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黑格尔学案”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

“The Case of Schelling and Hegel” and the Origin of Engels’ Philosophy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为此,本文讨论了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问题。首先,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著述,从多个方面概述了他对谢林与黑格尔之间思想差异的理解,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准。进而,他的思想突破了“不来梅时期”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的感性态度,进入了理性沉思阶段。这段哲学巡礼对恩格斯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社会的分析中;如果从恩格斯思想起源看其晚年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述,也不难发现其早期思想长远和持续的效应。而今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而难解的现实困境,被视为落后和保守甚至是“过时”的理性思维、总体观照方法、系统性原则较之于非理性情绪、个体中心等更值得珍视和弘扬,这就是谢林、黑格尔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从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中应获得的启示。

  关键词:恩格斯/“谢林—黑格尔学案”/哲学/思维方式

  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形之下,割裂并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而事实上,如果把理论酝酿、培育和流变的“自然过程”人为地截断了,他们的中后期思想及其后续效应不可能获得客观而到位的把握和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探究学界很少留意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对此,我不打算泛泛而论,而是围绕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三篇著述及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引人注目的环节,甚至还构成思想史上一桩重要的学术事件或“公案”。认真加以梳理与辨析,不仅对于了解二人的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起源期重要的哲学背景或理论触媒,对于恩格斯来说,尤其如此。

  一、1841-1842年发生在柏林的“谢林—黑格尔学案”

  有关谢林与黑格尔在漫长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启迪、促进与疏离、决裂、批判等细节,国内外学界已有梳理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与本文的题旨相关联,我们仅选取谢林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赴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并从1841年秋开始讲学的事例进行梳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曾被视为哲学领域“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其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①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黑格尔去世后归属这一派别的学者出现了分裂,在围绕他的思想展开的争论中,其辩证方法与保守体系、自由旨趣与专制倾向、革命观点与现实结论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致使普鲁士国王都感到了危险和威胁,于是决定采取措施,“把黑格尔的学说从它自己的哲学领地上驱逐出去”②。

  观念论哲学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是主流,人们相信“精神统治世界”,并把“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变革归结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解释权。对于尚未统一的德国来说,南、北德意志不仅是由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分治的政治版块,也是对立的两派哲学的势力范围,而主将就是谢林和黑格尔。此前,这“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曾在耶拿大学共同任教,但那时谢林是教授,而黑格尔只是一个编外讲师。但随着谢林离开耶拿并在南德意志诸地辗转、漂流,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而黑格尔却大器晚成,特别是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其哲学思想逐步在普鲁士思想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这两位哲学家分别40年后作为“对手”的“重逢”并不是实指,而是比喻的说法。当时时代发展和思想潮流的变化又出现了奇妙的迹象。黑格尔“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尽管其思想还“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被认为是“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但毕竟时过境迁,“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③而谢林仍然健在,虽然30年来在精神创造上他“早已死亡”④,但如今“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他携带着普鲁士官方支持的威力,“要求得到公认”。恩格斯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在南德意志群山上空,乌云已经笼罩了10年之久,并且对北德意志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阴森可怕。”⑤谢林动身去柏林之前,在慕尼黑的讲坛上,他声称的新体系即将完成,计划“将他业已准备就绪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并准备向黑格尔学派在北方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而在北方,受一度被黑格尔哲学“蒙蔽”而现在“恍然醒悟”的统治者的鼓动,也有论敌对黑格尔哲学发起过攻击,但其“全部论据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败下阵来”,这时候,“他们就还剩下最后一招——搬出谢林来,把他看做是可以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的人”。⑥

  这将是一场“很有特色的”思想论争。对于谢林的到来,身处北方的黑格尔的学生及其哲学的信奉者、拥趸者,“无疑是欢迎的”。尽管甘斯、米希勒都曾向谢林发难,谢林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也受到过诸如《德国年鉴》《雅典神殿》等的挑战,但谢林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陌生人”。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聆听谢林的讲座,“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⑦,而不必再去听别人对其学说的转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空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再说,黑格尔学派一向以富有战斗精神而著称,他们期待有机会同这样一位著名的论敌直接交锋。

  而对于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黑格尔学说抱有疑义乃至反感的人,这次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谢林身上”。恩格斯用《旧约?列王纪》第18章中“以色列民众恳求以利亚赶走巴力神”拟喻,不无夸张地形容被黑格尔学说压抑的论者,此刻“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严重旱灾而叹息,祈求远浮天边的乌云降临”。谢林的到来仿佛是“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告发立刻平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致错过新启示的一字一句”!而对当时的普鲁士精神世界起着重要舆论导向作用的教会报刊诸如《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通报》等以及与谢林哲学旨趣相同的杂志(像费希特派出版的《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纷纷谦逊地退避一旁,让位给圣乔治”,希望谢林通过“降伏黑格尔哲学”熄灭“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此刻大地“一片宁静,好像圣灵就要降临,好像上帝自己要从上苍发出训喻”。⑧

