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10月23-24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1年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厦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所共同承办。

  一、以百年历史的宏大视野,回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时路”

  站在建党百年的关键节点,深刻反思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任务。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平教授对“建党百年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探讨。他指出,贯穿于建党百年的逻辑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开拓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得以开辟,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历史产物,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历史生成。因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建党百年为历史视野,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当中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单继刚研究员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为主题,对党史进行回望。他指出,“1927年”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元年”。在他看来,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不仅标志着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即简单套用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的机械唯物史观的失败,同时也内在生成“新哲学”的历史转向,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开始流行。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破除“本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逻辑,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中国化,具体成果表现为:在延安时期,以辩证论的角度提出了“实事求是”辩证主义总的方法论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以“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为主题,深入探究两者的内在联系。她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启蒙,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和中国道路的起源都应回归到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当中。“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三个节点:1915年至1916年、1917年至1920年和1924年。其中,第二个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十月革命的传播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对“新文化运动”的转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三个节点上,“新文化运动”完成了它作为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即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道路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卜祥记教授从“双重起源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哲学经济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包括两个理论内容,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以哲学的方法分析经济活动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推进哲学的发展。只有立足于“双重起源论”的解释方案,才能彻底打通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真实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历史性,也才能据此讨论“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卓红教授以“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两个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百年探索。从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筑牢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与“在学习中创新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推进理论的发展”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经验。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体现在“对新时代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人民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时代新说。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许俊达教授从以“李大钊的青春哲学及其历史地位”为主题,从“缘起、出发点和基本内容”进行学理上探讨。他指出,李大钊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以青春哲学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阶段和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发展阶段。李大钊青春哲学的出发点是“青春中华之再造”,其具体思想体现在《青春》《民彝与政治》《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等著作中。李大钊的青春哲学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具有启迪意义。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家华教授以“存在、缘起、演进与特点”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的若干问题。他指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缘起于《爱尔福特纲领》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张力、第二国际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分歧、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不同解读、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全面修正;经历了反对福尔马尔改良主义和“青年派”半政府主义的斗争蕴含哲学论争、反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文章开启哲学论争、反对《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斗争全面展开哲学论争、围绕十月革命的争论结束哲学论争;特点体现为:这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哲学论争、以“理论与实践关系”为根本问题的哲学论争、聚焦“最终目的和运动”问题的哲学论争,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忠义教授认为,从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是中共辉煌百年历程的方法论。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黑格尔以肯定性与否定性为基本形式的辩证法,形成了肯定性辩证法和否定性辩证法两大范式,前者体现事物优化、成长的思维定式,后者体现现存事物塑亡和新事物诞生的思维定式。肯定性辩证法和否定性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就的党史辉煌百年中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方法论精神。中国革命道路是否定性辩证法的直接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由否定性范式向肯定性范式的变迁,肯定性辩证法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发展奇迹的方法论精髓。

  厦门大学哲学系杨松教授认为,“实然”与“应然”的对立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论探索中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研究其规范性理论的关键线索。在《给父亲的信》中,青年马克思意识到“实然”与“应然”的对立是理想主义固有的缺陷,由此转向黑格尔的哲学。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通过分析关于“枯树枝所有权”的规范的“实然”与“应然”之矛盾,他发现物质利益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实然的异化劳动与应然的人类劳动之间的对立,并把扬弃私有财产的实践视为解决对立的关键环节。最后,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考察中,马克思指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必然趋势,揭示了各类作为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理论的真实面貌,在科学阐明历史之“实然”的基础上,形成对工人应如何行动的指导。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定鑫教授系统阐述了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中的独特贡献。首先,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率先确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范畴。其次,恩格斯在经济领域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起了先导作用。再次,恩格斯在社会历史领域使无产阶级世界观获得系统化提升。最后,恩格斯勾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象化“线路”,在实践层面寻求“对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使“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进一步具体化,对整个无产阶级实践发生历史性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晓升教授以“从精神和肉体的和解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为议题进行探讨,为当代研究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他认为,从“精神”和“肉体”相对立的框架下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得出的结论只是历史是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界中生存斗争的历史,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史。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在思考人的“精神”和“肉体”和解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肉体”和“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被“精神”遗弃的“肉体”是充满无限欲望的躯体,是与“精神”完全分离开来的躯体,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感觉到痛苦。因此,马克思在探讨“精神”和“肉体”和解的过程中衍生出其历史概念。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艳涛教授提出哲学研究“重心转移”是哲学学术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他从六个方面梳理了十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一是文本学研究新进展:从“版本考证”走向“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深化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提升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思想含量;二是“中国问题”研究新进展:从“耕西方地”到“犁中国田”,从“普遍问题”追问走向“中国问题”解答,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建立起来,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意蕴;三是资本逻辑批判与现代性反思研究新进展: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从“西方现代化崇拜”到“西方现代性反思”,彰显全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明性”;四是规范性问题研究新进展:从单纯规律研究到注重规律与规范,彰显“大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建构与“规范性”;五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新进展:直面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公共性问题,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研究,彰显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性”;六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新进展:以加强文明对话、交流和融通为主要特征的“比较研究”,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推进政治与学术的良性“互动性”。

