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Engels’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1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在75年的生命历程中,亲身感受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悉心清理资本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运动,并通过整理《资本论》手稿完成了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更借助工人运动有效地探索了超越资本的实践方式。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世界发生的很多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所产生的后续效应。而20世纪后期以来“消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的来临,不过是资本所带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趋势的最新体现。因此,恩格斯的资本批判依然有效,且具有不可超越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批判/人的解放/无产阶级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一直在进行,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对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越来越不熟悉,而在学术界关于他本人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解释和评价又一直存在着争议。有鉴于此,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依据恩格斯的著述,重新梳理他对资本时代“疾苦和病症”的批判与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索,进而重估其思想当代价值,就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通过亲身观察为资本时代“画像”

  恩格斯出生于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最大的公国——普鲁士著名的工业城市巴门(现德国伍珀塔尔市)的一个富商之家,钟鸣鼎食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他没有实现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大学深造的愿望,而是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但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为他打开了博大的世界视野,培育了他观察问题时的历史眼光和超越现实的坚强决心。

  不仅如此,青年恩格斯不同于父辈之处还在于,他对家族财富的积累和产业的壮大无所挂心,却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了故乡整体的社会状况。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却极为悬殊。一方面,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只占社会群体的极少数;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下层等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人本主义教育和普遍之爱的情怀,使他对现实产生了疑问、怀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

  后来恩格斯又被父亲派往“汉萨同盟”重要的城市和港口不莱梅学习做生意,而其最重要的经历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长达20余年的经商活动。在这过程中,他的身份、职业与其志趣和信念是矛盾的。他本身属于资本家阶层,代表着自己企业的利益;但他的人生定位却是“社会主义者”:“一个不属于劳工阶层的人却想方设法要改变劳工阶层的命运”。(cf.Haus)英国是资本时代的“典型”,曼彻斯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在那里有“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此,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页),进而写成其早期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作品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更从精神层面揭示了无产者的境遇: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社会上的教育设施与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可怜,工人阶层中只有少数子弟才勉强有机会上学就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去质量最差的学校,绝大多数儿童则只能在工厂或家里做工。而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强制劳动的体验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充分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这种“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状态,引发了社会严重的“堕落”现象,对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甚至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

  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穷人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可怕的贫困处境以及不堪的精神、道德状况无疑是时代的病症。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它们与宗教虔诚主义的愚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密切关联着,或者说这些社会因素的交叉作用使危机更为深重。在当时的欧洲,传统宗教仍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虔诚主义提供给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充满了虚妄、蒙昧和“倒错”。在恩格斯故乡的埃尔伯费尔德地区,“对待工人最坏的”是作为“虔诚派教徒”的工厂主们,他们把2500个学龄儿童中的1200人赶到工厂里做工,因为这比雇佣成年工人节省一半人力成本,却可以施加同样的劳动强度,进而赚取超额利润。对这种“违背天地良心”的残酷做法,他们并没有感到一丝愧疚。相反还“满不在乎”,他们自认为“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变坏堕落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而那些没有进工厂做工而是“侥幸”上了学的孩子,很多人进入的是教会学校,宗教教育成了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他们自小头脑里被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激发起他们对其他不同教派的仇恨和对本教狂热的迷信,相反,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的道德教育却严重缺乏。

  除此之外,恩格斯看到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权力分配及其思想控制更是严重的枷锁,到处是“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们”和“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恩格斯将这些人比喻为“笼罩着我们时代的曙光的乌云”。在这样的社会,真理与伪真理的境遇完全“错位”了,真理可贵,但命运多蹇,比较而言,伪真理却往往更为走运,一种“新东西……如果不属于那种圆通的伪真理就要受到压制”。同时,历史真相被歪曲甚至遭虚构:“企图把整整300年当作闯入禁区的涉险旅行、当作发热病时的梦呓从世界编年史中一笔勾销”,“自查理大帝以来登台亮相的各种思想,500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而这一切“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最新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斥着愚昧和无知,同“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同上,第106-108、112页)恩格斯的这些剖析既细致入微,又入木三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没有与马克思结识,但对照同一时期《莱茵报》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时评,不难看出,他们对时代病症的揭示如出一辙。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并且付诸笔墨,给资本时代画像,写下了这样“漂亮的罪孽录”。

