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正义/历史唯物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8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自“塔克-伍德命题”提出“马克思反对正义”的观点之后,马克思如何看待正义的问题就成为理论界聚讼纷纭、论战不休的话题。借用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似乎马克思对正义的态度“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博登海默,第238页),令人深感迷惑。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方面与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性表述方式和隐含性、根源性、超越性的正义思想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作为范本有关。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存在正义思想这一事实,并且与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非常重视深入经济事实和生产活动中批判“不正义的社会根源”,探寻正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随着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而渐次完成的,从这个角度看,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市民社会是一个关键的范畴。正是由于马克思把需要、劳动阶级、财产所有权等市民社会的核心议题作为其正义思想的现实基础,才得以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思考正义问题,并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思想范式。那么,这一转向是如何借助市民社会考察展开的,马克思是如何批判市民社会的正义观念的,又是如何从市民社会考察中建构正义思想的?对此,本文尝试给出回答,以求教于大方。

  一、市民社会的法哲学考察与革命人本主义正义观的形成

  马克思在“早期三论稿”时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3月-9月)、为《德法年鉴》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12月)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10月-12月)——开始介入黑尔格的市民社会概念,并通过批判把市民社会由一个社会类型和伦理目标的概念深化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概念,进行哲学奠基。概括地说,这一时期可以命名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扬弃”,主张回到“市民社会”。

  诚然,在认识市民社会概念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存在师承关系。正是由于承接了黑格尔关于社会-政治是两个分离领域的思路,马克思最初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与“国家”相分离的“人类物质的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存在形式。所以,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法哲学批判重点聚焦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一致”,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还是财产占有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这样“苦恼的疑问”(马克思语)。我们知道,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不同,它的原型是斯密的“商业社会”,所以“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属于经济学范畴,具有相对于政治国家的异质性。这种理解方式,使得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几乎涉及到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的主题,譬如,自由和权利,劳动和财产,国家与法等,这对于推动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包括实现正义问题的思考方式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当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是一种普遍的国家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5页)之后,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就不是先验问题,而成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了。

  由于承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方式,马克思逐渐改变了之前偏爱康德式的道德概念,较多运用道德语言和道德主张分析社会现象的做法,促使他走出在道德范式中展开正义思考的路径,从而避免继续把正义作为一种进步的道德生活状态来理解。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后来并未集中于政治和法律领域、以思辨的方式、在纯粹伦理主义的路向上思考正义问题,而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进路,与此也有深刻关系。如果从更宽泛的视野看,这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正义思想主要观点的形成:财产权是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正义生成的核心构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角色做持续分析,提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同上,第137页)的观点,也成了马克思后来一直把私有制作为正义批判前提的思想来源。

  尽管这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达到黑格尔和斯密的水平(参见韩立新,第58-59页),对正义的理解还处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层面,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从市民社会矛盾的角度考察正义问题,并且很快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到黑格尔所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正义问题的真谛。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学性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或者说市民概念所蕴含的现实性特质比较契合开始倾注心力关注和研究现实社会的马克思。自此,马克思告别权利话语,疏离经由道德话语建构起来的正义观念,甚至后来多次批判近代政治哲学中“伦理的正义”概念,并逐渐深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在经济哲学中思考正义。可以说,在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现实面前,具有反思、否定、批判品格和气质的马克思没有盲目遵从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而是用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观察之、思考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和思考的主题是竭力回答黑格尔设置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正义问题的重要主题。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页)与黑格尔统一于“国家”的设想不同,由于“抽象的国家不再是统治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马克思提出要使“现实的人”在市民社会中成为“类存在物”,以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时的马克思虽然还处在革命的人本主义正义观层面,但已经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备充当“普遍物”的资格,在“普遍性的国家”之中存在的只是虚假的形式正义,还没有能力真正消除贫困和剥削,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正义的、“人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离开恰当的社会框架正义不可能真正地得以实现,所以应该转向市民社会中寻找“普遍性”,但由于市民社会是“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在“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同上,第196页)中如何才能成为“类存在物”呢?显然“利己性”和“孤立性”这样的经验生活和个体关系是不可能使“现实的人”摆脱狭隘性,成为普遍性的公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发现了在市民社会中贯彻“普遍性”的出路,即无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同上,第213页)而特殊阶级为什么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遭受的“不是特殊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所以形成了“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形成了“具有普遍性质的”阶级。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完全丧失”“受着普遍苦难”,所以“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同上)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会把否定私有财产上升为社会原则。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两部著作中才严格区分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关注无产者内部的异质性,把工人阶级视为真正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但此时马克思已经产生赋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类正义使命的萌芽,并要求把正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第一次将他的规范性政治观点同无产阶级的境况联系起来”。(佩弗,第47页)

  把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宏大使命关联在一起,对马克思正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必须被激发出来,这时就要警惕超阶级的正义宣传和资产阶级正义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及以此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社会改革者只是由于憎恶不义或热爱正义,那他要么是旧秩序的辩护者,要么是幻想的牺牲品。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要对当时流行的正义观念进行批判的原因。应该告诉工人阶级以科学的、现实的关于正义的分析,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增加他们的阶级力量,而不是用道德化正义观念激励他们。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从法哲学角度考察市民社会,形成了革命人本主义的正义观,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从一个理性国家观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为了一个主张“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黑格尔主义的背叛者,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了理论起点,也为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思想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根基。二是马克思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支持者变成了一个“沿着卢梭关于善的社会模式的思路而来的某种更为公共的社会的拥护者”(同上,第44页),但“善”的正义在当时的马克思这里还是基于人类尊严或价值概念,而不是基于欲望或利益满足,虽然此时马克思已超越了卢梭“伦理的正义”层面的“资产者批判”,但还没有进入实践层面的关于正义问题的“资本批判”。三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变革力量,开始从新闻批判、哲学批判转向政治活动甚至是物质力量,这点在“无产阶级”和“哲学变成现实”两种新提法中都有所体现。四是马克思开始放弃包括正义在内的“应有的东西”作为先验理想并作为“现有”的方向目标或用之抨击“现有”的思路,转向更多地根据“现有”的状态和条件或在“现有”的内在变动之中寻找价值理想实现的可能。五是马克思在经验层面看到了市民社会中存在大量的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不平等的无产者,但在经济学领域解释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当时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六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张“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主权才是实体性主权,才能达到社会公平,但到1843年10月以后马克思就基本上放弃了这一构想。总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内含着一条从哲学变革到政治变革消除人的政治异化,再到在市民社会内部实现人的解放的思想轨迹。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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