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因果性的自由

Freedom under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On Heidegger’s Reading of Kant’s Conception of Freedom

  作者简介:赵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212期

  内容提要: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捍卫人的自由,将之建基于人的主体自发性与自主性。在对康德自由概念的解读中,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因果否定了人类的自由。依据康德文本,重构康德的因果自由理论,可以澄清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误读。剖析海德格尔在批评康德时所持的立场,将会看到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论—现象学维度。将双方关于自由的基本立场的对置,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康德对自由概念的辩护路径彰显了启蒙理性对人的自足的主体性的尊重。

  关键词:康德/海德格尔/自由/因果范畴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批判哲学捍卫了人的自由,论证了作为因果的自由的逻辑可能性与实在可能性。针对康德建基于因果范畴的自由概念,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进行了批评。在《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中,海德格尔发出诘难:“自由是否是一个关于因果的问题,或者因果是否是一个关于自由的问题?”①在他看来,因果的概念已经被自然因果所规定,而再通过因果来界定自由,必然会导致自由的反面。所以,他认为,康德关于自由的讨论根本无法触及人类自由的本质。

  海德格尔阐发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观,并且,受其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尝试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康德自由概念②,也有学者在海德格尔对康德理论之“解构”的基础上阐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自由概念③,当然,也有学者对一些具体尝试的拒斥与批评④。这些研究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一方面深化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开拓和反思了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重构康德自由理论的进路。然而,本文将提醒,海德格尔的相关评判刻意误解了康德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与先验哲学进路,没有准确呈现康德的因果概念与自由理论,因而并不能挑战康德的自由概念。为了这一论证目的,笔者力求在康德哲学的构架中厘清支撑其自由概念内涵的理论结构,借此以澄清,海德格尔在《人类自由的本质》中直接解释和批评康德自由观念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进而通过并置康德自由概念的核心含义——实践的自主性——与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论维度,我们将看到,二人的自由概念之思想冲突的根源在于其不同的哲学取向。

  一、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

  在康德哲学中,范畴是我们的理性思维的最一般形式。我们的理性自发地以范畴来认知对象,自发地思维自由的可能性,而康德亦将自由的一般形式归于因果范畴。对此,海德格尔明确批评,“在将自由处理为因果的时候,康德缺乏关于自由问题的形而上学基础”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阐明作为因果的自由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

  康德把先验哲学看作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部分。在康德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⑥一般形而上学包括所有人类知识所必然依赖的先天要素(纯粹的知性概念),以及这些要素运用于规定对象的先天原则。这一部分通过先验哲学来完成。特殊形而上学则是将先验哲学所确定的要素与原则,运用到所给予的对象之上,例如在经验中给予的自然对象或心理对象,在思维中给予的超验的对象。由此,作为特殊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理性神学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等分支得以建立。

  以形而上学的结构刻画为背景,康德试图通过实践的独断的形而上学(the practico-dogmatic metaphysics)⑦,从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为人类的自然知识与实践自由建立先天的基础,同时论证二者之间并行不悖的关系。

  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于,谈论任何意义上的对象或关于对象的知识,都要回溯到主体关于对象的认知方式。对人类而言,所有关于对象的认识都以概念的方式进行,即具有所谓的“推论性的”(diskursive)特征。⑧无论是对于现象世界的对象,还是本体领域的对象,批判哲学首先要确定我们用以认知对象的先天必要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再规定这些概念用以规定不同领域中的对象所需要遵守的进一步的原则。我们从主体的认知方式方面与被规定的对象方面,分别考察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所共同依赖的主体认知条件,以及各自遵循的概念运用的原则。

