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现代形态及其运行逻辑

  资本的现代形态及其运行逻辑

  ——大卫·哈维论现代性的经济维度

  The Modern Form of Capital and Its Operating Logic:David Harvey’s Comments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Modernity

 

  作者简介:黄素珍,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应用伦理学的研究。

  原发信息:《云南社会科学》第20205期

  内容提要:

  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大卫·哈维算得上是忠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理论家。他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充分剖析马克思的劳动资本论、资本循环论、劳动的公共性与产品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和产品消费之间矛盾的前提下,将其所理解的资本理论运用到对当代资本的研究中来,其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在于他的“空间修复”“时间加速”理论和“地理学准则”。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哈维的理论究竟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解释效力,尚待逐步检验。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无疑是各种资本理论中最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论述和评述哈维的资本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同意和接受它,而在于如何重视他的思考维度和价值立场,因为当代形态的现代性是所有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关 键 词:

  大卫·哈维/资本积累/劳动力/空间修复/现代性

  标题注释:

  本文是上海师范大学校级文科项目“当代西方自主性理论研究”(项目号:A-0230-17-001033)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 202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5-0039-10

  作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大卫·哈维从历史地理变迁的视角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内在危机的批判,尤其是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中持续地提炼和扩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而导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的批判力量。哈维并非简单重复正统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老生常谈,而是在马克思《资本论》思想的基础上挖掘马克思尚未阐发的蕴含在资本概念中的空间维度,开创性地建构当代资本逻辑的空间化结构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解释资本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螺旋式上升和无限扩张的运行规律,以此阐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就蕴含在资本逻辑内在固有的矛盾和对立中。

  本文并非要对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做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集中把握他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两个维度中对马克思资本学说三个本质特征的阐释,即作为动态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和空间化结构的资本,在此基础上解读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以“空间修复”为主要手段而解决自身内在危机的机制。首先,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质不是静态的物,而是由资本货币形态到商品形态再到货币形态的动态积累和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分别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领域达成价值的形成、增值和实现,再进入循环周期的过程。其次,资本的本质在于它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集中表现为以货币形态呈现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对抗性的关系,以及货币制度背后的社会权力逻辑。最后,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哈维挖掘马克思关于资本地理学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空间修复”这一机制用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地理学机制,以及当代资本的表象如何呈现出从微观景观到宏观地理景观的空间化结构。哈维对资本前两个本质属性的分析奠定了他对当代资本最新运作形式在方法论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而对镶嵌于现代性过程中的资本的空间化、空间的资本化这两个维度的分析则展现了他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转向。而从实践论角度看,哈维不仅从时间变迁的视角,更从空间结构的视角重新阐释当代资本演化过程中无限积累的危机和空间景观的再造机制,这为审视当前公共卫生危机背后的资本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一、作为价值过程的资本:为积累而积累

  哈维指出,批判不能独立于批判对象而存在,因此,为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形态和演化机制,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作为整体的资本学说,而不能孤立提取其中某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按照恩格斯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有两大理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①哈维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核心的线索就是对资本循环的运行脉络的理解。他由此主张不能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资本做出单纯本质主义、系统封闭的静态定义,而要以辩证法和矛盾二重性的方式解读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因为正是辩证法“能够理解并展示[概念的]动态、变化和转变的过程”②。在这个方法论的总体指导下,哈维立足于马克思对成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认为必须从资本运行的动态形式来理解资本的辩证性、流动性、扩张性、循环性、社会关系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剥削性;从运行的物质载体来看,必须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而从运行的活动领域来看,需要从资本在不同领域的循环系统来探讨资本的价值根源、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

  哈维一再强调作为运动中的价值是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根本前提,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固定的物或单一的事态,不是被投入在生产中的机器或一定金额的货币,也不是被储存起来的财富或资产,它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特别是一个价值流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在不同点上凝结在不同的事物中: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一开始是货币,而在随后返回到货币形式前,是商品”③。这个动态过程就展现为资本以商品形态或货币形态分别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领域进行着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这四个阶段,表现为资本螺旋式的积累、扩张、集中的循环周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循环表现为:“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④哈维强调资本所承载的资本运动的起点亦即凝集着由抽象的社会劳动而形成的价值的商品,通过生产过程的增值和市场环节的价值实现后再以货币资本形式再投资,货币也就成为价值增值的起点和终点。

  按照哈维对马克思作为过程的资本的解读,资本的这个循环过程是一个辩证有机、彼此关联、彼此依赖、但又相互独立的过程。生产表现为起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消费表现为终点,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又各自表现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三个循环圈,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资本的历史性正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值。这种增值形成于生产领域,即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尽管交换活动本身不产生价值,但是资本的运动离不开交换,一方面资本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实现了价值增值的物质产品还只是财富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交换资本才能实现自身。最后的消费阶段是资本实现其价值的关键,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使用价值不能够在消费阶段以货币形态被及时售卖,在产品中包含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价值,但只有在流通和消费领域才能实现价值,并以货币形式获取增加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哈维认为,马克思正是在关于价值实现和转化的论述中,建立起以获取货币为最终目的的资本流动理论,其中保持有效需求或一个有活力的消费群体是资本流动的核心的分析模型。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已经增值的资本继续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被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整个资本循环周期也因此受到阻滞,“资本的价值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⑤受其本性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体现为资本不断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距来寻求竞争优势,进行无止境的“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循环过程。哈维敏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洞悉了当代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预见了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当一切事物能够被货币化和商品化之后,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如何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从而根本上重塑了资本世界的空间结构。

  正是在资本作为价值动态过程这个意义上,哈维并不认同当代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诊断。皮凯蒂以翔实的数据分析和经济学统计方法,从长时段的经济史角度表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欧美各个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在二战后因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和福利政策而有所减缓,但贫富两极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主张以来愈演愈烈,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皮凯蒂指出,全球性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是金融资本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产业资本、劳动工资等收入,这导致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大部分流入资本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基于金融资本形式的财富可以通过遗产的代际继承固化经济不平等的阶层承袭。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支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中,凭借其禀赋和才能,通过公平竞争和激励机制而获得一个好生活的“勤业”理想将成为一个幻象。相反,市场机制越开放,自由竞争越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对财产权的保障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越高于劳动收益率,由民主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就越趋向破产。这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趋势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意识形态建构中,尤其是私有财产被神圣化的社会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财富增长、技术进步从富人阶层向下渗进的“涓滴效应”难以得到实现。最终,“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⑥

