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度问题

  The Problem of Degrees of Causation

  作者简介:何朝安(1982- ),四川绵阳人,哲学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哲学逻辑。上海 20162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97期

  内容提要:主流因果理论将因果关系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因果度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就理论哲学而言,还是就实践哲学而言,因果度问题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因果度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为结构方程理论、概率理论和博弈论理论三种进路。这些理论提供了思考因果度问题的宝贵尝试,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借助刘易斯反事实条件句因果理论,可以尝试勾画一种新的因果度概念分析框架。

  The leading theories of causation see causality as a matter of all or nothing,leaving the problem of degrees of causation go largely unnoticed.The problem,however,is of spe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alike.Current studies in this area provide three approaches,the structural-equation approach,the probability approach and the game-theoretical approach.Inspiring may they be,these approaches all encounter some of kind fatal trouble.Based on Lewis’s counterfactual theory of causation,a new approach to degrees of causation could be drawn.

  关键词:因果度/反事实依赖/可能世界/degrees of causation/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possible worlds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9)。

  一、引言

  因果性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最核心、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但是,无论是霍尔(Hall)所谓的“生产性因果理论”(production theories)还是“依赖性因果理论”(dependence theories)[1],几乎所有主流的因果理论都将因果关系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因果度的问题(degrees of causation)。换言之,主流因果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事件C的发生是否因果地导致事件E的发生?至于事件C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事件E的发生,这一点通常并不被关注。

  但是,无论是就理论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而言,还是就实践哲学(如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而言,因果度问题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方面,一个特定的结果事件往往并非由一个单一的原因事件所导致。严格刻画不同原因事件对于同一结果事件的发生所做出的不同因果贡献(causal contribution),这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因果性理论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因果关系与责任归属之间具有很强的形而上学联系。某人之所以要为某个结果事件的发生负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这往往是因为此人的某些特定行动与那个结果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在不考虑行动动机与行动规范等因素的情况下,责任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因果贡献的大小,也即因果度的大小。由此,实践哲学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或许可以(部分)还原为因果度的问题。

  当代国际学界关于因果度问题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为三类理论主张。本文第二节将以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相关工作为借鉴,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需要满足的一组基本要求。而后以此为参照,对一个基于反事实依赖关系的经典因果度理论(即结构方程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指出其理论优势和理论缺陷。第三节将对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或正在兴起的两类因果度理论(即概率理论和博弈论理论)进行专门探讨。我们将看到,虽然这两者很好地克服了结构方程理论的某些重要缺陷,其自身仍然面临一些难以应对的困难。在第四节,以前两章的分析为参照,以刘易斯的模态因果理论为借鉴,我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因果度理论框架。此框架以可能世界语义学模型为基础,将因果度分析为特定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临近关系。

  二、因果度与结构方程理论

  在关于因果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中,伯恩斯坦曾设想了一种奇特的因果案例。[2]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此案例来说明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应当满足何种基本理论诉求。在此,我们对其案例进行了必要改造,表述如下:在情形(A)中,张三向王五开了两枪,李四向王五开了一枪,并且三颗子弹都打中了王五,随后王五死亡。在此情形中,王五只需要被打中一枪就会死亡。在情形(B)中,张三向王五开了两枪,李四向王五开了一枪,并且三颗子弹都打中了王五,随后王五死亡。在此情形中,王五需要被打中三枪才会死亡。

  借用因果性问题研究的标准术语,情形(A)是一个所谓的过分决定(overdetermination)案例;而情形(B)是一个所谓的联合因果性(joint-causation)案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三和李四在两个场景中的行动并无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涉及王五需要被打中几颗子弹才会死亡。现在让我们考虑如下两个问题:(1)在两种情形下,对于王五的死,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有差异吗?有的话,在哪一种情形下更大?(2)在(B)情形下,对于王五的死,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有差异吗?有的话,谁更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根据所谓的生产因果理论,原因生产(produce)结果,也即,在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存在某种能量传递,此能量传递足以从原因事件产生结果事件。据此理论,情形(A)的张三比情形(B)的张三对于王五之死做出了更大的因果贡献。这是因为,在情形(A)下,王五只需被打中一颗子弹就会死亡,而张三的两颗子弹所传递的能量完全足以导致王五的死亡。而在情形(B)下,王五需要被打中三颗子弹才会死亡,张三的两颗子弹所传递的能量并不足以导致王五的死亡。与之相反的是,根据所谓的依赖因果理论,结果事件反事实依赖于(counterfactually depend on)原因事件,也即,在原因事件不发生的情形下,结果事件也不会发生。据此理论,情形(B)的张三比情形(A)的张三对于王五之死做出了更大的因果贡献。这是因为,在情形(B)下,王五需要被打中三颗子弹才会死亡,如果张三不开枪的话,王五就不会死。而在情形(A)下,王五只需被打中一颗子弹就会死亡,即使张三不开枪,(由于李四开了枪)王五也会死。我们看到,生产理论和依赖理论给出的结论是相反的。但是二者有一点是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张三的因果贡献度在两个情形下是不同的。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根据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在情形(B)中,对于王五之死,张三所要承担的责任比李四更大。而这一责任差异只能通过因果贡献度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和说明。理由很简单:张三开了两枪,而李四只开了一枪,并且这三枪中的每一枪对于王五之死都很关键。所以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比李四大。

