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工具论:从工具到表现

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From Instrument to Performance

  作者简介:方红庆(1982- ),男,浙江义乌人,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当代西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E-mail:fangda148@163.com。杭州 310023;方红庆,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中心。厦门 361005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01811期

  内容提要:认知工具论是一种风行于当代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规范理论,主张认知规范性(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规范性,认知上合理的信念就是工具意义上合理的信念。认知工具论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把证据规范性吸收进工具规范性的企图,或者信念理由最终取决于目标,而不是证据。事实上,认知工具论者一开始就试图把规范性问题视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效力问题,因此,手段本身理所当然应该被视为是评价的核心,而目的只是评价手段有效性的一个维度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表现规范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规范模型,其评价的核心是作为知识产生手段的胜任力或理智德性。

  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 is very popular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pistemology,which argues that epistemic normativity(rationality) is essentially a normativity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epistemically rational belief is instrumentally rational belief.The fundamental mistake of 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 is the attempt to assimilate evidence normativity into instrumental normativity,or the claim that doxastic reason ultimately depends on ends,not on evidences.In fact,epistemic instrumentalists regard normativity problem as an efficacy problem of attaining certain ends.Therefore,means itself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core of evaluation.In this sense,performance normativity is a more reasonable normativity model,and the core of its evaluation is competence or intellectual virtue as a means of knowledge.Key Words: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 instrumental normativity; means-ends; performance normativity; competence.

  关键词:认知工具论/工具规范性/手段—目的/表现规范性/胜任力/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Instrumental normativity/Mean-end/Performance normativity/Competence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知识论系列研究”子课题“认知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4ZDB012)。

 

  认知工具论(epistemic instrumentalism)是一种风行于当代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规范理论,主张认知规范性(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规范性,认知上合理的信念就是工具意义上合理的信念,即有助于实现某个给定目标或目的的方式形成或获得的信念,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L.Laudan)所说:“和其他任何类型的合理性一样,认知合理性只是一个结合目的和手段的问题。”[1]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工具规范性的本质,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为其提供一种新的辩护。

  一、概述

  众所周知,传统知识论被刻画为一门以确证为核心的规范学科,其主要目标是对确证信念的条件的系统研究。自奎因提出自然化知识论之后,主张知识论是一门单纯描述性的学科,“心理学的一章”。[2]因此,自然化知识论引发了新旧知识论之间旷日持久的规范性与描述性之争。这种争论让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需要进一步澄清和阐明知识论的规范性的本质和来源。

  规范性与自然化本质上是冲突的。因为,如果认知概念本质上是描述的,并且认知判断主要是事实性的,或者说,认知属性能够最终被还原成或等同于描述属性,那么规范性如何能在这种描述的知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如果认知价值只是一类描述事实,那么它如何能够驱使或指导我们的认知行为?因此,自然主义似乎没有能力解释知识论的规范性。这便是最早由金在权(Jeagwon Kim)提出的自然主义知识论的规范性反对(normativity objection)的主旨。[3]

  作为回应,绝大多数自然主义者都采取了工具论的规范性解释。奎因否认他的自然化知识论抛弃了规范性,而只是把规范性“自然化了”,并提出了“工程学”的规范模型:

  “关于认知价值的身份,我有话要说。知识论的自然化并没有抛弃规范性,满足于无差别的持续过程的描述。对我来说,规范知识论是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寻求真理的技术,或者用更严谨的认知术语来说,预测的技术。像任何技术一样,它自由地使用任何符合其目的的科学发现。……在此,就像在道德领域一样,没有终极价值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真或预测这个远端目标的效力(efficacy)问题。在此,就像工程学那里一样,当这个最终参数被表达时,规范的东西就变成了描述的。”[4]

  也就是说,奎因认为认知规范性只是一个达到相关目标(比如真或预测)的效力问题,因此,认知规范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规范性。这种工具论的规范性在自然化知识论和科学哲学中非常流行,几乎成为了自然主义知识论一个标准的规范模型,支持者包括贡布里斯(H.Kornblith)、吉尔(R.N.Giere)、基切尔(P.Kitcher)、劳丹、斯蒂奇(S.Stich)、弗雷(R.Foley)、帕皮诺(D.Papineau)和马菲(J.Maffie)等等。但是,认知工具论不仅内部无法统一意见,而且还受到外部的强烈批评。支持者们的争论焦点在于何种目标构成了信念理由。有的学者倾向于局限于认知目标,如弗雷;有的学者者倾向于完全实用的目标,例如斯蒂奇和帕皮诺等;有的学者则持中间立场,例如贡布里斯。具体论述在本文第二部分展开。反对者则认为认知工具论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把证据规范性吸收进工具规范性的企图,或者信念理由最终取决于目标,而不是证据,如凯利(T.Kelly)和沙恩(N.Shan)等,具体论述在本文第三部分展开。

  认知工具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工具论可以追溯到休谟,最初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理论,工具论者们试图根据工具论的理性行动概念来解释认知上合理的信念的本质。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行动和信念具有的手段—目的(mean-end)的基本意向结构,由此,我们确实可以根据目的来评价行动和信念的合理性。然而,这只是反映了行动和信念的机制性和功能性的层面,忽视了更自主和自由的层面,即反思的层面。由此,笔者主张用表现规范性(performance normativity)替代工具性的规范性。具体论述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

  总之,为了调和自然化知识论中的规范性与描述性之争,自然主义者们倡导一种认知工具论。这种认知工具论的核心是试图用非规范的或纯描述的事实来解释规范事实,具体来说,就是试图通过描述实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匹配的方式来解释信念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认知规范性最终依赖于关于我们的目标的事实。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审查一下这种工具论的规范性的本质及其合理性。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思问哲学网 » 认知工具论:从工具到表现

分享到: 生成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