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有效”及其方法论考察

“The Validity of Meanings” and An Examination of Its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 Yuan’s Zhou Yi Kou Yi

  作者简介:王金凤,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9期

  内容提要:胡瑗的《周易口义》对“人事”具有强烈关注,而其典范意义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周易口义》因为具备“意义的有效”而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与现代逻辑学“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等有效性评判不同,“意义的有效”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也对以经典诠释为向度的当代儒学哲学化工作具有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意义的有效/人事/诠释有效性/经典诠释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8EKS013),上海市阳光计划(18YG34),上海交通大学青年人才科研能力培育专项(18X100040001)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对易学发展脉络的总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胡瑗的《周易口义》确实在易学史中具有典范意义。此前学界关于胡瑗思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胡瑗经学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多数以《周易口义》为主体展开①;二是对胡瑗《中庸》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文献基本来自《周易口义》涉及《中庸》的部分②;三是对胡瑗《周易》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周易口义》的创新之处及其哲学史意义③。以上述研究为基点,我们发现《周易口义》乃是胡瑗思想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如此,在于与之前的《周易》解释相比,胡瑗的《周易口义》存在着富有新意的解读。

  然而关于《周易口义》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间,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带有递进关系的问题:第一,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的《周易》解释有哪些区别?他的“新”体现出什么特点?第二,胡瑗《周易》诠释的“新”为什么被与他同时及此后儒者普遍接受?秉持“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儒家群体,为什么能够接受和认同这种带有新意的解读?第三,胡瑗是如何做到这种“新”的?《周易口义》的新内容及其得到认同的原因,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何意义?笔者认为,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周易》解释的本质区别,在于《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强烈关注,这又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而《周易口义》具备的“意义的有效”,相比现代逻辑学以“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为标准的有效性评判,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

  一、什么是“新”:《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关注及其特点

  《周易》是“占其筮辞”“为卜问休咎而作”④的周代筮书,与表征人类社会生活的“人事”存在先天关联。通过理解和把握“天道”来观照“人事”所代表的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是《周易》的固有思想与核心内容。在易学诠释史上,虽然有象数与义理的分途,但其解释目标殊途同归——“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周易口义》延续了这个宗旨,胡瑗频繁地使用“以人事言之”这个语词,并且常与“以天道言之”的表述相对应。《周易口义》这种对“人事”的强烈关注,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与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

  1.解释取向的预设性

  解释取向的预设性是指胡瑗《周易口义》明确表现出对“人事”的关注,并将此定性为一个预设的解释取向。那么,胡瑗“人事”的解释取向与以往诉诸“人事”的解释思路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易学诠释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在以往的《周易》解释中,“人事”是一种未被明言的内在理路;而在《周易口义》中,“人事”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和强调的核心字眼。通过比较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胡瑗的《周易口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区别。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承接《易纬·乾凿度》对于“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认为“简易、不易、变易”最终应当落在“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的意思上。其理据是“易者,象也”,而“象”取自“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周易正义·序》)的天地万物及其运行规律。《周易》的写作目的正是使用万物变化之“象”进行有关人事的教化:“以作《易》者本为立教故也,非是空说易道,不关人事也。”(《周易正义》卷十一)但是,孔颖达没有继续阐述人事教化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而是直接引用了《易纬·乾凿度》“《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的观点。至于对政治王道、人伦道理等“人事”的关切,则暗含在孔颖达的《周易》诠释中。

