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

The Double Conversion of Dialectics and Ontology:The Impl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in Marx’s Dialectical Theory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本体论/变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编号16ZDA242)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后形而上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诸多思潮重大主题的背景下,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而其中,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又居于核心位置。①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哲学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吸收和改造,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一基本事实具有关键性意义。深入哲学发展史,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无论对于深化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研究,还是对于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回应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的当代命运课题,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页)在此,马克思用“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富有内容的复辟”概括黑格尔哲学及其思想史定位,这是马克思极富洞察力的见解。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水火不容,二者代表着两种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可为何马克思指认黑格尔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必须认识到,辩证法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总是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哲学内涵逻辑。无论从哲学史上的演进关系还是从思想理论内容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截然二分,尤其在它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上,具有十分深刻的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的性质。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几乎成为辩证法的代名词,但在黑格尔看来,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根本使命却恰恰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在他看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黑格尔,1980年,第38页),而“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其目的是揭示“事物的真实本性”,自觉到“事物的本质”就是“客观思想”。而一旦自觉到这一点,“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同上,第79页)在此,“逻辑学”既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又是其辩证法的典型表达,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实质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源于他对“旧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深刻不满。黑格尔说道:“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思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同上,第95页)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它“认为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本身自足,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以为“用一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然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对象是“大全”,是具有无限性的“理性的理念”,以“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知性的规定”去把握无限丰富的形而上学本体,其结果必然陷入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同上,第101页)以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把握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无限“大全”,结果使得“形而上学”本体论陷入抽象实体化的独断论泥淖之中。

  黑格尔高度重视康德对于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成果。康德曾通过“理性批判”,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范畴”和“理念”的根本区别:前者不能脱离与经验的关系,而后者则要超越任何条件的约束,去捕获“无条件的绝对整体”即形而上学本体,这是有限的、条件性的知性范畴所无法企及的。旧形而上学无视知性范畴的这种有限性,试图以它把握无条件的总体,实质是把有限当无限,其结果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并陷入“先验幻象”。对此,黑格尔评价道:“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和理性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黑格尔,1980年,第126页)但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之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以及因此导致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一个认识所达不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于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正由于把世界降低到仅仅的现象的地位,从而表现其为本质”。(同上,第276页)康德把现象仅仅视为主观的,否认现象与实体内在统一的客观性质,因而必然在放弃理性的“无条件性”的同时,放弃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可能性。

  在如何对待及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上,黑格尔走上了与康德不同的道路。他坚持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困境,并不意味着其消亡,相反,“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个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2017年,第2页)而要使这“至圣的神”成为可能,根本途径就在于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内在统一起来,用辩证法改造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僵化性,从而实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构。

  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规定始终与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内在勾连在一起。他说道:“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黑格尔,1980年,第51页),“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上,第177页),“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上,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同上,第179页)。这些论述清楚地显示:其辩证法所要回应和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问题。在此,具有辩证本性的“思想”不是“主观思想”,而是作为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的“客观思想”,黑格尔这样说道:“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同上,第120页)这也就是说,“客观思想”即是世界的真实“存在”或“本体”。在此意义上,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思想”这一形而上学“本体”的本性和构成原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的知性化实体,而是“客观思想”不断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的“精神活动性”。对于精神本体的活动来说,不仅“规定就是否定”,而且否定同时也是它的肯定,正是在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内在统一中,“客观思想”作为形而上学本体才构成为世界的逻辑在先性基础。一言以蔽之,合理的“本体”观念不是知性实体化的,而应该是“辩证”的,辩证法就是合理的本体论形态,或者说,合理的本体论形态就是辩证法,二者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统一体。

  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上述理解说明,通过对形而上学本体的“辩证改造”和“辩证重构”,使它在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中重获思想生命,构成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的“问题意识”。与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独断式理解相比,这种“辩证法化”了的形而上学本体将呈现出如下新的理论特质。

  首先,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僵死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内在超越、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的能动性的精神活动性。具有辩证本性的“本体”即“客观精神”既是“实体”,同时又是创造性的“主体”,因而它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个能动的生成过程。就像马克思所概括的:他“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0页)就此而言,这种“辩证法化”了的“本体”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本体的凝固性和僵化性而具有了内在生命创造力的生成本性。

  其次,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实体,而是一个由矛盾精神所主宰的、在彼此对立规定的否定性统一中所形成的“具体普遍性”。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作为“主体”,它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黑格尔,1996年,第11页)。精神本体自身设立对立面,意味着它没有停留于“A=A”的抽象同一性,而是“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页),“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构成了“本体”的存在本性。因此,“辩证法化”的本体不再是把某一孤立环节绝对化并把它与其它环节知性对立起来的抽象同一性,而是由丰富的、多样性环节在矛盾关系和否定性运动中所形成的辩证整体,即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黑格尔,1980年,第182页)。

  第三,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本体也不再是高居于历史之上的超历史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和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本体作为在“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中生成和发展的精神活动性,意味着“本体”具有“自由”本性,但“本体”的“自由”本性只有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和实现”(同上,第329页),“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同上,第56页)正是在各环节的历史展开中,“本体”的自由本性才得以不断深入地显现和实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本体的矛盾原则和否定原则在深层所体现的是自由原则,同时也是历史性原则。

