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及其哲学课题

  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同世界历史逻辑、现代化逻辑以及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一起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这一客观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任务。

  1.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及其深刻变化有其客观的内在逻辑。它受到四种逻辑的规定和制约,或者说,四种逻辑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深刻变化的客观的内在逻辑:其一,世界历史逻辑;其二,现代化逻辑;其三,仍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一定作用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其四,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

  关于世界历史逻辑。世界历史具有广义与狭义双重内涵。前者是对包括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内、从古至今的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的一般称谓,后者则专指马克思曾特别关注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现代意义的人类发展历史,即诸民族国家依托世界市场和信息技术等中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逐渐和愈益真正融为有机一体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狭义的世界历史就是民族国家和个人由地域性存在愈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历史。它的开创和发展给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的形式以及同殖民主义抗争的形式被动融入世界历史,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其次,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既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同时,与此相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面对和解决世界历史所内含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异质性与同质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等诸种矛盾,并长期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霸权、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地区和民族以及文化的冲突、高科技局部战争乃至全局性战争的危险等的挑战。

  关于现代化逻辑。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从思想理论来说,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这是人类历史迄今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迁。这种转型的最为根本的物质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生产力借助于机器大工业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和高度——在人类所及的自然范围内,人工因素已经开始决定性地压倒自然因素,成为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力量,以致相对于以往的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可以有某种理由说人类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为此所决定,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前提、底蕴和基本原则。主体性的逻辑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近代以降,伴随资本逻辑和技术的某种统治,主体性原则愈益被绝对化,导致“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其结果则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某种困境或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即一个在历史上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大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跨越式发展的一种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因此,它为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所规定。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现实是以往历史的延续。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势必或多或少规定和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所谓封建制。这种封建制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而同西方的封建制明显区别开来。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史纲》中认为,封建所有权的体现方式在东西方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即西方的体现是在财政基础和货币经济关系上,而东方的体现则是政治特权私人化,但实质都是通过封地授予制来实现,即封建制度通常把土地和领土权赐给那些能承担封臣义务的人,借以供养军队和行政管理官员,自己只收纳贡赋。此外,还有一系列分封官职和特权的惯例。与韦伯这种强调东西方封建制的同一性的主张不同,马克思似乎更注重东西方封建制的差异以及双方各自独有的特点。他为封建制制定的两个标准是领主庄园制和世袭司法权。据此衡量,中国的封建制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西方封建制标准。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还用“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样的专门术语来称谓印度等东方经济落后国家(也应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有意摒弃了“封建制”这一称谓。同时,按照马克思对法国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由于农民经济的分散性,在农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历史阶段,其政治影响必然导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一分析,无疑也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可以被视为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显然不可能完全或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社会历史逻辑的规定和影响。

  关于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看作社会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和质的规定。据此,中国社会现存的生产关系逻辑特别是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逻辑从内部、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即中国现代化及其社会变迁的逻辑。在现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相适应,中国所采取和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就其内因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逻辑可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找到其主要的根源。

  上述四种逻辑的相互关系是,世界历史逻辑是一般,现代化逻辑是特殊,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是个别。一方面,世界历史逻辑包摄和规定了现代化逻辑,从而也从根本上包摄和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也构成了现代化逻辑和世界历史逻辑赖以发挥作用的载体和基础。它们相互交织、重叠和融汇,共同构成和具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的客观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客观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罕见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深刻性。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一客观逻辑的主导下加以展开。

  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来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或许可以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任务归结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构建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塑造合理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现代性”,以及为个体的生命存在提供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同世界历史逻辑、现代化逻辑以及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一起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这一客观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任务。

  1.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及其深刻变化有其客观的内在逻辑。它受到四种逻辑的规定和制约,或者说,四种逻辑共同融汇和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深刻变化的客观的内在逻辑:其一,世界历史逻辑;其二,现代化逻辑;其三,仍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一定作用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其四,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

  关于世界历史逻辑。世界历史具有广义与狭义双重内涵。前者是对包括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内、从古至今的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的一般称谓,后者则专指马克思曾特别关注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现代意义的人类发展历史,即诸民族国家依托世界市场和信息技术等中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逐渐和愈益真正融为有机一体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狭义的世界历史就是民族国家和个人由地域性存在愈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历史。它的开创和发展给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的形式以及同殖民主义抗争的形式被动融入世界历史,并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其次,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崛起,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既有的世界历史格局。同时,与此相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面对和解决世界历史所内含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异质性与同质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等诸种矛盾,并长期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霸权、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地区和民族以及文化的冲突、高科技局部战争乃至全局性战争的危险等的挑战。

  关于现代化逻辑。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是人类历史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即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构建。从思想理论来说,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这是人类历史迄今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迁。这种转型的最为根本的物质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生产力借助于机器大工业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和高度——在人类所及的自然范围内,人工因素已经开始决定性地压倒自然因素,成为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力量,以致相对于以往的人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可以有某种理由说人类开始在总体上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为此所决定,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前提、底蕴和基本原则。主体性的逻辑就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近代以降,伴随资本逻辑和技术的某种统治,主体性原则愈益被绝对化,导致“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其结果则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某种困境或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道路或模式,即一个在历史上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大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跨越式发展的一种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因此,它为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所规定。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现实是以往历史的延续。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势必或多或少规定和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所谓封建制。这种封建制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而同西方的封建制明显区别开来。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史纲》中认为,封建所有权的体现方式在东西方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即西方的体现是在财政基础和货币经济关系上,而东方的体现则是政治特权私人化,但实质都是通过封地授予制来实现,即封建制度通常把土地和领土权赐给那些能承担封臣义务的人,借以供养军队和行政管理官员,自己只收纳贡赋。此外,还有一系列分封官职和特权的惯例。与韦伯这种强调东西方封建制的同一性的主张不同,马克思似乎更注重东西方封建制的差异以及双方各自独有的特点。他为封建制制定的两个标准是领主庄园制和世袭司法权。据此衡量,中国的封建制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西方封建制标准。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还用“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样的专门术语来称谓印度等东方经济落后国家(也应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有意摒弃了“封建制”这一称谓。同时,按照马克思对法国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由于农民经济的分散性,在农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历史阶段,其政治影响必然导致“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一分析,无疑也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可以被视为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显然不可能完全或彻底摆脱中国传统社会历史逻辑的规定和影响。

  关于中国现阶段与既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逻辑。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看作社会形态赖以建立的基础和质的规定。据此,中国社会现存的生产关系逻辑特别是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逻辑从内部、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即中国现代化及其社会变迁的逻辑。在现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相适应,中国所采取和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就其内因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逻辑可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找到其主要的根源。

  上述四种逻辑的相互关系是,世界历史逻辑是一般,现代化逻辑是特殊,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是个别。一方面,世界历史逻辑包摄和规定了现代化逻辑,从而也从根本上包摄和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和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逻辑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关系逻辑也构成了现代化逻辑和世界历史逻辑赖以发挥作用的载体和基础。它们相互交织、重叠和融汇,共同构成和具体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的客观内在逻辑。正是这种客观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规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罕见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深刻性。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正是在这一客观逻辑的主导下加以展开。

  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来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或许可以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任务归结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构建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塑造合理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现代性”,以及为个体的生命存在提供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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