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语境中“价值形式”分析的主体困境

On the Subject Dilemma of the Analysis of Value Form i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孙亮,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孙亮,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原发信息:《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价值形式”对现代统治形式的非人格化强调备受关注,如果我们仅依凭这样一种阐释方案,如何能够让主体介入到抵抗此种统治结构的解放事业中去,便形成了“主体的困境”。为了化解这一困境,我们将“价值形式”所呈现的“同一性”围城判定为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理论”的叙事方式。当我们面对“资本与劳动”这一矛盾结构时,主张重新在劳动中进行自我确证、主体介入并克服价值形式才有了可能与希望。今天,人们需要在反资本主义的未来视野中变革劳动的组织方式,激活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将是人类新型文明的入口。

  The emphasis of value form on the impersonal form of modern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If we only rely on such an interpretation scheme,how to let the subject intervene in the cause of liberation to resist this governance structure,then the dilemma of the subject will be formed.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lemma,we judge the identity siege presented by value form as a narrative mode of pure capitalist theory.When we are 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ory structure of capital and labor,we advocate to re-confirmation in labor so that the subject can get involved and overcome the form of value.Today,people need to change the organization way of labor and activate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of labor in the future vision of anti-capitalism,which will be the entrance of the new human civilization.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形式/主体困境/Das Kapital/Form of Value/Subject Dilemma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约翰·霍洛威的‘开放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与研究”(编号:17BZX032)。

 

  在《资本论》理解史上,德国的“价值形式”的解读方式标志着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式的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典范”的诞生,从而与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症候阅读法”和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一道,并称为欧洲学术界对《资本论》解读的三种模式。但是,如查尔斯·巴索德在对法国著名的马克思研究学者巴里巴尔的一次访谈中的发问一样,我们也十分关心一个问题——“哪一个或哪一派最有效地思考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资本主义”[1](P.236)?对此,巴里巴尔的回答触及到了一个根本的议题,“价值形式”的解读方式“这个德国传统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的思路,优先思考了《资本论》的第一篇,特别是商品拜物教问题”[1](P.237)。那么,拜物教被重新关注并加以研究不是已经呈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了吗?诸如当下国内学术界各种“资本逻辑”“形式分析”或者其他形式的抽象统治的研究,它有什么问题吗?局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一种“客观”统治形式的视角,巴里巴尔与朗西埃、巴迪欧、南希(Nancy)、德里达或德勒兹乃至稍微年长一些的阿尔都塞和福柯一样,将拜物教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给予了一种过于结构化的处理关联在了一起。“这种现代统治形式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表现在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上,它们充当社会权力和实践思考的信息通道”[2](P.227)。也就是说,当我们从拜物教出发,强调和建构马克思的批判力量,便是朝向那种隐性化的社会权力,以及在拜物教的维度上看待人的认知这两个层面上展开。这一点在以前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研究中,思想史图谱是非常清晰的。前者诸如卢卡奇对物化权力的论证,后者我们则可以在索恩·雷特尔用力于论证理性起源于社会存在,从而达到“理性的拜物教化就终结了”的目的[3](P.124)和克里斯蒂安·罗茨的“资本主义的图式论”中看到[4](P.14)。之所以要绕这么一个学术史的圈子,只是想表达以往研究呈现的两个特点。(1)资本主义被看作一个权力体系,而其中的权力是“非人格化”的,可以叙述为价值,可以是资本,还可以是观念等各种关系的抽象;(2)西方学术界乃至汉语学术界始终将这一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看作一种人之外的“静态结构”,它在权力构造的深层结构上推向了一种与人无关、具有自治性的领域,人受这一结构的主宰。那么,本文的写作是要提出,仅依凭这样一种阐释方案如何能够让主体介入参与到抵抗、消解这一抽象统治结构的解放事业中去,即使不是在利奥塔“元叙事”那种革命的意义上,也得给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留下一丝的缝隙。否则,我们在资本等“抽象的结构”主宰的命运之前无所作为,只能是臣服顺从地苟且,那我们这样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不正是一种宿命论式的理解吗?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存在的距离不需要在文本上引证其革命与斗争的观念,只要从文本结构的外观上审视一下《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从商品起点的论述最终落脚到“阶级”一章,便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着意将阶级主体置放在资本运动过程中,从而在分析上述自治的资本等抽象统治之后,又返回到阶级主体上。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之后写出一部“阶级论”。然而,在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世界里,无论是文本式的阅读马克思还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理解《资本论》[2](P.311),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猜想”。为此,解决如“价值形式”分析之类的抽象结构化阐释的主体困境应是当下靠近马克思解放思想最需用力的方向。