  广东省委党校武晟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了以下三点思想阐发。从立论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可以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内容就是“唯物史观”;从关系内容上来看,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唯物史观,主观辩证法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达”;在“知与行”“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实践与认识”三者统一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认识和实践越来越到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实践也越来越到位。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圣鹏副教授以“中国道路百年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进行探讨。他指出,狭义上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义上的中国道路是指建党百年的探索道路。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阈下,中国道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之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百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良斌副教授指出,承认问题不仅是肇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命题,也是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话题。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可以看出,获得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承认的对象并非是“人”,而是“物”即“商品”。这种关于“物”的承认逻辑恰恰是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承认对象之所以能获得“谜一般的性质”,是由于个体劳动中蕴含着“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所以“商品”被赋予了普遍承认的交换价值。承认关系的本质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将承认真实的分析最终是引向到了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中来。

  复旦大学林青副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开启的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为讨论社会主义议题提供了基本的定向。通过阐述社会主义议题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阐释路径的拒斥以及超越对社会主义议题的形而上学的建构,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呈现提供了基本的路径和方法。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昕桐副教授以“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何以可能”为题,通过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超越性和与西方诠释学富有成效的对话,即通过“诠释基点”、“诠释循环”和“诠释真理”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实践诠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透过原典中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时”

  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是基本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转化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现实力量,实现“历史一现实”跨时空对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安启念教授以“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为线索,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进行探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论断的提出,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他认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心是人,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但旧唯物主义并非是过时的、陈旧的。新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并行不悖,是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的解读,共同构成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由此批驳了以往将新旧唯物主义二者彼此对立的说法,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见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阐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自由意志与财产所有权关系”和“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她指出,在“自由与财产权”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关注历史进步和自由问题,但是马克思更加深刻地看到私有财产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产生的社会分化作用及其衍生的局限性。在“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对其所仰赖的普遍理性进行了质疑,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层面并不能真正体现全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所呈现出的批判思路以及研究问题的唯物史观方法,对于当今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与认识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指出,资本仍然是支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如何从学理上对《资本论》进行深入研究意义重大。他认为,在中国《资本论》编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郭、王译本”(《资本论》三卷“通行本”首次中文全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有两个特点,即“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从古典经济学到《资本论》的逻辑发展,统一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与“在不断修改中淬炼《资本论》内容更准确的中文表达”,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资本论》最到位的理解和把握方式,提供了科学的研究理路。同时,它也存在着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导致的观点过时、以孤立的眼光研究资本问题等局限性。今天站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高度,对先贤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他们的学风,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和水准,进而超越他们的工作。因此,要做到:第一,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第二,对待资本的态度由单一走向全面,重新理解资本在人类发展和当代世界的功能、作用及其效应。第三,反思“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所具有的局限,置于“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和全球化的大视野中探究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张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中,深刻揭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是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阈下,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进行深刻总结,必须要将其放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的重要前提下。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包括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和交往史,解决西方市民社会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必须要从这个四个方面入手。