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及其历史意蕴

The “Active Principle” of Marx’s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1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时,确立了自己基于实践这一原初立场的“能动原则”。它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可以追溯至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以至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摒弃了这种绝对性的唯心主义陷阱,把它理解为实践辩证法的固有性质。作为辩证逻辑,辩证法体现着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统一,由此决定了它必须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表征为能动性的主体和主体性,除了绝对性的含义之外,还在相对性的意义上成立。这种相对性含义乃是绝对性的展开了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形式。“能动原则”的历史意蕴,在于实践对于人类历史本身的能动建构及其完成。具体地说,主要表现为“为我关系”的生成和消解、能动与受动的对立和扬弃、资本所表达的劳动的生产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解构等等诸方面。因此,“能动原则”也就变成了历史原则,它为人的实践创造和建构人类历史提供内在根据和理由。

  When Marx criticized the old materialism,idealism and their opposition,he established his “active principle” which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position of practice.The subjectivity it embodies has absoluteness.This absoluteness can be traced back to Hegel’s “substance is subject” and even to Spinoza’s “substance” category.But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Marx abandoned this idealism trap of absoluteness,and understood it a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practical dialectics.As a dialectical logic,dialectics embodies the unity of thinking form and thinking content,which determines that it must be rooted in human existence.Subject and subjectivity,represented as activity,established standing in the sense of relativity in addition to absoluteness.This relativity is the expanded logical and historical form of absolute.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active principle” lie in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completion of human history by practice.To be specific,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becoming and dissolution of “exists for me relationship”,the opposition and sublation between activity and suffering,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expressed by capital,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social revolution,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so on.Therefore,the “active principle” has become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which provides the internal basis and reason for human practice to create and construct human history.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能动原则/实践/辩证法/主体性/历史意蕴  Marxist philosophy/Active principle/Practice/Dialectics/Subjectivity/Historical implications

 

  一、“唯物-唯心”之争是偏离“能动原则”的结果

  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人的感性活动而言,如果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不及”,那么唯心主义则是“过”,而“过犹不及”;因为它们一个未能“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亦即没有达到“能动的方面”,另一个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确立并恪守的立场乃是“中道”,即“能动原则”本身。他立足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①,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采取扬弃的态度,寻求“合题”。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自己建构的“新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确认,从而形成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②,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③。

  马克思提出的“能动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亦即最后一条中得到了落实,即由“解释世界”回归到“改变世界”。“改变”是能动的、积极的、实践性的,因为它只有诉诸人的感性活动这一“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才是可能的;而“解释”则是静观式的外在于对象的,从而是受动的、消极的、理论性的态度。这种首尾一贯的逻辑线索,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完整脉络。

  梅林曾指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里面发现了他在学生时代从唯物主义的始祖之一德谟克利特那里发现的同样缺点:缺乏‘能动的原则’。”④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态度是有原则差别的。正如梅林所说的,“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所以对德谟克利特有反感,就是因为后者缺乏‘能动的原则’……德谟克利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直观的形式去加以考察,而不是主观地,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去加以考察。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吸引着马克思的正是使这位哲学家大胆地奋起反对宗教压力的‘能动的原则’”⑤。“能动原则”与其说是梅林对伊壁鸠鲁哲学特点的概括,倒不如说是他根据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特点对伊壁鸠鲁哲学所作的一种追溯性的确认更恰当。

  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唯心主义又是怎样“抽象地发展”的呢?如果说马克思所批评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代表则是黑格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⑥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精神”在黑格尔那里都变成了人不在场的抽象的规定,从而离开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和“精神”的统一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的统一,而非基于人的感性活动而达成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批评道:“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⑦;‘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⑧。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所谓“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性”的典型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哲学“设定人=自我意识”⑨,这一等式意味着“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⑩。如此一来,“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11)。这就必然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塑造的人的现实的存在。马克思强调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这无疑是直接针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批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对于马克思的“能动原则”来说,如果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偏执,那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偏执。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固然是针对黑格尔所作的批评,但也同样适用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就明确指出:在费尔巴哈看来,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如果出现存在与本质的不一致,那也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一种反常现象罢了。但是,马克思说:“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不能忍受这种不幸,他们将“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13)。可是,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4)费尔巴哈同样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去看待自然界,自然界因此而沦为一种抽象的规定,这样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15)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必然面临的命运。

