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乐的自然哲学基础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Basis of Rites and Music: The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Qi Theory in The Book of Rites

  作者简介:冯兵,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生活哲学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12期

  内容提要:上古时代,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是礼乐生成与运行的理论基础,“气”是其核心概念。作为传统礼学基础文献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对气论均有较深入的涉及,其中以《礼记》的讨论尤为集中。《礼记》之气论的自然哲学意蕴,主要体现于阴阳五行框架内的物理性之气、生理性之气以及二者与礼乐的产生、实践及义理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由此形成“以气释礼”的礼学解释学传统。而在礼学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其以气论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与春秋以来日益强烈的人文理性精神相汇通,构成了推动中国思想与历史理性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力量。

  关键词:《礼记》/礼乐/气论/自然哲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北溪字义》译注集评”(编号17GZGX19)的研究成果。

 

  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对“自然哲学”概念有了初步的描述和理论建构,然而究竟什么是“自然哲学”,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界定。尤其是随着近代以来罗素、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自然哲学的种种探讨,这一问题显得愈加复杂。但早期的自然哲学观念相对朴素,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类有关宇宙自然的起源、本质、运行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以宇宙论为主体的系列问题的抽象认识与思辨体系。中国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说卦传》),在对“天地之道”的观察思考中形成了较为朴素且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念,并对中华文化人文理性精神及特质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华文化与文明通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文明(“礼乐”也简称为“礼”),是中国古人将对天道与人伦的观察和思考有机结合的智慧结晶,甚至可以说是了解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一把钥匙。

  中华礼乐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绝,关键就在于中国传统礼乐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如《易传·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古人对于天地万物之自然秩序的认知是所有人伦礼秩得以建构的基础,这一“天人合一”理念在《礼记》中更是被反复强调,如曰:“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礼记·乡饮酒义》),认为礼的制定正是取象于天地、日月、三光之自然现象,因此,“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也就自然、必然地与天地鬼神进而人心相合。换言之,华夏礼乐文明最早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上,我们要深入认识作为人道之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的礼,就有必要弄清楚其得以确立的自然天道依据(参见朱承),而在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中,“气”无疑是其核心概念。

  一、作为自然哲学概念的“气”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气”部释曰:“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这是中国人有关气的一般性看法。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论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曾振宇就指出:“气是贯穿于中国古典哲学首尾的一基干范畴”(曾振宇,1996年)。关于气的自然哲学意义,李存山解释道:“中国气论是研究世界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是本始古朴意义的‘形而上学’。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那样在‘物理学之后’,而是在物理学之中。”(李存山,1990年,第212页)还说,“在春秋时期,‘气’被用以说明世界的秩序和普遍联系;至战国时期,‘气’被看作是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或本原”(同上,第3页)。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气就被中国古人普遍视为自然界最基本的物质生成元素与运行方式,也是事物间最基本的交流介质,可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哲学观念。气同时还是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等思想的基础性范畴。它既是整个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天”的主要构成,又是“人”的基本生命要素,同时还是贯通天、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几乎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所有面向都有着重要影响。

  当时人们对于气的运用通常都是与阴阳五行观念结合起来的。一般认为,原始的阴阳与五行概念早于气概念的产生,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发展和成熟,至少在二者会通合流之前,气就与它们分别结合,衍生出了阴阳之气与五行之气的概念系统。(参见李汉三,第48-61页)而阴阳与五行概念在战国中后期得以会通,也赖于气的无所不在与流动性在人的认识上的反映。与气概念结合之后,阴、阳不仅成为了气的两种物质类分,更是气之运行的辨证方式与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人认识、理解自然与人文世界的基本法则。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潜在的阴阳辨证思维,形成了复杂却不失条理的生克运行机制,最终在气的基础上与阴阳共同构成了“气——阴阳——五行——万物”这一天地间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及运行的范型,建构起了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主体框架。(参见冯兵)