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紧紧依靠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推动我国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新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进行深刻的探讨。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决定的。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源与发展。任何社会意识都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第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第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与功能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第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乔瑞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和“百年党史的理论学习过程”两个方面,深刻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及其时代意义。在他看来,一方面唯物史观包含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作为历史观中关于历史的最基本的论述,是一个人或者社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历史的内在精神尺度,是历史观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本质上是历史的觉悟和历史的智慧,具有引导人们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另一方面,深入学习党史理论,是新时代下坚持和强化历史意识的表现。坚持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理解中国的现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阈下,对“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聚焦于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即可以将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确定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实质,是对作为黑格尔理性国家及其伦理国家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决定性转变,也意味着马克思将社会政治思想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进而实现了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转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以“特殊性与普遍性难题”为主线,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两者思想间的差异。他指出,黑格尔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承认了主观自由与特殊性原则,但是却过多地使用普遍性原则对特殊性原则进行中介。马克思承继黑格尔关于这一难题的问题域,涉及的无论是“自由人联合体”,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都始终坚持“特殊性原则”,并力图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统一。从特殊性与普遍性难题的角度上看,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特殊性原则”得到极好地释放的结果。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个体与类”“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与“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冲突性关系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毛勒堂教授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扬弃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劳动一人”二元分立乃至相互背离关系认知的基础上,创构了充满辩证张力的“劳动一人”思想,揭开了劳动与人之间始源性的对象性存在关联,呈现出的劳动与人之间共同生成、彼此形塑、相互创造的辩证存在关系,破解了思想上关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谜”,发掘了劳动概念的历史存在论内蕴,彰显了劳动及其主体的价值光辉。新时代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价值根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鲍金教授从“实践—身体化”的维度,对意识形态身体化的“功能界定”与“历史作用”进行探析。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一方面存身于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存身于实践和身体之中。意识形态经历身体化维度之后,采取了实践智慧的表现形态,展示出了意识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从而发挥出意识形态之生成性母体的作用,即能够超越语言的限制而完成意识形态的固有功能。对意识形态身体化的探析,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实践工作路径的拓展提供了启示,为我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冠浩教授以“马克思与卢梭的政治哲学对话”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与现代人重塑的问题进行探讨。卢梭关于“公民宗教”政治哲学旨在平衡人的理性与情感,但无法解决“人类宗教”与“国家宗教”对立的问题。马克思将宗教解读为一种“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宗教批判”的任务转变为揭露人是如何在现实世界误解和丧失自身,即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现实及其日常观念的批判,由此,消解了“人”与“公民”的形而上学对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味着重塑现代人关于自身本质以及自身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最终又必将唤起现代人真正去掌控他们创造的社会,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

  首都师范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志军教授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考察和分析,表明马克思所指认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一判断,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对从具体到抽象的否定,更不能由此简单地否定从实在和具体出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指出,从抽象到具体是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科学的正确方法,但它本身的运用已经就包含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更内涵了以实在和具体为前提的方法论原则。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还是叙述过程中,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这两条道路都会被交织使用,并相互作用,它们无法被割裂开来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由此,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当注意秉持从实在和具体出发,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的研究和叙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颜岩教授论述了东欧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他指出,实践派细致区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后者克服了前者的保守性和神秘色彩,以总体性、历史性、自决、矛盾、超越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与超越。然而,它却没有给出一种生产(劳动)批判理论,这就决定了无论实践派如何努力地将辩证法理解为实践的、属人的、社会的,都无法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质言之,只要批判未能切中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进而指向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桂泉教授从“客观要求、现实需要与时代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要求、是文化双创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总结老祖宗智慧的时代要求。