  皮凯蒂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社会不平等背后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困境,但他并未给出一个关于“资本”的确切论说,正如哈维指出的,皮凯蒂统计学的实证诊断仍然带有“经验主义”的局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严重误解了“资本”的定义。资本是“价值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资产的“物”,它是一个价值的积累、实现、增值、循环的过程,而不是如皮凯蒂所说的是“私人、企业和政府持有的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存量,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用于赚钱”⑦。资本的动力学目标是为了实现价值和获取更多货币用以积累,因此,“货币、土地、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如果不被用于生产,它们就不是资本。”⑧而为了计算资本的回报率,皮凯蒂就需要确定初始资本的价值,但对价值和资本及其两者关系的定义问题使得他的结论建立在循环论证的基础上。基于这个错误理解,皮凯蒂的静态统计学方法未能辩证地分析资本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趋向于产生越来越大不平等这个现象背后的资本动力学本质和演化规律。此外,皮凯蒂未能注意到资本和劳动处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社会关系,才是隐藏在作为价值运动的资本背后的另一个本质面向。哈维进一步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不平等并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或激励机制的自然后果,而是为了维系资本相对于活劳动的支配性权力以便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积极建构,因此,当代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社会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方面。

  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受支配的劳动

  资本的循环过程主要依托资本主义物质性的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其另一个本质面向是它的社会关系属性。资本增值的根源需要从劳动力进行解释,因为它具有生产出比其自身拥有的价值更多价值的能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也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资本循环的一个先决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⑨究其根本,作为过程的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⑩这种社会关系一边是垄断生产资料的社会某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另一边是与之相对立而独立化的“活劳动力”,即雇佣劳动者阶级,这两个阶层的对立关系在资本过程上被人格化。也可以说,资本流动不仅包括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包括以剩余价值形式表达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可以被转移和流通,但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要让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这两个对立阶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1),则需要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法律保证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主义人身权;第二个是已经存在一个成熟的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货币在其中执行资本的职能;第三个前提是私有财产制变得绝对化和神圣化。第一个前提保证了劳动力能够被商品化和被替换。劳动力由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具体能力组成,活劳动是价值的根本来源。为了使劳动力成为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劳动者首先必须是能够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而非奴隶或农奴,并且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买方也必须始终在一定期限内,在这期间并不放弃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反过来,买方也可以在这个期限之后,重新寻求其他劳动力作为替换品。第二个前提为资本增值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市场这一场所。基于平等自愿的契约原则,劳动力在市场上先被商品化和货币化,进而才能进入生产阶段。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表面上承诺了平等交换的原则和基于意志自主的契约原则,这令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系更容易遮蔽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支配关系。通过第三个前提,绝对化的私有财产制作为结构性的制度保障,保证在资本循环中形成的剩余价值最终为资产者攫取。法权意义上的人身所有制、普遍化的市场机制与绝对化的私有制共同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物的交换方式,把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活劳动,把其本质应该是集体劳动和社会性劳动的个体劳动变得私有化,为垄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生产和再生产剩余价值,最终实现资本循环的终极目的。

  哈维尤为强调,尽管劳动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和繁荣的普遍现象,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才真正构成了现代性视域里的问题,正如现代性理论家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指代一种包含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后者是与现代生活之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的急剧增长的基础。”(12)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的本质不是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综合,或固态的生产要素,或以货币形式存贮起来的财富,而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公共性目标的私有权力,“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3)。资本的剥削性也就体现为货币的拥有者可以支配劳动力,进而剥夺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使得自身得到增值。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方一方面可以通过其流通过程调节其生产组织活动,从而获得直接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另一方面,资方也可以通过把工作日延长,超过与劳动力价值相对应的时间而实现。因此,资本循环的本质不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周期性现象,其前提是已经存在把劳动力商品化的阶级关系,并通过以上作为社会结构和政治安排的三个前提条件把这一阶级关系固化。在这一点上,哈维认同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关于普遍平等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是错误的,劳动市场的自由化会加重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对所有市场进入者都有利,受到完善保障的普遍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权利也只是为“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种社会必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掩盖而已”(14)。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被剥夺的剩余价值就愈多,资本的专制权威就越具有支配力量,他就越在自己对象中被异化。因此,由资本反映出来的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异化的、扭曲的关系,因为劳动者的个性和创造力被当作商品而占有。

  但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蕴含着资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于其中的一个面向,除了能够把劳动者与其劳动力剥离开来,把劳动力商品化以便启动生产阶段,促进资本能够持续进行积累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制造一批失业人口或就业不足的群体,即“产业后备军”。哈维指出,产业后备军并非是市场竞争的自然后果,失业也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竞争的偶然结果,相反,维持或增长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积极促成的人为创造。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在社会财富上的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维持资本主义获取高利润必要的激励手段。正如哈维所解释:“不平等的分配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资本如果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家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社会价值总产出流向资本家阶级的比例必须够大,以便激励资本家,并提供充裕的剩余来维持资本的再生产。”(15)第二,长期维持一定人口的劳动后备军对资本主义来说同时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因为维持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可以维持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支配性社会权力,降低劳动者的整体工资,提高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比例。在完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市场上,为了让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以便完全受资产者社会权力的支配,“这支后备军还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可得性、社会化、有纪律、符合特定的素质要求(如灵活、温顺、易掌控、掌握必要的技能)。如果这些条件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资本的持续积累就会面临障碍。”(16)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资本和劳动及其关系的两方面,本质上具有社会关系的属性。在劳资关系的对立当中,资本的逻辑就演变成社会权力的支配逻辑,劳动者由此在生产阶段和消费领域都成了资本的附庸。

  从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来看,资本在生产和消费这两个阶段的循环目标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主要矛盾。一方面,资本要提高生产率,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就需要在生产阶段压低劳动者薪酬,提高对活劳动的剥削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可以确保资本对劳动者具有更高的议价权和谈判权。但另一方面,“资本驱动工资下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吸收资本产出的能力”(17),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资本要达成商品价值的实现,就需要在交换阶段让商品可以顺利达成消费,但一个贫弱的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是一个有活力的消费群体。一旦社会总需求不足,市场上的商品就不能实现其价值,资本周转的连续性就会受阻或中断。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要维持市场上的消费能力,那就需要提高工人工资,但导致资方不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大突出矛盾便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劳动力被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冲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其活跃的消费能力对于价值在市场上的流通是重要的,但当他们的劳动力成为被投入的生产性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趋势就是把它们的价格压到最低限度。在资本主义全力扩张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剩余价值的实现却受限于社会上大部分人处在贫困状态的社会总需求的事实。