  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未能真正地理解基于人的感性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能动原则。因此,它们都误解并偏离了这一原则。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和克服这两种偏执中确立起自己的独特哲学立场的。

  二、“能动原则”在主体性的存在论含义上成立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主张并坚持的“能动原则”,不是在对象性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是在实践的原初性意义上亦即在绝对的主体性意义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绝对的主体性,乃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追根溯源,黑格尔的概念又源自斯宾诺莎。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改造成了主体,这个意义上的主体,乃绝对之主体,它不是那种在与客体相互对待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有限规定。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也是在绝对的主体这个意义上成立的。

  在一定意义上,实践的绝对主体性是通过辩证法的自我决定体现出来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16)实体或主体一开始是作为“单一的东西”确立起来的,这种混沌未分的规定之“单一性”,只有作为绝对的规定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辩证法的出发点就是绝对的主体性。它决定了“辩证法的本性——就是说它自己决定自己”(17)。因此,它开辟的是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18)。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19)。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固然源自斯宾诺莎,但又是对其实体说的改造和超越。黑格尔甚至说,“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20)。关于实体,斯宾诺莎指出:“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21)。在斯宾诺莎看来,“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绝对无限的”(22)。而且正因此“实体”才是自因的。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23)。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自因这个概念就是真正的无限性。”(24)而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也就是“绝对”。他说:“这个体系的实体,是一个实体,一个不可分离的总体;没有一个规定性不是包含并消解于这个绝对物之中。”(25)

  由此可见,实践本身的这种能动性是绝对的能动性。我们可以溯及黑格尔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的改造,即绝对主体性的确立;但马克思彻底摈弃了其“醉醺醺的思辨”之“原罪”,把它建立在比心与物二分之出现更为源始的基础上。黑格尔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26)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具有自足性,它是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因此才是能动的;再者,它又是绝对的。可以说,实体正是通过能动的自我建构而把自身证成为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自足的,因为它是通过“建立自身的运动”展开并完成的,因而又是绝对的。正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主观性(又译主体性,即德文 ,下同——引者注)一词并不仅限于指那与客观实质或事情(Sache)对立的坏的有限的主观性而言。反之,真正讲来,主观性是内在于客观事情的,因此这种意义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客观事情本身的真理。”(27)黑格尔在此甄别了相对意义上的主体性和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性。他在确立其哲学的根基时所谓的主体或主体性,乃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成立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说的“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8),这个“主体方面”,即是绝对的主体性之含义。马克思批评说:“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29)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的这种“颠倒”,而是把“现实主体”作为主词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主体”的绝对性却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哲学建构的内在需要。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体”,就是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成立并使用的,它构成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的基础。

  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实践本身就构成能动原则的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出发,也可以说实践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作为一个哲学原则,实践的界限的意义就在于它构成唯物与唯心“过犹不及”的判准或尺度。而且,按马克思的观点,唯物与唯心及其对立得以消解的真实基础,也隐含在实践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30)。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1)套用维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实践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不是唯我论,而是为了确立绝对意义上的主体而必须先行地确立的原初基础。正是通过这一原初基础的奠基,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黑格尔,如前面所引证过的那句话:“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2);另一方面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费尔巴哈,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3)。显然,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界”,都是离开了实践及其建构的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因而对于人来说便是“无”。在这里,实践之界限的意义至为明显。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身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实现其存在”的过程才能被“在”出来。离开了人的积极的存在这一“能动的原则”,人也就无法实现或证成他的本质(34)。因此,马克思说:“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5)。这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只有作为人的能动建构的活动之产物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只能作为“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6)