  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本体”的上述理解是本体论观念的一场重大变革。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把“本体”理解为抽象的、僵化的、一元性的、绝对化的不变实体,但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本体从凝固的“现成存在者”转变为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性,从抽象的同一性实体转换为在自我矛盾和否定中由丰富环节构成的“具体普遍性”,从超历史的“永恒实体”转换为在历史中构成和展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新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本体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所实现的这种本体论转换,哈贝马斯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黑格尔——引者注)最终革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把普遍同一性概念真正付诸实现”(哈贝马斯,第151页)。而这种“普遍同一性概念”之所以能得以实现,一是因为黑格尔“把‘一’理解为绝对主体,并且因此而把自律的主体性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二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是调和‘一’和‘多’、无限和有限的中介”(同上)。伽达默尔同样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贡献在于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参见伽达默尔,1991年a):“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伽达默尔,1991年b)以辩证法来“革新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通过“中介思维的对立”和“扬弃现实的一切对立”,实现对于“本体”的变革性理解,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欲完成的重大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脱离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这一主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他那里,对辩证法权威的重振与其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他的精神辩证法即是其形而上学本体论;另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即是其精神辩证法,或者说,就是以客观精神为载体的“辩证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的深入反思,是贯穿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之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疑是马克思辩证法和本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背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悬设的“本体”并没有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缺陷,相反,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执着于一个“逻辑在先”的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意味着它在根本上仍从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这决定了它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拯救和重建必然陷入自我挫败。

  在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澄清、反思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追问直指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否如其所自认的那样,彻底克服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对此问题的不断深入反思,贯穿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述之中。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入反省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63页)。所谓从“逻辑本身的事物”而非“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所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本体”并把“事物本身的逻辑”贬为“现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范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同上,第250页)。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明确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整个哲学”即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列,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症结即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的论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同上,第202页)这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无异,都把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把握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又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所代表的思辨方法的思想本性,指出:按照这种思辨方法,“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同上,第601页)马克思所有这些论述,都聚焦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所蕴含的思想前提,它们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并没有真正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大传统”。不仅如此,它以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强化了传统形而上学以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为内核的本体论范式和理论原则。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虽然以辩证法名世,却反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大代表。

  以“辩证本体论”改造并替代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这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初衷,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视为“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之上。这构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法超越的界限,并因此决定了其本来意在消融传统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论的辩证法的自我否定、自我矛盾和历史性等理论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驯服。

  首先,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自我否定精神最终必然被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所窒息。黑格尔辩证法以自我否定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的僵死性和凝固性,赋予形而上学本体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内在活动性”,这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重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意味着它在“肯定的东西中看到否定的东西”、在“永恒的存在中看到暂时性的东西”,尤其在其《精神现象学》中,辩证法“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的方式准备和加过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然而,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却使现实的人及其历史运动被还原和虚化为“思想本质”,以此为根据,所谓“否定”并不是对束缚和奴役人的现实生活的改变和超越,而是把“观念、思想、概念”视为“人们的真正枷锁”(同上,第515页)。因此,这种“否定”所克服的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幻影,而绝不会真正触动和改变现实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它对“异化”和“异化克服”的理解,本质上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各个环节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旋转,它“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因此,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最终必然陷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理论结局。

  与此紧密相关,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自我矛盾原则也必然因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而无法真正彻底贯彻。黑格尔辩证法试图以自我矛盾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知性化的抽象同一性,使之获得了由对立环节的内在统一所构成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巨大冲击。恩格斯指出,坚持“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4页)。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赋予精神本体“自己与自己相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实现自我否定的性质,从而使“对立面的内在统一”成为精神本体的本性和基本规定。然而,就其本性而言,逻辑理念世界终究是一个超感性的普遍性王国,在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异质性等矛盾中,不可避免地以前者为“真理”而牺牲后者,这决定了精神的矛盾运动的最终归宿是矛盾的统一和终结。辩证法的“自我矛盾”原则无法避免被“绝对精神”所消溶的命运:“绝对精神”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够消解和超越一切“对立”,从而达到无矛盾的“无对”,对此,伽达默尔说道:“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意识的经验运动必然导致一种不再有任何他物或异已物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自我认识。对于他来说,经验的完成就是‘科学’,即自身在知识中的确实性。因此他用以思考经验的标准,就是自我认识的标准。这样,经验的辩证法必须以克服一切经验为告终”。(伽达默尔,1992年,第456页)而随着“一切经验的告终”,“矛盾”最后走向了“同一”,“矛盾”消失和被瓦解了。

  最后,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历史性原则也必然因逻辑理念世界的本体论设定而走向终结。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试图以历史性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非历史性,这使得其拥有后者不可比拟的历史感,这集中体现在它以“精神劳动”为根据,“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这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发展的深刻理解,就此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大超越。但是,以逻辑理念世界为本体论基础,辩证法所理解的“历史”本质是逻辑理念的各个环节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在其中,“起点”和“终点”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逻辑圆圈,恩格斯对此概括道:“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1页),这使得其产生了一种“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同上,第272页)。在逻辑理念世界的“独立王国”中,辩证法的历史原则最终窒息了自身。