  从主体的认知方式方面来看,在知性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中,康德刻画了知性判断的逻辑形式表,并根据知性的判断功能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平行关系,规定知性的范畴表。判断的逻辑形式与知性范畴是认知所必须遵循的先天条件,刻画了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⑨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关于理念对象的思辨知识,都依赖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即使从理论上来看,这个概念也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先天被给予的知性概念,它可以被应用于对象身上,不管这些对象是感性地还是非感性地被给予的;虽然在后一种场合下它不具有任何确定的理论意义和理论应用,而只是关于一个一般客体的形式的但却是重要的知性概念。”⑩在经验性的运用或先验的运用之前,知性范畴作为最一般的思维形式具有其必然的逻辑意义。它的逻辑意义是自然科学或思辨知识之可能的先验的条件,为关于后二者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由“形而上学演绎”所确定的先天的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可以作不同方式的运用——既可以运用于现象世界,以规定经验对象,也可以运用于本体世界,来单纯思考自在之物。“认知有两类:或者是关于被给予的对象,或者是指关于理性借以思维任何对象的形式的概念。后者仅仅是主观的,也能够单独具有理性的一种普遍性。”(11)康德通过“先验演绎”与时间图型学说、知性的原理,对知性范畴在现象世界中的运用进行了限制。当运用于现象世界时,知性范畴除了作为一般的思维形式,还需要特定的限制性条件,即作为知性与感性中介的时间图型与知性原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性范畴的因果受到时间中的相继这种时间图型的限制,用以规定经验中的一切变化。当运用于思维本体领域中的自在之物时,因果范畴不受时间中的相继图型的限制,可用以思考一个没有条件的原因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而自由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行动的发动者,在不受感性条件限制情况下自发地引起一个行动。

  从相关的被规定的对象方面来看,一般形而上学所确定的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是我们认知任何可能的“一般对象”(Gegenst nde überhaupt)的条件,在这里认知的对象并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规定。(12)先验哲学“只考察知性,以及在一切与一般对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的系统中的理性本身,而不假定客体会被给予出来(即本体论)”(13)。我们在认知任何对象时,都要先天地依赖逻辑形式、知性概念(形而上学演绎)与统一性的对象意识(先验演绎的一部分)。一般对象所对应的是“只包含一个对象的思维的一般形式”的知性概念,而对于知性概念的不同方向的运用而言,我们能够以一般对象为基础,进一步区分具体地给予的经验的对象与用作经验知识的统一性原则的纯粹理性的对象,即先验的理念。(14)因果范畴是我们思维条件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的思维形式,它表达了可能对象的联结形式。我们能够以因果的方式来认识经验中的对象,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范畴来思考自由,即将自由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条件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

  康德为因果范畴在经验的领域运用限制了条件,通过这种限制,纯粹的因果范畴成为自然因果的概念,同时,康德为使用因果概念思考自由指出了可能性。因此,当海德格尔说康德将自由归于因果范畴缺乏形而上学基础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康德处理一般对象之可能性的普遍形而上学(先验哲学)为处理给予的对象(经验的对象与思维的对象)特殊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的自然之学)奠定了基础。

  二、范畴的逻辑意义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

  海德格尔认为,在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之外,“没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和更高的因果范畴”,而如果有的话,“自由概念在根本上就是有歧义的”。(15)所以,他只能认为,康德“将因果首先设想为自然的因果”,也就是说,自然因果是自由概念的首要的规定。(16)“康德倾向于将自然因果看作因果本身,因此以自然因果为基础来定义自由因果。”(17)事实上,海德格尔混淆了康德界定为“思维的形式”因果范畴与这一范畴在限制性的运用中获得了客观的本体论含义的自然因果概念,因此在他的理解中产生了混乱。(18)我们有必要区分因果范畴的逻辑意义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

  范畴来源于知性的自发性,与被动的感性直观之间是一种综合关系。康德通过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了,知性范畴能够运用于规定感性直观。但是,知性范畴如何规定感性直观,则需要用进一步的条件加以限制。“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19)