  恩格斯认为,资本时代“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8页)关于资本制度的形成,有的论者从“人性”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是人的“欲望、自我中心和贪婪”扩展为社会行为而导致的结果;有的则从统治方式的变迁中进行考察,认为它深受政治人物治理观念的转变和强国发展战略调整的支配和影响。而恩格斯所从事的纺织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为他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样本和新的思路,即资本制度的建立基于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生产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有赖于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于工厂制度,则是由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变革促成的。

  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早梳理现代工业发展进程的思想家之一。在多部著述中,他极其详尽地清点了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机器发明及其对纺织业的重要影响,以及由此所确立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特征。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靠人力手摇带动锭子纺纱,比旧式纺纱机的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也降低了纱的价格,为工厂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68年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使用机械动力,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使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扩展。1785年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同时理查·阿克莱制造的梳棉机和粗纺机问世,使“工厂制度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1787年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纺织机,后经过多次改进,1801年获得实际应用;到19世纪初,所有纺织机器都采用了詹姆斯·瓦特于1764年发明的蒸汽机作为动力,从而引起了纺织工业的巨大变革。①纺织业领域的这种“范本”所发挥的效应是,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生产的迅速发展。恩格斯将工厂制度与机器发明和生产发展紧密关联起来考察的思路,为以历史唯物主义方式探究资本起源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最终资本制度借助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建立起来并重新塑造和改变了世界。就工人个体来说,为取得每天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能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成为资本国家不同企业共同的行为,资本制度由生产向商业、贸易等领域渗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至于恩格斯感到“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更重要的是,资本制度也在不断地“创新”和自我改变。恩格斯写作并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在1844-1845年,而到1892年这一著述德文第二版问世时,恩格斯特别注意到,历经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即越到后来它“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特别是在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城市,“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那些狡猾手段”都“失灵了”。为此,资本家就不得不做出变通,实行“一系列改良措施”,使“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比如,改善工业化初期那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肮脏的环境和恶劣的居住状况,废除实物工资制,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缓解劳资矛盾和对立,等等。当然,恩格斯更深刻地指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6-368页)

  二、参与完成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

  资本批判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要解释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厘清资本制度形成的历史环节和现实机制,还需要从理论上勾画和建构起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布展”的逻辑和“抽象—具体”体系。这是最为艰难的思想创造。也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写作成为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工作。遗憾的是,尽管完成了《资本论》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资本逻辑和体系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年、1894年正式出版时,作者虽然仍单独署着马克思的名字,但就实际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原始手稿笔迹的辨认者和成型章节的编排者,即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公允和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他也是这两卷所关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阐释者和建构者。(参见聂锦芳)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如此清晰的思路、详实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框架,在马克思去世时留下的庞大的手稿中根本不是显性存在着的,相反,诚如文献专家所感叹的,“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的手稿时面临的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5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提供的文献,有关第二卷的手稿有19份,包括MEGA第4卷第1册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册中的6份手稿(其中3份专门属于第二卷的内容,另外3份既关涉第二卷也关涉第三卷)、第11卷中的10份手稿和同卷“学术资料”中刊发的2条札记。总之,“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即使其中存在一些经过校订的文稿,大多数也变得陈旧了。有的理论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是作了一些提示。马克思搜集了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但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系统的加工整理了。有些章的结尾,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而且阐述得还不完整。至于第三卷,MEGA第二部分刊出的手稿有17份,包括第4卷第2册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册中的10份手稿(其中7份专门属于第三卷的内容,另外3份既关涉第二卷也关涉第三卷)、第14卷中的6份手稿。而在这些庞杂的材料中,只有一个贯通全卷内容的初稿,而且极不完整。马克思只撰写并从文字上推敲过第三卷每一篇的开头部分,但越往下留存下来的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还有很多离开论题罗列出的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其最终位置则需要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很多表述是按照思想形成时的原始状况写作的,并不是从原理上进行的阐发。此外,马克思笔迹的难以辨别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是“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特别是恩格斯发现,在许多地方,笔迹情形和叙述方式甚至能清楚地显示出马克思当时具体的写作状态,比如由于劳累过度而病情发作乃至加重,使得起先独自进行的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至于完全无法正常展开;当然,也会遭遇问题的盘根错节,以及新材料和新情况对既往理解和论证构成的障碍和挑战。