  一切非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宿命的。因为它仅仅受制于因果必然性的支配,是“本质先于实存”的。由原因到结果的展开,不过是从潜在到显在的过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它仍然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37)这也就是说,它是“是其所是”的。与此不同,人的存在则是积极的、超越性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从始态到终态乃是由无到有的展开,因此,其结果总是大于原因,这意味着结果中总是包含着原因中所没有的规定,从而是“实存先于本质”的,在此意义上,它是“发明”性的,而非“发现”性的。这正是人的存在的创造性所在。这样一种存在方式,是不能用知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来规范和把握的。这也正是何以把“人”设想为“物”去加以研究必将陷入误区的一个根本原因。人的存在是“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的。这是人本学意义上的时间性同物理学意义上的历时性之本质分野所在。

  因此,作为超越性的存在,人同动物式的宿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固然有其宿命的一面,就像马克思谈到的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无法任意选择,而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但同其他的一切动物相比,人除了宿命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的一面。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所赋予人的生物学限制的动物。而这决不是抽象地实现的,而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唯一能够“犯错误”的动物,这恰恰是创造性的代价。人类的一切文化的积累,虽然都是以守成的形式呈现的,却是积淀并凝结着既往创造的成果。人的能动性的根本表现就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超验性,即通过感性活动对现存经验世界的不断突破和超越。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由人的活动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这一思想源自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8);而“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39),正是在劳动对人的存在的能动建构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就像马尔库塞说的:“作为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其自身存在的自由主体。”(40)人的最具有前提意义的创造性,就在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是生成性的,而不是预成的。生成性意味着真正的时间性的来临,即历史地存在。赫尔德明确提出,“人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起源”(4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更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无非就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能动原则具有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The “Active Principle” of Marx’s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作者简介: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21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时,确立了自己基于实践这一原初立场的“能动原则”。它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性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可以追溯至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以至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但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摒弃了这种绝对性的唯心主义陷阱,把它理解为实践辩证法的固有性质。作为辩证逻辑,辩证法体现着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统一,由此决定了它必须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表征为能动性的主体和主体性,除了绝对性的含义之外,还在相对性的意义上成立。这种相对性含义乃是绝对性的展开了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形式。“能动原则”的历史意蕴,在于实践对于人类历史本身的能动建构及其完成。具体地说,主要表现为“为我关系”的生成和消解、能动与受动的对立和扬弃、资本所表达的劳动的生产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解构等等诸方面。因此,“能动原则”也就变成了历史原则,它为人的实践创造和建构人类历史提供内在根据和理由。

  When Marx criticized the old materialism,idealism and their opposition,he established his “active principle” which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position of practice.The subjectivity it embodies has absoluteness.This absoluteness can be traced back to Hegel’s “substance is subject” and even to Spinoza’s “substance” category.But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Marx abandoned this idealism trap of absoluteness,and understood it a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practical dialectics.As a dialectical logic,dialectics embodies the unity of thinking form and thinking content,which determines that it must be rooted in human existence.Subject and subjectivity,represented as activity,established standing in the sense of relativity in addition to absoluteness.This relativity is the expanded logical and historical form of absolute.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active principle” lie in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and its completion of human history by practice.To be specific,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becoming and dissolution of “exists for me relationship”,the opposition and sublation between activity and suffering,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expressed by capital,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social revolution,the self-deconstruc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and so on.Therefore,the “active principle” has become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which provides the internal basis and reason for human practice to create and construct human history.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能动原则/实践/辩证法/主体性/历史意蕴  Marxist philosophy/Active principle/Practice/Dialectics/Subjectivity/Historical implications

 

  一、“唯物-唯心”之争是偏离“能动原则”的结果

  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相对于人的感性活动而言,如果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是“不及”,那么唯心主义则是“过”,而“过犹不及”;因为它们一个未能“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亦即没有达到“能动的方面”,另一个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确立并恪守的立场乃是“中道”,即“能动原则”本身。他立足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①,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对立采取扬弃的态度,寻求“合题”。马克思把“实践”作为自己建构的“新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确认,从而形成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②,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③。