  时间图型是将来源于知性的范畴应用于经验的关键条件。时间图型使得范畴实现出来,建立起知性概念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就是给这些概念带来与客体的关系、因为带来意义(Bedeutung)的真实的和唯一的条件。”(20)因此,知性范畴的“与客体的关系”的意义并不为纯粹知性概念本身所具有,而是经由图型化而被外在地赋予的。时间图型一方面实现了知性范畴,使其获得了客观的本体论的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知性范畴,将客观有效性限制于经验的领域。那么,我们需要追问,如果没有时间图型的限制,知性范畴是否还具有某种意义,是否能够有其他可能的应用?康德这样来回答:

  现在,如果我们去掉一个限制的条件,那么我们看起来就扩大了以前受限制的那个概念;则那些范畴就应该在其纯粹的意义(Bedeutung)上、不带一切感性条件地适用于一般的物,如一般物所是的那样,而不是范畴的图型只把物表现为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这样,那些范畴就具有脱离开一切图型并大大扩展了的含义(Bedeutung)。实际上,纯粹知性概念即使在离开了一切感性条件之后,当然还留下有某种含义(logische Bedeutung),但只是诸表象的单纯统一这种逻辑的含义,而对这些表象却并未给予任何对象,因而也未给予任何可以提供一个客体的概念的意义(Bedeutung)。(21)

  在这里,我们需要作出一个术语上的区分。虽然,康德不加区别地使用“意义”(Sinn)与“含义”(Bedeutung)这两个术语,但是出于哲学分析与论证的目的,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逻辑意义”(logischer Sinn)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objektive ontologische Bedeutung)。前者是“单纯作为一个一般对象的思维形式”(die Form des Denkens eines Gegenstandes überhaupt)的知性范畴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后者是范畴在经过时间图型的限制之后所获得的、加在其逻辑意义之上的含义,它所表达的是范畴对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相对于范畴的客观的本体论的含义而言,其逻辑意义是其更加原始的意义形态。感性经验领域是知性范畴可能应用的一个方向,而在脱离感性与图型的限制之后,范畴仍然保持其逻辑意义。只是,单纯具有逻辑意义的知性范畴并不能自身产生直观,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被认识,而只是表达了任何一般对象能够被思维的形式条件。

  相对于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概念,作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因果范畴是一个更基础的概念。康德通过“形而上学演绎”确定了这一概念的逻辑意义。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是因果范畴的两种独特形态;当因果范畴受到时间图型的限制,而运用到经验对象之上时,它表现为自然因果的形态,而当该范畴不受时间图型的限制,而用于思维本体的对象时,它可以表现为自由因果的形态。(22)

  康德认为,凭借其逻辑意义,我们可以运用知性范畴来思考一般的对象,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关于这类对象的知识。但是康德仍然对这种意义上的知性范畴的合理运用进行了某种限制。“只有知性才会是有可能从中产生出纯粹的和先验的诸概念的东西,理性真正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概念,而顶多只会使知性概念摆脱某个可能经验的那些不可避免的限制,因而会试图使之扩展到超出经验性的东西的边界之外,但又还处于与经验性的东西的连接之中。”(23)一方面,理性的理念来源于纯粹的知性概念,我们需要从知性概念出发,通过某种逻辑的推导,前进到理性的理念。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通过理性理念的形而上学演绎,根据知性判断的逻辑形式与概念,证明了理念在人类知性中的基础,以及理性的辩证推理的依据。另一方面,虽然理性的理念超出了经验的界限,但是在思辨的领域,它并不能够切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而是出于对人类经验与知识的系统性的考虑,将理性的理念用作知性知识的统一性的条件。

  作为关于一般对象的思维形式的因果范畴保证了,尽管自由不能够在经验中得到理论的证实,但是它并不是不可以思考的。对于作为先验理念的自由,康德通过它与因果范畴的关系,将其建立在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自发性之中,为自由因果概念在思辨哲学领域中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Freedom under the Category of Causality:On Heidegger’s Reading of Kant’s Conception of Freedom