  很显然,面对马克思手稿这样的状况,要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和付印工作,使其“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恩格斯披沙炼金,首先将马克思大量的手稿围绕第二、三卷的内容和主题进行归类、编号,接着对所选手稿进行字迹辨认和誊抄,最后进入艰难的编辑程序——MEGA编辑曾将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总结成6大类19项,包括:“改变原文的编排”(划分章节、调整位置、把插入部分编入正文、把脚注变为正文、修改关于结构计划的表述)、“扩展原文”(内容上的补充、增补新出现的材料)、“删除一些段落”、“处理重复的地方”、“润色原文”(分段、合并段落或增加铺垫语、取消着重号)、“订正”(订正内容、统一概念术语、修辞改动、核准计算数字、复核、补充和翻译引文)。(vgl.MEGA II/14,2003,S.407)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理解问题。MEGA第二部分第12卷“学术资料卷”提供了“构成比较”(Gliederungsvergleich)、“出处一览”(Provenienverzeichnis)和“出入一览”(Verzeichnis der Texabweichungen)三个对照表,罗列和对比了恩格斯刊印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5000余处存在差异的地方。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改动”和“修改”的性质呢?恩格斯有“曲解”乃至“篡改”马克思原意的地方吗?仅举两个被认为是“重大的修正”的例子简略说明: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原稿的标题是“总过程的各种形态”(Die Gestaltungen des Gesammtprozesses),恩格斯的刊印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Gesam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按照笔者的理解,这里之所以加修饰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的初稿是简略的表述,将其遗漏了,另一方面是恩格斯综合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而将这种生产方式定型化为“资本主义的”,这充分体现了第三卷所具有的总结的性质。至于有文献专家认为,“形态”一词是第三卷的关键,恩格斯将其删掉是一种“误导性的改变”(《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6页),鉴于突出“总过程”并不意味着抹煞或无视构成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形式”,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有点过分了。再比如第三卷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中“Ⅰ.概论”最后一句话“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9页)在马克思的原稿中“崩溃”一词用的是Klappen,恩格斯将其改为Zusammenbruch了。(vgl.MEGA II/15,2004,S.243)有的论者认为,前者的意义弱于后者,马克思表达的是尚未达到“崩溃”程度的“动摇”,而恩格斯的改动使其含义强化了。而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对这个短语的理解也不相同”,除了认为二者在强弱程度上有所差异外,也有很多人认为两个短语的意义完全一致。(参见《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50页)至于有的论者声称,恩格斯的改动“鼓舞了第二国际中主张‘崩溃论’的理论家(如考茨基)”(Vollgraf and Jungnickel,p.62),笔者只能说这样的引申和发挥是太过于联想了。但不论怎样,以上事例都不足以支撑将二人的关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正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进而得出“对立论”(dichotomy)的判断。

  因此,客观的结论应当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忠实而准确地呈现在恩格斯编辑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恩格斯编辑的……应当被看作马克思的”。可以说,《资本论》这部巨著最终由恩格斯整理完成,这是资本批判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可以设想,如果缺少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所涉及内容的探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既不可能建构起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关于资本逻辑及其体系结构的理论大厦,更难以准确地体现和反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资本社会的变迁并进而给予深刻的透视。