  哈维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一基本思想扩展到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他认为马克思正确预测了当代大规模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劳资冲突和垄断性资本力量的增长,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本过剩或资本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国家用福利政策干预市场、刺激再就业的根源。但失业人口不能超出难以维持劳动力再造的贫困生存线,否则将危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本质上的剥削性和无法控制的积累本性,商品的价值无法在消费领域得到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活劳动创造价值,但只有在资本循环中才能实现价值和获得剩余价值。集体劳动的价值却要以能够把社会权力无限私有化的货币形式表达,由此造成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劳动者的收入,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矛盾(moving contradiction),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矛盾的结点。资本循环运动由此周期性地受到阻滞,从而产生了在生产阶段资本过剩与在消费阶段消费不足这两个看似相悖实则一体两面的问题。资本过剩或过度积累表现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产生能力闲置、生产性资本过剩,包括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或货币资本过剩等。消费不足表现为劳动力过剩、产业后备军规模扩大、社会贫富分化呈扩大趋势。

  基于对资本循环机制及其背后社会关系本质的剖析,哈维指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危机、满足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条进路:(1)对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实行贬值,以便处理剩余资本,但可能会从经济萧条引发政治动荡;(2)国家通过调节制度而进行宏观经济控制,变革生产组织的方法,抑制资本过剩,例如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但国家承担的福利成本过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疲软,这种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被放弃;(3)即哈维着重阐释的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实行公共资源的私有化、经济的金融化、货币的虚拟化,结合“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解决或转移危机,从而既获取剩余价值,也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和信贷制度满足消费需求,并且并不改变资本对劳动力的完全统治,只是用更精致和隐蔽的方式消解资本积累的潜在无限性和物质活动的潜在有限性之间的矛盾。(18)

  三、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现代性之经济维度

  正如上文所分析,哈维并非简单复述和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两个本质属性、运行逻辑及其危机的结论,而是在此基础上挖掘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的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维度扩展资本逻辑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中的表达,把空间生产和空间构成融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价值得到实现,资本积累就必然进行时空上的扩张,劳动力、商品、货币、信息、技术等要素就必然突破空间限制而加速流动。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人类不能脱离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具体物质条件去谈论资本在时空循环过程中的全球性与地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运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哈维首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城市化和当代全球化雏形的世界市场已经预见了资本的空间化结果:在城市化的历史变迁层面,“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9);在世界市场扩张方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0);最终在社会观念层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在另外的文本中,按照马克思的预想,为了消除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22),即通过空间结构的修复进行时间修复,或加快周转时间来吸收剩余资本,或把生产者地域与消费者地域在空间上分离开来。资本循环的动力机制导致它“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3)。但另一方面,马克思预想,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它“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体系越发展,对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的空间需求就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4)。资本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周转时间越久,剩余资本就沉积越多,利润率将越下降,因此,它会尽其所能寻成本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资本运动的空间障碍。

  哈维认为,马克思资本学说中的地理学意蕴与他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主张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框架,蕴含了一个考察现代性必要的空间视角或“空间维度”。以解释资本为了吸收迅速累积的剩余资本,如何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建造、再造乃至破坏空间景观,在这一进程中,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两个最重要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场域中因自身进程的矛盾性所创造出来的两大地理景观。基于马克思对资本地理学维度的扩展,哈维发展了“空间修复”(spatial fix)这一概念,用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解决周期性的滞涨危机,为过度积累的资本寻求新的地理区域,从而满足其螺旋式发展需求而展开的地理景观改造机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哈维以“空间修复”指称资本运动过程出现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危机并不是忽视资本的“时间性”,因资本作为价值运动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时间性”的内涵,“空间修复”已经包含了资本的“时间修复”,哈维只是更凸显在传统的资本研究中被忽视的“空间—地理”这一维度。因此哈维在多部著作中,把“空间修复”又称作时空修复(temporal-spatial fix)地理重构(geographical restructure)、地理重组(geographical reorganization)、地理的重新布局(geographical reordering)等。可以说,“空间修复”也并未从根本上变革了资本作为价值过程和对抗性社会关系这两个本质面向,也没有改变资本为积累而积累的原始动力,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维度,去解读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为建立一个无障碍的积累和获取剩余价值的体系,就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物质活动、技术实践、社会建制在社区、城市、国家、世界范围内等不同规模空间内的结构和关系,打破世界市场的同质性、均衡性,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一个货币、商品、人员、技术、信息和思想加速流动的世界。

  所谓“修复”有双重含义,一是“固定”之意,指资本在较长时间内以物理的形式被固定在一定领土范围内。这种资本形式是指为了释放闲散资本或解决资本而被投资建设的固定在某个场所的物理基础设施,它们形成“固定资本”,例如生产设备、交通网络、通信工具等物质性基础设施,或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社会性设施。固定资本作为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的一种方式,可以减缓资本在时间流通性中的停滞风险。二是“安置”“修理”“解决”之意,指资本主义社会以时空重构或时空重组的方式解决资本循环中所产生的资本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危机。这些途径包括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或把资本和劳动盈余送到其他地方,以减少空间阻力,加速资本周转和流动,以加快新的地域空间的资本积累。(25)因此,“修复”也蕴含了“转移”“移植”一意,指资本跨越地域表面的空间转移或移植把资本延伸到可能产生高利润的地方,或把某一地区的过度积累的资本转移到另一个地域,在后者地理表面重新安置、修建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新的空间,包括新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新的阶级关系、新的剥削劳动力的方式,以及包括货币制度、信用制度、贸易制度在内的政治建制的支持。由此来看,“空间修复”这两重含义并非是割裂开来的,而是共同作用以创造资本运动的历史地理学。

  哈维并非简单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为了克服自身危机而对外扩张的本性。为了阐释当代资本积累的逻辑如何重塑、重组以及重构资本的流动性空间,他在《资本之谜》一书中,把资本积累的逻辑重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部矛盾的空间和地理动态的观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四个阶段发展成当代资本主义的七个活动领域和三个地理准则,并凸显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基于这个矛盾资本如何进行空间修复或空间重构,以提高资金、技术、货币、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周转率。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的七个活动领域分别是“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生产与劳动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26)。一旦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的积累逻辑就必须在这七个方面构筑自己的权力话语。国家作为资本活动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通过资本积累的七个活动领域进行资本流动性的调控。

  其次,资本的空间修复并不简单等同资本分散的对外扩张,而是按照一定的运行原则。哈维建构了三条“地理学准则”以说明资本演化如何按照一定构成性原则力图突破空间限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对可资利用的资本的空间修复或空间重组。“地理准则一”,指资本流通要力图打破资本地域限制,令资本的流动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和消费的聚集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以创造一个“时空紧缩”的世界,当代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得以实现。“地理学准则二”,指资本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周转,货币的流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在可产生最多利润率的某地集中进行商品生产活动,并及时送到某地供一个有消费活力的群体进行消费,最终完成资本循环的最后一环,即价值的实现。(27)这个准则要得以实现,必须具备“一个货币化的经济,及交易市场,并且货币已经成为社会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还必须有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28)。这个准则要求资本逻辑克服单个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障碍。“地理学准则三”,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总是集中到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这尤其体现在工业化城市、消费性城市和金融化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先后兴起。经济活动的集中是资本的内在要求,它“可以利用共同的法律、金融、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服务,以及共同的劳动力大军和支持性服务行政工作。”(29)通过这三个地理学准则,资本的运作完成它的空间化结构的构造,生产出一个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观念流动的世界。当代新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资本的逻辑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用更加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和消费,这一切打破了人之基于自然习俗而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的身份归属。

