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新解

The New Explanation of Engels’ View of “Labor Creates Man Himself”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暨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205期

  内容提要: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其理论目标是要将体质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贯通起来,从近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出发,过渡到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以一种贯通性的哲学人类学视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人是对象性活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亦即人类世界在人与环境的交互创造中生成,提供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论证,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命题本身同样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从而对之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只是作“阉割”式的维护,而必须加以全面的维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视野出发,借助于对生命科学最新进展的合理阐释,是能够对这一命题成功地进行全面维护的。

  关键词:劳动/创造/人/自然选择/获得性遗传/对象性活动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断言,长久以来在国内学界便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迄今仍未有止息之势。争论的长久存在这一事实,一方面无疑说明了这一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重要性,甚至不可或缺性,而另一方面亦说明了介入争论者无论对这一命题是维护还是质疑,都尚未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理解和论证。面对此种情景,便有必要在对既往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些理解所产生的争论进行审视的基础上,探讨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起先的争议大体上限于人类学范围内,只涉及如何理解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的某些问题,主要争论的是“直立姿势”还是“制造工具”才是划分人与猿的界线。①尽管这一争论也出现了一些上升到哲学“唯物”还是“唯心”的词语②,但争论仍大体上限于人类学范围内,而哲学界似乎对之仍处于“无问题”状态,即将“劳动创造了人”视作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原理予以讲授和阐发,笔者在很长时间里亦是如此。③但这一“无问题”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最终被打破了,有论者开始质疑“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认为其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起先质疑的还是人们对恩格斯论著的解读,而后则有直接对这一命题本身的质疑。前一类质疑中,还有不少论者将命题及其理解与命题的提出者区分开来,认为是人们误解了恩格斯。④这或许可视为策略上的考虑,既质疑了命题,又维护了命题提出者的权威性。但基于这一命题的明了性,这一区分从学理上看似乎并无多大意义,因而为讨论简单计,我们可以将之与后一种质疑归并在一起考虑。而与质疑者相伴而来的则是对质疑的质疑,即对这一命题正确性的维护。

  质疑者所质疑之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指认这一命题在逻辑上不自洽或自相矛盾,另一则是指认这一命题背离现代科学的结论。

  关于前一点,有论者指出:“假如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末不能制造工具的一切动物的活动都不能称作劳动,猿手从来就没有制造过哪怕是最粗笨的工具,因此,猿类也就不曾存在什么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因而有没有劳动,是人类与猿群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古猿在进入到人的范畴以前,根本没有什么制造工具的劳动可言,反之,从类人猿进化到‘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猿类而是人了。从而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也就谈不上这种劳动所能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人类也不是这种劳动创造出来的。”⑤一位论者则直接指明:“这里有个最简单的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劳动、制造工具既然是人与猿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只有人能劳动、制造工具,而猿不能,那么不会劳动、不会制造工具的猿又是怎么变成人的呢,怎么能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呢?”⑥

  关于后一点,一位论者指出:“我们既然承认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从其它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属于自然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起源也是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产生的原因必须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到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⑦另有论者认为“恩格斯关于人类手的形成的观点”,“是典型的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它牵扯到生物学上后天获得性性状是否可以遗传的问题”。⑧还有论者指出:“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看,生物进化的内因是遗传因子——‘基因’的重新组合、‘基因’的突变和基因的载体(即染色体)的畸变。后天获得的性状如果没有遗传物质的参与是不可能遗传的,一般讲,获得性是不遗传的。‘劳动创造人’所说的过程,实质是‘获得性遗传’的问题,这在遗传学上是难以站住脚的。”⑨

  而对于这一命题持维护态度的,其论证就实质而言,也主要是对于上述两点质疑的辩驳。针对逻辑上的不自洽或自相矛盾的问题,论者大多采取将“劳动”分割为两种“劳动”的方式:有论者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论断,我们认为包涵着两重意义,一是劳动促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化……另一是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它把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改造成了今天这样高度发展的大自然的主人,这种‘改造’无疑也是‘创造’。前者存在于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后者则处在人类社会诞生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里。这样,在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劳动这根红线应是贯穿始终的。”⑩后一种“劳动”是“制造工具的劳动”,前一种“劳动”则是“在制造工具的劳动之前,存在一个有别于‘真正的劳动’的活动”的“劳动”,且这一“劳动”“正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过程”(11)。另有论者则将“劳动创造人”中的“人”区分“形成中的人”与“完全形成的人”两类,与之相应,“劳动”也划分为“‘形成中的人’的活动”与“‘完全形成的人’的劳动”。而基于这一理解,则“由‘劳动’和‘创造’引起的‘劳动创造人’这一论断的逻辑矛盾,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造成的”(12)。还有论者将从猿到人的转变划分为两个阶段来消解逻辑矛盾,认为“从猿到人的转变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从猿到猿人,再从猿人到人。根据考古学的大量材料来看,从猿进化到猿人是以生物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而从猿人进化到人则是以劳动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13)。还有通过区分“人”与“人类社会”、“猿”与“猿群”,而将“劳动”视为“人类社会与猿群的区别,而非人与猿的区别”来消解矛盾的。(14)