Engels’ Critique of Capital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01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在75年的生命历程中,亲身感受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悉心清理资本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运动,并通过整理《资本论》手稿完成了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更借助工人运动有效地探索了超越资本的实践方式。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世界发生的很多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所展开的一系列工作所产生的后续效应。而20世纪后期以来“消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的来临,不过是资本所带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趋势的最新体现。因此,恩格斯的资本批判依然有效,且具有不可超越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批判/人的解放/无产阶级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一直在进行,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对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越来越不熟悉,而在学术界关于他本人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解释和评价又一直存在着争议。有鉴于此,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依据恩格斯的著述,重新梳理他对资本时代“疾苦和病症”的批判与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索,进而重估其思想当代价值,就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通过亲身观察为资本时代“画像”

  恩格斯出生于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最大的公国——普鲁士著名的工业城市巴门(现德国伍珀塔尔市)的一个富商之家,钟鸣鼎食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他没有实现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大学深造的愿望,而是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但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为他打开了博大的世界视野,培育了他观察问题时的历史眼光和超越现实的坚强决心。

  不仅如此,青年恩格斯不同于父辈之处还在于,他对家族财富的积累和产业的壮大无所挂心,却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了故乡整体的社会状况。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却极为悬殊。一方面,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只占社会群体的极少数;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下层等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人本主义教育和普遍之爱的情怀,使他对现实产生了疑问、怀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

  后来恩格斯又被父亲派往“汉萨同盟”重要的城市和港口不莱梅学习做生意,而其最重要的经历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长达20余年的经商活动。在这过程中,他的身份、职业与其志趣和信念是矛盾的。他本身属于资本家阶层,代表着自己企业的利益;但他的人生定位却是“社会主义者”:“一个不属于劳工阶层的人却想方设法要改变劳工阶层的命运”。(cf.Haus)英国是资本时代的“典型”,曼彻斯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在那里有“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此,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页),进而写成其早期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作品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更从精神层面揭示了无产者的境遇: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社会上的教育设施与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可怜,工人阶层中只有少数子弟才勉强有机会上学就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去质量最差的学校,绝大多数儿童则只能在工厂或家里做工。而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强制劳动的体验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充分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这种“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状态,引发了社会严重的“堕落”现象,对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甚至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

  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穷人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可怕的贫困处境以及不堪的精神、道德状况无疑是时代的病症。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它们与宗教虔诚主义的愚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密切关联着,或者说这些社会因素的交叉作用使危机更为深重。在当时的欧洲,传统宗教仍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虔诚主义提供给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充满了虚妄、蒙昧和“倒错”。在恩格斯故乡的埃尔伯费尔德地区,“对待工人最坏的”是作为“虔诚派教徒”的工厂主们,他们把2500个学龄儿童中的1200人赶到工厂里做工,因为这比雇佣成年工人节省一半人力成本,却可以施加同样的劳动强度,进而赚取超额利润。对这种“违背天地良心”的残酷做法,他们并没有感到一丝愧疚。相反还“满不在乎”,他们自认为“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变坏堕落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而那些没有进工厂做工而是“侥幸”上了学的孩子,很多人进入的是教会学校,宗教教育成了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他们自小头脑里被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激发起他们对其他不同教派的仇恨和对本教狂热的迷信,相反,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的道德教育却严重缺乏。

  除此之外,恩格斯看到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权力分配及其思想控制更是严重的枷锁,到处是“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们”和“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恩格斯将这些人比喻为“笼罩着我们时代的曙光的乌云”。在这样的社会,真理与伪真理的境遇完全“错位”了,真理可贵,但命运多蹇,比较而言,伪真理却往往更为走运,一种“新东西……如果不属于那种圆通的伪真理就要受到压制”。同时,历史真相被歪曲甚至遭虚构:“企图把整整300年当作闯入禁区的涉险旅行、当作发热病时的梦呓从世界编年史中一笔勾销”,“自查理大帝以来登台亮相的各种思想,500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而这一切“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最新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斥着愚昧和无知,同“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同上,第106-108、112页)恩格斯的这些剖析既细致入微,又入木三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没有与马克思结识,但对照同一时期《莱茵报》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时评,不难看出,他们对时代病症的揭示如出一辙。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并且付诸笔墨,给资本时代画像,写下了这样“漂亮的罪孽录”。

