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

The Double Conversion of Dialectics and Ontology:The Impl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in Marx’s Dialectical Theory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本体论/变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编号16ZDA242)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后形而上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诸多思潮重大主题的背景下,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而其中,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又居于核心位置。①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哲学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吸收和改造,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一基本事实具有关键性意义。深入哲学发展史,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无论对于深化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研究,还是对于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回应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的当代命运课题,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页)在此,马克思用“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富有内容的复辟”概括黑格尔哲学及其思想史定位,这是马克思极富洞察力的见解。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水火不容,二者代表着两种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可为何马克思指认黑格尔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必须认识到,辩证法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总是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哲学内涵逻辑。无论从哲学史上的演进关系还是从思想理论内容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截然二分,尤其在它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上,具有十分深刻的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的性质。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几乎成为辩证法的代名词,但在黑格尔看来,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根本使命却恰恰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在他看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黑格尔,1980年,第38页),而“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其目的是揭示“事物的真实本性”,自觉到“事物的本质”就是“客观思想”。而一旦自觉到这一点,“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同上,第79页)在此,“逻辑学”既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又是其辩证法的典型表达,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实质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源于他对“旧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深刻不满。黑格尔说道:“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思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同上,第95页)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它“认为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本身自足,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以为“用一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然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对象是“大全”,是具有无限性的“理性的理念”,以“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知性的规定”去把握无限丰富的形而上学本体,其结果必然陷入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同上,第101页)以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把握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无限“大全”,结果使得“形而上学”本体论陷入抽象实体化的独断论泥淖之中。

  黑格尔高度重视康德对于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成果。康德曾通过“理性批判”,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范畴”和“理念”的根本区别:前者不能脱离与经验的关系,而后者则要超越任何条件的约束,去捕获“无条件的绝对整体”即形而上学本体,这是有限的、条件性的知性范畴所无法企及的。旧形而上学无视知性范畴的这种有限性,试图以它把握无条件的总体,实质是把有限当无限,其结果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并陷入“先验幻象”。对此,黑格尔评价道:“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和理性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黑格尔,1980年,第126页)但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之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以及因此导致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一个认识所达不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于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正由于把世界降低到仅仅的现象的地位,从而表现其为本质”。(同上,第276页)康德把现象仅仅视为主观的,否认现象与实体内在统一的客观性质,因而必然在放弃理性的“无条件性”的同时,放弃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可能性。

  在如何对待及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上,黑格尔走上了与康德不同的道路。他坚持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困境,并不意味着其消亡,相反,“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个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2017年,第2页)而要使这“至圣的神”成为可能,根本途径就在于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内在统一起来,用辩证法改造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僵化性,从而实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构。

  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规定始终与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内在勾连在一起。他说道:“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黑格尔,1980年,第51页),“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上,第177页),“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上,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同上,第179页)。这些论述清楚地显示:其辩证法所要回应和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问题。在此,具有辩证本性的“思想”不是“主观思想”,而是作为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的“客观思想”,黑格尔这样说道:“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同上,第120页)这也就是说,“客观思想”即是世界的真实“存在”或“本体”。在此意义上,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思想”这一形而上学“本体”的本性和构成原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的知性化实体,而是“客观思想”不断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的“精神活动性”。对于精神本体的活动来说,不仅“规定就是否定”,而且否定同时也是它的肯定,正是在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内在统一中,“客观思想”作为形而上学本体才构成为世界的逻辑在先性基础。一言以蔽之,合理的“本体”观念不是知性实体化的,而应该是“辩证”的,辩证法就是合理的本体论形态,或者说,合理的本体论形态就是辩证法,二者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统一体。

  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上述理解说明,通过对形而上学本体的“辩证改造”和“辩证重构”,使它在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中重获思想生命,构成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的“问题意识”。与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独断式理解相比,这种“辩证法化”了的形而上学本体将呈现出如下新的理论特质。

  首先,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僵死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内在超越、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的能动性的精神活动性。具有辩证本性的“本体”即“客观精神”既是“实体”,同时又是创造性的“主体”,因而它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个能动的生成过程。就像马克思所概括的:他“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0页)就此而言,这种“辩证法化”了的“本体”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本体的凝固性和僵化性而具有了内在生命创造力的生成本性。

  其次,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实体,而是一个由矛盾精神所主宰的、在彼此对立规定的否定性统一中所形成的“具体普遍性”。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作为“主体”,它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黑格尔,1996年,第11页)。精神本体自身设立对立面,意味着它没有停留于“A=A”的抽象同一性,而是“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页),“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构成了“本体”的存在本性。因此,“辩证法化”的本体不再是把某一孤立环节绝对化并把它与其它环节知性对立起来的抽象同一性,而是由丰富的、多样性环节在矛盾关系和否定性运动中所形成的辩证整体,即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黑格尔,1980年,第182页)。

  第三,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本体也不再是高居于历史之上的超历史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和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本体作为在“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中生成和发展的精神活动性,意味着“本体”具有“自由”本性,但“本体”的“自由”本性只有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和实现”(同上,第329页),“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同上,第56页)正是在各环节的历史展开中,“本体”的自由本性才得以不断深入地显现和实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本体的矛盾原则和否定原则在深层所体现的是自由原则,同时也是历史性原则。