  马克思提出的“能动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亦即最后一条中得到了落实,即由“解释世界”回归到“改变世界”。“改变”是能动的、积极的、实践性的,因为它只有诉诸人的感性活动这一“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才是可能的;而“解释”则是静观式的外在于对象的,从而是受动的、消极的、理论性的态度。这种首尾一贯的逻辑线索,构成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完整脉络。

  梅林曾指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里面发现了他在学生时代从唯物主义的始祖之一德谟克利特那里发现的同样缺点:缺乏‘能动的原则’。”④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态度是有原则差别的。正如梅林所说的,“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所以对德谟克利特有反感,就是因为后者缺乏‘能动的原则’……德谟克利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直观的形式去加以考察,而不是主观地,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去加以考察。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吸引着马克思的正是使这位哲学家大胆地奋起反对宗教压力的‘能动的原则’”⑤。“能动原则”与其说是梅林对伊壁鸠鲁哲学特点的概括,倒不如说是他根据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特点对伊壁鸠鲁哲学所作的一种追溯性的确认更恰当。

  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那么唯心主义又是怎样“抽象地发展”的呢?如果说马克思所批评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代表则是黑格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⑥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精神”在黑格尔那里都变成了人不在场的抽象的规定,从而离开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和“精神”的统一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的统一,而非基于人的感性活动而达成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批评道:“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⑦;‘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⑧。这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所谓“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性”的典型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哲学“设定人=自我意识”⑨,这一等式意味着“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⑩。如此一来,“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11)。这就必然离开了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所塑造的人的现实的存在。马克思强调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这无疑是直接针对黑格尔哲学所作的批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对于马克思的“能动原则”来说,如果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偏执,那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偏执。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与人的存在相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固然是针对黑格尔所作的批评,但也同样适用于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就明确指出:在费尔巴哈看来,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如果出现存在与本质的不一致,那也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一种反常现象罢了。但是,马克思说:“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不能忍受这种不幸,他们将“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13)。可是,马克思指出:“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4)费尔巴哈同样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去看待自然界,自然界因此而沦为一种抽象的规定,这样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15)这就是费尔巴哈哲学必然面临的命运。

  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未能真正地理解基于人的感性活动所建立起来的能动原则。因此,它们都误解并偏离了这一原则。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和克服这两种偏执中确立起自己的独特哲学立场的。

  二、“能动原则”在主体性的存在论含义上成立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主张并坚持的“能动原则”,不是在对象性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是在实践的原初性意义上亦即在绝对的主体性意义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绝对的主体性,乃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追根溯源,黑格尔的概念又源自斯宾诺莎。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改造成了主体,这个意义上的主体,乃绝对之主体,它不是那种在与客体相互对待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有限规定。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也是在绝对的主体这个意义上成立的。

  在一定意义上,实践的绝对主体性是通过辩证法的自我决定体现出来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漠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16)实体或主体一开始是作为“单一的东西”确立起来的,这种混沌未分的规定之“单一性”,只有作为绝对的规定才是可能的。由此可见,辩证法的出发点就是绝对的主体性。它决定了“辩证法的本性——就是说它自己决定自己”(17)。因此,它开辟的是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18)。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种内在的超越”(19)。

  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思想固然源自斯宾诺莎,但又是对其实体说的改造和超越。黑格尔甚至说,“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作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20)。关于实体,斯宾诺莎指出:“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21)。在斯宾诺莎看来,“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绝对无限的”(22)。而且正因此“实体”才是自因的。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essentia)即包含存在(existentia),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23)。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自因这个概念就是真正的无限性。”(24)而在黑格尔看来,“实体”也就是“绝对”。他说:“这个体系的实体,是一个实体,一个不可分离的总体;没有一个规定性不是包含并消解于这个绝对物之中。”(25)