  闽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李德栓教授结合经典文本,围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1927年是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他以《神圣家族》为文本依据,指出“旧唯物主义”是感性的、直观的,并非是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工业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确证、人是在物质生产中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从而将“实践”引入了唯物主义中。第二,在他看来,将“1927年”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指出,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理论中,可以得出对新现代文明类型的思考启示。他指出,整个文明类型的转变在于物质关系的转型,新文明类型得以产生的核心在于新的一种物质关系的建构。马克思超越发展了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以融合的现代社会理论,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新的现代文明共同体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探索新现代文明类型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杰通过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以大历史观的研究视阈和整体性的分析方法指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所衍生出的思想紊乱,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从哲学的本体论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不可行的,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勾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框架的“未来式”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是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阈、勾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前提。与会诸多专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新论断进行深度解读,科学构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描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美好前景,为新时代境遇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教授分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何以可能”问题。首先,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来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化,凸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意义并为之提出提供了契机。其次,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实证与思辨(总体)的关系、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是思考这一问题的四个视点。再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方法,方法主要有: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研究方法、发展史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研究方法。最后,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要求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性要求,旨在科学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庆祥教授强调,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坚持总体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辩证法”;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辩证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发展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战略辩证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守正”,又展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方法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衍社教授立足于21世纪的时代特点,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五个新的时代课题,即“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现代中国人走向何处”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关系”五个时代新课题。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回答五个新的时代课题,既是解决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的必然要求。

  厦门大学哲学系徐梦秋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规范论”这一主题,从对象、问题与研究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他指出,深化实践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就必须展开对实践与规范关系之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规范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以规范的总体为研究对象;中心问题包括规范与实践的关系、规范与规律的关系、规范与自由的关系、规范和理性、欲望的关系、规范与价值、利益的关系、规范与社会的关系、规范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与超自然的关系;研究路径主要沿着发生学层面和合理性层面两条路径展开,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研究既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也是新时代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时代要求。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新夏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阈中,人的问题是关键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凸显,人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日趋重要。新时代下,对人的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为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惠珠教授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赋予我们哲学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以当代新视野,深研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首先,以新视野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应关注时代之变,认清新时代新实践之需。其次,以新视野来深入研究马恩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深刻揭示视野拓展与马哲研究中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最后,在新时代,深刻把握和运用新视野这一方法,才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合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郗戈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逻辑理路进行阐述。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主体,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多元文化主体。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相结合,已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过程中内在地统一起来。任意将二者割裂的片面思维方式都不应被采取。因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体,用文化传承来涵养文化创新,不断构建能够容纳传统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中国实际,立足于新时代的条件来推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涂良川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一方面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被动现代化的中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视历史现实、反思历史发展、顺应历史潮流、开创历史方向,创造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蕴含的三重建构逻辑,即中国人民融合现代历史的“历史逻辑”、根植实践智慧的“实践逻辑”与创建文明形态“文明逻辑”是其本质特征。理解与阐释这三重逻辑建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明确其人类贡献、探寻其未来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黄其洪教授对“永存的原则:巴黎公社未竟事业的曲折探索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他指出,巴黎公社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人民公仆原则”具有永恒的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这三大原则对“刺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进行文化革命”和“形成空间哲学研究”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相应地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中国具体实践中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维度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黄金辉教授指明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三个向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度和世界历史发展向度。基于对这三个向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人类社会走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单向度世界历史,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荣军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国现代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共同课题。现代社会既是经济社会,又是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既高度分离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视阈。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都必须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之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内在紧张力出发,既解决好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关系问题,又解决好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问题,必须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立场上来。

  上海市委党校陈胜云教授从“逻辑起点”“认识论”与“方法论”三重维度深刻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逻辑起点”,重点是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元点”和“出发点”。关于“认识论”,主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角度创新凸显了“知信行”的三者统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关于“方法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思维方式、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之,本次会议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起点上,既回望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百年历程中的重要理论与基本经验,又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了重大现实问题,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展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前景,并立足于构建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今年也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10周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有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论坛共收到116篇论文,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众多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线上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参与此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婧薇 陈惠莲/供稿)

  10月23-24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1年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厦门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和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所共同承办。

  一、以百年历史的宏大视野,回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时路”