  一、价值形式化的围城: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阐释

  在《资本论》“价值形式”一节之后,马克思叙述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反复玩味的文本安排(德文第一版中价值形式的篇幅安排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并非一致)。如果说,“价值形式”一节分析了价值如何成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主导原则,那么,“拜物教”一节则是要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现实生活的内容要采取价值形式呢?只有理解马克思在此处的如此这般的发问,才能最终将原因推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这就是“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西方学者特别注重拜物教这一节的重要原因。但是,拜物教的含义始终被人们“顾名思义”地对待了,认为拜物教就是人受物的支配,由此将拜物教推向了全面物化和对物化生活世界的分析。拜物教成为物的世界主宰人的世界的结构化的分析,是对拜物教的非常浅表性的认识,更遑论玩味《资本论》两节直接的文本安排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揭示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的更深一层的意图,然后,对“价值形式”一节的认识才能找到真正的“方法论”入口。

  对拜物教的批判是对那种将特殊误认为一般的、永恒的形式的提示,它是借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进行批判而展示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5](PP.98~99)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如此还有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P.99)。之所以征引马克思这一颇为绕口的说法在于,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形式是一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存在。但是,人们往往将其“误认”为“永恒的自然形式”。显然,人们在价值形式化的世界之中,对社会形式本身的认识也实际上跟随着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者视野”。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也是由历史发展而来,但是,所谓的“过去的历史”是被人们站在现在向过去回溯而形成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契约论也不过是基于现代市民社会而形成的一个原初设想。此类理解都是把过去与现在“同质化”的历史演进。而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拜物教就是要破除此种历史观,他将以价值形式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异质”于其它社会的“特殊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资本世界是一个异于之前世界建构原则的“全新原则”,而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则会是另一个全新原则的凸显。