  由此可见,实践本身的这种能动性是绝对的能动性。我们可以溯及黑格尔对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范畴的改造,即绝对主体性的确立;但马克思彻底摈弃了其“醉醺醺的思辨”之“原罪”,把它建立在比心与物二分之出现更为源始的基础上。黑格尔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26)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实体具有自足性,它是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原则建构起来的,因此才是能动的;再者,它又是绝对的。可以说,实体正是通过能动的自我建构而把自身证成为主体。这个主体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自足的,因为它是通过“建立自身的运动”展开并完成的,因而又是绝对的。正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主观性(又译主体性,即德文 ,下同——引者注)一词并不仅限于指那与客观实质或事情(Sache)对立的坏的有限的主观性而言。反之,真正讲来,主观性是内在于客观事情的,因此这种意义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客观事情本身的真理。”(27)黑格尔在此甄别了相对意义上的主体性和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性。他在确立其哲学的根基时所谓的主体或主体性,乃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成立的。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中所说的“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8),这个“主体方面”,即是绝对的主体性之含义。马克思批评说:“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做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29)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的这种“颠倒”,而是把“现实主体”作为主词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主体”的绝对性却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哲学建构的内在需要。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的“现实主体”,就是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成立并使用的,它构成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的基础。

  在绝对主体性的意义上,实践本身就构成能动原则的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原则出发,也可以说实践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作为一个哲学原则,实践的界限的意义就在于它构成唯物与唯心“过犹不及”的判准或尺度。而且,按马克思的观点,唯物与唯心及其对立得以消解的真实基础,也隐含在实践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30)。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31)套用维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我的实践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不是唯我论,而是为了确立绝对意义上的主体而必须先行地确立的原初基础。正是通过这一原初基础的奠基,马克思一方面批评了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黑格尔,如前面所引证过的那句话:“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2);另一方面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费尔巴哈,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33)。显然,无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还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界”,都是离开了实践及其建构的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因而对于人来说便是“无”。在这里,实践之界限的意义至为明显。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身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的“积极实现其存在”的过程才能被“在”出来。离开了人的积极的存在这一“能动的原则”,人也就无法实现或证成他的本质(34)。因此,马克思说:“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5)。这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只有作为人的能动建构的活动之产物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但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只能作为“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36)

  一切非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宿命的。因为它仅仅受制于因果必然性的支配,是“本质先于实存”的。由原因到结果的展开,不过是从潜在到显在的过渡。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里,它仍然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37)这也就是说,它是“是其所是”的。与此不同,人的存在则是积极的、超越性的。在人的存在结构中,从始态到终态乃是由无到有的展开,因此,其结果总是大于原因,这意味着结果中总是包含着原因中所没有的规定,从而是“实存先于本质”的,在此意义上,它是“发明”性的,而非“发现”性的。这正是人的存在的创造性所在。这样一种存在方式,是不能用知性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来规范和把握的。这也正是何以把“人”设想为“物”去加以研究必将陷入误区的一个根本原因。人的存在是“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的。这是人本学意义上的时间性同物理学意义上的历时性之本质分野所在。

  因此,作为超越性的存在,人同动物式的宿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固然有其宿命的一面,就像马克思谈到的生产力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无法任意选择,而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但同其他的一切动物相比,人除了宿命的一面之外,还有超越的一面。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打破他所属的那个物种所赋予人的生物学限制的动物。而这决不是抽象地实现的,而是有其具体内容的,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唯一能够“犯错误”的动物,这恰恰是创造性的代价。人类的一切文化的积累,虽然都是以守成的形式呈现的,却是积淀并凝结着既往创造的成果。人的能动性的根本表现就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超验性,即通过感性活动对现存经验世界的不断突破和超越。

  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由人的活动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这一思想源自黑格尔,因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8);而“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39),正是在劳动对人的存在的能动建构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就像马尔库塞说的:“作为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创造’其自身存在的自由主体。”(40)人的最具有前提意义的创造性,就在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是生成性的,而不是预成的。生成性意味着真正的时间性的来临,即历史地存在。赫尔德明确提出,“人的能动力量是历史的起源”(4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更深刻地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2)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无非就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能动原则具有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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