  作者简介:赵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212期

  内容提要:康德的批判哲学试图捍卫人的自由,将之建基于人的主体自发性与自主性。在对康德自由概念的解读中,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因果否定了人类的自由。依据康德文本,重构康德的因果自由理论,可以澄清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误读。剖析海德格尔在批评康德时所持的立场,将会看到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论—现象学维度。将双方关于自由的基本立场的对置,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康德对自由概念的辩护路径彰显了启蒙理性对人的自足的主体性的尊重。

  关键词:康德/海德格尔/自由/因果范畴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批判哲学捍卫了人的自由,论证了作为因果的自由的逻辑可能性与实在可能性。针对康德建基于因果范畴的自由概念,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进行了批评。在《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中,海德格尔发出诘难:“自由是否是一个关于因果的问题,或者因果是否是一个关于自由的问题?”①在他看来,因果的概念已经被自然因果所规定,而再通过因果来界定自由,必然会导致自由的反面。所以,他认为,康德关于自由的讨论根本无法触及人类自由的本质。

  海德格尔阐发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观,并且,受其影响,国内一些学者也尝试从存在论的角度解读康德自由概念②,也有学者在海德格尔对康德理论之“解构”的基础上阐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自由概念③,当然,也有学者对一些具体尝试的拒斥与批评④。这些研究带来了积极的成果,一方面深化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开拓和反思了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重构康德自由理论的进路。然而,本文将提醒,海德格尔的相关评判刻意误解了康德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与先验哲学进路,没有准确呈现康德的因果概念与自由理论,因而并不能挑战康德的自由概念。为了这一论证目的,笔者力求在康德哲学的构架中厘清支撑其自由概念内涵的理论结构,借此以澄清,海德格尔在《人类自由的本质》中直接解释和批评康德自由观念的基本论断是错误的。进而通过并置康德自由概念的核心含义——实践的自主性——与海德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存在论维度,我们将看到,二人的自由概念之思想冲突的根源在于其不同的哲学取向。

  一、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形而上学

  在康德哲学中,范畴是我们的理性思维的最一般形式。我们的理性自发地以范畴来认知对象,自发地思维自由的可能性,而康德亦将自由的一般形式归于因果范畴。对此,海德格尔明确批评,“在将自由处理为因果的时候,康德缺乏关于自由问题的形而上学基础”⑤。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阐明作为因果的自由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基础。

  康德把先验哲学看作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部分。在康德的思想中,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与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⑥一般形而上学包括所有人类知识所必然依赖的先天要素(纯粹的知性概念),以及这些要素运用于规定对象的先天原则。这一部分通过先验哲学来完成。特殊形而上学则是将先验哲学所确定的要素与原则,运用到所给予的对象之上,例如在经验中给予的自然对象或心理对象,在思维中给予的超验的对象。由此,作为特殊形而上学的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理性神学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等分支得以建立。

  以形而上学的结构刻画为背景,康德试图通过实践的独断的形而上学(the practico-dogmatic metaphysics)⑦,从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为人类的自然知识与实践自由建立先天的基础,同时论证二者之间并行不悖的关系。

  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于,谈论任何意义上的对象或关于对象的知识,都要回溯到主体关于对象的认知方式。对人类而言,所有关于对象的认识都以概念的方式进行,即具有所谓的“推论性的”(diskursive)特征。⑧无论是对于现象世界的对象,还是本体领域的对象,批判哲学首先要确定我们用以认知对象的先天必要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再规定这些概念用以规定不同领域中的对象所需要遵守的进一步的原则。我们从主体的认知方式方面与被规定的对象方面,分别考察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所共同依赖的主体认知条件,以及各自遵循的概念运用的原则。