  李存山将气的蕴义分为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哲理五个层次(参见李存山,2006年),庄耀郎认为,早期的气也存在自然界之气与属于人生命之气的初步分类,他同时又将生命之气细分为血气、勇气、声气与志气四类。(参见庄耀郎,第20页)李存山的“物理之气”“生理之气”与庄耀郎所言的“自然界之气”及与人生命相关的“血气”“声气”等,当是传统气论中最具自然哲学属性的范畴。综合来看,所谓“自然界之气”基本与“物理之气”相当,“血气”“声气”则为“生理之气”。如此看,我们可以将这一自然哲学意义上的“气”大体类分为“物理(性)之气”与“生理(性)之气”两个层面。前者主要论及气在物理世界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模式的属性类别与运行方式,后者则从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之生理构成与生命运行的维度讨论气在阴阳五行架构中的流行化育之功用。

  虽然儒家经典文献基本上对气都有程度不一的讨论,但作为传统礼乐主要文字载体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中的气论,似乎发展得尤为成熟,其中又以着重于义理探讨的《礼记》所涉气的自然哲学意蕴最为明确和典型。《礼记》是战国与秦汉时期礼论文献的合集,其性质实为礼学。尽管我们于其文本直接检索“气”字时发现并不多见,但《礼记》各篇有关星象、气候、时令、礼乐仪轨、器物形制等的记载及义理阐释,通常都与气论密切相关。即使没有明确使用“气”字,其背后往往也都蕴含着气的观念,诸家疏解也常以气论之。因此,气之一义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儒家礼学经传体系之中的。或许也因为如此,唐君毅才强调说:“古代儒者之重礼者,皆重气”(唐君毅,第635页),而《礼记》所论物理性之气与生理性之气在共同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内,具有彼此关联又各自不同的涵义,为礼乐的产生与运行奠定了自然哲学基础。同时,由于它们被赋予了强烈的礼乐人文属性,因而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自然哲学思想的特质。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Basis of Rites and Music: The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Qi Theory in The Book of Rites

  作者简介:冯兵,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生活哲学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12期

  内容提要:上古时代,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是礼乐生成与运行的理论基础,“气”是其核心概念。作为传统礼学基础文献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对气论均有较深入的涉及,其中以《礼记》的讨论尤为集中。《礼记》之气论的自然哲学意蕴,主要体现于阴阳五行框架内的物理性之气、生理性之气以及二者与礼乐的产生、实践及义理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并由此形成“以气释礼”的礼学解释学传统。而在礼学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其以气论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与春秋以来日益强烈的人文理性精神相汇通,构成了推动中国思想与历史理性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力量。

  关键词:《礼记》/礼乐/气论/自然哲学

  标题注释: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北溪字义》译注集评”(编号17GZGX19)的研究成果。

 

  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对“自然哲学”概念有了初步的描述和理论建构,然而究竟什么是“自然哲学”,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界定。尤其是随着近代以来罗素、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自然哲学的种种探讨,这一问题显得愈加复杂。但早期的自然哲学观念相对朴素,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类有关宇宙自然的起源、本质、运行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以宇宙论为主体的系列问题的抽象认识与思辨体系。中国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说卦传》),在对“天地之道”的观察思考中形成了较为朴素且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念,并对中华文化人文理性精神及特质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华文化与文明通常被称为礼乐文化、礼乐文明(“礼乐”也简称为“礼”),是中国古人将对天道与人伦的观察和思考有机结合的智慧结晶,甚至可以说是了解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一把钥匙。

  中华礼乐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不绝,关键就在于中国传统礼乐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如《易传·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古人对于天地万物之自然秩序的认知是所有人伦礼秩得以建构的基础,这一“天人合一”理念在《礼记》中更是被反复强调,如曰:“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礼记·乡饮酒义》),认为礼的制定正是取象于天地、日月、三光之自然现象,因此,“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礼也就自然、必然地与天地鬼神进而人心相合。换言之,华夏礼乐文明最早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之道的理解上,我们要深入认识作为人道之重要内容和具体表现的礼,就有必要弄清楚其得以确立的自然天道依据(参见朱承),而在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中,“气”无疑是其核心概念。

