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On the Integral Inheritanc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Chines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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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任平

  作者简介:

  任平(1956- ),男,江苏高邮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原发信息: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0211期 第23-31页

  内容提要: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承原则是超越以往碎片化、零散化、表面化继承原则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首要环节。我们不能再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立场上,从知识论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问题解答的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a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In the new era of “China going global”,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 is to rewrite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spirit,Chinese style,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Chinese discourse,so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can reappear in China.Th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rewriting and reconstruction involves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and thus a change in cultural stance and attitude.The principle of holistic inheritanc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ranscend the previous principle of the fragmented,fragmented,and superficial inheritance,and it is the first step to build the methodologically consciou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We can no longer stand in the position of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ical dogma and adopt the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to fragment the individual concepts,ideas and discour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Instead,we should inherit the general proposition,general problem and general pursu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whole,and inherit the overall style,general characteristics,spirituality and discours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We should inherit as a whole the ideas,principles,propositions and discourses that are truly valuable and have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schoo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so as to form the contemporary form o

  关 键 词: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继承  Chinese discourse/Marxist Philosophy/integral inheritance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9ZDA022)和苏州大学重点项目“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 202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1)01-0023-09

  DOI:10.19563/j.cnki.sdzs.2021.01.004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广义而言就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追求和传统中国哲学创生性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进路,更是在全球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找回失落的哲学自我、重塑文化自信的精神表达。方法论变革是在全球大变局中文化立场、文化态度从“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转换的必然结果,更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可能性,就在于要站在新时代中国作者立场上,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用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理解,以及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在方法论变革意义上,“整体性继承”是首要原则,是超越以往碎片化、零散化、表面化继承原则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能再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立场上,采用知识论视域选择性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问题解答的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鉴于笔者在《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一文中已经提出整体性继承原则并做出初步阐释,在此,本文聚焦这一主题进一步深度阐释以下三点:第一,全球大变局与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必然性;第二,整体性继承原则的主要内涵与方法论功能;第三,把握整体性继承原则的重要维度。

  一、全球大变局与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必然性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44整体性继承原则就是如此。它的出场,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神表达,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追求目标达至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是“世界走向中国”历史时期的“读者”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作者”这一角色大转变的思想标志。

  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带来的方法论变革是多重相关变化的综合表现。它既关涉在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全球文明对话关系所持文化立场、文化态度的重新选择,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地位和关系的翻转,更关涉对话关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者本性的重新理解;而关涉上述各者聚焦在“整体性继承”这一方法论变革上的主题,只有在全球大变局语境中才会凸显。全球大变局本质上就是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就是从西方霸权单一主体主宰的旧全球化体系向中国所主张、倡导的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体系的根本转变。

  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场于旧全球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纳入西方霸权的全球版图。西方霸权包括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在内的完整体系一直在场,全球结构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格局,“西学东渐”在“世界走向中国”历史场域中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成为多数革命者的文化立场和思维逻辑。“五四”运动借文化变革来推动“改造国民性”和“社会变革”的“韦伯原理”,发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用彻底否定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儒释道文化作为“清道夫行动”,廓清地平以迎西学大量传入。然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传入中国未能拯救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性道路思想和方案的种种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先有洋务运动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有“东方派”坚守“内圣外王”的新儒学主张,但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模仿西方“丛林法则”的进化论均宣告破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360“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选择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史上,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结果表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仅仅作跨界平移、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依然不能救中国。陈独秀、王明造成两次大革命失败的反证说明:“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40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实践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接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场域中重新出场;二是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像“五四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是在“文化沙漠”和“廓清地平”中的扩展,而是在深厚丰富的千年遗存的儒释道文化与哲学场域中展开积极对话,需要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群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精英知识分子翻译传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必须要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通约的路径。否则,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排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高度重视后者,提出要坚决反对轻视民族历史和文化立场,指明与经济政治一样,“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668。“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2]667。“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801“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23对深相结合的两种路径、两个要求的表达非常明确。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坚守以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立场,二是明确了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其方法论选择标准与原则为“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问题在于,如何构建具有“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换言之,源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如何通过文化路径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话语相结合而转换为中国话语形态?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代学者异常艰辛的探索。应当承认,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涌现出几代学者,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艰辛探索,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重要成就,这些成就为新时代方法论变革提供了先在的厚实基础,而其探索所遭遇的问题也正是催生方法论变革的主要原因。回望百年,由于理论立场和文化立场的不同,对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开“左”派教条主义、右派保守主义均存在的反对者不谈,就是在其赞同者中,也因所持文化立场不同,导致采取的方法论原则也各不相同,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理解也不同,结果其基本思绪和主要结论也就大相径庭。其中,有的站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位立场上强调“以中化马”,而反对“以马化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当作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道家化、佛学化。总之,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等)[4]、新道学或新佛学的新体系、新范畴,形成所谓“以儒解马”“以道解马”“以佛解马”的哲学阐释。在方法论上,必然反对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加以“历史性梳理”“批判性创新”“思想性引领”。冯契先生主张“智慧说”,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当作一种知识论。他站在中国哲学德智一体的立场上,强调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着力聚焦“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契先生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贯通中国哲学史,强调“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这一哲学史不仅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在与中国哲学史贯通的实践唯物主义之中,达到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个性与中国化、知识论与本体论统一。[5]韩树英、杨春贵、王伟光、杨焕章等以新大众化中国话语的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中,文化路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几代学者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李达[6]、艾思奇[7]、陶德麟[8]、许全兴[9]、李景源等人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域方法孜孜以求反思、批判、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推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方克立先生的“中体、马魂、西用”,将马克思主义之魂注入中国哲学之体中。[10]在方法论上,方先生依然秉持“选择性继承”,着重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相通的概念、范畴、原理、思想选择性地继承下来,做出了杰出成就。此外,张岱年先生主张“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融会”说,尽管没有提出一个“融会中西马”的哲学体系,但是也在这一方法论思绪上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掘进成就。[11]徐素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中,也着力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中国形态的独特风格。[12]