  从主体的认知方式方面来看,在知性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中,康德刻画了知性判断的逻辑形式表,并根据知性的判断功能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平行关系,规定知性的范畴表。判断的逻辑形式与知性范畴是认知所必须遵循的先天条件,刻画了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⑨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关于理念对象的思辨知识,都依赖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即使从理论上来看,这个概念也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先天被给予的知性概念,它可以被应用于对象身上,不管这些对象是感性地还是非感性地被给予的;虽然在后一种场合下它不具有任何确定的理论意义和理论应用,而只是关于一个一般客体的形式的但却是重要的知性概念。”⑩在经验性的运用或先验的运用之前,知性范畴作为最一般的思维形式具有其必然的逻辑意义。它的逻辑意义是自然科学或思辨知识之可能的先验的条件,为关于后二者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由“形而上学演绎”所确定的先天的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可以作不同方式的运用——既可以运用于现象世界,以规定经验对象,也可以运用于本体世界,来单纯思考自在之物。“认知有两类:或者是关于被给予的对象,或者是指关于理性借以思维任何对象的形式的概念。后者仅仅是主观的,也能够单独具有理性的一种普遍性。”(11)康德通过“先验演绎”与时间图型学说、知性的原理,对知性范畴在现象世界中的运用进行了限制。当运用于现象世界时,知性范畴除了作为一般的思维形式,还需要特定的限制性条件,即作为知性与感性中介的时间图型与知性原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知性范畴的因果受到时间中的相继这种时间图型的限制,用以规定经验中的一切变化。当运用于思维本体领域中的自在之物时,因果范畴不受时间中的相继图型的限制,可用以思考一个没有条件的原因与其结果之间的关系。而自由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就是作为自在之物的行动的发动者,在不受感性条件限制情况下自发地引起一个行动。

  从相关的被规定的对象方面来看,一般形而上学所确定的知性的逻辑形式与范畴是我们认知任何可能的“一般对象”(Gegenst nde überhaupt)的条件,在这里认知的对象并没有获得更进一步的规定。(12)先验哲学“只考察知性,以及在一切与一般对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的系统中的理性本身,而不假定客体会被给予出来(即本体论)”(13)。我们在认知任何对象时,都要先天地依赖逻辑形式、知性概念(形而上学演绎)与统一性的对象意识(先验演绎的一部分)。一般对象所对应的是“只包含一个对象的思维的一般形式”的知性概念,而对于知性概念的不同方向的运用而言,我们能够以一般对象为基础,进一步区分具体地给予的经验的对象与用作经验知识的统一性原则的纯粹理性的对象,即先验的理念。(14)因果范畴是我们思维条件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的思维形式,它表达了可能对象的联结形式。我们能够以因果的方式来认识经验中的对象,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范畴来思考自由,即将自由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条件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

  康德为因果范畴在经验的领域运用限制了条件,通过这种限制,纯粹的因果范畴成为自然因果的概念,同时,康德为使用因果概念思考自由指出了可能性。因此,当海德格尔说康德将自由归于因果范畴缺乏形而上学基础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康德处理一般对象之可能性的普遍形而上学(先验哲学)为处理给予的对象(经验的对象与思维的对象)特殊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的自然之学)奠定了基础。

  二、范畴的逻辑意义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

  海德格尔认为,在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之外,“没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和更高的因果范畴”,而如果有的话,“自由概念在根本上就是有歧义的”。(15)所以,他只能认为,康德“将因果首先设想为自然的因果”,也就是说,自然因果是自由概念的首要的规定。(16)“康德倾向于将自然因果看作因果本身,因此以自然因果为基础来定义自由因果。”(17)事实上,海德格尔混淆了康德界定为“思维的形式”因果范畴与这一范畴在限制性的运用中获得了客观的本体论含义的自然因果概念,因此在他的理解中产生了混乱。(18)我们有必要区分因果范畴的逻辑意义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

  范畴来源于知性的自发性,与被动的感性直观之间是一种综合关系。康德通过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了,知性范畴能够运用于规定感性直观。但是,知性范畴如何规定感性直观,则需要用进一步的条件加以限制。“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19)