  谢林于1841年秋到达柏林,11月15日作了第一次讲座。演讲起初效果不错。但是,“乌云来袭”、“雷电交加”的情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雷止电息”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谢林的演讲没有击中目标,黑格尔体系的大厦“这座值得骄傲的思想之宫”根本没有遭遇“付之一炬”的厄运,在其学说的追随者中也没有出现“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的张皇。而是完全相反,谢林使他的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年中间”,“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⑨论敌日益愤怒并加紧活动,反而证明黑格尔对德国国民的影响还在迅速扩长。

  首次讲座之后一直到1842年3月18日,谢林开设了名为《启示哲学》的课程,实为系列讲座,共计八讲。此后,谢林还开设了《神话哲学》《哲学的原则》等课程,并多次重开《启示哲学》。至此,1841-1842年在柏林发生的“谢林—黑格尔学案”告终。1843年后的谢林还在柏林大学授课,但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直至1846年他自行决定停止授课。

  恩格斯当时是以在柏林服役的志愿兵的身份来柏林大学旁听的。在听了谢林的讲座和课程后,他于1841年12月2-4日写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同月刊登于《德意志电讯》第207、208号;于1842年1-3月写了小册子《谢林与启示》,同年在莱比锡出版;于1842年3月18日至4月初用反讽手法写了小册子《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同年在柏林出版。

“The Case of Schelling and Hegel” and the Origin of Engels’ Philosophy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为此,本文讨论了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问题。首先,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著述,从多个方面概述了他对谢林与黑格尔之间思想差异的理解,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维水准。进而,他的思想突破了“不来梅时期”观照社会和时代问题的感性态度,进入了理性沉思阶段。这段哲学巡礼对恩格斯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社会的分析中;如果从恩格斯思想起源看其晚年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述,也不难发现其早期思想长远和持续的效应。而今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而难解的现实困境,被视为落后和保守甚至是“过时”的理性思维、总体观照方法、系统性原则较之于非理性情绪、个体中心等更值得珍视和弘扬,这就是谢林、黑格尔思想的现实意义,也是我们从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中应获得的启示。

  关键词:恩格斯/“谢林—黑格尔学案”/哲学/思维方式

  在以往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研究中,“不成熟—成熟”式的线性解读和“断裂论”的流行导致论者对他们中后期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相形之下,割裂并忽略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梳理和辨析。而事实上,如果把理论酝酿、培育和流变的“自然过程”人为地截断了,他们的中后期思想及其后续效应不可能获得客观而到位的把握和理解。有鉴于此,本文拟重点探究学界很少留意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起源。对此,我不打算泛泛而论,而是围绕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座和课程后所写下的三篇著述及其中所关涉的问题展开讨论。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引人注目的环节,甚至还构成思想史上一桩重要的学术事件或“公案”。认真加以梳理与辨析,不仅对于了解二人的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起源期重要的哲学背景或理论触媒,对于恩格斯来说,尤其如此。

  一、1841-1842年发生在柏林的“谢林—黑格尔学案”

  有关谢林与黑格尔在漫长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启迪、促进与疏离、决裂、批判等细节,国内外学界已有梳理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与本文的题旨相关联,我们仅选取谢林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邀请赴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出来的教席并从1841年秋开始讲学的事例进行梳理。

  我们知道,黑格尔曾被视为哲学领域“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其思想“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①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黑格尔去世后归属这一派别的学者出现了分裂,在围绕他的思想展开的争论中,其辩证方法与保守体系、自由旨趣与专制倾向、革命观点与现实结论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致使普鲁士国王都感到了危险和威胁,于是决定采取措施,“把黑格尔的学说从它自己的哲学领地上驱逐出去”②。

  观念论哲学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是主流,人们相信“精神统治世界”,并把“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的变革归结为“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解释权。对于尚未统一的德国来说,南、北德意志不仅是由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分治的政治版块,也是对立的两派哲学的势力范围,而主将就是谢林和黑格尔。此前,这“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曾在耶拿大学共同任教,但那时谢林是教授,而黑格尔只是一个编外讲师。但随着谢林离开耶拿并在南德意志诸地辗转、漂流,其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而黑格尔却大器晚成,特别是1807年《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其哲学思想逐步在普鲁士思想界上升到主流地位。