  恩格斯认为,资本时代“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8页)关于资本制度的形成,有的论者从“人性”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是人的“欲望、自我中心和贪婪”扩展为社会行为而导致的结果;有的则从统治方式的变迁中进行考察,认为它深受政治人物治理观念的转变和强国发展战略调整的支配和影响。而恩格斯所从事的纺织业生产和商品贸易为他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样本和新的思路,即资本制度的建立基于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生产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有赖于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于工厂制度,则是由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变革促成的。

  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早梳理现代工业发展进程的思想家之一。在多部著述中,他极其详尽地清点了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机器发明及其对纺织业的重要影响,以及由此所确立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特征。1764年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靠人力手摇带动锭子纺纱,比旧式纺纱机的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也降低了纱的价格,为工厂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68年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使用机械动力,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使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扩展。1785年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同时理查·阿克莱制造的梳棉机和粗纺机问世,使“工厂制度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1787年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纺织机,后经过多次改进,1801年获得实际应用;到19世纪初,所有纺织机器都采用了詹姆斯·瓦特于1764年发明的蒸汽机作为动力,从而引起了纺织工业的巨大变革。①纺织业领域的这种“范本”所发挥的效应是,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生产的迅速发展。恩格斯将工厂制度与机器发明和生产发展紧密关联起来考察的思路,为以历史唯物主义方式探究资本起源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最终资本制度借助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建立起来并重新塑造和改变了世界。就工人个体来说,为取得每天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能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成为资本国家不同企业共同的行为,资本制度由生产向商业、贸易等领域渗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至于恩格斯感到“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更重要的是,资本制度也在不断地“创新”和自我改变。恩格斯写作并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在1844-1845年,而到1892年这一著述德文第二版问世时,恩格斯特别注意到,历经近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即越到后来它“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特别是在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城市,“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那些狡猾手段”都“失灵了”。为此,资本家就不得不做出变通,实行“一系列改良措施”,使“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比如,改善工业化初期那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肮脏的环境和恶劣的居住状况,废除实物工资制,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缓解劳资矛盾和对立,等等。当然,恩格斯更深刻地指出,“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6-368页)

  二、参与完成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

  资本批判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要解释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厘清资本制度形成的历史环节和现实机制,还需要从理论上勾画和建构起资本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布展”的逻辑和“抽象—具体”体系。这是最为艰难的思想创造。也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写作成为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工作。遗憾的是,尽管完成了《资本论》大部分初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但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也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对资本逻辑和体系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年、1894年正式出版时,作者虽然仍单独署着马克思的名字,但就实际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原始手稿笔迹的辨认者和成型章节的编排者,即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公允和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他也是这两卷所关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阐释者和建构者。(参见聂锦芳)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如此清晰的思路、详实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框架,在马克思去世时留下的庞大的手稿中根本不是显性存在着的,相反,诚如文献专家所感叹的,“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的手稿时面临的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5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以下简称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提供的文献,有关第二卷的手稿有19份,包括MEGA第4卷第1册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册中的6份手稿(其中3份专门属于第二卷的内容,另外3份既关涉第二卷也关涉第三卷)、第11卷中的10份手稿和同卷“学术资料”中刊发的2条札记。总之,“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即使其中存在一些经过校订的文稿,大多数也变得陈旧了。有的理论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是作了一些提示。马克思搜集了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但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系统的加工整理了。有些章的结尾,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而且阐述得还不完整。至于第三卷,MEGA第二部分刊出的手稿有17份,包括第4卷第2册中的1份手稿、同卷第3册中的10份手稿(其中7份专门属于第三卷的内容,另外3份既关涉第二卷也关涉第三卷)、第14卷中的6份手稿。而在这些庞杂的材料中,只有一个贯通全卷内容的初稿,而且极不完整。马克思只撰写并从文字上推敲过第三卷每一篇的开头部分,但越往下留存下来的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还有很多离开论题罗列出的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其最终位置则需要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很多表述是按照思想形成时的原始状况写作的,并不是从原理上进行的阐发。此外,马克思笔迹的难以辨别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是“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特别是恩格斯发现,在许多地方,笔迹情形和叙述方式甚至能清楚地显示出马克思当时具体的写作状态,比如由于劳累过度而病情发作乃至加重,使得起先独自进行的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至于完全无法正常展开;当然,也会遭遇问题的盘根错节,以及新材料和新情况对既往理解和论证构成的障碍和挑战。