  站在建党百年的关键节点,深刻反思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与历史经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使命与学术任务。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平教授对“建党百年与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探讨。他指出,贯穿于建党百年的逻辑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开拓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得以开辟,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历史产物,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历史生成。因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建党百年为历史视野,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当中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尤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单继刚研究员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为主题,对党史进行回望。他指出,“1927年”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元年”。在他看来,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不仅标志着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即简单套用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的机械唯物史观的失败,同时也内在生成“新哲学”的历史转向,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论开始流行。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破除“本本主义”的形而上学逻辑,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中国化,具体成果表现为:在延安时期,以辩证论的角度提出了“实事求是”辩证主义总的方法论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以“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为主题,深入探究两者的内在联系。她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启蒙,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和中国道路的起源都应回归到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当中。“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三个节点:1915年至1916年、1917年至1920年和1924年。其中,第二个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十月革命的传播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对“新文化运动”的转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第三个节点上,“新文化运动”完成了它作为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即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道路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卜祥记教授从“双重起源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哲学经济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包括两个理论内容,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以哲学的方法分析经济活动和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推进哲学的发展。只有立足于“双重起源论”的解释方案,才能彻底打通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真实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历史性,也才能据此讨论“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刘卓红教授以“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与“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两个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百年探索。从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筑牢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根基”与“在学习中创新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推进理论的发展”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经验。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体现在“对新时代作出正确的判断”、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人民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时代新说。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许俊达教授从以“李大钊的青春哲学及其历史地位”为主题,从“缘起、出发点和基本内容”进行学理上探讨。他指出,李大钊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以青春哲学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阶段和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发展阶段。李大钊青春哲学的出发点是“青春中华之再造”,其具体思想体现在《青春》《民彝与政治》《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等著作中。李大钊的青春哲学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具有启迪意义。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家华教授以“存在、缘起、演进与特点”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的若干问题。他指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缘起于《爱尔福特纲领》理论原则与实践策略的张力、第二国际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分歧、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不同解读、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全面修正;经历了反对福尔马尔改良主义和“青年派”半政府主义的斗争蕴含哲学论争、反对伯恩施坦“社会主义问题”文章开启哲学论争、反对《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斗争全面展开哲学论争、围绕十月革命的争论结束哲学论争;特点体现为:这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哲学论争、以“理论与实践关系”为根本问题的哲学论争、聚焦“最终目的和运动”问题的哲学论争,是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忠义教授认为,从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是中共辉煌百年历程的方法论。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黑格尔以肯定性与否定性为基本形式的辩证法,形成了肯定性辩证法和否定性辩证法两大范式,前者体现事物优化、成长的思维定式,后者体现现存事物塑亡和新事物诞生的思维定式。肯定性辩证法和否定性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就的党史辉煌百年中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方法论精神。中国革命道路是否定性辩证法的直接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由否定性范式向肯定性范式的变迁,肯定性辩证法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经济奇迹和社会稳定发展奇迹的方法论精髓。

  厦门大学哲学系杨松教授认为,“实然”与“应然”的对立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论探索中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研究其规范性理论的关键线索。在《给父亲的信》中,青年马克思意识到“实然”与“应然”的对立是理想主义固有的缺陷,由此转向黑格尔的哲学。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通过分析关于“枯树枝所有权”的规范的“实然”与“应然”之矛盾,他发现物质利益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实然的异化劳动与应然的人类劳动之间的对立,并把扬弃私有财产的实践视为解决对立的关键环节。最后,在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考察中,马克思指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必然趋势,揭示了各类作为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理论的真实面貌,在科学阐明历史之“实然”的基础上,形成对工人应如何行动的指导。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定鑫教授系统阐述了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中的独特贡献。首先,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率先确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范畴。其次,恩格斯在经济领域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创立起了先导作用。再次,恩格斯在社会历史领域使无产阶级世界观获得系统化提升。最后,恩格斯勾画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象化“线路”,在实践层面寻求“对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使“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进一步具体化,对整个无产阶级实践发生历史性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王晓升教授以“从精神和肉体的和解看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为议题进行探讨,为当代研究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他认为,从“精神”和“肉体”相对立的框架下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得出的结论只是历史是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界中生存斗争的历史,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史。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在思考人的“精神”和“肉体”和解问题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肉体”和“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被“精神”遗弃的“肉体”是充满无限欲望的躯体,是与“精神”完全分离开来的躯体,所造成的结果是人感觉到痛苦。因此,马克思在探讨“精神”和“肉体”和解的过程中衍生出其历史概念。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艳涛教授提出哲学研究“重心转移”是哲学学术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他从六个方面梳理了十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一是文本学研究新进展:从“版本考证”走向“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深化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提升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思想含量;二是“中国问题”研究新进展:从“耕西方地”到“犁中国田”,从“普遍问题”追问走向“中国问题”解答,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建立起来,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意蕴;三是资本逻辑批判与现代性反思研究新进展: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从“西方现代化崇拜”到“西方现代性反思”,彰显全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明性”;四是规范性问题研究新进展:从单纯规律研究到注重规律与规范,彰显“大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建构与“规范性”;五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新进展:直面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公共性问题,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研究,彰显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觉性”;六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新进展:以加强文明对话、交流和融通为主要特征的“比较研究”,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推进政治与学术的良性“互动性”。