  通过上述反思和批判,马克思获得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只有在理论前提处超越缠绕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传统形而上学幽灵,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本体论根基,寻求“辩证本体论”的新形态,“辩证法”才能在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中,真正实现哲学本体论的切实变革。

  祛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传统形而上学幽灵,消解黑格尔和哲学史上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共同执着的本体论前提,从而实现对“全部形而上学的颠覆”;同时,澄清和彰显辩证法的真实的本体论根基,通过重构“辩证本体论”,为本体论的当代重建开辟新的思想视野,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这是同一理论任务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把“实体”视为“主体”并因此赋予形而上学“本体”以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和自我运动的历史性等辩证本性时,这里的“实体”和“主体”不应是以逻辑理念为核心的绝对精神主体,而是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根据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主体。穿越层层意识形态的迷雾,发现并揭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和现实世界基础的重要地位,以此消解全部以往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本体论根基,即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作为自足、自因和基础的独立王国的幻象,并阐明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这一真实本体的辩证性质,从而展现和建构一种新的“辩证本体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重大理论突破。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观点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实践活动是把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人的能动创造性内在统一在一起的活动,它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同时又克服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的能动性膨胀为“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性,是“人生在世”最基底的活动,由此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是人最本己的生活世界,它构成了逻辑理念世界的真实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既是对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为理解现实的“存在”奠定了全新的理论纲领。

  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所设定的精神活动性本体,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活动拒绝把自然界理解为逻辑理念的外化,而是自觉地承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上,第209页),强调外在于人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明确说道:“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同上)。“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上,第161页)就此而言,实践活动一方面坚持外在于人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一重要的唯物主义前提;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同时是人的能动的活动:“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同上,第211页)。这表明实践又是人类实际地改变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人的“理性能动性”,这似乎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了“人生在世”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构成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基础。以此为根据,马克思强调把“现实”当做实践活动去理解,也就意味着,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一方面包含自然世界,自然界是人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抽象同一所呈现的“纯粹自然世界”又并非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成,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把自然界转换和改造为对人具有现实性的存在。这即是说,人的现实世界,既包含“自然世界”,又包含“超自然”的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人的主观生命世界,脱离感性实践活动,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超自然的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人的主观生命世界,都不具有自足自因的现实性。人的“现实世界”具有两重矛盾的本性,它既不是像自然世界一样,在那里,纯粹的机械必然性一统天下;也不是纯粹的人的意识、意志和情感等构成的主观世界,在那里,脱离自然界的纯粹的主观性和理想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矛盾双方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否定性统一体。

  以上述对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自觉理解为根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形而上学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独立王国,把它设定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实质上是把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一环节抽象和割裂出来,使之变成了自足自因并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的绝对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实质是把精神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因而,传统形而上学的最为根本的迷误就在于把派生的存在当成了本体性存在,为自己虚构了一个“水晶宫”般纯净的抽象世界,从而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虚幻性和无根性。它们不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由于同样不懂得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因而它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只能用“客体”“直观”的方式这一抽象的极端取代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这另一个极端,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只有通过对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的自觉,才真正揭穿和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自足、自因的幻象。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揭示了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世界的辩证性质,呈现和展开了一种新型的“辩证本体论”。在它看来,实践活动作为人基底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具有“辩证本性”的活动,实践活动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作为人最具根源性的生活世界,是真正禀赋辩证本性的世界。对此的自觉澄清,不仅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执着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被消解,更代表着一种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也超越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本体论新形态的呈现和展开。

  首先,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取代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设定的绝对精神主体及其展开的逻辑理念世界,为辩证法的矛盾原则奠定了真正的本体论根基。如前所述,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这矛盾两极的否定性统一的活动,由它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既不是抽象的精神和无人身的理性成为绝对权威的纯粹逻辑观念世界,也不是由机械必然性主宰一切的无人身的纯粹自然界,而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感性与理性、因果性与目的性、必然性与自由性等相互矛盾的维度和因素在感性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否定性的统一体。这一点决定了要理解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就必须把握这一否定性统一体的矛盾本性。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对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的执着,实质是把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这一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化约和还原为单极化的精神实体,以“超自然性”一极否定了“自然性”一极,因而是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分裂和瓦解。由于这一根本缺陷,虽然它努力通过赋予精神实体以自我矛盾的性质以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但其辩证法的矛盾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屈从于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而无法贯彻到底。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哲学通过对人的现实存在与现实世界这一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的自觉澄明,向人们表明:由于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矛盾本性,内在的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和解释原则,辩证法的自我矛盾原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自觉意识和理解,它奠基于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这一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因而具有不可被还原为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合法性根据。