  很显然,面对马克思手稿这样的状况,要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和付印工作,使其“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恩格斯披沙炼金,首先将马克思大量的手稿围绕第二、三卷的内容和主题进行归类、编号,接着对所选手稿进行字迹辨认和誊抄,最后进入艰难的编辑程序——MEGA编辑曾将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总结成6大类19项,包括:“改变原文的编排”(划分章节、调整位置、把插入部分编入正文、把脚注变为正文、修改关于结构计划的表述)、“扩展原文”(内容上的补充、增补新出现的材料)、“删除一些段落”、“处理重复的地方”、“润色原文”(分段、合并段落或增加铺垫语、取消着重号)、“订正”(订正内容、统一概念术语、修辞改动、核准计算数字、复核、补充和翻译引文)。(vgl.MEGA II/14,2003,S.407)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理解问题。MEGA第二部分第12卷“学术资料卷”提供了“构成比较”(Gliederungsvergleich)、“出处一览”(Provenienverzeichnis)和“出入一览”(Verzeichnis der Texabweichungen)三个对照表,罗列和对比了恩格斯刊印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5000余处存在差异的地方。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改动”和“修改”的性质呢?恩格斯有“曲解”乃至“篡改”马克思原意的地方吗?仅举两个被认为是“重大的修正”的例子简略说明:

  《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原稿的标题是“总过程的各种形态”(Die Gestaltungen des Gesammtprozesses),恩格斯的刊印改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Gesammtproz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按照笔者的理解,这里之所以加修饰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的初稿是简略的表述,将其遗漏了,另一方面是恩格斯综合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而将这种生产方式定型化为“资本主义的”,这充分体现了第三卷所具有的总结的性质。至于有文献专家认为,“形态”一词是第三卷的关键,恩格斯将其删掉是一种“误导性的改变”(《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6页),鉴于突出“总过程”并不意味着抹煞或无视构成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形式”,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有点过分了。再比如第三卷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中“Ⅰ.概论”最后一句话“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9页)在马克思的原稿中“崩溃”一词用的是Klappen,恩格斯将其改为Zusammenbruch了。(vgl.MEGA II/15,2004,S.243)有的论者认为,前者的意义弱于后者,马克思表达的是尚未达到“崩溃”程度的“动摇”,而恩格斯的改动使其含义强化了。而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对这个短语的理解也不相同”,除了认为二者在强弱程度上有所差异外,也有很多人认为两个短语的意义完全一致。(参见《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第50页)至于有的论者声称,恩格斯的改动“鼓舞了第二国际中主张‘崩溃论’的理论家(如考茨基)”(Vollgraf and Jungnickel,p.62),笔者只能说这样的引申和发挥是太过于联想了。但不论怎样,以上事例都不足以支撑将二人的关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正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进而得出“对立论”(dichotomy)的判断。

  因此,客观的结论应当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忠实而准确地呈现在恩格斯编辑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恩格斯编辑的……应当被看作马克思的”。可以说,《资本论》这部巨著最终由恩格斯整理完成,这是资本批判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可以设想,如果缺少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所涉及内容的探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既不可能建构起作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关于资本逻辑及其体系结构的理论大厦,更难以准确地体现和反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资本社会的变迁并进而给予深刻的透视。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思问哲学网 » 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分享到: 生成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