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观念与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

  国内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哲学在中国主要以方法论见长,而中国哲学则以哲学观安身立命,由此与西方哲学分道扬镳。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并非如此。而且,两种哲学讨论的问题在思想深刻性上存在着惊人一致,以至于我们在讨论中国哲学时难以回避西方哲学的思想触角。事实上,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不仅依赖于哲学家们的思想洞见,更依赖于哲学家们对分析观念的思想解读和有特色的运用。

  作为方法的分析与作为观念的分析

  1948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地把逻辑分析视为中国哲学亟须弥补的重要思想训练。他说:“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朴素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朴素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从现代中国哲学的早期构建过程可以看到,正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家们的努力,使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哲学实现了交融对接。这里的现代哲学不仅包括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的科学实证方法和冯友兰采用的新实在论的思想理路,而且包括张岱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观念方法被用于解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典古籍,由此使得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学问被诠释为关注宇宙—人生、殊相—共相、理性—情感、科学—社会等问题的中国哲学学说。在解释这些哲学学说的过程中,分析不仅被作为一种方法而普遍运用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中,而且被认作一种哲学观念而用于说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质。

  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被誉为运用分析方法解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典范之作。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是按照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和历史上思想家提出范畴的先后顺序展开的。他指出:“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但是哲学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并没有构成一个严格的逻辑顺序。”在这里,他一方面反对勉强地把历史次序安排成一个逻辑顺序,另一方面又强调根据范畴的逻辑层次安排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论述次序,即从普遍到特殊和由简至赜。张岱年对范畴的逻辑层次的理解,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分析思想。从普遍到特殊,就是从概念的一般内容出发,进而深入到概念的具体对象,由此揭示这些对象内容中包含的普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肇始于“实体”、黑格尔逻辑学以“有”“无”为起点,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以“道体”为开篇,陈淳的《北溪字义》卷上首列“命”“性”“心”,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则以“理”居首。这些都体现了由普遍到特殊的逻辑安排。由简至赜,是从相对简单的概念出发,由此逐步进入到更为复杂的范畴。由概念到范畴,这不仅是概念分析的主要步骤,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顺序。张岱年根据这个分析原则,选取了十六对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认为它们最具有中国特色,即天人、有无、体用、道器、阴阳、动静、常变、理气、形神、心物、力命、仁义、性习、诚明、能听、知行。虽然其中某些范畴与西方哲学范畴有相通之处,如有无、动静等,但它们代表的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内容。张岱年正是以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

  其实,对现代中国哲学家而言,分析不仅意味着一种哲学研究方法,更是对哲学概念的一种另类理解。耿云志和王法周在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指出,胡适在书中提倡的分析方法已经不单是具体的分析技术,而是对方法的系统阐明,并明确地把逻辑方法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路径,即“把中国的读书人从一向沉迷其中的天道、心性的玄谈中解脱出来,靠近现实社会”。陈少明在评论胡适的哲学史工作性质时指出,胡适的工作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重估,即“做翻案文章”,以实证的方法揭示被以往研究所淹没的思想资源。这里的实证方法是一种哲学观念,就是把哲学理解为通过思想分析去透视历史发展的研究,这就把对哲学的历史研究“做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基于问题分析的中国哲学当代建构

  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和范畴系统均与西方哲学有着密切的逻辑—历史联系,因而,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自然也无法回避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产生的重要思想前提,则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宇宙论和本体论、人生意义和永恒、知识和真理、理性和直觉、伦理和社会、人类和世界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考察,构成了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内容。

  从概念体系上看,以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确具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明显特征,例如,在宇宙论和本体论中,中国哲学家关注的是“天道”(老子、程朱)“元气”(孟子、张载),而西方哲学家则关注的是“本源”(泰勒斯、埃利亚学派)“存在”(巴门尼德、柏拉图)。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中西哲学家们似乎也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然而,从学理上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中西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思想一致性。

  首先,对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探讨始终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追问“天人之际”的意义构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还是强调“天地神人”的海德格尔,都以回答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为己任,都把人和世界的存在视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起点。哲学家们正是在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由此构成了解释终极问题的不同哲学范式。深入分析这些范式结构特征和思想方法,就可以理解中西哲学之间的根本异同。

  其次,对“有无/是非”问题的关注是中西哲学思考的共同主题,“有无之间”“是非之间”构成了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第一哲学问题。老子的“有无相生”和苏格拉底的“无知为有知”,皆显示了哲学家们的真智慧,而如何理解“有无”“是非”“真假”“善恶”,则是哲学的核心话题。分析的工作就是要透过中西哲学在对这些问题思考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哲学传统,发现这些传统背后隐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逻辑理路。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内容。

  最后,人类的共同经验促成不同哲学传统对辩证法的方法论选择。《周易》的“生生”观念和赫拉克利特的“火”之变化,王夫之的“理势”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直接反映了哲学家们解释事物变化发展的共同方式,“相克相生”“对立统一”的观念成为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分析考察辩证法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形成发展和逻辑机制,这也是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任务。分析在这里更是一种“综观的”方法(维特根斯坦语),即可以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正是基于对中西哲学共同关注问题的分析考察,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完全可以确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充分运用自己的哲学资源,对当今世界哲学发展作出自己的哲学贡献。