  同样,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世界构成了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的本体论基础。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否定和改变现存状况,从而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超越,这是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内在本性。如果说物的“现成性”代表着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和肯定性,它封闭于自身的固有规定而只能维持抽象的自我同一性,那么,不断否定和超出自身,在生存筹划活动中面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就构成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否定和克服现存事物对于人的存在发展的阻碍,从而向未来开辟自我超越和自我开放的空间,这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基本旨趣。这一点体现在人的现实世界,意味着“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0页),拒绝承认现存状态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不断否定其界限,创造更为美好的可能世界,是人的现实世界的内在追求。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对它的自觉理解,必须超越抽象的凝固性和肯定性思维,寻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黑格尔试图赋予精神实体自我否定的辩证本性,以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和独断,但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黑格尔对逻辑理念这一绝对精神本体的执着,决定了其辩证法旨在“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黑格尔的体系结构毫无疑问就会倒塌”。(阿多诺,第158页)与此不同,马克思哲学通过澄清和揭示了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自我否定和超越本性,为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以此为根据,“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自觉,马克思才完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资本逻辑”的彻底批判,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和实现。

  实践活动作为人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性运动,同时意味着它是人的自我推动和创造的历史性活动,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同样构成了辩证法历史性原则的本体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本源性生存方式,意味着人的生存不是由某种先验的逻辑本质所规定,而是存在于面向未来的历史性展开之中,可以说,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内在地蕴含着人的历史性规定,对此,马克思说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同时意味着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同上,第540页)这表明,人的现实世界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构成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历史性运动中,人的现实世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正是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对此进行自觉把握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贡献:“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这一方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的褒奖,是对它以一种异在的方式所把握的人在劳动中历史性生成本性的肯定;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自觉地意识到,黑格尔执着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前提,它所理解的劳动只是“精神的劳动”,因而“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同上,第201页)。只有以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为本体论根据,才能克服对人的历史生成的“抽象的逻辑的表达”,使辩证法真正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自我理解学说,从而为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确立真实的本体论根基。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以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辩证本性的自觉澄清和理解为基础,辩证法与本体论真正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辩证法成为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这一真实本体的自觉理解理论,本体论成为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观点,二者实质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在这种内在统一中,一方面,马克思哲学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所执着的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抽象的本体论根据,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使之跃迁为现代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充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合理成果的同时,以关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本体论”取代了其关于逻辑理念及其运动的“辩证本体论”,在哲学史上实现了辩证法和本体论的双重变革。通过这一双重变革,马克思哲学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哲学本体论重构之路。我们认为,这一独特的思想道路对于在当代哲学的复杂语境中深入把握哲学本体论,乃至形而上学的当代命运,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以往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缺少对哲学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本体论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理解,把辩证法从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关系中抽取出来,把它当成某种外在的形式方法,认为它可以运用到任何对象和内容之上。这种观点很显然不可能认真对待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并予以切实的探究。(参见吴晓明)另一种观点虽然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与本体论二者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但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深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观念的影响,没能彻底摆脱直观的、朴素实在论的理论局限,因而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世界观变革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实质,对此,国内学界不少学者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参见孙正聿;白刚;张传开)近年来,随着《资本论》研究成为热点,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的阐发,寻求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意蕴的理解,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要切实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意蕴,一个更具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深入哲学史,从思想根基和基本理论原则的层面,探讨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与本体论所实现的重大转换以及通过这种双重转换所建立的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关系。对此进行反思,正是本文的侧重点。

  原文参考文献:

  [1]阿多诺,1993年:《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2]白刚,2007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大范式》,载《教学与研究》第10期.

  [3]伽达默尔,1991年a:《摧毁与解构》,载《哲学译丛》第5期.

  1991年b:《黑格尔与海德格尔》,载《哲学译丛》第5期.

  1992年:《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4]哈贝马斯,2001年:《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

  [5]黑格尔,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60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孙正聿,2017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吴晓明,2018年:《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载《哲学研究》第10期.

  

The Double Conversion of Dialectics and Ontology:The Implic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in Marx’s Dialectical Theory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变革与其辩证法的变革是同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试图通过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改造和重构形而上学本体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人类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等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否定性地统一起来,使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具有了真正辩证的本性。以禀赋辩证本性的现实世界为基础,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在为辩证法确立了真实的本体论根基的同时,也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真正的辩证变革,从而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是马克思哲学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本体论/变革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编号16ZDA242)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在“形而上学的终结”“后形而上学”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诸多思潮重大主题的背景下,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而其中,重思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又居于核心位置。①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哲学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吸收和改造,实现了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双重转换,这一基本事实具有关键性意义。深入哲学发展史,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无论对于深化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研究,还是对于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角回应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的当代命运课题,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页)在此,马克思用“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富有内容的复辟”概括黑格尔哲学及其思想史定位,这是马克思极富洞察力的见解。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水火不容,二者代表着两种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可为何马克思指认黑格尔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复辟”?