  有了上述拜物教批判的认识之后,我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是,其特殊性建构原则是通过价值形式来完成和勾勒的。我们这里不打算对“价值形式”那一节进行更多的复述,而仅就其核心的思路给予阐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说的物拥有价值形式,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形成对“异质的不同物”的“同一化”过程,这是等价原则贯穿或者说奠定了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主导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和同一的。”[6](P.126)后来的哈特、奈格里恰恰就是基于这种交换同一性所形成的“度量原则”而畅想,一旦度量出现危机,未来社会便有希望来临。[7]不过,对马克思来讲,这种同一性的塑造,其中最大的秘密在于等价形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活中最隐秘的表现机制。马克思说:“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5](PP.71~74)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本来是横贯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对象化劳动的结果,但是在价值化的世界中,它并非是实体性内容,恰恰相反,它成为特定社会形成的特定形式的“表现形式”。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到某一个演员A是扮演某一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最著名人物,然后,我们在另一部电影中看到演员B出演同样一位历史人物时,我们就会说“演的不像”,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过那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我们只是借助了它的形式A确立了历史人物的内容而已,但是,要知道的是历史人物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他与形式必定是不同的。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等价形式的特点。此处具体劳动的意义、价值并非是自我决定的,而是被作为“他者”的抽象人类劳动所决定的,因而,私人劳动总是成了社会形式的劳动。在这里,抽象人类劳动成了固化人类具体劳动的围城。在这个围城中,人们遵守着上述价值形式化的表现机制。一个菜农总会自觉地按照社会形式要求去调整自己的劳动,抽象人类劳动也是评定菜农劳动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与尺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逻辑、资本逻辑必然成为当下解释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原则。但是,这一原则仅仅是交换社会在人的认识中印刻的“拜物教意识”,或者说仅仅是资本在人的认识层面的呈现。罗伯特·阿尔布瑞顿就说:“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资本变成一个集合主体,它一门心思地想通过利润最大化而增值自身。而且这种主体—对象一门心思地把人变成它的高于一切的价值增值的对象。”[8](P.44)那种将资本看成至大无外、同一化一切人类事物的看法,其实是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用资本作为同一化的主导解释原则泛化为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包括用资本同一化原则阐释生命政治等等,虽然它有足够的阐释力,但是,它毕竟只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逻辑而已,这也确实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两个贡献阐发的一个方面——剩余价值理论。他深刻地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9](P.601)。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在这个逻辑上停留,或者说只重视到剩余价值理论,看到了资本增值的解释逻辑,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讲还存在解放的逻辑,还必须要建立在马克思另一个伟大发现的出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这一规律超越了“资本主义理论的视野”,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上,克服拜物教将特殊置换为普遍,从而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维度重新推陈出来。在这一视野里,社会不再是“某种形式”的独占,劳动也不是“价值化劳动”形式的独占,社会被看作是一条漫长的河流,当它流经资本围城时,它的社会形式也资本化了,同样,当它流出资本围城时,它的社会形式将会又呈现出另外的样子来。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形式化所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今天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看待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运行原则时,运用“资本逻辑”阐释顺理成章、侃侃而谈,但是,它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陷阱——从资本主义运行原则思考问题。可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目的是不是应该从解放的原则去思考问题?资本主义运行的“同一化”的权力机制不就是我们要反对的吗?我们怎么认同这样一种原则去分析问题呢?或者说,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者来讲,我们的理论反思的起点是反对、否定“同一化”的权力机制,并与其作斗争。思想源于愤怒,而非理性式地保持同一性认同。[10](P.1)

On the Subject Dilemma of the Analysis of Value Form i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作者简介:孙亮,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孙亮,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原发信息:《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价值形式”对现代统治形式的非人格化强调备受关注,如果我们仅依凭这样一种阐释方案,如何能够让主体介入到抵抗此种统治结构的解放事业中去,便形成了“主体的困境”。为了化解这一困境,我们将“价值形式”所呈现的“同一性”围城判定为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理论”的叙事方式。当我们面对“资本与劳动”这一矛盾结构时,主张重新在劳动中进行自我确证、主体介入并克服价值形式才有了可能与希望。今天,人们需要在反资本主义的未来视野中变革劳动的组织方式,激活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将是人类新型文明的入口。

  The emphasis of value form on the impersonal form of modern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If we only rely on such an interpretation scheme,how to let the subject intervene in the cause of liberation to resist this governance structure,then the dilemma of the subject will be formed.In order to solve this dilemma,we judge the identity siege presented by value form as a narrative mode of pure capitalist theory.When we are 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ory structure of capital and labor,we advocate to re-confirmation in labor so that the subject can get involved and overcome the form of value.Today,people need to change the organization way of labor and activate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of labor in the future vision of anti-capitalism,which will be the entrance of the new human civilization.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形式/主体困境/Das Kapital/Form of Value/Subject Dilemma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约翰·霍洛威的‘开放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与研究”(编号:17BZX032)。

 