  由于拉马克学说“公认”的“非科学性”,因而针对这一质疑的辩驳基本上便是将恩格斯的这一命题移出生物进化论领域,而将之限制在人类历史之内,以规避与现代主流科学结论的碰撞。如此一来,针对这一质疑而对于这一命题进行维护的关键,便仍是基于上述两类“劳动”、两类“人”或“猿群”与“人类社会”的区分而进行的。基于这种区分,既然“劳动创造了人”命题的适用范围已被移出了生物进化领域而被限定在了人类社会领域,而生物进化论又是只适合于生物进化领域的科学理论,而不适合于人类社会领域,这样,恩格斯和达尔文便可各管一段,互不干涉,两种理论亦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上述对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的维护,敢于直面以现代科学结论的名义提出的质疑,其立意无疑极为可嘉,且于论辩中对于这一命题的解释上亦多有创新性发挥,但基于上述两类“劳动”、两类“人”或“猿群”与“人类社会”的区分而进行的维护,由于这一区分的牵强生硬和含混不清,因而是否真正成功地维护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命题,是颇为令人心生疑虑的。此一处理方式引人疑虑之处至少有二:其一,将“劳动”断然一分为二,将这一命题加以“阉割”,使其有效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领域,这果真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吗?其二,它真的消解了质疑者所提出的问题,真正成功地维护了这一命题吗?

  有疑虑便须追问。

  既然问题是由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所提出的命题引起的,那么,我们的追问便须回到这一文本本身,来看看恩格斯在这里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The New Explanation of Engels’ View of “Labor Creates Man Himself”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暨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205期

  内容提要: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其理论目标是要将体质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贯通起来,从近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出发,过渡到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以一种贯通性的哲学人类学视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人是对象性活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亦即人类世界在人与环境的交互创造中生成,提供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论证,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命题本身同样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从而对之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只是作“阉割”式的维护,而必须加以全面的维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视野出发,借助于对生命科学最新进展的合理阐释,是能够对这一命题成功地进行全面维护的。

  关键词:劳动/创造/人/自然选择/获得性遗传/对象性活动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断言,长久以来在国内学界便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迄今仍未有止息之势。争论的长久存在这一事实,一方面无疑说明了这一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重要性,甚至不可或缺性,而另一方面亦说明了介入争论者无论对这一命题是维护还是质疑,都尚未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理解和论证。面对此种情景,便有必要在对既往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些理解所产生的争论进行审视的基础上,探讨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可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起先的争议大体上限于人类学范围内,只涉及如何理解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的某些问题,主要争论的是“直立姿势”还是“制造工具”才是划分人与猿的界线。①尽管这一争论也出现了一些上升到哲学“唯物”还是“唯心”的词语②,但争论仍大体上限于人类学范围内,而哲学界似乎对之仍处于“无问题”状态,即将“劳动创造了人”视作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原理予以讲授和阐发,笔者在很长时间里亦是如此。③但这一“无问题”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最终被打破了,有论者开始质疑“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认为其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起先质疑的还是人们对恩格斯论著的解读,而后则有直接对这一命题本身的质疑。前一类质疑中,还有不少论者将命题及其理解与命题的提出者区分开来,认为是人们误解了恩格斯。④这或许可视为策略上的考虑,既质疑了命题,又维护了命题提出者的权威性。但基于这一命题的明了性,这一区分从学理上看似乎并无多大意义,因而为讨论简单计,我们可以将之与后一种质疑归并在一起考虑。而与质疑者相伴而来的则是对质疑的质疑,即对这一命题正确性的维护。

  质疑者所质疑之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指认这一命题在逻辑上不自洽或自相矛盾,另一则是指认这一命题背离现代科学的结论。