  按照这三个地理准则,资本的“空间修复”主要在其循环过程中于两个向度上进行重构:(1)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张力;(2)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的张力。第一,在资本的空间重构过程中,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固定性和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尤为紧张的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流动,特别在价值的生产阶段,要依赖固定资本建立生产中心或消费中心,包括物质性的生产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和其他人造环境在地域上聚集等。国家对大型项目或社会性支持也可以减少资本过剩的风险或延迟资本进入流通领域而导致的贬值风险。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固定资本的日益增多使得资本面临僵化的危险,固定资本令资本失去弹性,运用流动资本的技术创新要么受到限制导致经济停滞,要么保持创新但要以固定资本贬值为代价。固定资本尤其因不能适应扩张性的资本运动而限制了生息资本,总受到流动的货币资本的威胁。后者将不得不打破固定资本的贬值限制,把高度流动的货币资本带走。连续性、流动性和加速性是资本流动的本质特性,与固定资本性质不同的各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理上的不平衡差异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哈维特别指出固定资本集中展现了资本运动过程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30),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如果土地上的固定资本不能满足资本流动的需要,那么就必须将其毁掉,按照全新的布局进行重建,以重新修复容纳资本积累的空间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固定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一再被重构的突出现象,一些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因去工业化的浪潮而走向萧条乃至破产,同时一些城市因金融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聚集而崛起。

  第二,资本的“空间修复”对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这一张力的处理表现为对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塑过程。资本运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化,在空间维度上把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和供应链、价值的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完全分开,通过粉碎原有的地域特征而创造出独特的区域结构和地理联系,在竞争的强制压力下不断重塑成更有效的空间结构,从而把资本与劳动力的对抗性关系超越原先限于一地一国的基于领土的权力逻辑,而置身于单一的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可以看到,在某个生产—消费聚集的地区,劳动者群体有效需求的不足可以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制度支撑的过度消费或另一地区对新生产能力的再投资的扩张所掩盖。哈维尤其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者主张通过金融杠杆扩大消费,以欺诈性消费需求扩大策略把低收入人群的住宅需求转变成金融经济巨额利润的源泉,从而解决传统资本主义价值实现的困境。但危机的转移并未真正解决危机,而只是表面上把危机用全球范围内更精致的金融机制和货币制度掩盖了,这加深了资本相对劳动力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运转良好的市场化、私有化等可以扩大平等只是一个幻象,实质上,由资本运动塑造了更广泛、更具有隐蔽性的不平等,并使之成为“具有特定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31),而谁能够掌握固定资本的物质性设施的空间分布,掌握资本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谁就能够掌握资本剩余体系的分配权。

  资本运动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从固定资本到流动资本、从劳动力到一般资本、从不同行业到不同部门之间扩散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空间构成的多样性变迁最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在城市化和全球化两大地域层面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制造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其风险也变成是全球性的了,但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总能被局部的繁荣所掩盖。空间维度上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为了确保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必然建构出来的前提条件。

  如果说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地理学准则”的建制从经济维度阐述了现代性的一个面向、一种性质、一个后果,那么关于现代性的其他方面的性质和后果则已由其他现代性理论家给出。

  事实证明,哈维对资本逻辑中“空间”视角的着力挖掘在一定程度了呼应了现代性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空重组”是理解现代性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要素的理论主张:“除了制度反身性之外,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还包括时空重组这一深刻过程,并辅之以脱域机制(disemhedding mechanisms)的扩展——该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起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新组合。时空重组,加之脱域机制,使得现代型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实质发生转型。”(32)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停歇流通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性内在地具有时空延伸的特点,即个体之间的“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的关联。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为了加快资本的扩张和积累,“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33)

  如果说资本主义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而崛起,它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塑造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农业生产转向大工业的集约生产,交往方式从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向基于货币机制和市场交换机制的契约社会,生活方式从前现代社会的统一的善目标到现代社会以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为优先的价值取向,那么蕴含在马克思资本地理意涵则提供了一个当代资本循环和货币流通所塑造空间视角,并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高度异质化的现代社会。哈维扩展了蕴含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论述中的空间维度,综合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地理视角,从两个方面扩展了我们关于现代性之经济维度的考察:(1)资本的空间化:我们所深深镶嵌其中的、构成自我身份归属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已经被资本的积累过程和背后的对抗性权力关系所塑造;(2)空间的资本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我们所处的外部地理环境很难说是纯粹的“第一自然”,而是被资本逻辑所塑造的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即“第二自然”,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已经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动力学机制及其无限积累的矛盾中,全球性的广泛的社会不平等是维系这个积累体系的必要构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4)如果从16世纪算起,资本来到已有5个世纪,一如资本一经来到人间就具有了可以建构一切又可以解构一切的魔力那样,理论家和思想家也从未停止过对资本的研究。在资本来到人间的所有段落里,虽有各种形态,但其“本性”似乎从未改变,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本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以空间修复的手段试图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但哈维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以空间性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元理论,通过其对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分析,指出这个解决方案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并不成功,反而令世界经济变得金融化和资本化,加深资本主义危机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创造性的破坏和掠夺性的积累。或许哈维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依旧存在着某些瑕疵,但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压缩”与“时间加速”“建议”却是颇有见地的;更为重要的是,哈维的立场和主张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如何依据资本的当代形态及其运行逻辑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797页。

  ②[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③[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第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⑤[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第13页。

  ⑥[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⑦[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李媛媛、丁为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⑧[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14)[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77页。

  (15)[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78页。

  (16)[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17)[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8页。

  (18)参见[英]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9-23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5)[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6)[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34页。

  (27)[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5页。

  (28)[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6页。

  (29)[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8页。

  (30)[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第157页。

  (31)[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28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第2页。

  (33)[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85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23页。

  

  资本的现代形态及其运行逻辑

  ——大卫·哈维论现代性的经济维度

  The Modern Form of Capital and Its Operating Logic:David Harvey’s Comments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of Modernity

 

  作者简介:黄素珍,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应用伦理学的研究。

  原发信息:《云南社会科学》第20205期

  内容提要:

  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大卫·哈维算得上是忠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理论家。他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在充分剖析马克思的劳动资本论、资本循环论、劳动的公共性与产品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和产品消费之间矛盾的前提下,将其所理解的资本理论运用到对当代资本的研究中来,其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在于他的“空间修复”“时间加速”理论和“地理学准则”。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哈维的理论究竟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解释效力,尚待逐步检验。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无疑是各种资本理论中最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论述和评述哈维的资本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同意和接受它,而在于如何重视他的思考维度和价值立场,因为当代形态的现代性是所有人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的问题。