  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本体”的上述理解是本体论观念的一场重大变革。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把“本体”理解为抽象的、僵化的、一元性的、绝对化的不变实体,但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本体从凝固的“现成存在者”转变为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性,从抽象的同一性实体转换为在自我矛盾和否定中由丰富环节构成的“具体普遍性”,从超历史的“永恒实体”转换为在历史中构成和展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新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本体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所实现的这种本体论转换,哈贝马斯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黑格尔——引者注)最终革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把普遍同一性概念真正付诸实现”(哈贝马斯,第151页)。而这种“普遍同一性概念”之所以能得以实现,一是因为黑格尔“把‘一’理解为绝对主体,并且因此而把自律的主体性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二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是调和‘一’和‘多’、无限和有限的中介”(同上)。伽达默尔同样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贡献在于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参见伽达默尔,1991年a):“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伽达默尔,1991年b)以辩证法来“革新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通过“中介思维的对立”和“扬弃现实的一切对立”,实现对于“本体”的变革性理解,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欲完成的重大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脱离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这一主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他那里,对辩证法权威的重振与其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他的精神辩证法即是其形而上学本体论;另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即是其精神辩证法,或者说,就是以客观精神为载体的“辩证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的深入反思,是贯穿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之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疑是马克思辩证法和本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背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悬设的“本体”并没有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缺陷,相反,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执着于一个“逻辑在先”的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意味着它在根本上仍从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这决定了它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拯救和重建必然陷入自我挫败。

  在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澄清、反思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追问直指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否如其所自认的那样,彻底克服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对此问题的不断深入反思,贯穿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述之中。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入反省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63页)。所谓从“逻辑本身的事物”而非“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所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本体”并把“事物本身的逻辑”贬为“现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范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同上,第250页)。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明确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整个哲学”即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列,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症结即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的论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同上,第202页)这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无异,都把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把握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又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所代表的思辨方法的思想本性,指出:按照这种思辨方法,“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同上,第601页)马克思所有这些论述,都聚焦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所蕴含的思想前提,它们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并没有真正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大传统”。不仅如此,它以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强化了传统形而上学以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为内核的本体论范式和理论原则。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虽然以辩证法名世,却反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大代表。

  以“辩证本体论”改造并替代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这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初衷,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视为“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之上。这构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法超越的界限,并因此决定了其本来意在消融传统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论的辩证法的自我否定、自我矛盾和历史性等理论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驯服。

The Double Conversion of Dialectics and Ontology:The Impl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in Marx’s Dialectical Theory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本体论/变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编号16ZDA242)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后形而上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诸多思潮重大主题的背景下,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而其中,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又居于核心位置。①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哲学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吸收和改造,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一基本事实具有关键性意义。深入哲学发展史,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无论对于深化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研究,还是对于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回应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的当代命运课题,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页)在此,马克思用“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富有内容的复辟”概括黑格尔哲学及其思想史定位,这是马克思极富洞察力的见解。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水火不容,二者代表着两种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可为何马克思指认黑格尔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必须认识到,辩证法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总是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哲学内涵逻辑。无论从哲学史上的演进关系还是从思想理论内容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截然二分,尤其在它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上,具有十分深刻的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的性质。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几乎成为辩证法的代名词,但在黑格尔看来,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根本使命却恰恰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在他看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黑格尔,1980年,第38页),而“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其目的是揭示“事物的真实本性”,自觉到“事物的本质”就是“客观思想”。而一旦自觉到这一点,“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同上,第79页)在此,“逻辑学”既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又是其辩证法的典型表达,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实质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源于他对“旧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深刻不满。黑格尔说道:“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思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同上,第95页)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它“认为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本身自足,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以为“用一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然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对象是“大全”,是具有无限性的“理性的理念”,以“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知性的规定”去把握无限丰富的形而上学本体,其结果必然陷入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同上,第101页)以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把握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无限“大全”,结果使得“形而上学”本体论陷入抽象实体化的独断论泥淖之中。

  黑格尔高度重视康德对于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成果。康德曾通过“理性批判”,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范畴”和“理念”的根本区别:前者不能脱离与经验的关系,而后者则要超越任何条件的约束,去捕获“无条件的绝对整体”即形而上学本体,这是有限的、条件性的知性范畴所无法企及的。旧形而上学无视知性范畴的这种有限性,试图以它把握无条件的总体,实质是把有限当无限,其结果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并陷入“先验幻象”。对此,黑格尔评价道:“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和理性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黑格尔,1980年,第126页)但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之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以及因此导致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一个认识所达不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于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正由于把世界降低到仅仅的现象的地位,从而表现其为本质”。(同上,第276页)康德把现象仅仅视为主观的,否认现象与实体内在统一的客观性质,因而必然在放弃理性的“无条件性”的同时,放弃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可能性。

  在如何对待及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上,黑格尔走上了与康德不同的道路。他坚持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困境,并不意味着其消亡,相反,“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个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2017年,第2页)而要使这“至圣的神”成为可能,根本途径就在于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内在统一起来,用辩证法改造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僵化性,从而实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构。