  一、作为自然哲学概念的“气”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气”部释曰:“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这是中国人有关气的一般性看法。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论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曾振宇就指出:“气是贯穿于中国古典哲学首尾的一基干范畴”(曾振宇,1996年)。关于气的自然哲学意义,李存山解释道:“中国气论是研究世界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是本始古朴意义的‘形而上学’。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那样在‘物理学之后’,而是在物理学之中。”(李存山,1990年,第212页)还说,“在春秋时期,‘气’被用以说明世界的秩序和普遍联系;至战国时期,‘气’被看作是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或本原”(同上,第3页)。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气就被中国古人普遍视为自然界最基本的物质生成元素与运行方式,也是事物间最基本的交流介质,可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哲学观念。气同时还是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等思想的基础性范畴。它既是整个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天”的主要构成,又是“人”的基本生命要素,同时还是贯通天、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几乎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所有面向都有着重要影响。

  当时人们对于气的运用通常都是与阴阳五行观念结合起来的。一般认为,原始的阴阳与五行概念早于气概念的产生,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发展和成熟,至少在二者会通合流之前,气就与它们分别结合,衍生出了阴阳之气与五行之气的概念系统。(参见李汉三,第48-61页)而阴阳与五行概念在战国中后期得以会通,也赖于气的无所不在与流动性在人的认识上的反映。与气概念结合之后,阴、阳不仅成为了气的两种物质类分,更是气之运行的辨证方式与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人认识、理解自然与人文世界的基本法则。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潜在的阴阳辨证思维,形成了复杂却不失条理的生克运行机制,最终在气的基础上与阴阳共同构成了“气——阴阳——五行——万物”这一天地间万事万物生成、发展及运行的范型,建构起了中国传统宇宙观的主体框架。(参见冯兵)

  李存山将气的蕴义分为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哲理五个层次(参见李存山,2006年),庄耀郎认为,早期的气也存在自然界之气与属于人生命之气的初步分类,他同时又将生命之气细分为血气、勇气、声气与志气四类。(参见庄耀郎,第20页)李存山的“物理之气”“生理之气”与庄耀郎所言的“自然界之气”及与人生命相关的“血气”“声气”等,当是传统气论中最具自然哲学属性的范畴。综合来看,所谓“自然界之气”基本与“物理之气”相当,“血气”“声气”则为“生理之气”。如此看,我们可以将这一自然哲学意义上的“气”大体类分为“物理(性)之气”与“生理(性)之气”两个层面。前者主要论及气在物理世界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模式的属性类别与运行方式,后者则从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之生理构成与生命运行的维度讨论气在阴阳五行架构中的流行化育之功用。

  虽然儒家经典文献基本上对气都有程度不一的讨论,但作为传统礼乐主要文字载体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中的气论,似乎发展得尤为成熟,其中又以着重于义理探讨的《礼记》所涉气的自然哲学意蕴最为明确和典型。《礼记》是战国与秦汉时期礼论文献的合集,其性质实为礼学。尽管我们于其文本直接检索“气”字时发现并不多见,但《礼记》各篇有关星象、气候、时令、礼乐仪轨、器物形制等的记载及义理阐释,通常都与气论密切相关。即使没有明确使用“气”字,其背后往往也都蕴含着气的观念,诸家疏解也常以气论之。因此,气之一义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儒家礼学经传体系之中的。或许也因为如此,唐君毅才强调说:“古代儒者之重礼者,皆重气”(唐君毅,第635页),而《礼记》所论物理性之气与生理性之气在共同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内,具有彼此关联又各自不同的涵义,为礼乐的产生与运行奠定了自然哲学基础。同时,由于它们被赋予了强烈的礼乐人文属性,因而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自然哲学思想的特质。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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