  在胡瑗这里,“人事”成为一种预设的解释取向而被明确提出。在《周易口义》的开篇,胡瑗认同孔颖达“变易”的观点,但质疑“不易”和“简易”的说法:“于圣人之经,谬妄殆甚。……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周易口义·发题》)胡瑗认为,《周易》的创作初衷是通过“天道”更替说明“人事”变化,进而揭示“人事”的运作规律,因此,“以人事言之”就成为《周易》的创作初衷与终极目标:“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事言之,则得失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周易口义·发题》)在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中,胡瑗细致地阐发了“变易”与“人事”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变易”源于天地自然与人事的变化形态:“在《易》则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周易口义》卷一)其次,对应自然变化与天地之道,易学的旨归落实在“人事”上,即“圣人观天下之运动,明人事之得失”(《周易口义·系辞上》),“全以人事明其义也”(《周易口义》卷一)。通过这样递进式的论证,胡瑗指出爻、象变化的根源是人事关系的变化,而非象数派认为的卦气与天象的变化。比如,对于《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解释,郑玄关注的重点是“七日来复”,并根据象数学的卦气说作出如下解释:“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周易正义·序》)孔颖达接续了这种思路,不仅赞同《易纬》“六日七分之义”与王弼“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周易注·上经》)的解释,还对“七日来复”作出详细注解:“故离、坎、震、兑,各主其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周易正义》卷五)可见,以往注解没有给予“反复其道”足够关注,即便是孔颖达,也仅有“‘反复’者,则出入之义。反谓入而倒反,复谓既反之后复而向上也”(《周易正义》卷五)的解释。胡瑗则将理解的重点放在“反复其道”上,把与“人事”有关的伦理准则作为解释该卦辞的主旨,从而体现了“人事”解释取向的预设性:“‘反复其道’者,言阳气自上而反复于地,以生万物,皆得其道。犹君子之人,复于其位,进退皆合其道。‘七日来复’者,言阳气消。……圣人欲见其阳道来复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上述文献比较与分析可知,“人事”的解释取向是胡瑗《周易口义》的主导预设。因此,对“人事”的强调在其诠释中频繁出现。比如,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胡瑗的结论是“圣人备于《乾》之下,以极天地之道,而尽人事之理”(《周易口义》卷一);在对《否》卦上九爻辞《象传》“否终则倾,何可长也”的诠释中,胡瑗认为整个上九爻辞表达的是“劝之之意”,并给出了“此皆极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周易口义》卷三)的论断;胡瑗还在对《系辞》的解释中提出“大《易》之道,通于人事”(《周易口义·系辞上》)的观点。可见,胡瑗《周易口义》的预设和旨归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通过将《周易》的起源定义为一种经验的存在(“人事”),并设定为贯穿整个诠释过程的解释取向,从而使得《周易》的文本性质从卜问吉凶转化为对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的指导。

  2.体例形式的趋同性

  体例形式的趋同性指“人事”在《周易口义》中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体例而普遍存在的。这种体例形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存在固定的叙述形式,如在爻辞的解释中基本都会出现“以人事言之”的表达;二是具有趋同的意义指向,“人事”的意义被限定在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和伦理层面的指导上。胡瑗以前的《周易》解释,往往根据卦象、爻辞选择取象说、取义说、爻位说、互体说或卦变说等体例,而在胡瑗《周易口义》中,“以人事言之”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叙述形式,并呈现出政治、伦理的意义指向。

  这种差异可以在王弼、孔颖达、李鼎祚与胡瑗对同一卦爻辞的不同理解中看到。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的理解,王弼《周易注》的体例主要是取义,具体思路是把六爻变化的状态看成对自然与人事变化的表现,从而根据爻变的情况说明卦爻辞的总体思想:“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周易注·上经》)孔颖达《周易正义》则在取义的同时,兼顾取象说与爻位说等汉代易学体例,主张根据理解的需要进行“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周易正义》卷二)的选择。鉴于此,孔颖达从霜至冰的物象变化切入,引申出“渐渐积著”的含义,以表达“防渐虑微”的经验认识:“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义取所谓阴道,初虽柔顺,渐渐积著,乃至坚刚。……不可不制其节度,故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也。”(《周易正义》卷二)李鼎祚《周易集解》则多取卦气说与取象说,主要运用前人奇偶之数、卦变等象数学方法。他直接引用了干宝以象数解释《坤》卦初九爻辞的内容,指出“防祸之原,欲其先几”的人事含义:“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之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有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周易集解》卷二)相比之下,胡瑗的《周易口义》没有局限于取义说、取象说等体例,而是使用“以人事言之”的显性表达作为固定叙述形式,即根据“人事”包含的政治、伦理意义来选择取象、取义、卦气、爻位等体例。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的解释,胡瑗先以汉易的卦气说与取象说阐发“履霜”与“坚冰”的意思:“夫坤之六爻皆阴,而初六居其最下,是阴气始凝之时也。大凡阴之为气,至柔至微,不可得而见,故自建午之月,则一阴之气始萌于地下,以至于秋,人但见其物之衰剥时之怆惨,且不知其阴之所由来。然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周易口义》卷一)再使用“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解释该爻辞的中心思想是“人君御臣之法”。对于这种“人君御臣之法”的具体论述,胡瑗采用的是王弼“本于卑弱而后积著”与孔颖达“渐渐积著”的解释,且在此基础上详细地说明了政治层面的秩序和准则:“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宜辨之在始也。”(《周易口义》卷一)