  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规定始终与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内在勾连在一起。他说道:“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黑格尔,1980年,第51页),“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上,第177页),“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上,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同上,第179页)。这些论述清楚地显示:其辩证法所要回应和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问题。在此,具有辩证本性的“思想”不是“主观思想”,而是作为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的“客观思想”,黑格尔这样说道:“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同上,第120页)这也就是说,“客观思想”即是世界的真实“存在”或“本体”。在此意义上,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思想”这一形而上学“本体”的本性和构成原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的知性化实体,而是“客观思想”不断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的“精神活动性”。对于精神本体的活动来说,不仅“规定就是否定”,而且否定同时也是它的肯定,正是在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内在统一中,“客观思想”作为形而上学本体才构成为世界的逻辑在先性基础。一言以蔽之,合理的“本体”观念不是知性实体化的,而应该是“辩证”的,辩证法就是合理的本体论形态,或者说,合理的本体论形态就是辩证法,二者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统一体。

  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上述理解说明,通过对形而上学本体的“辩证改造”和“辩证重构”,使它在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中重获思想生命,构成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的“问题意识”。与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独断式理解相比,这种“辩证法化”了的形而上学本体将呈现出如下新的理论特质。

  首先,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僵死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内在超越、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的能动性的精神活动性。具有辩证本性的“本体”即“客观精神”既是“实体”,同时又是创造性的“主体”,因而它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个能动的生成过程。就像马克思所概括的:他“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0页)就此而言,这种“辩证法化”了的“本体”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本体的凝固性和僵化性而具有了内在生命创造力的生成本性。

  其次,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实体,而是一个由矛盾精神所主宰的、在彼此对立规定的否定性统一中所形成的“具体普遍性”。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作为“主体”,它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黑格尔,1996年,第11页)。精神本体自身设立对立面,意味着它没有停留于“A=A”的抽象同一性,而是“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页),“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构成了“本体”的存在本性。因此,“辩证法化”的本体不再是把某一孤立环节绝对化并把它与其它环节知性对立起来的抽象同一性,而是由丰富的、多样性环节在矛盾关系和否定性运动中所形成的辩证整体,即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黑格尔,1980年,第182页)。

  第三,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本体也不再是高居于历史之上的超历史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和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本体作为在“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中生成和发展的精神活动性,意味着“本体”具有“自由”本性,但“本体”的“自由”本性只有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和实现”(同上,第329页),“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同上,第56页)正是在各环节的历史展开中,“本体”的自由本性才得以不断深入地显现和实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本体的矛盾原则和否定原则在深层所体现的是自由原则,同时也是历史性原则。

  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本体”的上述理解是本体论观念的一场重大变革。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把“本体”理解为抽象的、僵化的、一元性的、绝对化的不变实体,但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本体从凝固的“现成存在者”转变为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性,从抽象的同一性实体转换为在自我矛盾和否定中由丰富环节构成的“具体普遍性”,从超历史的“永恒实体”转换为在历史中构成和展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新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本体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所实现的这种本体论转换,哈贝马斯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黑格尔——引者注)最终革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把普遍同一性概念真正付诸实现”(哈贝马斯,第151页)。而这种“普遍同一性概念”之所以能得以实现,一是因为黑格尔“把‘一’理解为绝对主体,并且因此而把自律的主体性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二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是调和‘一’和‘多’、无限和有限的中介”(同上)。伽达默尔同样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贡献在于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参见伽达默尔,1991年a):“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伽达默尔,1991年b)以辩证法来“革新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通过“中介思维的对立”和“扬弃现实的一切对立”,实现对于“本体”的变革性理解,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欲完成的重大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脱离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这一主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他那里,对辩证法权威的重振与其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他的精神辩证法即是其形而上学本体论;另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即是其精神辩证法,或者说,就是以客观精神为载体的“辩证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的深入反思,是贯穿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之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疑是马克思辩证法和本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背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悬设的“本体”并没有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缺陷,相反,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执着于一个“逻辑在先”的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意味着它在根本上仍从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这决定了它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拯救和重建必然陷入自我挫败。

  在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澄清、反思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追问直指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否如其所自认的那样,彻底克服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对此问题的不断深入反思,贯穿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述之中。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入反省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63页)。所谓从“逻辑本身的事物”而非“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所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本体”并把“事物本身的逻辑”贬为“现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范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同上,第250页)。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明确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整个哲学”即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列,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症结即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的论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同上,第202页)这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无异,都把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把握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又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所代表的思辨方法的思想本性,指出:按照这种思辨方法,“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同上,第601页)马克思所有这些论述,都聚焦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所蕴含的思想前提,它们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并没有真正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大传统”。不仅如此,它以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强化了传统形而上学以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为内核的本体论范式和理论原则。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虽然以辩证法名世,却反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大代表。

  以“辩证本体论”改造并替代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这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初衷,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视为“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之上。这构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法超越的界限,并因此决定了其本来意在消融传统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论的辩证法的自我否定、自我矛盾和历史性等理论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驯服。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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