  (作者:江怡,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国内哲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哲学在中国主要以方法论见长,而中国哲学则以哲学观安身立命,由此与西方哲学分道扬镳。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并非如此。而且,两种哲学讨论的问题在思想深刻性上存在着惊人一致,以至于我们在讨论中国哲学时难以回避西方哲学的思想触角。事实上,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不仅依赖于哲学家们的思想洞见,更依赖于哲学家们对分析观念的思想解读和有特色的运用。

  作为方法的分析与作为观念的分析

  1948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明确地把逻辑分析视为中国哲学亟须弥补的重要思想训练。他说:“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朴素的。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朴素性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从现代中国哲学的早期构建过程可以看到,正是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家们的努力,使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哲学实现了交融对接。这里的现代哲学不仅包括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的科学实证方法和冯友兰采用的新实在论的思想理路,而且包括张岱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观念方法被用于解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典古籍,由此使得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子集学问被诠释为关注宇宙—人生、殊相—共相、理性—情感、科学—社会等问题的中国哲学学说。在解释这些哲学学说的过程中,分析不仅被作为一种方法而普遍运用于经典文献的解读中,而且被认作一种哲学观念而用于说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质。

  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被誉为运用分析方法解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典范之作。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古典哲学范畴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是按照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和历史上思想家提出范畴的先后顺序展开的。他指出:“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但是哲学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并没有构成一个严格的逻辑顺序。”在这里,他一方面反对勉强地把历史次序安排成一个逻辑顺序,另一方面又强调根据范畴的逻辑层次安排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论述次序,即从普遍到特殊和由简至赜。张岱年对范畴的逻辑层次的理解,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分析思想。从普遍到特殊,就是从概念的一般内容出发,进而深入到概念的具体对象,由此揭示这些对象内容中包含的普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范畴体系肇始于“实体”、黑格尔逻辑学以“有”“无”为起点,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以“道体”为开篇,陈淳的《北溪字义》卷上首列“命”“性”“心”,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则以“理”居首。这些都体现了由普遍到特殊的逻辑安排。由简至赜,是从相对简单的概念出发,由此逐步进入到更为复杂的范畴。由概念到范畴,这不仅是概念分析的主要步骤,也是人类认识的重要顺序。张岱年根据这个分析原则,选取了十六对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认为它们最具有中国特色,即天人、有无、体用、道器、阴阳、动静、常变、理气、形神、心物、力命、仁义、性习、诚明、能听、知行。虽然其中某些范畴与西方哲学范畴有相通之处,如有无、动静等,但它们代表的却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内容。张岱年正是以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

  其实,对现代中国哲学家而言,分析不仅意味着一种哲学研究方法,更是对哲学概念的一种另类理解。耿云志和王法周在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指出,胡适在书中提倡的分析方法已经不单是具体的分析技术,而是对方法的系统阐明,并明确地把逻辑方法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也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路径,即“把中国的读书人从一向沉迷其中的天道、心性的玄谈中解脱出来,靠近现实社会”。陈少明在评论胡适的哲学史工作性质时指出,胡适的工作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重估,即“做翻案文章”,以实证的方法揭示被以往研究所淹没的思想资源。这里的实证方法是一种哲学观念,就是把哲学理解为通过思想分析去透视历史发展的研究,这就把对哲学的历史研究“做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基于问题分析的中国哲学当代建构

  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和范畴系统均与西方哲学有着密切的逻辑—历史联系,因而,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自然也无法回避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产生的重要思想前提,则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虽然他们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各自不同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宇宙论和本体论、人生意义和永恒、知识和真理、理性和直觉、伦理和社会、人类和世界等。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考察,构成了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内容。

  从概念体系上看,以先秦哲学和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确具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明显特征,例如,在宇宙论和本体论中,中国哲学家关注的是“天道”(老子、程朱)“元气”(孟子、张载),而西方哲学家则关注的是“本源”(泰勒斯、埃利亚学派)“存在”(巴门尼德、柏拉图)。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中西哲学家们似乎也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然而,从学理上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中西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思想一致性。

  首先,对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探讨始终是中西哲学家们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追问“天人之际”的意义构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董仲舒,还是强调“天地神人”的海德格尔,都以回答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为己任,都把人和世界的存在视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起点。哲学家们正是在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由此构成了解释终极问题的不同哲学范式。深入分析这些范式结构特征和思想方法,就可以理解中西哲学之间的根本异同。

  其次,对“有无/是非”问题的关注是中西哲学思考的共同主题,“有无之间”“是非之间”构成了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第一哲学问题。老子的“有无相生”和苏格拉底的“无知为有知”,皆显示了哲学家们的真智慧,而如何理解“有无”“是非”“真假”“善恶”,则是哲学的核心话题。分析的工作就是要透过中西哲学在对这些问题思考中逐渐形成的不同哲学传统,发现这些传统背后隐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逻辑理路。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内容。

  最后,人类的共同经验促成不同哲学传统对辩证法的方法论选择。《周易》的“生生”观念和赫拉克利特的“火”之变化,王夫之的“理势”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直接反映了哲学家们解释事物变化发展的共同方式,“相克相生”“对立统一”的观念成为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分析考察辩证法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形成发展和逻辑机制,这也是中国哲学当代建构的重要任务。分析在这里更是一种“综观的”方法(维特根斯坦语),即可以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正是基于对中西哲学共同关注问题的分析考察,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完全可以确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充分运用自己的哲学资源,对当今世界哲学发展作出自己的哲学贡献。

  (作者:江怡,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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