  不仅如此,对于先儒注解没有明确涉及“人事”的部分,胡瑗也常根据“以人事言之”的体例进行政治与伦理层面的阐发。比如,对《坎》卦《彖传》“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这句话,王弼的注解是根据物象说明《坎》卦“不失刚中”“不失其信”的性质:“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也。处至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周易注·上经》)孔颖达“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行险而不失其信’,谓行此至险,能守其刚中,不失其信也”(《周易正义》卷五)的疏解乃是对王弼注的扩充,并没有给出新的观点或理解角度。与王弼、孔颖达的注疏相比,胡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人事”的叙述形式与意义指向。他将“重险”与“不失其信”的主语分别补充为“圣贤之人”与“君子之人”,具体阐述了圣贤与君子面对坎险所采取的行为,以此表现伦理层面的指导意味:“圣贤之人,欲致天下之事业,惟坎险之事最难,则必素习之,然后可以拯济其事也,故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者……犹君子之人,当险难之世,奋然不顾其身竭力尽,诚往而拯其难,无有凝滞,是犹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对上述易学诠释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王弼、孔颖达等与胡瑗都是以“明人事”的思路理解《周易》,但胡瑗“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更为固定与显性;在意义指向方面,胡瑗对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君臣关系的处理)与伦理层面的行动指导(君子处世的方式)的呈现也十分突出。胡瑗《周易口义》对于“人事”的关注以及体例形式的趋同性直接影响了程颐《周易程氏传》,比如程颐也把《坤》卦初六爻辞理解为“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周易程氏传》卷一),这与胡瑗“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的诠释基本一致。

“The Validity of Meanings” and An Examination of Its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 Yuan’s Zhou Yi Kou Yi

  作者简介:王金凤,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9期

  内容提要:胡瑗的《周易口义》对“人事”具有强烈关注,而其典范意义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周易口义》因为具备“意义的有效”而得到宋代理学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与现代逻辑学“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等有效性评判不同,“意义的有效”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也对以经典诠释为向度的当代儒学哲学化工作具有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意义的有效/人事/诠释有效性/经典诠释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8EKS013),上海市阳光计划(18YG34),上海交通大学青年人才科研能力培育专项(18X100040001)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对易学发展脉络的总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胡瑗的《周易口义》确实在易学史中具有典范意义。此前学界关于胡瑗思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胡瑗经学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多数以《周易口义》为主体展开①;二是对胡瑗《中庸》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的文献基本来自《周易口义》涉及《中庸》的部分②;三是对胡瑗《周易》诠释的研究,这类研究集中讨论《周易口义》的创新之处及其哲学史意义③。以上述研究为基点,我们发现《周易口义》乃是胡瑗思想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如此,在于与之前的《周易》解释相比,胡瑗的《周易口义》存在着富有新意的解读。

  然而关于《周易口义》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间,这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带有递进关系的问题:第一,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的《周易》解释有哪些区别?他的“新”体现出什么特点?第二,胡瑗《周易》诠释的“新”为什么被与他同时及此后儒者普遍接受?秉持“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儒家群体,为什么能够接受和认同这种带有新意的解读?第三,胡瑗是如何做到这种“新”的?《周易口义》的新内容及其得到认同的原因,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有何意义?笔者认为,胡瑗《周易口义》与以往《周易》解释的本质区别,在于《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强烈关注,这又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而《周易口义》具备的“意义的有效”,相比现代逻辑学以“逻辑的有效”“实质的有效”“修辞的有效”为标准的有效性评判,能够为中国经典诠释的有效性判断提供更为适合的标准。

  一、什么是“新”:《周易口义》对“人事”的关注及其特点

  《周易》是“占其筮辞”“为卜问休咎而作”④的周代筮书,与表征人类社会生活的“人事”存在先天关联。通过理解和把握“天道”来观照“人事”所代表的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是《周易》的固有思想与核心内容。在易学诠释史上,虽然有象数与义理的分途,但其解释目标殊途同归——“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周易口义》延续了这个宗旨,胡瑗频繁地使用“以人事言之”这个语词,并且常与“以天道言之”的表述相对应。《周易口义》这种对“人事”的强烈关注,具体表现为解释取向的预设性与体例形式的趋同性两个特点。

  1.解释取向的预设性

  解释取向的预设性是指胡瑗《周易口义》明确表现出对“人事”的关注,并将此定性为一个预设的解释取向。那么,胡瑗“人事”的解释取向与以往诉诸“人事”的解释思路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易学诠释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在以往的《周易》解释中,“人事”是一种未被明言的内在理路;而在《周易口义》中,“人事”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和强调的核心字眼。通过比较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与胡瑗的《周易口义》,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区别。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承接《易纬·乾凿度》对于“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认为“简易、不易、变易”最终应当落在“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的意思上。其理据是“易者,象也”,而“象”取自“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周易正义·序》)的天地万物及其运行规律。《周易》的写作目的正是使用万物变化之“象”进行有关人事的教化:“以作《易》者本为立教故也,非是空说易道,不关人事也。”(《周易正义》卷十一)但是,孔颖达没有继续阐述人事教化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而是直接引用了《易纬·乾凿度》“《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的观点。至于对政治王道、人伦道理等“人事”的关切,则暗含在孔颖达的《周易》诠释中。