  关 键 词:

  大卫·哈维/资本积累/劳动力/空间修复/现代性

  标题注释:

  本文是上海师范大学校级文科项目“当代西方自主性理论研究”(项目号:A-0230-17-001033)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 202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0)05-0039-10

  作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大卫·哈维从历史地理变迁的视角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内在危机的批判,尤其是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解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中持续地提炼和扩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而导致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的批判力量。哈维并非简单重复正统马克思主义左翼思想的老生常谈,而是在马克思《资本论》思想的基础上挖掘马克思尚未阐发的蕴含在资本概念中的空间维度,开创性地建构当代资本逻辑的空间化结构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解释资本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螺旋式上升和无限扩张的运行规律,以此阐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就蕴含在资本逻辑内在固有的矛盾和对立中。

  本文并非要对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做面面俱到的分析,而是集中把握他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两个维度中对马克思资本学说三个本质特征的阐释,即作为动态过程、作为社会关系和空间化结构的资本,在此基础上解读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以“空间修复”为主要手段而解决自身内在危机的机制。首先,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质不是静态的物,而是由资本货币形态到商品形态再到货币形态的动态积累和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分别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领域达成价值的形成、增值和实现,再进入循环周期的过程。其次,资本的本质在于它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集中表现为以货币形态呈现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对抗性的关系,以及货币制度背后的社会权力逻辑。最后,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哈维挖掘马克思关于资本地理学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空间修复”这一机制用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地理学机制,以及当代资本的表象如何呈现出从微观景观到宏观地理景观的空间化结构。哈维对资本前两个本质属性的分析奠定了他对当代资本最新运作形式在方法论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而对镶嵌于现代性过程中的资本的空间化、空间的资本化这两个维度的分析则展现了他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转向。而从实践论角度看,哈维不仅从时间变迁的视角,更从空间结构的视角重新阐释当代资本演化过程中无限积累的危机和空间景观的再造机制,这为审视当前公共卫生危机背后的资本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空间视角。

  一、作为价值过程的资本:为积累而积累

  哈维指出,批判不能独立于批判对象而存在,因此,为了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形态和演化机制,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作为整体的资本学说,而不能孤立提取其中某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按照恩格斯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有两大理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①哈维继承了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核心的线索就是对资本循环的运行脉络的理解。他由此主张不能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资本做出单纯本质主义、系统封闭的静态定义,而要以辩证法和矛盾二重性的方式解读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因为正是辩证法“能够理解并展示[概念的]动态、变化和转变的过程”②。在这个方法论的总体指导下,哈维立足于马克思对成熟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认为必须从资本运行的动态形式来理解资本的辩证性、流动性、扩张性、循环性、社会关系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剥削性;从运行的物质载体来看,必须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而从运行的活动领域来看,需要从资本在不同领域的循环系统来探讨资本的价值根源、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

  哈维一再强调作为运动中的价值是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根本前提,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固定的物或单一的事态,不是被投入在生产中的机器或一定金额的货币,也不是被储存起来的财富或资产,它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特别是一个价值流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在不同点上凝结在不同的事物中:如在第一个例子中,一开始是货币,而在随后返回到货币形式前,是商品”③。这个动态过程就展现为资本以商品形态或货币形态分别在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领域进行着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这四个阶段,表现为资本螺旋式的积累、扩张、集中的循环周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的循环表现为:“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④哈维强调资本所承载的资本运动的起点亦即凝集着由抽象的社会劳动而形成的价值的商品,通过生产过程的增值和市场环节的价值实现后再以货币资本形式再投资,货币也就成为价值增值的起点和终点。

  按照哈维对马克思作为过程的资本的解读,资本的这个循环过程是一个辩证有机、彼此关联、彼此依赖、但又相互独立的过程。生产表现为起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消费表现为终点,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又各自表现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三个循环圈,承担着不同的职能,资本的历史性正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值。这种增值形成于生产领域,即劳动力的使用过程。尽管交换活动本身不产生价值,但是资本的运动离不开交换,一方面资本需要通过交换来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实现了价值增值的物质产品还只是财富的具体形式,必须通过交换资本才能实现自身。最后的消费阶段是资本实现其价值的关键,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使用价值不能够在消费阶段以货币形态被及时售卖,在产品中包含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价值,但只有在流通和消费领域才能实现价值,并以货币形式获取增加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哈维认为,马克思正是在关于价值实现和转化的论述中,建立起以获取货币为最终目的的资本流动理论,其中保持有效需求或一个有活力的消费群体是资本流动的核心的分析模型。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已经增值的资本继续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被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整个资本循环周期也因此受到阻滞,“资本的价值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⑤受其本性驱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体现为资本不断通过缩短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距来寻求竞争优势,进行无止境的“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循环过程。哈维敏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洞悉了当代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预见了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当一切事物能够被货币化和商品化之后,信用制度和金融体系如何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从而根本上重塑了资本世界的空间结构。

  正是在资本作为价值动态过程这个意义上,哈维并不认同当代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诊断。皮凯蒂以翔实的数据分析和经济学统计方法,从长时段的经济史角度表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欧美各个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在二战后因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和福利政策而有所减缓,但贫富两极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采取新自由主义主张以来愈演愈烈,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皮凯蒂指出,全球性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根源是金融资本收入已经远远高于产业资本、劳动工资等收入,这导致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财富大部分流入资本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基于金融资本形式的财富可以通过遗产的代际继承固化经济不平等的阶层承袭。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支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中,凭借其禀赋和才能,通过公平竞争和激励机制而获得一个好生活的“勤业”理想将成为一个幻象。相反,市场机制越开放,自由竞争越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对财产权的保障越完善,资本收益率就越高于劳动收益率,由民主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就越趋向破产。这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趋势不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等意识形态建构中,尤其是私有财产被神圣化的社会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财富增长、技术进步从富人阶层向下渗进的“涓滴效应”难以得到实现。最终,“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⑥