  在《资本论》理解史上,德国的“价值形式”的解读方式标志着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式的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典范”的诞生,从而与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症候阅读法”和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一道,并称为欧洲学术界对《资本论》解读的三种模式。但是,如查尔斯·巴索德在对法国著名的马克思研究学者巴里巴尔的一次访谈中的发问一样,我们也十分关心一个问题——“哪一个或哪一派最有效地思考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资本主义”[1](P.236)?对此,巴里巴尔的回答触及到了一个根本的议题,“价值形式”的解读方式“这个德国传统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的思路,优先思考了《资本论》的第一篇,特别是商品拜物教问题”[1](P.237)。那么,拜物教被重新关注并加以研究不是已经呈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了吗?诸如当下国内学术界各种“资本逻辑”“形式分析”或者其他形式的抽象统治的研究,它有什么问题吗?局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一种“客观”统治形式的视角,巴里巴尔与朗西埃、巴迪欧、南希(Nancy)、德里达或德勒兹乃至稍微年长一些的阿尔都塞和福柯一样,将拜物教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给予了一种过于结构化的处理关联在了一起。“这种现代统治形式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ty)表现在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上,它们充当社会权力和实践思考的信息通道”[2](P.227)。也就是说,当我们从拜物教出发,强调和建构马克思的批判力量,便是朝向那种隐性化的社会权力,以及在拜物教的维度上看待人的认知这两个层面上展开。这一点在以前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研究中,思想史图谱是非常清晰的。前者诸如卢卡奇对物化权力的论证,后者我们则可以在索恩·雷特尔用力于论证理性起源于社会存在,从而达到“理性的拜物教化就终结了”的目的[3](P.124)和克里斯蒂安·罗茨的“资本主义的图式论”中看到[4](P.14)。之所以要绕这么一个学术史的圈子,只是想表达以往研究呈现的两个特点。(1)资本主义被看作一个权力体系,而其中的权力是“非人格化”的,可以叙述为价值,可以是资本,还可以是观念等各种关系的抽象;(2)西方学术界乃至汉语学术界始终将这一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看作一种人之外的“静态结构”,它在权力构造的深层结构上推向了一种与人无关、具有自治性的领域,人受这一结构的主宰。那么,本文的写作是要提出,仅依凭这样一种阐释方案如何能够让主体介入参与到抵抗、消解这一抽象统治结构的解放事业中去,即使不是在利奥塔“元叙事”那种革命的意义上,也得给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留下一丝的缝隙。否则,我们在资本等“抽象的结构”主宰的命运之前无所作为,只能是臣服顺从地苟且,那我们这样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不正是一种宿命论式的理解吗?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存在的距离不需要在文本上引证其革命与斗争的观念,只要从文本结构的外观上审视一下《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从商品起点的论述最终落脚到“阶级”一章,便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着意将阶级主体置放在资本运动过程中,从而在分析上述自治的资本等抽象统治之后,又返回到阶级主体上。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之后写出一部“阶级论”。然而,在西方激进左翼的思想世界里,无论是文本式的阅读马克思还是以社会运动的方式理解《资本论》[2](P.311),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猜想”。为此,解决如“价值形式”分析之类的抽象结构化阐释的主体困境应是当下靠近马克思解放思想最需用力的方向。

  一、价值形式化的围城: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阐释

  在《资本论》“价值形式”一节之后,马克思叙述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反复玩味的文本安排(德文第一版中价值形式的篇幅安排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并非一致)。如果说,“价值形式”一节分析了价值如何成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主导原则,那么,“拜物教”一节则是要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现实生活的内容要采取价值形式呢?只有理解马克思在此处的如此这般的发问,才能最终将原因推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这就是“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意义所在,也是西方学者特别注重拜物教这一节的重要原因。但是,拜物教的含义始终被人们“顾名思义”地对待了,认为拜物教就是人受物的支配,由此将拜物教推向了全面物化和对物化生活世界的分析。拜物教成为物的世界主宰人的世界的结构化的分析,是对拜物教的非常浅表性的认识,更遑论玩味《资本论》两节直接的文本安排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揭示出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的更深一层的意图,然后,对“价值形式”一节的认识才能找到真正的“方法论”入口。

  对拜物教的批判是对那种将特殊误认为一般的、永恒的形式的提示,它是借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进行批判而展示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5](PP.98~99)在马克思看来,之所以如此还有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P.99)。之所以征引马克思这一颇为绕口的说法在于,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形式是一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存在。但是,人们往往将其“误认”为“永恒的自然形式”。显然,人们在价值形式化的世界之中,对社会形式本身的认识也实际上跟随着这些经济学家的“资产者视野”。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也是由历史发展而来,但是,所谓的“过去的历史”是被人们站在现在向过去回溯而形成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契约论也不过是基于现代市民社会而形成的一个原初设想。此类理解都是把过去与现在“同质化”的历史演进。而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拜物教就是要破除此种历史观,他将以价值形式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异质”于其它社会的“特殊存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资本世界是一个异于之前世界建构原则的“全新原则”,而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则会是另一个全新原则的凸显。