  在胡瑗这里,“人事”成为一种预设的解释取向而被明确提出。在《周易口义》的开篇,胡瑗认同孔颖达“变易”的观点,但质疑“不易”和“简易”的说法:“于圣人之经,谬妄殆甚。……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周易口义·发题》)胡瑗认为,《周易》的创作初衷是通过“天道”更替说明“人事”变化,进而揭示“人事”的运作规律,因此,“以人事言之”就成为《周易》的创作初衷与终极目标:“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事言之,则得失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周易口义·发题》)在对《周易》经传的诠释中,胡瑗细致地阐发了“变易”与“人事”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变易”源于天地自然与人事的变化形态:“在《易》则为元亨利贞;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五常则为仁义礼智。”(《周易口义》卷一)其次,对应自然变化与天地之道,易学的旨归落实在“人事”上,即“圣人观天下之运动,明人事之得失”(《周易口义·系辞上》),“全以人事明其义也”(《周易口义》卷一)。通过这样递进式的论证,胡瑗指出爻、象变化的根源是人事关系的变化,而非象数派认为的卦气与天象的变化。比如,对于《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解释,郑玄关注的重点是“七日来复”,并根据象数学的卦气说作出如下解释:“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七日来复’。”(《周易正义·序》)孔颖达接续了这种思路,不仅赞同《易纬》“六日七分之义”与王弼“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周易注·上经》)的解释,还对“七日来复”作出详细注解:“故离、坎、震、兑,各主其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纯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尽至阳气来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言‘凡七日’也。”(《周易正义》卷五)可见,以往注解没有给予“反复其道”足够关注,即便是孔颖达,也仅有“‘反复’者,则出入之义。反谓入而倒反,复谓既反之后复而向上也”(《周易正义》卷五)的解释。胡瑗则将理解的重点放在“反复其道”上,把与“人事”有关的伦理准则作为解释该卦辞的主旨,从而体现了“人事”解释取向的预设性:“‘反复其道’者,言阳气自上而反复于地,以生万物,皆得其道。犹君子之人,复于其位,进退皆合其道。‘七日来复’者,言阳气消。……圣人欲见其阳道来复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上述文献比较与分析可知,“人事”的解释取向是胡瑗《周易口义》的主导预设。因此,对“人事”的强调在其诠释中频繁出现。比如,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诠释,胡瑗的结论是“圣人备于《乾》之下,以极天地之道,而尽人事之理”(《周易口义》卷一);在对《否》卦上九爻辞《象传》“否终则倾,何可长也”的诠释中,胡瑗认为整个上九爻辞表达的是“劝之之意”,并给出了“此皆极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周易口义》卷三)的论断;胡瑗还在对《系辞》的解释中提出“大《易》之道,通于人事”(《周易口义·系辞上》)的观点。可见,胡瑗《周易口义》的预设和旨归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通过将《周易》的起源定义为一种经验的存在(“人事”),并设定为贯穿整个诠释过程的解释取向,从而使得《周易》的文本性质从卜问吉凶转化为对人类政治秩序与伦理生活的指导。

  2.体例形式的趋同性

  体例形式的趋同性指“人事”在《周易口义》中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体例而普遍存在的。这种体例形式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存在固定的叙述形式,如在爻辞的解释中基本都会出现“以人事言之”的表达;二是具有趋同的意义指向,“人事”的意义被限定在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和伦理层面的指导上。胡瑗以前的《周易》解释,往往根据卦象、爻辞选择取象说、取义说、爻位说、互体说或卦变说等体例,而在胡瑗《周易口义》中,“以人事言之”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叙述形式,并呈现出政治、伦理的意义指向。

