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严复的学术思想”以及“严复对近代的影响”等议题展开。

  研讨会上半场是主题报告环节。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分别主持并担任评议。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聂敏里以《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的超越》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报告。他指出,在近世中西文化相遇以来影响中国学人观察西方文化的思想路径,主要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中西互为体用三种,它们看似不同,实则有一个共性,就是以地方性、特殊主义的视野将中西对立,只看到二者的殊异性而没有共通性,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且占据主导的是中体西用说。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聂敏里以《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的超越》为题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对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聂敏里进行了追根溯源,认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西学东源”说和徐光启的“礼失求野”思想。指出,“西学东源”说滥觞于康乾时期,而终于“中学优胜”说,是中国知识阶层在最初遭逢外来西学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身处清末民初第二次西学东渐阶段的严复则跳出了这一窠臼,开始采取普遍主义、文明进步的视野来审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命运,从而超越了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具有鲜明现代文明色彩的普遍主义立场,将中国文化自身的自我更新和文明进步视作根本的追求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严复的思想史地位就凸显出来。

  严复不仅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严译八大名著),而且还抓住了其中的精髓,即自由为富强之基,自律为自由之本,这就突出表达了一个康德式的命题,即唯有一个能自律自主的独立人格才是道德立法的主体,而这样的主体是强国富民的根本。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以《重思自由与富强——纪念严复去世一百周年》为题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以《重思自由与富强——纪念严复去世一百周年》为题作了报告。马勇首先谈到严复的求学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认为以严复、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最好的一批人。如严复回国后,即从“学海军”变为“教海军”,最后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但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严复“大受刺激”,认为中国在黄海的失败并非偶然,不是败在北洋、败在海军,而是败在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上。大航海之后的中国是世界的,如果不能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关系,失败是必然的。马勇认为,在今天纪念严复逝世百年之际,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是严复关于社会变化整体性的观点,不能将体用分为两橛,这是严复对自强新政的敏锐观察与洞见。

  在体用关系上,严复强调,中国要富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完全释放社会活力,解开人们身上的枷锁,只有在自由的空间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才能获得充分施展。所以他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新的体用思想,以此作为国家富强的原动力。

  对于严复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变化,马勇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从根本上说严复是持社会发展有机论和整体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需要循序协调发展。因此他反对激进变革,反对推倒重来,主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最基础的事上一点一滴去改良,比如新教育,“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的严氏“新三民主义”等。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两位主旨发言后,黄裕生和陈静分别作了评议。下半场是自由讨论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传芳、詹文杰主持,与会者围绕严复的翻译成就、严复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以及严复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等广泛话题,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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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严复的学术思想”以及“严复对近代的影响”等议题展开。

  研讨会上半场是主题报告环节。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分别主持并担任评议。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教授黄裕生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聂敏里以《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的超越》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报告。他指出,在近世中西文化相遇以来影响中国学人观察西方文化的思想路径,主要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中西互为体用三种,它们看似不同,实则有一个共性,就是以地方性、特殊主义的视野将中西对立,只看到二者的殊异性而没有共通性,其中最具代表性并且占据主导的是中体西用说。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聂敏里以《严复对中体西用模式的超越》为题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对根深蒂固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聂敏里进行了追根溯源,认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西学东源”说和徐光启的“礼失求野”思想。指出,“西学东源”说滥觞于康乾时期,而终于“中学优胜”说,是中国知识阶层在最初遭逢外来西学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身处清末民初第二次西学东渐阶段的严复则跳出了这一窠臼,开始采取普遍主义、文明进步的视野来审视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命运,从而超越了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具有鲜明现代文明色彩的普遍主义立场,将中国文化自身的自我更新和文明进步视作根本的追求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严复的思想史地位就凸显出来。

  严复不仅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介绍了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严译八大名著),而且还抓住了其中的精髓,即自由为富强之基,自律为自由之本,这就突出表达了一个康德式的命题,即唯有一个能自律自主的独立人格才是道德立法的主体,而这样的主体是强国富民的根本。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以《重思自由与富强——纪念严复去世一百周年》为题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以《重思自由与富强——纪念严复去世一百周年》为题作了报告。马勇首先谈到严复的求学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认为以严复、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留学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最好的一批人。如严复回国后,即从“学海军”变为“教海军”,最后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但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严复“大受刺激”,认为中国在黄海的失败并非偶然,不是败在北洋、败在海军,而是败在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上。大航海之后的中国是世界的,如果不能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关系,失败是必然的。马勇认为,在今天纪念严复逝世百年之际,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是严复关于社会变化整体性的观点,不能将体用分为两橛,这是严复对自强新政的敏锐观察与洞见。

  在体用关系上,严复强调,中国要富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完全释放社会活力,解开人们身上的枷锁,只有在自由的空间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才能获得充分施展。所以他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新的体用思想,以此作为国家富强的原动力。

  对于严复早年激进晚年保守的变化,马勇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从根本上说严复是持社会发展有机论和整体论,认为社会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需要循序协调发展。因此他反对激进变革,反对推倒重来,主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最基础的事上一点一滴去改良,比如新教育,“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的严氏“新三民主义”等。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两位主旨发言后,黄裕生和陈静分别作了评议。下半场是自由讨论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传芳、詹文杰主持,与会者围绕严复的翻译成就、严复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以及严复与同时代学者的比较等广泛话题,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23日上午,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的“纪念严复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摄影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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