  根据上述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需要满足的两个基本要求:(1)在情形(A)和情形(B)下,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2)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

  关于因果度问题的经典理论之一来自乔科勒和豪蓬(Chockler and Halpern)。[3]他们主张以结构方程及相关模型来刻画因果关系,尤其是以此来直观展示结果事件与不同原因事件之间存在的反事实依赖关系。通常而言,在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下,结果事件反事实地依赖于原因事件。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当结果事件被多个原因事件过分决定时(overdetermined),结果事件并不反事实地依赖于任何一个原因事件。在情形(A)下,王五之死并不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或李四的行动。即使张三不开枪,王五也会死——李四会杀死他;同样,即使李四不开枪,王五也会死——张三会杀死他。

  乔科勒和豪蓬注意到,一个结果事件不仅可以被过分决定,而且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过分决定。比如,有这样一位受害者,他只要被开枪击中要害一次就会死亡。考虑如下两种情形:在甲情形下,此受害者被三个人同时开枪击中要害而死亡;在乙情形下,他被两个人同时开枪击中要害而死亡。两种情形都是过分决定的。直观上,在甲情形下,受害者的死亡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过分决定——因为甲情形涉及三个独立的原因事件而乙情形仅涉及两个独立的原因事件。由于甲情形涉及三个责任人,而乙情形仅涉及两个责任人,这使得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甲情形中,每个责任人对于受害者之死做出了1/3的因果贡献,而在乙情形中,每个责任人对于受害者之死做出了1/2的因果贡献。由此可以看到,过分决定的程度与因果贡献的大小似乎成反比关系。

  正是基于此观察,乔科勒和豪蓬提出,原因事件C对于结果事件E的因果贡献度可以表征为如下函数:δ(C,E)=1/(N+1),其中N是为了使得E和C之间具有反事实依赖关系而必须对相关情形进行修改的最小修改量。以前述例子而言,为了使得在甲情形下受害者之死反事实地依赖于某个特定杀手的行动,我们就不得不取消另外两个杀手的行动。而在乙情形下,我们只需要取消一个杀手的行动。换句话说,在甲情形下N=2,而在乙情形下N=1。据此,我们可以推出,在甲情形下,每个杀手的因果贡献度是1/3,而在乙情形下是1/2。容易看出,此理论满足因果度理论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即此理论蕴含,在情形(A)和情形(B)下,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因为,在情形(A)中,为了使王五之死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我们必须对此情形进行一个修改(即取消李四的行动),由此N=1,张三的因果贡献度为1/2。而在情形(B)中,王五之死本来就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从而必须做出的修改数为零。由此N=0,且张三的因果贡献度为1。

  但是,乔科勒和豪蓬的理论并不满足因果度理论的第二个基本要求,即此理论并不蕴含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恰恰相反,此理论蕴含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贡献度是相同的。因为,在此情形下,王五之死既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又反事实地依赖于李四的行动。对二者而言,N都为0,所以二者的因果贡献度均为1。

  从根本上而言,乔科勒和豪蓬的理论缺陷主要源于他们的基本工作假设。结构方程因果理论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因果理论之一,其主要理论诉求仍然是刘易斯式的反事实条件句因果理论所力图捕捉的反事实依赖关系。只不过,标准的刘易斯理论运用简单的反事实条件句来实现此目标——此进路在种种类型的过分决定性因果案例上所面临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而结构方程理论试图系统地运用因果关联模型及结构方程来实现此目标。乔科勒和豪蓬理论的核心要素N是通过反事实依赖关系来定义的。但是,在情形(B)这样的联合因果性案例中,并不存在反事实依赖关系。从而任何试图仅仅通过捕捉反事实依赖关系来确定因果关系——继而刻画因果度——都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The Problem of Degrees of Causation

  作者简介:何朝安(1982- ),四川绵阳人,哲学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哲学逻辑。上海 20162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97期