  皮凯蒂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社会不平等背后的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困境,但他并未给出一个关于“资本”的确切论说,正如哈维指出的,皮凯蒂统计学的实证诊断仍然带有“经验主义”的局限,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严重误解了“资本”的定义。资本是“价值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资产的“物”,它是一个价值的积累、实现、增值、循环的过程,而不是如皮凯蒂所说的是“私人、企业和政府持有的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存量,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用于赚钱”⑦。资本的动力学目标是为了实现价值和获取更多货币用以积累,因此,“货币、土地、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如果不被用于生产,它们就不是资本。”⑧而为了计算资本的回报率,皮凯蒂就需要确定初始资本的价值,但对价值和资本及其两者关系的定义问题使得他的结论建立在循环论证的基础上。基于这个错误理解,皮凯蒂的静态统计学方法未能辩证地分析资本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趋向于产生越来越大不平等这个现象背后的资本动力学本质和演化规律。此外,皮凯蒂未能注意到资本和劳动处于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社会关系,才是隐藏在作为价值运动的资本背后的另一个本质面向。哈维进一步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不平等并不单纯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或激励机制的自然后果,而是为了维系资本相对于活劳动的支配性权力以便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积极建构,因此,当代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社会关系才是最根本的方面。

  二、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受支配的劳动

  资本的循环过程主要依托资本主义物质性的生产方式,同时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其另一个本质面向是它的社会关系属性。资本增值的根源需要从劳动力进行解释,因为它具有生产出比其自身拥有的价值更多价值的能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也生产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资本循环的一个先决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⑨究其根本,作为过程的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⑩这种社会关系一边是垄断生产资料的社会某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另一边是与之相对立而独立化的“活劳动力”,即雇佣劳动者阶级,这两个阶层的对立关系在资本过程上被人格化。也可以说,资本流动不仅包括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包括以剩余价值形式表达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可以被转移和流通,但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要让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这两个对立阶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1),则需要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个是法律保证现代意义上的个体主义人身权;第二个是已经存在一个成熟的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货币在其中执行资本的职能;第三个前提是私有财产制变得绝对化和神圣化。第一个前提保证了劳动力能够被商品化和被替换。劳动力由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具体能力组成,活劳动是价值的根本来源。为了使劳动力成为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劳动者首先必须是能够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而非奴隶或农奴,并且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买方也必须始终在一定期限内,在这期间并不放弃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反过来,买方也可以在这个期限之后,重新寻求其他劳动力作为替换品。第二个前提为资本增值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市场这一场所。基于平等自愿的契约原则,劳动力在市场上先被商品化和货币化,进而才能进入生产阶段。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表面上承诺了平等交换的原则和基于意志自主的契约原则,这令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系更容易遮蔽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支配关系。通过第三个前提,绝对化的私有财产制作为结构性的制度保障,保证在资本循环中形成的剩余价值最终为资产者攫取。法权意义上的人身所有制、普遍化的市场机制与绝对化的私有制共同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物的交换方式,把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活劳动,把其本质应该是集体劳动和社会性劳动的个体劳动变得私有化,为垄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生产和再生产剩余价值,最终实现资本循环的终极目的。

  哈维尤为强调,尽管劳动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类文明得以维系和繁荣的普遍现象,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才真正构成了现代性视域里的问题,正如现代性理论家吉登斯指出:“资本主义指代一种包含在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后者是与现代生活之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的急剧增长的基础。”(12)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的本质不是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综合,或固态的生产要素,或以货币形式存贮起来的财富,而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公共性目标的私有权力,“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3)。资本的剥削性也就体现为货币的拥有者可以支配劳动力,进而剥夺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使得自身得到增值。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方一方面可以通过其流通过程调节其生产组织活动,从而获得直接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另一方面,资方也可以通过把工作日延长,超过与劳动力价值相对应的时间而实现。因此,资本循环的本质不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周期性现象,其前提是已经存在把劳动力商品化的阶级关系,并通过以上作为社会结构和政治安排的三个前提条件把这一阶级关系固化。在这一点上,哈维认同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关于普遍平等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是错误的,劳动市场的自由化会加重社会不平等,而不是对所有市场进入者都有利,受到完善保障的普遍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权利也只是为“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种社会必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掩盖而已”(14)。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被剥夺的剩余价值就愈多,资本的专制权威就越具有支配力量,他就越在自己对象中被异化。因此,由资本反映出来的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异化的、扭曲的关系,因为劳动者的个性和创造力被当作商品而占有。

  但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蕴含着资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于其中的一个面向,除了能够把劳动者与其劳动力剥离开来,把劳动力商品化以便启动生产阶段,促进资本能够持续进行积累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制造一批失业人口或就业不足的群体,即“产业后备军”。哈维指出,产业后备军并非是市场竞争的自然后果,失业也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竞争的偶然结果,相反,维持或增长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积极促成的人为创造。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在社会财富上的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维持资本主义获取高利润必要的激励手段。正如哈维所解释:“不平等的分配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资本如果要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资本家与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是不平等的。社会价值总产出流向资本家阶级的比例必须够大,以便激励资本家,并提供充裕的剩余来维持资本的再生产。”(15)第二,长期维持一定人口的劳动后备军对资本主义来说同时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因为维持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可以维持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支配性社会权力,降低劳动者的整体工资,提高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比例。在完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市场上,为了让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以便完全受资产者社会权力的支配,“这支后备军还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可得性、社会化、有纪律、符合特定的素质要求(如灵活、温顺、易掌控、掌握必要的技能)。如果这些条件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资本的持续积累就会面临障碍。”(16)资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了资本和劳动及其关系的两方面,本质上具有社会关系的属性。在劳资关系的对立当中,资本的逻辑就演变成社会权力的支配逻辑,劳动者由此在生产阶段和消费领域都成了资本的附庸。

  从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来看,资本在生产和消费这两个阶段的循环目标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主要矛盾。一方面,资本要提高生产率,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就需要在生产阶段压低劳动者薪酬,提高对活劳动的剥削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可以确保资本对劳动者具有更高的议价权和谈判权。但另一方面,“资本驱动工资下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吸收资本产出的能力”(17),造成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资本要达成商品价值的实现,就需要在交换阶段让商品可以顺利达成消费,但一个贫弱的劳动者群体不可能是一个有活力的消费群体。一旦社会总需求不足,市场上的商品就不能实现其价值,资本周转的连续性就会受阻或中断。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要维持市场上的消费能力,那就需要提高工人工资,但导致资方不能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大突出矛盾便是资本的逐利本性与劳动力被商品化和货币化的冲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其活跃的消费能力对于价值在市场上的流通是重要的,但当他们的劳动力成为被投入的生产性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趋势就是把它们的价格压到最低限度。在资本主义全力扩张的时候,也就是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剩余价值的实现却受限于社会上大部分人处在贫困状态的社会总需求的事实。