  时间图型是将来源于知性的范畴应用于经验的关键条件。时间图型使得范畴实现出来,建立起知性概念与对象之间的认知关系。“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就是给这些概念带来与客体的关系、因为带来意义(Bedeutung)的真实的和唯一的条件。”(20)因此,知性范畴的“与客体的关系”的意义并不为纯粹知性概念本身所具有,而是经由图型化而被外在地赋予的。时间图型一方面实现了知性范畴,使其获得了客观的本体论的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知性范畴,将客观有效性限制于经验的领域。那么,我们需要追问,如果没有时间图型的限制,知性范畴是否还具有某种意义,是否能够有其他可能的应用?康德这样来回答:

  现在,如果我们去掉一个限制的条件,那么我们看起来就扩大了以前受限制的那个概念;则那些范畴就应该在其纯粹的意义(Bedeutung)上、不带一切感性条件地适用于一般的物,如一般物所是的那样,而不是范畴的图型只把物表现为如它们所显现的那样,这样,那些范畴就具有脱离开一切图型并大大扩展了的含义(Bedeutung)。实际上,纯粹知性概念即使在离开了一切感性条件之后,当然还留下有某种含义(logische Bedeutung),但只是诸表象的单纯统一这种逻辑的含义,而对这些表象却并未给予任何对象,因而也未给予任何可以提供一个客体的概念的意义(Bedeutung)。(21)

  在这里,我们需要作出一个术语上的区分。虽然,康德不加区别地使用“意义”(Sinn)与“含义”(Bedeutung)这两个术语,但是出于哲学分析与论证的目的,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逻辑意义”(logischer Sinn)与“客观的本体论含义”(objektive ontologische Bedeutung)。前者是“单纯作为一个一般对象的思维形式”(die Form des Denkens eines Gegenstandes überhaupt)的知性范畴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后者是范畴在经过时间图型的限制之后所获得的、加在其逻辑意义之上的含义,它所表达的是范畴对经验对象的客观有效性。相对于范畴的客观的本体论的含义而言,其逻辑意义是其更加原始的意义形态。感性经验领域是知性范畴可能应用的一个方向,而在脱离感性与图型的限制之后,范畴仍然保持其逻辑意义。只是,单纯具有逻辑意义的知性范畴并不能自身产生直观,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对象被认识,而只是表达了任何一般对象能够被思维的形式条件。

  相对于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概念,作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因果范畴是一个更基础的概念。康德通过“形而上学演绎”确定了这一概念的逻辑意义。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是因果范畴的两种独特形态;当因果范畴受到时间图型的限制,而运用到经验对象之上时,它表现为自然因果的形态,而当该范畴不受时间图型的限制,而用于思维本体的对象时,它可以表现为自由因果的形态。(22)

  康德认为,凭借其逻辑意义,我们可以运用知性范畴来思考一般的对象,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关于这类对象的知识。但是康德仍然对这种意义上的知性范畴的合理运用进行了某种限制。“只有知性才会是有可能从中产生出纯粹的和先验的诸概念的东西,理性真正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概念,而顶多只会使知性概念摆脱某个可能经验的那些不可避免的限制,因而会试图使之扩展到超出经验性的东西的边界之外,但又还处于与经验性的东西的连接之中。”(23)一方面,理性的理念来源于纯粹的知性概念,我们需要从知性概念出发,通过某种逻辑的推导,前进到理性的理念。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通过理性理念的形而上学演绎,根据知性判断的逻辑形式与概念,证明了理念在人类知性中的基础,以及理性的辩证推理的依据。另一方面,虽然理性的理念超出了经验的界限,但是在思辨的领域,它并不能够切断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而是出于对人类经验与知识的系统性的考虑,将理性的理念用作知性知识的统一性的条件。

  作为关于一般对象的思维形式的因果范畴保证了,尽管自由不能够在经验中得到理论的证实,但是它并不是不可以思考的。对于作为先验理念的自由,康德通过它与因果范畴的关系,将其建立在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自发性之中,为自由因果概念在思辨哲学领域中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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