  广东省委党校武晟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了以下三点思想阐发。从立论根本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可以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内容就是“唯物史观”;从关系内容上来看,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唯物史观,主观辩证法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达”;在“知与行”“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实践与认识”三者统一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认识和实践越来越到位,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实践也越来越到位。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圣鹏副教授以“中国道路百年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进行探讨。他指出,狭义上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义上的中国道路是指建党百年的探索道路。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阈下,中国道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之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经历了百年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良斌副教授指出,承认问题不仅是肇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命题,也是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话题。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可以看出,获得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承认的对象并非是“人”,而是“物”即“商品”。这种关于“物”的承认逻辑恰恰是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的承认对象之所以能获得“谜一般的性质”,是由于个体劳动中蕴含着“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所以“商品”被赋予了普遍承认的交换价值。承认关系的本质是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将承认真实的分析最终是引向到了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中来。

  复旦大学林青副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开启的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为讨论社会主义议题提供了基本的定向。通过阐述社会主义议题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阐释路径的拒斥以及超越对社会主义议题的形而上学的建构,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呈现提供了基本的路径和方法。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昕桐副教授以“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何以可能”为题,通过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超越性和与西方诠释学富有成效的对话,即通过“诠释基点”、“诠释循环”和“诠释真理”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实践诠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透过原典中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时”