  关于前一点,有论者指出:“假如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那末不能制造工具的一切动物的活动都不能称作劳动,猿手从来就没有制造过哪怕是最粗笨的工具,因此,猿类也就不曾存在什么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劳动,因而有没有劳动,是人类与猿群的本质区别。由此可见,古猿在进入到人的范畴以前,根本没有什么制造工具的劳动可言,反之,从类人猿进化到‘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猿类而是人了。从而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也就谈不上这种劳动所能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人类也不是这种劳动创造出来的。”⑤一位论者则直接指明:“这里有个最简单的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劳动、制造工具既然是人与猿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说只有人能劳动、制造工具,而猿不能,那么不会劳动、不会制造工具的猿又是怎么变成人的呢,怎么能说是劳动创造了人呢?”⑥

  关于后一点,一位论者指出:“我们既然承认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从其它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属于自然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起源也是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产生的原因必须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到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科学。”⑦另有论者认为“恩格斯关于人类手的形成的观点”,“是典型的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它牵扯到生物学上后天获得性性状是否可以遗传的问题”。⑧还有论者指出:“从现代遗传学的观点看,生物进化的内因是遗传因子——‘基因’的重新组合、‘基因’的突变和基因的载体(即染色体)的畸变。后天获得的性状如果没有遗传物质的参与是不可能遗传的,一般讲,获得性是不遗传的。‘劳动创造人’所说的过程,实质是‘获得性遗传’的问题,这在遗传学上是难以站住脚的。”⑨

  而对于这一命题持维护态度的,其论证就实质而言,也主要是对于上述两点质疑的辩驳。针对逻辑上的不自洽或自相矛盾的问题,论者大多采取将“劳动”分割为两种“劳动”的方式:有论者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科学论断,我们认为包涵着两重意义,一是劳动促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化……另一是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它把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改造成了今天这样高度发展的大自然的主人,这种‘改造’无疑也是‘创造’。前者存在于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后者则处在人类社会诞生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里。这样,在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劳动这根红线应是贯穿始终的。”⑩后一种“劳动”是“制造工具的劳动”,前一种“劳动”则是“在制造工具的劳动之前,存在一个有别于‘真正的劳动’的活动”的“劳动”,且这一“劳动”“正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劳动过程”(11)。另有论者则将“劳动创造人”中的“人”区分“形成中的人”与“完全形成的人”两类,与之相应,“劳动”也划分为“‘形成中的人’的活动”与“‘完全形成的人’的劳动”。而基于这一理解,则“由‘劳动’和‘创造’引起的‘劳动创造人’这一论断的逻辑矛盾,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而造成的”(12)。还有论者将从猿到人的转变划分为两个阶段来消解逻辑矛盾,认为“从猿到人的转变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这就是从猿到猿人,再从猿人到人。根据考古学的大量材料来看,从猿进化到猿人是以生物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而从猿人进化到人则是以劳动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13)。还有通过区分“人”与“人类社会”、“猿”与“猿群”,而将“劳动”视为“人类社会与猿群的区别,而非人与猿的区别”来消解矛盾的。(14)

  由于拉马克学说“公认”的“非科学性”,因而针对这一质疑的辩驳基本上便是将恩格斯的这一命题移出生物进化论领域,而将之限制在人类历史之内,以规避与现代主流科学结论的碰撞。如此一来,针对这一质疑而对于这一命题进行维护的关键,便仍是基于上述两类“劳动”、两类“人”或“猿群”与“人类社会”的区分而进行的。基于这种区分,既然“劳动创造了人”命题的适用范围已被移出了生物进化领域而被限定在了人类社会领域,而生物进化论又是只适合于生物进化领域的科学理论,而不适合于人类社会领域,这样,恩格斯和达尔文便可各管一段,互不干涉,两种理论亦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上述对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个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的维护,敢于直面以现代科学结论的名义提出的质疑,其立意无疑极为可嘉,且于论辩中对于这一命题的解释上亦多有创新性发挥,但基于上述两类“劳动”、两类“人”或“猿群”与“人类社会”的区分而进行的维护,由于这一区分的牵强生硬和含混不清,因而是否真正成功地维护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命题,是颇为令人心生疑虑的。此一处理方式引人疑虑之处至少有二:其一,将“劳动”断然一分为二,将这一命题加以“阉割”,使其有效范围只限于人类社会领域,这果真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吗?其二,它真的消解了质疑者所提出的问题,真正成功地维护了这一命题吗?

  有疑虑便须追问。

  既然问题是由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所提出的命题引起的,那么,我们的追问便须回到这一文本本身,来看看恩格斯在这里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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