  要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必须认识到,辩证法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方法,而总是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内在关联在一起的哲学内涵逻辑。无论从哲学史上的演进关系还是从思想理论内容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截然二分,尤其在它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上,具有十分深刻的相互纠缠和相互渗透的性质。这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几乎成为辩证法的代名词,但在黑格尔看来,他的辩证法理论的根本使命却恰恰是为了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在他看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黑格尔,1980年,第38页),而“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其目的是揭示“事物的真实本性”,自觉到“事物的本质”就是“客观思想”。而一旦自觉到这一点,“逻辑学便与形而上学合流了。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同上,第79页)在此,“逻辑学”既是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又是其辩证法的典型表达,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合流”,实质就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合流”,源于他对“旧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深刻不满。黑格尔说道:“康德以前的形而上学认为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思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同上,第95页)这种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首要特点就是它“认为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本身自足,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以为“用一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然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对象是“大全”,是具有无限性的“理性的理念”,以“抽象的孤立的思想概念”,即“知性的规定”去把握无限丰富的形而上学本体,其结果必然陷入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中……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同上,第101页)以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把握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无限“大全”,结果使得“形而上学”本体论陷入抽象实体化的独断论泥淖之中。

  黑格尔高度重视康德对于旧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成果。康德曾通过“理性批判”,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范畴”和“理念”的根本区别:前者不能脱离与经验的关系,而后者则要超越任何条件的约束,去捕获“无条件的绝对整体”即形而上学本体,这是有限的、条件性的知性范畴所无法企及的。旧形而上学无视知性范畴的这种有限性,试图以它把握无条件的总体,实质是把有限当无限,其结果必然产生无法克服的矛盾并陷入“先验幻象”。对此,黑格尔评价道:“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和理性区别的人。他明确地指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他指出只是基于经验的知性知识的有限性,并称其内容为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之一重大成果”。(黑格尔,1980年,第126页)但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之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以及因此导致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康德“只理解到现象的主观意义,于现象之外去坚持着一个抽象的本质、一个认识所达不到的物自身。殊不知直接的对象世界之所以只能是现象,是由于它自己的本性有以使然,当我们认识了现象时,我们因而同时即认识了本质,因为本质并不存留于现象之后或现象之外。而正由于把世界降低到仅仅的现象的地位,从而表现其为本质”。(同上,第276页)康德把现象仅仅视为主观的,否认现象与实体内在统一的客观性质,因而必然在放弃理性的“无条件性”的同时,放弃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可能性。

  在如何对待及重建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上,黑格尔走上了与康德不同的道路。他坚持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困境,并不意味着其消亡,相反,“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个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2017年,第2页)而要使这“至圣的神”成为可能,根本途径就在于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内在统一起来,用辩证法改造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僵化性,从而实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构。

  黑格尔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规定始终与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内在勾连在一起。他说道:“思维自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黑格尔,1980年,第51页),“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上,第177页),“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上,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同上,第179页)。这些论述清楚地显示:其辩证法所要回应和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问题。在此,具有辩证本性的“思想”不是“主观思想”,而是作为一切事物内在本质的“客观思想”,黑格尔这样说道:“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同上,第120页)这也就是说,“客观思想”即是世界的真实“存在”或“本体”。在此意义上,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思想”这一形而上学“本体”的本性和构成原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的知性化实体,而是“客观思想”不断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的“精神活动性”。对于精神本体的活动来说,不仅“规定就是否定”,而且否定同时也是它的肯定,正是在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内在统一中,“客观思想”作为形而上学本体才构成为世界的逻辑在先性基础。一言以蔽之,合理的“本体”观念不是知性实体化的,而应该是“辩证”的,辩证法就是合理的本体论形态,或者说,合理的本体论形态就是辩证法,二者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统一体。

  对辩证法理论性质的上述理解说明,通过对形而上学本体的“辩证改造”和“辩证重构”,使它在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中重获思想生命,构成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的“问题意识”。与传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独断式理解相比,这种“辩证法化”了的形而上学本体将呈现出如下新的理论特质。

  首先,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僵死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内在超越、自我否定和自我创造的能动性的精神活动性。具有辩证本性的“本体”即“客观精神”既是“实体”,同时又是创造性的“主体”,因而它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个能动的生成过程。就像马克思所概括的:他“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0页)就此而言,这种“辩证法化”了的“本体”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本体的凝固性和僵化性而具有了内在生命创造力的生成本性。

  其次,形而上学本体将不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普遍性实体,而是一个由矛盾精神所主宰的、在彼此对立规定的否定性统一中所形成的“具体普遍性”。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作为“主体”,它是“单一的东西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黑格尔,1996年,第11页)。精神本体自身设立对立面,意味着它没有停留于“A=A”的抽象同一性,而是“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页),“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构成了“本体”的存在本性。因此,“辩证法化”的本体不再是把某一孤立环节绝对化并把它与其它环节知性对立起来的抽象同一性,而是由丰富的、多样性环节在矛盾关系和否定性运动中所形成的辩证整体,即是“有差别的规定的统一”(黑格尔,1980年,第182页)。