  有了上述拜物教批判的认识之后,我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是,其特殊性建构原则是通过价值形式来完成和勾勒的。我们这里不打算对“价值形式”那一节进行更多的复述,而仅就其核心的思路给予阐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说的物拥有价值形式,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形成对“异质的不同物”的“同一化”过程,这是等价原则贯穿或者说奠定了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主导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和同一的。”[6](P.126)后来的哈特、奈格里恰恰就是基于这种交换同一性所形成的“度量原则”而畅想,一旦度量出现危机,未来社会便有希望来临。[7]不过,对马克思来讲,这种同一性的塑造,其中最大的秘密在于等价形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活中最隐秘的表现机制。马克思说:“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5](PP.71~74)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本来是横贯于人类社会始终的对象化劳动的结果,但是在价值化的世界中,它并非是实体性内容,恰恰相反,它成为特定社会形成的特定形式的“表现形式”。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到某一个演员A是扮演某一位著名历史人物的最著名人物,然后,我们在另一部电影中看到演员B出演同样一位历史人物时,我们就会说“演的不像”,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过那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我们只是借助了它的形式A确立了历史人物的内容而已,但是,要知道的是历史人物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他与形式必定是不同的。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等价形式的特点。此处具体劳动的意义、价值并非是自我决定的,而是被作为“他者”的抽象人类劳动所决定的,因而,私人劳动总是成了社会形式的劳动。在这里,抽象人类劳动成了固化人类具体劳动的围城。在这个围城中,人们遵守着上述价值形式化的表现机制。一个菜农总会自觉地按照社会形式要求去调整自己的劳动,抽象人类劳动也是评定菜农劳动是否有价值的标准与尺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逻辑、资本逻辑必然成为当下解释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原则。但是,这一原则仅仅是交换社会在人的认识中印刻的“拜物教意识”,或者说仅仅是资本在人的认识层面的呈现。罗伯特·阿尔布瑞顿就说:“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资本变成一个集合主体,它一门心思地想通过利润最大化而增值自身。而且这种主体—对象一门心思地把人变成它的高于一切的价值增值的对象。”[8](P.44)那种将资本看成至大无外、同一化一切人类事物的看法,其实是一种“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用资本作为同一化的主导解释原则泛化为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包括用资本同一化原则阐释生命政治等等,虽然它有足够的阐释力,但是,它毕竟只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逻辑而已,这也确实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两个贡献阐发的一个方面——剩余价值理论。他深刻地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9](P.601)。但是,如果我们的视野仅仅在这个逻辑上停留,或者说只重视到剩余价值理论,看到了资本增值的解释逻辑,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讲还存在解放的逻辑,还必须要建立在马克思另一个伟大发现的出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上。这一规律超越了“资本主义理论的视野”,站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上,克服拜物教将特殊置换为普遍,从而将人类历史的普遍性维度重新推陈出来。在这一视野里,社会不再是“某种形式”的独占,劳动也不是“价值化劳动”形式的独占,社会被看作是一条漫长的河流,当它流经资本围城时,它的社会形式也资本化了,同样,当它流出资本围城时,它的社会形式将会又呈现出另外的样子来。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形式化所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今天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看待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运行原则时,运用“资本逻辑”阐释顺理成章、侃侃而谈,但是,它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陷阱——从资本主义运行原则思考问题。可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的目的是不是应该从解放的原则去思考问题?资本主义运行的“同一化”的权力机制不就是我们要反对的吗?我们怎么认同这样一种原则去分析问题呢?或者说,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者来讲,我们的理论反思的起点是反对、否定“同一化”的权力机制,并与其作斗争。思想源于愤怒,而非理性式地保持同一性认同。[10](P.1)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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