  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是基本功。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宝贵思想转化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现实力量,实现“历史一现实”跨时空对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安启念教授以“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为线索,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进行探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论断的提出,表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他认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心是人,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但旧唯物主义并非是过时的、陈旧的。新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并行不悖,是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的解读,共同构成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由此批驳了以往将新旧唯物主义二者彼此对立的说法,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见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阐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自由意志与财产所有权关系”和“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她指出,在“自由与财产权”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关注历史进步和自由问题,但是马克思更加深刻地看到私有财产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产生的社会分化作用及其衍生的局限性。在“国家与市民社会”问题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对其所仰赖的普遍理性进行了质疑,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层面并不能真正体现全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所呈现出的批判思路以及研究问题的唯物史观方法,对于当今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分析与认识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指出,资本仍然是支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如何从学理上对《资本论》进行深入研究意义重大。他认为,在中国《资本论》编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郭、王译本”(《资本论》三卷“通行本”首次中文全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有两个特点,即“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从古典经济学到《资本论》的逻辑发展,统一了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与“在不断修改中淬炼《资本论》内容更准确的中文表达”,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资本论》最到位的理解和把握方式,提供了科学的研究理路。同时,它也存在着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导致的观点过时、以孤立的眼光研究资本问题等局限性。今天站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高度,对先贤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他们的学风,把学术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和水准,进而超越他们的工作。因此,要做到:第一,必须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第二,对待资本的态度由单一走向全面,重新理解资本在人类发展和当代世界的功能、作用及其效应。第三,反思“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所具有的局限,置于“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的大趋势和全球化的大视野中探究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张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社会“现实”的互动中,深刻揭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是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阈下,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进行深刻总结,必须要将其放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的重要前提下。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包括工业史、货币史、交换史和交往史,解决西方市民社会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必须要从这个四个方面入手。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紧紧依靠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推动我国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新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进行深刻的探讨。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反映,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决定的。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源与发展。任何社会意识都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第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结构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第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与功能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第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乔瑞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的论述”和“百年党史的理论学习过程”两个方面,深刻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及其时代意义。在他看来,一方面唯物史观包含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作为历史观中关于历史的最基本的论述,是一个人或者社会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有关历史的内在精神尺度,是历史观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本质上是历史的觉悟和历史的智慧,具有引导人们理解历史、感悟历史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价值。另一方面,深入学习党史理论,是新时代下坚持和强化历史意识的表现。坚持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理解中国的现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阈下,对“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聚焦于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即可以将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确定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实质,是对作为黑格尔理性国家及其伦理国家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决定性转变,也意味着马克思将社会政治思想的重点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进而实现了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转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以“特殊性与普遍性难题”为主线,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两者思想间的差异。他指出,黑格尔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承认了主观自由与特殊性原则,但是却过多地使用普遍性原则对特殊性原则进行中介。马克思承继黑格尔关于这一难题的问题域,涉及的无论是“自由人联合体”,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都始终坚持“特殊性原则”,并力图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统一。从特殊性与普遍性难题的角度上看,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特殊性原则”得到极好地释放的结果。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个体与类”“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与“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冲突性关系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毛勒堂教授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扬弃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劳动一人”二元分立乃至相互背离关系认知的基础上,创构了充满辩证张力的“劳动一人”思想,揭开了劳动与人之间始源性的对象性存在关联,呈现出的劳动与人之间共同生成、彼此形塑、相互创造的辩证存在关系,破解了思想上关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谜”,发掘了劳动概念的历史存在论内蕴,彰显了劳动及其主体的价值光辉。新时代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和价值根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鲍金教授从“实践—身体化”的维度,对意识形态身体化的“功能界定”与“历史作用”进行探析。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一方面存身于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存身于实践和身体之中。意识形态经历身体化维度之后,采取了实践智慧的表现形态,展示出了意识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从而发挥出意识形态之生成性母体的作用,即能够超越语言的限制而完成意识形态的固有功能。对意识形态身体化的探析,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实践工作路径的拓展提供了启示,为我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冠浩教授以“马克思与卢梭的政治哲学对话”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与现代人重塑的问题进行探讨。卢梭关于“公民宗教”政治哲学旨在平衡人的理性与情感,但无法解决“人类宗教”与“国家宗教”对立的问题。马克思将宗教解读为一种“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宗教批判”的任务转变为揭露人是如何在现实世界误解和丧失自身,即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现实及其日常观念的批判,由此,消解了“人”与“公民”的形而上学对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味着重塑现代人关于自身本质以及自身社会历史形态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最终又必将唤起现代人真正去掌控他们创造的社会,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

  首都师范学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志军教授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考察和分析,表明马克思所指认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一判断,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对从具体到抽象的否定,更不能由此简单地否定从实在和具体出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指出,从抽象到具体是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科学的正确方法,但它本身的运用已经就包含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更内涵了以实在和具体为前提的方法论原则。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还是叙述过程中,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这两条道路都会被交织使用,并相互作用,它们无法被割裂开来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由此,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当注意秉持从实在和具体出发,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的研究和叙述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颜岩教授论述了东欧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他指出,实践派细致区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认为后者克服了前者的保守性和神秘色彩,以总体性、历史性、自决、矛盾、超越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前者的继承与超越。然而,它却没有给出一种生产(劳动)批判理论,这就决定了无论实践派如何努力地将辩证法理解为实践的、属人的、社会的,都无法切中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质言之,只要批判未能切中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进而指向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桂泉教授从“客观要求、现实需要与时代要求”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要求、是文化双创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总结老祖宗智慧的时代要求。