  第三,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形而上学本体也不再是高居于历史之上的超历史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和实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本体作为在“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中生成和发展的精神活动性,意味着“本体”具有“自由”本性,但“本体”的“自由”本性只有在“历史的必然性”中才能得到彰显和实现,“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通过发展,只有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和实现”(同上,第329页),“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同上,第56页)正是在各环节的历史展开中,“本体”的自由本性才得以不断深入地显现和实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学本体的矛盾原则和否定原则在深层所体现的是自由原则,同时也是历史性原则。

  毫无疑问,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本体”的上述理解是本体论观念的一场重大变革。如前所述,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把“本体”理解为抽象的、僵化的、一元性的、绝对化的不变实体,但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本体从凝固的“现成存在者”转变为生成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性,从抽象的同一性实体转换为在自我矛盾和否定中由丰富环节构成的“具体普遍性”,从超历史的“永恒实体”转换为在历史中构成和展现自身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黑格尔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新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本体论”。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所实现的这种本体论转换,哈贝马斯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黑格尔——引者注)最终革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把普遍同一性概念真正付诸实现”(哈贝马斯,第151页)。而这种“普遍同一性概念”之所以能得以实现,一是因为黑格尔“把‘一’理解为绝对主体,并且因此而把自律的主体性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二是因为他把“历史当作是调和‘一’和‘多’、无限和有限的中介”(同上)。伽达默尔同样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贡献在于通过思想的辩证运动来消解和融化自希腊以来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参见伽达默尔,1991年a):“黑格尔辩证法的意思就是直接通过矛盾的尖锐化跨进到矛盾统一的更高真理的过程。精神的力量就在于综合和中介一切矛盾”。(伽达默尔,1991年b)以辩证法来“革新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通过“中介思维的对立”和“扬弃现实的一切对立”,实现对于“本体”的变革性理解,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所欲完成的重大任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脱离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这一主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他那里,对辩证法权威的重振与其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建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他的精神辩证法即是其形而上学本体论;另一方面,他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即是其精神辩证法,或者说,就是以客观精神为载体的“辩证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的深入反思,是贯穿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之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疑是马克思辩证法和本体论思想的重要理论背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悬设的“本体”并没有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内在缺陷,相反,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都执着于一个“逻辑在先”的超感性的理念世界,意味着它在根本上仍从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范式,这决定了它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拯救和重建必然陷入自我挫败。

  在对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澄清、反思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追问直指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否如其所自认的那样,彻底克服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代表的理论范式?对此问题的不断深入反思,贯穿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述之中。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深入反省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黑格尔那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63页)。所谓从“逻辑本身的事物”而非“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所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本体”并把“事物本身的逻辑”贬为“现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范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同上,第250页)。再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与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明确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对“整个哲学”即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列,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症结即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关于黑格尔辩证法是“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0页)的论断,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同上,第202页)这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无异,都把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把握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又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所代表的思辨方法的思想本性,指出:按照这种思辨方法,“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同上,第601页)马克思所有这些论述,都聚焦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所蕴含的思想前提,它们表明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并没有真正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大传统”。不仅如此,它以辩证法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造,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强化了传统形而上学以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为内核的本体论范式和理论原则。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虽然以辩证法名世,却反而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大代表。

  以“辩证本体论”改造并替代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这本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初衷,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把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视为“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之上。这构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无法超越的界限,并因此决定了其本来意在消融传统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论的辩证法的自我否定、自我矛盾和历史性等理论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驯服。

  首先,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自我否定精神最终必然被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所窒息。黑格尔辩证法以自我否定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的僵死性和凝固性,赋予形而上学本体不断超越自身界限的“内在活动性”,这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重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意味着它在“肯定的东西中看到否定的东西”、在“永恒的存在中看到暂时性的东西”,尤其在其《精神现象学》中,辩证法“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的方式准备和加过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然而,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却使现实的人及其历史运动被还原和虚化为“思想本质”,以此为根据,所谓“否定”并不是对束缚和奴役人的现实生活的改变和超越,而是把“观念、思想、概念”视为“人们的真正枷锁”(同上,第515页)。因此,这种“否定”所克服的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幻影,而绝不会真正触动和改变现实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它对“异化”和“异化克服”的理解,本质上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各个环节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旋转,它“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因此,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但最终必然陷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理论结局。

  与此紧密相关,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自我矛盾原则也必然因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设定而无法真正彻底贯彻。黑格尔辩证法试图以自我矛盾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知性化的抽象同一性,使之获得了由对立环节的内在统一所构成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这无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巨大冲击。恩格斯指出,坚持“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4页)。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赋予精神本体“自己与自己相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实现自我否定的性质,从而使“对立面的内在统一”成为精神本体的本性和基本规定。然而,就其本性而言,逻辑理念世界终究是一个超感性的普遍性王国,在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异质性等矛盾中,不可避免地以前者为“真理”而牺牲后者,这决定了精神的矛盾运动的最终归宿是矛盾的统一和终结。辩证法的“自我矛盾”原则无法避免被“绝对精神”所消溶的命运:“绝对精神”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够消解和超越一切“对立”,从而达到无矛盾的“无对”,对此,伽达默尔说道:“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意识的经验运动必然导致一种不再有任何他物或异已物存在于自身之外的自我认识。对于他来说,经验的完成就是‘科学’,即自身在知识中的确实性。因此他用以思考经验的标准,就是自我认识的标准。这样,经验的辩证法必须以克服一切经验为告终”。(伽达默尔,1992年,第456页)而随着“一切经验的告终”,“矛盾”最后走向了“同一”,“矛盾”消失和被瓦解了。