  哈维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一基本思想扩展到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他认为马克思正确预测了当代大规模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劳资冲突和垄断性资本力量的增长,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本过剩或资本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反对国家用福利政策干预市场、刺激再就业的根源。但失业人口不能超出难以维持劳动力再造的贫困生存线,否则将危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本质上的剥削性和无法控制的积累本性,商品的价值无法在消费领域得到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活劳动创造价值,但只有在资本循环中才能实现价值和获得剩余价值。集体劳动的价值却要以能够把社会权力无限私有化的货币形式表达,由此造成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劳动者的收入,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矛盾(moving contradiction),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之间矛盾的结点。资本循环运动由此周期性地受到阻滞,从而产生了在生产阶段资本过剩与在消费阶段消费不足这两个看似相悖实则一体两面的问题。资本过剩或过度积累表现为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产生能力闲置、生产性资本过剩,包括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或货币资本过剩等。消费不足表现为劳动力过剩、产业后备军规模扩大、社会贫富分化呈扩大趋势。

  基于对资本循环机制及其背后社会关系本质的剖析,哈维指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危机、满足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条进路:(1)对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实行贬值,以便处理剩余资本,但可能会从经济萧条引发政治动荡;(2)国家通过调节制度而进行宏观经济控制,变革生产组织的方法,抑制资本过剩,例如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但国家承担的福利成本过重,可能带来经济上的疲软,这种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被放弃;(3)即哈维着重阐释的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实行公共资源的私有化、经济的金融化、货币的虚拟化,结合“时间修复”和“空间修复”解决或转移危机,从而既获取剩余价值,也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和信贷制度满足消费需求,并且并不改变资本对劳动力的完全统治,只是用更精致和隐蔽的方式消解资本积累的潜在无限性和物质活动的潜在有限性之间的矛盾。(18)

  三、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现代性之经济维度

  正如上文所分析,哈维并非简单复述和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两个本质属性、运行逻辑及其危机的结论,而是在此基础上挖掘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的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维度扩展资本逻辑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进程中的表达,把空间生产和空间构成融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价值得到实现,资本积累就必然进行时空上的扩张,劳动力、商品、货币、信息、技术等要素就必然突破空间限制而加速流动。他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人类不能脱离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具体物质条件去谈论资本在时空循环过程中的全球性与地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运动性与固定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哈维首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城市化和当代全球化雏形的世界市场已经预见了资本的空间化结果:在城市化的历史变迁层面,“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9);在世界市场扩张方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0);最终在社会观念层面,“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在另外的文本中,按照马克思的预想,为了消除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带来的危机,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不断“用时间消灭空间”(22),即通过空间结构的修复进行时间修复,或加快周转时间来吸收剩余资本,或把生产者地域与消费者地域在空间上分离开来。资本循环的动力机制导致它“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3)。但另一方面,马克思预想,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它“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体系越发展,对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的空间需求就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4)。资本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周转时间越久,剩余资本就沉积越多,利润率将越下降,因此,它会尽其所能寻成本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资本运动的空间障碍。

  哈维认为,马克思资本学说中的地理学意蕴与他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主张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理论框架,蕴含了一个考察现代性必要的空间视角或“空间维度”。以解释资本为了吸收迅速累积的剩余资本,如何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建造、再造乃至破坏空间景观,在这一进程中,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两个最重要的空间结构是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场域中因自身进程的矛盾性所创造出来的两大地理景观。基于马克思对资本地理学维度的扩展,哈维发展了“空间修复”(spatial fix)这一概念,用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解决周期性的滞涨危机,为过度积累的资本寻求新的地理区域,从而满足其螺旋式发展需求而展开的地理景观改造机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哈维以“空间修复”指称资本运动过程出现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危机并不是忽视资本的“时间性”,因资本作为价值运动过程本身已经包含了“时间性”的内涵,“空间修复”已经包含了资本的“时间修复”,哈维只是更凸显在传统的资本研究中被忽视的“空间—地理”这一维度。因此哈维在多部著作中,把“空间修复”又称作时空修复(temporal-spatial fix)地理重构(geographical restructure)、地理重组(geographical reorganization)、地理的重新布局(geographical reordering)等。可以说,“空间修复”也并未从根本上变革了资本作为价值过程和对抗性社会关系这两个本质面向,也没有改变资本为积累而积累的原始动力,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维度,去解读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为建立一个无障碍的积累和获取剩余价值的体系,就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物质活动、技术实践、社会建制在社区、城市、国家、世界范围内等不同规模空间内的结构和关系,打破世界市场的同质性、均衡性,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一个货币、商品、人员、技术、信息和思想加速流动的世界。

  所谓“修复”有双重含义,一是“固定”之意,指资本在较长时间内以物理的形式被固定在一定领土范围内。这种资本形式是指为了释放闲散资本或解决资本而被投资建设的固定在某个场所的物理基础设施,它们形成“固定资本”,例如生产设备、交通网络、通信工具等物质性基础设施,或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社会性设施。固定资本作为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的一种方式,可以减缓资本在时间流通性中的停滞风险。二是“安置”“修理”“解决”之意,指资本主义社会以时空重构或时空重组的方式解决资本循环中所产生的资本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危机。这些途径包括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或把资本和劳动盈余送到其他地方,以减少空间阻力,加速资本周转和流动,以加快新的地域空间的资本积累。(25)因此,“修复”也蕴含了“转移”“移植”一意,指资本跨越地域表面的空间转移或移植把资本延伸到可能产生高利润的地方,或把某一地区的过度积累的资本转移到另一个地域,在后者地理表面重新安置、修建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新的空间,包括新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新的阶级关系、新的剥削劳动力的方式,以及包括货币制度、信用制度、贸易制度在内的政治建制的支持。由此来看,“空间修复”这两重含义并非是割裂开来的,而是共同作用以创造资本运动的历史地理学。

  哈维并非简单复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为了克服自身危机而对外扩张的本性。为了阐释当代资本积累的逻辑如何重塑、重组以及重构资本的流动性空间,他在《资本之谜》一书中,把资本积累的逻辑重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部矛盾的空间和地理动态的观点,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四个阶段发展成当代资本主义的七个活动领域和三个地理准则,并凸显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基于这个矛盾资本如何进行空间修复或空间重构,以提高资金、技术、货币、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周转率。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的七个活动领域分别是“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生产与劳动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26)。一旦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的积累逻辑就必须在这七个方面构筑自己的权力话语。国家作为资本活动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通过资本积累的七个活动领域进行资本流动性的调控。

  其次,资本的空间修复并不简单等同资本分散的对外扩张,而是按照一定的运行原则。哈维建构了三条“地理学准则”以说明资本演化如何按照一定构成性原则力图突破空间限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对可资利用的资本的空间修复或空间重组。“地理准则一”,指资本流通要力图打破资本地域限制,令资本的流动周期越来越短,生产和消费的聚集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以创造一个“时空紧缩”的世界,当代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得以实现。“地理学准则二”,指资本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周转,货币的流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活动在可产生最多利润率的某地集中进行商品生产活动,并及时送到某地供一个有消费活力的群体进行消费,最终完成资本循环的最后一环,即价值的实现。(27)这个准则要得以实现,必须具备“一个货币化的经济,及交易市场,并且货币已经成为社会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还必须有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28)。这个准则要求资本逻辑克服单个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障碍。“地理学准则三”,指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总是集中到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这尤其体现在工业化城市、消费性城市和金融化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先后兴起。经济活动的集中是资本的内在要求,它“可以利用共同的法律、金融、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服务,以及共同的劳动力大军和支持性服务行政工作。”(29)通过这三个地理学准则,资本的运作完成它的空间化结构的构造,生产出一个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观念流动的世界。当代新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以资本的逻辑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用更加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和消费,这一切打破了人之基于自然习俗而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的身份归属。