  闽南师范大学政法系李德栓教授结合经典文本,围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1927年是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他以《神圣家族》为文本依据,指出“旧唯物主义”是感性的、直观的,并非是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工业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确证、人是在物质生产中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从而将“实践”引入了唯物主义中。第二,在他看来,将“1927年”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年”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指出,通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理论中,可以得出对新现代文明类型的思考启示。他指出,整个文明类型的转变在于物质关系的转型,新文明类型得以产生的核心在于新的一种物质关系的建构。马克思超越发展了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何以融合的现代社会理论,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新的现代文明共同体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探索新现代文明类型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杰通过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以大历史观的研究视阈和整体性的分析方法指出,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所衍生出的思想紊乱,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从哲学的本体论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不可行的,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勾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框架的“未来式”

  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是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阈、勾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前提。与会诸多专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等新论断进行深度解读,科学构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描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美好前景,为新时代境遇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方向指引。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树发教授分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何以可能”问题。首先,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来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化,凸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意义并为之提出提供了契机。其次,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实证与思辨(总体)的关系、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是思考这一问题的四个视点。再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方法,方法主要有: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研究方法、发展史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研究方法。最后,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要求的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性要求,旨在科学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韩庆祥教授强调,厘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坚持总体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辩证法”;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认识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辩证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发展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战略辩证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守正”,又展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方法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衍社教授立足于21世纪的时代特点,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五个新的时代课题,即“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现代中国人走向何处”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关系”五个时代新课题。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回答五个新的时代课题,既是解决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的必然要求。

  厦门大学哲学系徐梦秋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规范论”这一主题,从对象、问题与研究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他指出,深化实践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就必须展开对实践与规范关系之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规范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以规范的总体为研究对象;中心问题包括规范与实践的关系、规范与规律的关系、规范与自由的关系、规范和理性、欲望的关系、规范与价值、利益的关系、规范与社会的关系、规范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与超自然的关系;研究路径主要沿着发生学层面和合理性层面两条路径展开,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研究既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也是新时代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的时代要求。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新夏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阈中,人的问题是关键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凸显,人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日趋重要。新时代下,对人的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为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惠珠教授指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时代赋予我们哲学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使命,以当代新视野,深研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首先,以新视野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应关注时代之变,认清新时代新实践之需。其次,以新视野来深入研究马恩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深刻揭示视野拓展与马哲研究中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最后,在新时代,深刻把握和运用新视野这一方法,才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出合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郗戈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逻辑理路进行阐述。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主体,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多元文化主体。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相结合,已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过程中内在地统一起来。任意将二者割裂的片面思维方式都不应被采取。因此,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体,用文化传承来涵养文化创新,不断构建能够容纳传统精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中国实际,立足于新时代的条件来推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涂良川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一方面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被动现代化的中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正视历史现实、反思历史发展、顺应历史潮流、开创历史方向,创造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蕴含的三重建构逻辑,即中国人民融合现代历史的“历史逻辑”、根植实践智慧的“实践逻辑”与创建文明形态“文明逻辑”是其本质特征。理解与阐释这三重逻辑建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明确其人类贡献、探寻其未来可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黄其洪教授对“永存的原则:巴黎公社未竟事业的曲折探索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他指出,巴黎公社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和“人民公仆原则”具有永恒的力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这三大原则对“刺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进行文化革命”和“形成空间哲学研究”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巴黎公社三大原则相应地体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中国具体实践中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维度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黄金辉教授指明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内涵的三个向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度和世界历史发展向度。基于对这三个向度的深入研究,无疑为人类社会走出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单向度世界历史,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为探索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荣军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国现代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共同课题。现代社会既是经济社会,又是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既高度分离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视阈。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都必须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之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内在紧张力出发,既解决好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关系问题,又解决好政治国家向社会国家的转型问题,必须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种立场上来。

  上海市委党校陈胜云教授从“逻辑起点”“认识论”与“方法论”三重维度深刻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关于“逻辑起点”,重点是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元点”和“出发点”。关于“认识论”,主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角度创新凸显了“知信行”的三者统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关于“方法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思维方式、实践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之,本次会议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起点上,既回望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百年历程中的重要理论与基本经验,又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了重大现实问题,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展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前景,并立足于构建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今年也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10周年,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有奎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研究员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论坛共收到116篇论文,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众多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线上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参与此次论坛。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婧薇 陈惠莲/供稿)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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