  最后,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历史性原则也必然因逻辑理念世界的本体论设定而走向终结。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辩证法试图以历史性原则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的非历史性,这使得其拥有后者不可比拟的历史感,这集中体现在它以“精神劳动”为根据,“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这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及其发展的深刻理解,就此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重大超越。但是,以逻辑理念世界为本体论基础,辩证法所理解的“历史”本质是逻辑理念的各个环节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在其中,“起点”和“终点”形成了一个首尾相接的逻辑圆圈,恩格斯对此概括道:“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1页),这使得其产生了一种“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同上,第272页)。在逻辑理念世界的“独立王国”中,辩证法的历史原则最终窒息了自身。

  通过上述反思和批判,马克思获得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只有在理论前提处超越缠绕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传统形而上学幽灵,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本体论根基,寻求“辩证本体论”的新形态,“辩证法”才能在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中,真正实现哲学本体论的切实变革。

  祛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传统形而上学幽灵,消解黑格尔和哲学史上一切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共同执着的本体论前提,从而实现对“全部形而上学的颠覆”;同时,澄清和彰显辩证法的真实的本体论根基,通过重构“辩证本体论”,为本体论的当代重建开辟新的思想视野,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这是同一理论任务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

  在马克思看来,当黑格尔把“实体”视为“主体”并因此赋予形而上学“本体”以自我矛盾、自我否定和自我运动的历史性等辩证本性时,这里的“实体”和“主体”不应是以逻辑理念为核心的绝对精神主体,而是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为根据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主体。穿越层层意识形态的迷雾,发现并揭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和现实世界基础的重要地位,以此消解全部以往形而上学赖以存在的本体论根基,即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作为自足、自因和基础的独立王国的幻象,并阐明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这一真实本体的辩证性质,从而展现和建构一种新的“辩证本体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重大理论突破。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观点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实践活动是把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人的能动创造性内在统一在一起的活动,它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同时又克服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的能动性膨胀为“无人身的理性”的抽象性,是“人生在世”最基底的活动,由此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是人最本己的生活世界,它构成了逻辑理念世界的真实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论断既是对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为理解现实的“存在”奠定了全新的理论纲领。

  区别于黑格尔辩证法所设定的精神活动性本体,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活动拒绝把自然界理解为逻辑理念的外化,而是自觉地承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上,第209页),强调外在于人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明确说道:“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同上)。“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上,第161页)就此而言,实践活动一方面坚持外在于人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一重要的唯物主义前提;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同时是人的能动的活动:“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同上,第211页)。这表明实践又是人类实际地改变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活动的“感性对象性”和人的“理性能动性”,这似乎两极对立的矛盾关系在实践活动中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了“人生在世”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构成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基础。以此为根据,马克思强调把“现实”当做实践活动去理解,也就意味着,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一方面包含自然世界,自然界是人感性实践活动的对象,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抽象同一所呈现的“纯粹自然世界”又并非对人而言的“现实世界”。人的“现实世界”的生成,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中,把自然界转换和改造为对人具有现实性的存在。这即是说,人的现实世界,既包含“自然世界”,又包含“超自然”的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人的主观生命世界,脱离感性实践活动,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超自然的人的意识、情感、意志等人的主观生命世界,都不具有自足自因的现实性。人的“现实世界”具有两重矛盾的本性,它既不是像自然世界一样,在那里,纯粹的机械必然性一统天下;也不是纯粹的人的意识、意志和情感等构成的主观世界,在那里,脱离自然界的纯粹的主观性和理想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矛盾双方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否定性统一体。

  以上述对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自觉理解为根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形而上学把逻辑理念世界视为独立王国,把它设定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实质上是把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中的某一环节抽象和割裂出来,使之变成了自足自因并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的绝对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这实质是把精神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因而,传统形而上学的最为根本的迷误就在于把派生的存在当成了本体性存在,为自己虚构了一个“水晶宫”般纯净的抽象世界,从而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虚幻性和无根性。它们不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由于同样不懂得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因而它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只能用“客体”“直观”的方式这一抽象的极端取代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这另一个极端,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本体论。只有通过对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的自觉,才真正揭穿和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自足、自因的幻象。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揭示了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世界的辩证性质,呈现和展开了一种新型的“辩证本体论”。在它看来,实践活动作为人基底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具有“辩证本性”的活动,实践活动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作为人最具根源性的生活世界,是真正禀赋辩证本性的世界。对此的自觉澄清,不仅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执着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被消解,更代表着一种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本体论,也超越黑格尔“辩证本体论”的本体论新形态的呈现和展开。