  按照这三个地理准则,资本的“空间修复”主要在其循环过程中于两个向度上进行重构:(1)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张力;(2)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的张力。第一,在资本的空间重构过程中,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固定性和流动性之间存在着尤为紧张的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流动,特别在价值的生产阶段,要依赖固定资本建立生产中心或消费中心,包括物质性的生产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和其他人造环境在地域上聚集等。国家对大型项目或社会性支持也可以减少资本过剩的风险或延迟资本进入流通领域而导致的贬值风险。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固定资本的日益增多使得资本面临僵化的危险,固定资本令资本失去弹性,运用流动资本的技术创新要么受到限制导致经济停滞,要么保持创新但要以固定资本贬值为代价。固定资本尤其因不能适应扩张性的资本运动而限制了生息资本,总受到流动的货币资本的威胁。后者将不得不打破固定资本的贬值限制,把高度流动的货币资本带走。连续性、流动性和加速性是资本流动的本质特性,与固定资本性质不同的各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理上的不平衡差异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哈维特别指出固定资本集中展现了资本运动过程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资本创造出符合它某一时期需求的地理景观;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促进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和性质转变,资本必须破坏它之前创造出来的旧景观”(30),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如果土地上的固定资本不能满足资本流动的需要,那么就必须将其毁掉,按照全新的布局进行重建,以重新修复容纳资本积累的空间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固定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一再被重构的突出现象,一些曾经繁荣的工业城市因去工业化的浪潮而走向萧条乃至破产,同时一些城市因金融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聚集而崛起。

  第二,资本的“空间修复”对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这一张力的处理表现为对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塑过程。资本运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化,在空间维度上把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和供应链、价值的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完全分开,通过粉碎原有的地域特征而创造出独特的区域结构和地理联系,在竞争的强制压力下不断重塑成更有效的空间结构,从而把资本与劳动力的对抗性关系超越原先限于一地一国的基于领土的权力逻辑,而置身于单一的资本逻辑的统治之下。可以看到,在某个生产—消费聚集的地区,劳动者群体有效需求的不足可以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制度支撑的过度消费或另一地区对新生产能力的再投资的扩张所掩盖。哈维尤其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者主张通过金融杠杆扩大消费,以欺诈性消费需求扩大策略把低收入人群的住宅需求转变成金融经济巨额利润的源泉,从而解决传统资本主义价值实现的困境。但危机的转移并未真正解决危机,而只是表面上把危机用全球范围内更精致的金融机制和货币制度掩盖了,这加深了资本相对劳动力不对称的交换关系。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运转良好的市场化、私有化等可以扩大平等只是一个幻象,实质上,由资本运动塑造了更广泛、更具有隐蔽性的不平等,并使之成为“具有特定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31),而谁能够掌握固定资本的物质性设施的空间分布,掌握资本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谁就能够掌握资本剩余体系的分配权。

  资本运动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从固定资本到流动资本、从劳动力到一般资本、从不同行业到不同部门之间扩散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些空间构成的多样性变迁最终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在城市化和全球化两大地域层面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制造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其风险也变成是全球性的了,但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总能被局部的繁荣所掩盖。空间维度上不均衡的地理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危机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为了确保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而必然建构出来的前提条件。

  如果说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地理学准则”的建制从经济维度阐述了现代性的一个面向、一种性质、一个后果,那么关于现代性的其他方面的性质和后果则已由其他现代性理论家给出。

  事实证明,哈维对资本逻辑中“空间”视角的着力挖掘在一定程度了呼应了现代性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时空重组”是理解现代性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要素的理论主张:“除了制度反身性之外,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还包括时空重组这一深刻过程,并辅之以脱域机制(disemhedding mechanisms)的扩展——该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起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新组合。时空重组,加之脱域机制,使得现代型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实质发生转型。”(32)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停歇流通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性内在地具有时空延伸的特点,即个体之间的“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的关联。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为了加快资本的扩张和积累,“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33)

  如果说资本主义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而崛起,它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塑造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生产方式从分散的农业生产转向大工业的集约生产,交往方式从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向基于货币机制和市场交换机制的契约社会,生活方式从前现代社会的统一的善目标到现代社会以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为优先的价值取向,那么蕴含在马克思资本地理意涵则提供了一个当代资本循环和货币流通所塑造空间视角,并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高度异质化的现代社会。哈维扩展了蕴含在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论述中的空间维度,综合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地理视角,从两个方面扩展了我们关于现代性之经济维度的考察:(1)资本的空间化:我们所深深镶嵌其中的、构成自我身份归属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已经被资本的积累过程和背后的对抗性权力关系所塑造;(2)空间的资本化: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我们所处的外部地理环境很难说是纯粹的“第一自然”,而是被资本逻辑所塑造的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即“第二自然”,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已经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动力学机制及其无限积累的矛盾中,全球性的广泛的社会不平等是维系这个积累体系的必要构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4)如果从16世纪算起,资本来到已有5个世纪,一如资本一经来到人间就具有了可以建构一切又可以解构一切的魔力那样,理论家和思想家也从未停止过对资本的研究。在资本来到人间的所有段落里,虽有各种形态,但其“本性”似乎从未改变,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本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以空间修复的手段试图解决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但哈维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以空间性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元理论,通过其对资本的空间化和空间的资本化分析,指出这个解决方案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并不成功,反而令世界经济变得金融化和资本化,加深资本主义危机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创造性的破坏和掠夺性的积累。或许哈维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依旧存在着某些瑕疵,但他的“空间修复”理论,“空间压缩”与“时间加速”“建议”却是颇有见地的;更为重要的是,哈维的立场和主张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如何依据资本的当代形态及其运行逻辑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797页。

  ②[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③[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第9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⑤[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第13页。

  ⑥[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⑦[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李媛媛、丁为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

  ⑧[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14)[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77页。

  (15)[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许瑞宋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78页。

  (16)[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17)[美]大卫·哈维:《对〈21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第118页。

  (18)参见[英]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9-23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25)[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6)[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34页。

  (27)[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5页。

  (28)[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6页。

  (29)[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158页。

  (30)[美]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第157页。

  (31)[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28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第2页。

  (33)[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85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23页。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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