  内容提要:主流因果理论将因果关系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因果度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就理论哲学而言,还是就实践哲学而言,因果度问题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因果度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为结构方程理论、概率理论和博弈论理论三种进路。这些理论提供了思考因果度问题的宝贵尝试,但各自均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借助刘易斯反事实条件句因果理论,可以尝试勾画一种新的因果度概念分析框架。

  The leading theories of causation see causality as a matter of all or nothing,leaving the problem of degrees of causation go largely unnoticed.The problem,however,is of special value and significance,to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alike.Current studies in this area provide three approaches,the structural-equation approach,the probability approach and the game-theoretical approach.Inspiring may they be,these approaches all encounter some of kind fatal trouble.Based on Lewis’s counterfactual theory of causation,a new approach to degrees of causation could be drawn.

  关键词:因果度/反事实依赖/可能世界/degrees of causation/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possible worlds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ZDA029)。

  一、引言

  因果性问题是当代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最核心、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但是,无论是霍尔(Hall)所谓的“生产性因果理论”(production theories)还是“依赖性因果理论”(dependence theories)[1],几乎所有主流的因果理论都将因果关系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因果度的问题(degrees of causation)。换言之,主流因果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事件C的发生是否因果地导致事件E的发生?至于事件C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事件E的发生,这一点通常并不被关注。

  但是,无论是就理论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而言,还是就实践哲学(如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而言,因果度问题都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方面,一个特定的结果事件往往并非由一个单一的原因事件所导致。严格刻画不同原因事件对于同一结果事件的发生所做出的不同因果贡献(causal contribution),这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因果性理论的基本诉求。另一方面,因果关系与责任归属之间具有很强的形而上学联系。某人之所以要为某个结果事件的发生负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这往往是因为此人的某些特定行动与那个结果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在不考虑行动动机与行动规范等因素的情况下,责任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因果贡献的大小,也即因果度的大小。由此,实践哲学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或许可以(部分)还原为因果度的问题。

  当代国际学界关于因果度问题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为三类理论主张。本文第二节将以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相关工作为借鉴,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需要满足的一组基本要求。而后以此为参照,对一个基于反事实依赖关系的经典因果度理论(即结构方程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指出其理论优势和理论缺陷。第三节将对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或正在兴起的两类因果度理论(即概率理论和博弈论理论)进行专门探讨。我们将看到,虽然这两者很好地克服了结构方程理论的某些重要缺陷,其自身仍然面临一些难以应对的困难。在第四节,以前两章的分析为参照,以刘易斯的模态因果理论为借鉴,我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因果度理论框架。此框架以可能世界语义学模型为基础,将因果度分析为特定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临近关系。

  二、因果度与结构方程理论

  在关于因果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中,伯恩斯坦曾设想了一种奇特的因果案例。[2]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此案例来说明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应当满足何种基本理论诉求。在此,我们对其案例进行了必要改造,表述如下:在情形(A)中,张三向王五开了两枪,李四向王五开了一枪,并且三颗子弹都打中了王五,随后王五死亡。在此情形中,王五只需要被打中一枪就会死亡。在情形(B)中,张三向王五开了两枪,李四向王五开了一枪,并且三颗子弹都打中了王五,随后王五死亡。在此情形中,王五需要被打中三枪才会死亡。

  借用因果性问题研究的标准术语,情形(A)是一个所谓的过分决定(overdetermination)案例;而情形(B)是一个所谓的联合因果性(joint-causation)案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三和李四在两个场景中的行动并无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涉及王五需要被打中几颗子弹才会死亡。现在让我们考虑如下两个问题:(1)在两种情形下,对于王五的死,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有差异吗?有的话,在哪一种情形下更大?(2)在(B)情形下,对于王五的死,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有差异吗?有的话,谁更大?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根据所谓的生产因果理论,原因生产(produce)结果,也即,在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存在某种能量传递,此能量传递足以从原因事件产生结果事件。据此理论,情形(A)的张三比情形(B)的张三对于王五之死做出了更大的因果贡献。这是因为,在情形(A)下,王五只需被打中一颗子弹就会死亡,而张三的两颗子弹所传递的能量完全足以导致王五的死亡。而在情形(B)下,王五需要被打中三颗子弹才会死亡,张三的两颗子弹所传递的能量并不足以导致王五的死亡。与之相反的是,根据所谓的依赖因果理论,结果事件反事实依赖于(counterfactually depend on)原因事件,也即,在原因事件不发生的情形下,结果事件也不会发生。据此理论,情形(B)的张三比情形(A)的张三对于王五之死做出了更大的因果贡献。这是因为,在情形(B)下,王五需要被打中三颗子弹才会死亡,如果张三不开枪的话,王五就不会死。而在情形(A)下,王五只需被打中一颗子弹就会死亡,即使张三不开枪,(由于李四开了枪)王五也会死。我们看到,生产理论和依赖理论给出的结论是相反的。但是二者有一点是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张三的因果贡献度在两个情形下是不同的。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根据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在情形(B)中,对于王五之死,张三所要承担的责任比李四更大。而这一责任差异只能通过因果贡献度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和说明。理由很简单:张三开了两枪,而李四只开了一枪,并且这三枪中的每一枪对于王五之死都很关键。所以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比李四大。