  首先,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取代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所设定的绝对精神主体及其展开的逻辑理念世界,为辩证法的矛盾原则奠定了真正的本体论根基。如前所述,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感性对象性”和“理性能动性”这矛盾两极的否定性统一的活动,由它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既不是抽象的精神和无人身的理性成为绝对权威的纯粹逻辑观念世界,也不是由机械必然性主宰一切的无人身的纯粹自然界,而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感性与理性、因果性与目的性、必然性与自由性等相互矛盾的维度和因素在感性实践活动中所实现的否定性的统一体。这一点决定了要理解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就必须把握这一否定性统一体的矛盾本性。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对超感性的逻辑理念世界的执着,实质是把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这一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化约和还原为单极化的精神实体,以“超自然性”一极否定了“自然性”一极,因而是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分裂和瓦解。由于这一根本缺陷,虽然它努力通过赋予精神实体以自我矛盾的性质以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但其辩证法的矛盾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屈从于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而无法贯彻到底。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哲学通过对人的现实存在与现实世界这一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的自觉澄明,向人们表明:由于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矛盾本性,内在的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和解释原则,辩证法的自我矛盾原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自觉意识和理解,它奠基于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这一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因而具有不可被还原为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合法性根据。

  同样,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的现实世界构成了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的本体论基础。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否定和改变现存状况,从而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超越,这是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内在本性。如果说物的“现成性”代表着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和肯定性,它封闭于自身的固有规定而只能维持抽象的自我同一性,那么,不断否定和超出自身,在生存筹划活动中面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的空间,就构成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否定和克服现存事物对于人的存在发展的阻碍,从而向未来开辟自我超越和自我开放的空间,这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基本旨趣。这一点体现在人的现实世界,意味着“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0页),拒绝承认现存状态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不断否定其界限,创造更为美好的可能世界,是人的现实世界的内在追求。人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对它的自觉理解,必须超越抽象的凝固性和肯定性思维,寻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黑格尔试图赋予精神实体自我否定的辩证本性,以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知性和独断,但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黑格尔对逻辑理念这一绝对精神本体的执着,决定了其辩证法旨在“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没有‘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的原则,黑格尔的体系结构毫无疑问就会倒塌”。(阿多诺,第158页)与此不同,马克思哲学通过澄清和揭示了的现实存在和现实世界的自我否定和超越本性,为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以此为根据,“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自觉,马克思才完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资本逻辑”的彻底批判,辩证法的自我否定原则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和实现。

  实践活动作为人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性运动,同时意味着它是人的自我推动和创造的历史性活动,因此,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同样构成了辩证法历史性原则的本体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本源性生存方式,意味着人的生存不是由某种先验的逻辑本质所规定,而是存在于面向未来的历史性展开之中,可以说,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已经内在地蕴含着人的历史性规定,对此,马克思说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同时意味着人的现实世界的历史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同上,第540页)这表明,人的现实世界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构成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历史性运动中,人的现实世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正是与此相适应而形成的对此进行自觉把握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曾这样评价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贡献:“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这一方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的褒奖,是对它以一种异在的方式所把握的人在劳动中历史性生成本性的肯定;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自觉地意识到,黑格尔执着于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本体论前提,它所理解的劳动只是“精神的劳动”,因而“它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同上,第201页)。只有以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生成的现实世界为本体论根据,才能克服对人的历史生成的“抽象的逻辑的表达”,使辩证法真正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自我理解学说,从而为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确立真实的本体论根基。

  以上分析充分表明,以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辩证本性的自觉澄清和理解为基础,辩证法与本体论真正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辩证法成为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这一真实本体的自觉理解理论,本体论成为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生成和创造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观点,二者实质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在这种内在统一中,一方面,马克思哲学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所执着的逻辑理念世界这一抽象的本体论根据,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使之跃迁为现代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在充分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本体论”合理成果的同时,以关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本体论”取代了其关于逻辑理念及其运动的“辩证本体论”,在哲学史上实现了辩证法和本体论的双重变革。通过这一双重变革,马克思哲学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哲学本体论重构之路。我们认为,这一独特的思想道路对于在当代哲学的复杂语境中深入把握哲学本体论,乃至形而上学的当代命运,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以往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缺少对哲学史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本体论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理解,把辩证法从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关系中抽取出来,把它当成某种外在的形式方法,认为它可以运用到任何对象和内容之上。这种观点很显然不可能认真对待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并予以切实的探究。(参见吴晓明)另一种观点虽然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与本体论二者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但它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深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观念的影响,没能彻底摆脱直观的、朴素实在论的理论局限,因而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世界观变革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实质,对此,国内学界不少学者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参见孙正聿;白刚;张传开)近年来,随着《资本论》研究成为热点,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意义的阐发,寻求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意蕴的理解,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要切实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本体论意蕴,一个更具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深入哲学史,从思想根基和基本理论原则的层面,探讨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与本体论所实现的重大转换以及通过这种双重转换所建立的辩证法与本体论的内在统一关系。对此进行反思,正是本文的侧重点。

  原文参考文献:

  [1]阿多诺,1993年:《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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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孙正聿,2017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吴晓明,2018年:《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黑格尔与马克思》,载《哲学研究》第10期.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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