  这种差异可以在王弼、孔颖达、李鼎祚与胡瑗对同一卦爻辞的不同理解中看到。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的理解,王弼《周易注》的体例主要是取义,具体思路是把六爻变化的状态看成对自然与人事变化的表现,从而根据爻变的情况说明卦爻辞的总体思想:“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阳之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处明之,则以初为潜。”(《周易注·上经》)孔颖达《周易正义》则在取义的同时,兼顾取象说与爻位说等汉代易学体例,主张根据理解的需要进行“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周易正义》卷二)的选择。鉴于此,孔颖达从霜至冰的物象变化切入,引申出“渐渐积著”的含义,以表达“防渐虑微”的经验认识:“初六阴气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践其霜,微而积渐,故坚冰乃至。义取所谓阴道,初虽柔顺,渐渐积著,乃至坚刚。……不可不制其节度,故于履霜而逆以坚冰为戒,所以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也。”(《周易正义》卷二)李鼎祚《周易集解》则多取卦气说与取象说,主要运用前人奇偶之数、卦变等象数学方法。他直接引用了干宝以象数解释《坤》卦初九爻辞的内容,指出“防祸之原,欲其先几”的人事含义:“阳数奇,阴数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阴气在初,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始动乎三泉之下,言阴气之动矣,则必至于履霜,履霜则必至于坚冰,言有渐也。藏器于身,贵其俟时,故阳有潜龙,戒以勿用。防祸之原,欲其先几,故阴在三泉,而显以履霜也。”(《周易集解》卷二)相比之下,胡瑗的《周易口义》没有局限于取义说、取象说等体例,而是使用“以人事言之”的显性表达作为固定叙述形式,即根据“人事”包含的政治、伦理意义来选择取象、取义、卦气、爻位等体例。比如,对《坤》卦初六爻辞的解释,胡瑗先以汉易的卦气说与取象说阐发“履霜”与“坚冰”的意思:“夫坤之六爻皆阴,而初六居其最下,是阴气始凝之时也。大凡阴之为气,至柔至微,不可得而见,故自建午之月,则一阴之气始萌于地下,以至于秋,人但见其物之衰剥时之怆惨,且不知其阴之所由来。然于履霜之时,则是其迹已见,故可以推测其必至于坚冰也。”(《周易口义》卷一)再使用“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解释该爻辞的中心思想是“人君御臣之法”。对于这种“人君御臣之法”的具体论述,胡瑗采用的是王弼“本于卑弱而后积著”与孔颖达“渐渐积著”的解释,且在此基础上详细地说明了政治层面的秩序和准则:“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然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迹于其始,善善恶恶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见之也。见其人臣之间,始有能竭节报效,则知终必有黄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则为国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谄佞之状,一露则知,积日累久,必至于龙战之时,故当早辨而黜退之,则其恶不能萌渐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窃侵陵,则恶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积,积而不已,终至坚冰,是宜辨之在始也。”(《周易口义》卷一)

  不仅如此,对于先儒注解没有明确涉及“人事”的部分,胡瑗也常根据“以人事言之”的体例进行政治与伦理层面的阐发。比如,对《坎》卦《彖传》“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这句话,王弼的注解是根据物象说明《坎》卦“不失刚中”“不失其信”的性质:“言习坎者,习乎重险也。险峭之极,故水流而不能盈也。处至险而不失刚中,行险而不失其信者,习险之谓也。”(《周易注·上经》)孔颖达“今险难既重,是险之甚者,若不便习,不可济也,故注云‘习坎者,习重险也’……‘行险而不失其信’,谓行此至险,能守其刚中,不失其信也”(《周易正义》卷五)的疏解乃是对王弼注的扩充,并没有给出新的观点或理解角度。与王弼、孔颖达的注疏相比,胡瑗的解释充分体现了“人事”的叙述形式与意义指向。他将“重险”与“不失其信”的主语分别补充为“圣贤之人”与“君子之人”,具体阐述了圣贤与君子面对坎险所采取的行为,以此表现伦理层面的指导意味:“圣贤之人,欲致天下之事业,惟坎险之事最难,则必素习之,然后可以拯济其事也,故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者……犹君子之人,当险难之世,奋然不顾其身竭力尽,诚往而拯其难,无有凝滞,是犹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周易口义》卷五)

  通过对上述易学诠释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王弼、孔颖达等与胡瑗都是以“明人事”的思路理解《周易》,但胡瑗“以人事言之”的叙述形式更为固定与显性;在意义指向方面,胡瑗对政治层面的行事准则(君臣关系的处理)与伦理层面的行动指导(君子处世的方式)的呈现也十分突出。胡瑗《周易口义》对于“人事”的关注以及体例形式的趋同性直接影响了程颐《周易程氏传》,比如程颐也把《坤》卦初六爻辞理解为“圣人于阴之始生,以其将长,则为之戒。……犹小人始虽甚微,不可使长,长则至于盛也”(《周易程氏传》卷一),这与胡瑗“以人事言之,则人君御臣之法”的诠释基本一致。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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