  根据上述对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合理的因果度理论需要满足的两个基本要求:(1)在情形(A)和情形(B)下,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2)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

  关于因果度问题的经典理论之一来自乔科勒和豪蓬(Chockler and Halpern)。[3]他们主张以结构方程及相关模型来刻画因果关系,尤其是以此来直观展示结果事件与不同原因事件之间存在的反事实依赖关系。通常而言,在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下,结果事件反事实地依赖于原因事件。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当结果事件被多个原因事件过分决定时(overdetermined),结果事件并不反事实地依赖于任何一个原因事件。在情形(A)下,王五之死并不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或李四的行动。即使张三不开枪,王五也会死——李四会杀死他;同样,即使李四不开枪,王五也会死——张三会杀死他。

  乔科勒和豪蓬注意到,一个结果事件不仅可以被过分决定,而且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过分决定。比如,有这样一位受害者,他只要被开枪击中要害一次就会死亡。考虑如下两种情形:在甲情形下,此受害者被三个人同时开枪击中要害而死亡;在乙情形下,他被两个人同时开枪击中要害而死亡。两种情形都是过分决定的。直观上,在甲情形下,受害者的死亡在更大的程度上被过分决定——因为甲情形涉及三个独立的原因事件而乙情形仅涉及两个独立的原因事件。由于甲情形涉及三个责任人,而乙情形仅涉及两个责任人,这使得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在甲情形中,每个责任人对于受害者之死做出了1/3的因果贡献,而在乙情形中,每个责任人对于受害者之死做出了1/2的因果贡献。由此可以看到,过分决定的程度与因果贡献的大小似乎成反比关系。

  正是基于此观察,乔科勒和豪蓬提出,原因事件C对于结果事件E的因果贡献度可以表征为如下函数:δ(C,E)=1/(N+1),其中N是为了使得E和C之间具有反事实依赖关系而必须对相关情形进行修改的最小修改量。以前述例子而言,为了使得在甲情形下受害者之死反事实地依赖于某个特定杀手的行动,我们就不得不取消另外两个杀手的行动。而在乙情形下,我们只需要取消一个杀手的行动。换句话说,在甲情形下N=2,而在乙情形下N=1。据此,我们可以推出,在甲情形下,每个杀手的因果贡献度是1/3,而在乙情形下是1/2。容易看出,此理论满足因果度理论的第一个基本要求,即此理论蕴含,在情形(A)和情形(B)下,张三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因为,在情形(A)中,为了使王五之死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我们必须对此情形进行一个修改(即取消李四的行动),由此N=1,张三的因果贡献度为1/2。而在情形(B)中,王五之死本来就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从而必须做出的修改数为零。由此N=0,且张三的因果贡献度为1。

  但是,乔科勒和豪蓬的理论并不满足因果度理论的第二个基本要求,即此理论并不蕴含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因果贡献度是不同的。恰恰相反,此理论蕴含在情形(B)下,张三和李四的贡献度是相同的。因为,在此情形下,王五之死既反事实地依赖于张三的行动,又反事实地依赖于李四的行动。对二者而言,N都为0,所以二者的因果贡献度均为1。

  从根本上而言,乔科勒和豪蓬的理论缺陷主要源于他们的基本工作假设。结构方程因果理论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因果理论之一,其主要理论诉求仍然是刘易斯式的反事实条件句因果理论所力图捕捉的反事实依赖关系。只不过,标准的刘易斯理论运用简单的反事实条件句来实现此目标——此进路在种种类型的过分决定性因果案例上所面临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而结构方程理论试图系统地运用因果关联模型及结构方程来实现此目标。乔科勒和豪蓬理论的核心要素N是通过反事实依赖关系来定义的。但是,在情形(B)这样的联合因果性案例中,并不存在反事实依赖关系。从而任何试图仅仅通过捕捉反事实依赖关系来确定因果关系——继而刻画因果度——都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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