  这两位哲学家分别40年后作为“对手”的“重逢”并不是实指,而是比喻的说法。当时时代发展和思想潮流的变化又出现了奇妙的迹象。黑格尔“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尽管其思想还“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被认为是“那个领域里的不可战胜的人”,但毕竟时过境迁,“显得暗淡无光、不鲜明、不突出了”。③而谢林仍然健在,虽然30年来在精神创造上他“早已死亡”④,但如今“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他携带着普鲁士官方支持的威力,“要求得到公认”。恩格斯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在南德意志群山上空,乌云已经笼罩了10年之久,并且对北德意志的哲学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和阴森可怕。”⑤谢林动身去柏林之前,在慕尼黑的讲坛上,他声称的新体系即将完成,计划“将他业已准备就绪的体系提交公众评判”,并准备向黑格尔学派在北方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而在北方,受一度被黑格尔哲学“蒙蔽”而现在“恍然醒悟”的统治者的鼓动,也有论敌对黑格尔哲学发起过攻击,但其“全部论据在黑格尔学说战无不胜的威力面前败下阵来”,这时候,“他们就还剩下最后一招——搬出谢林来,把他看做是可以最终铲除黑格尔学说的人”。⑥

  这将是一场“很有特色的”思想论争。对于谢林的到来,身处北方的黑格尔的学生及其哲学的信奉者、拥趸者,“无疑是欢迎的”。尽管甘斯、米希勒都曾向谢林发难,谢林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也受到过诸如《德国年鉴》《雅典神殿》等的挑战,但谢林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陌生人”。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聆听谢林的讲座,“看一看他的体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⑦,而不必再去听别人对其学说的转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空洞而又令人讨厌的议论。再说,黑格尔学派一向以富有战斗精神而著称,他们期待有机会同这样一位著名的论敌直接交锋。

  而对于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黑格尔学说抱有疑义乃至反感的人,这次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谢林身上”。恩格斯用《旧约?列王纪》第18章中“以色列民众恳求以利亚赶走巴力神”拟喻,不无夸张地形容被黑格尔学说压抑的论者,此刻“双膝下跪,正为主的大地上发生严重旱灾而叹息,祈求远浮天边的乌云降临”。谢林的到来仿佛是“驱魔大师终于光临”,“所有这些喧嚣一时的无耻告发立刻平静下来,所有这些鼓噪狂吼都无声无息了,为的是不致错过新启示的一字一句”!而对当时的普鲁士精神世界起着重要舆论导向作用的教会报刊诸如《福音派教会报》《柏林教会总汇报》《文献通报》等以及与谢林哲学旨趣相同的杂志(像费希特派出版的《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纷纷谦逊地退避一旁,让位给圣乔治”,希望谢林通过“降伏黑格尔哲学”熄灭“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此刻大地“一片宁静,好像圣灵就要降临,好像上帝自己要从上苍发出训喻”。⑧

  谢林于1841年秋到达柏林,11月15日作了第一次讲座。演讲起初效果不错。但是,“乌云来袭”、“雷电交加”的情景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雷止电息”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谢林的演讲没有击中目标,黑格尔体系的大厦“这座值得骄傲的思想之宫”根本没有遭遇“付之一炬”的厄运,在其学说的追随者中也没有出现“忙着抢救一切还能抢救的东西”的张皇。而是完全相反,谢林使他的几乎所有的听众都感到不满,“黑格尔哲学仍然活在讲坛上、文献中,活在青年中间”,“对它的一切攻击,无损于它的一根毫毛;它镇定自若地继续沿着自己内在发展的道路前进”。⑨论敌日益愤怒并加紧活动,反而证明黑格尔对德国国民的影响还在迅速扩长。

  首次讲座之后一直到1842年3月18日,谢林开设了名为《启示哲学》的课程,实为系列讲座,共计八讲。此后,谢林还开设了《神话哲学》《哲学的原则》等课程,并多次重开《启示哲学》。至此,1841-1842年在柏林发生的“谢林—黑格尔学案”告终。1843年后的谢林还在柏林大学授课,但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直至1846年他自行决定停止授课。

  恩格斯当时是以在柏林服役的志愿兵的身份来柏林大学旁听的。在听了谢林的讲座和课程后,他于1841年12月2-4日写了《谢林论黑格尔》一文,同月刊登于《德意志电讯》第207、208号;于1842年1-3月写了小册子《谢林与启示》,同年在莱比锡出版;于1842年3月18日至4月初用反讽手法写了小册子《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同年在柏林出版。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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