  尽管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学界至今依然在康德式地追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当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更没有完成。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受“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的局限,深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忠实读者”和“学徒”,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世界与民族”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先在性和本体性地位,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传入中国进程不过是一种在边缘化国家的“特殊化”“民族化”“分有化”行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大众化,而这就等于生物学分类体系中的“属与种差”关系。中国化就是“种差”或“亚种”,无论怎样变异都无法取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的普遍性规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者中心地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概念、思想、表述、原理、体系在中国化进程中也丝毫不能加以修正的。“中国化”就是“普遍真理”在居于世界边缘化角落的中国的“分有形式”。在旧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帝国逻辑造就全球分裂,形成了“西方中心—东方边缘”两极分裂格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在这一边缘极,因而产生上述认识也并不奇怪,恰好是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分裂格局的意识表达。因而,至今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以编辑MEGA2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解读所得出的任何新结论都心存焦虑,因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导致我们在解读中的“源头失语”——这恰好是原初“学徒状态”将文本文献奉为我们理论的全部圣经所必然要面对的解读困境。实现中国化、创造这一“分有过程”的基本方法论特点就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方法论选择的前提立场上,以“忠实读者”“学徒”身份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框架解读中国哲学。尽管他们承认和强调个别具体内容的表述可变为中国话语,但是认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框架和整体结构上,只能照抄照搬,不可变革。

  第二,在方法论的操作规程上,以外马为“矢”、中哲为“的”而构成“有的放矢”逻辑。具体说来,就是选定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普遍真理”的话语尺度,剪裁、筛淘、选择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中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

  第三,在方法论选择的结果上,呈现碎片化、选择性继承和概念表达。将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完整话语体系和内在精神体系抛在一旁,仅限于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精神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具体内容,如“知行观”“实事求是”“矛盾”“和谐”等,将其切割、筛淘、剥离、抽象出来,作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

  概言之,纵观在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以这样的思维逻辑与方法论来从事“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操作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向“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目标攀登的失败。当年,艾思奇同志主编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教科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包括物质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时尽管都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然而由于体系、框架依然是欧洲的,因此依然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洋哲学”,而与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土哲学”形态迥异。可见,文化立场不转变,传统方法论不破除,构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整体特色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出场。

  21世纪以来,全球大变局正在变革着时代坐标,以美国霸权主义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格局走向衰落,正在被中国倡导的多元主体“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格局所取代。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霸权的危机,而且是其新自由主义价值支配的文化霸权的危机;中国和平崛起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的经济秩序,更是文化、文明秩序。全球文化价值的轴心正在东移。2020年新冠肺炎在加速全球变局的进程。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能力,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既要在现实性上以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超越西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道路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要以“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开辟人类新文明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不仅为那些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同样要以“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全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中国方案。虽然百余年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但是中国正在成为全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心。中华民族在结束思想的“学徒状态”、找回失落的哲学主体自我之后,中国学者不仅依然要全方位地关注和学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前沿理论,而且要成为新时代“作者”,“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逻辑正在成为主流。中国作者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在全球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研究的主要使命。

  二、整体性继承原则的主要内涵与方法论功能

  中国作者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变革所呼唤的整体性继承原则,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四个变量,因而至少构成了三组对话关系: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三组对话关系又不是外部性的反思关系,而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思考的逻辑链条上的三个重要环节。[13]

  全球大变局必然重塑全球文明对话的坐标。所谓全球文明对话坐标,意在表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非仅仅是中国语境内的思想事件,而首先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如前所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轫于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是西方文化,批判地继承着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文化血脉。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渊源,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是“世界走向中国”总体进程的一部分。原初“仅限于西欧”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中国语境,发生着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具有实践路径;更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具有文化路径。在文化意义上,充满西方文化精神、采取西方话语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以充满中国精神、采取中国话语的整体形态出场呢?这是一大问题。由于最初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于传统中国文化采取文化虚无主义式否定态度,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中国革命两次大失败。只有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实践论》《矛盾论》思维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立场,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的解读。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49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意义上,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也就是说,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有别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当然,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就需要深度研究,这一研究需要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才能加以判定。全球大变局、新旧全球化大转换根本改变着中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地位、角色和关系,中国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正在翻转,自鸦片战争180年来“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正在被“中国走向世界”所取代。中国在逐渐摆脱“学徒状态”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生产世界体系的中心。只有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才能摆脱“国外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才能真正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的重大使命,作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的最新目标,为此我们才能超越以往的碎片化继承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整体性继承原则”。

  摆脱“国外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同志所指的“洋哲学”,创建“土哲学”即“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转变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确立全球文明对话中的本位立场,即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立场。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学者与当年马克思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而且也是新时代作者与当年作者的关系。中国作者需要全盘继承当年作者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原则,总结当年作者丰富无比的思想创造经验,但目的是为了重新创作、重新书写,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而不是简单“回到马克思”。中国作者坚守中国立场的客观根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上,必须坚持中国实际、中国实践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优先性和本位性,中国实践是检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依然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是解读和应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中国立场的文化根由,就是坚持人民大众所秉持的中国文化本体是解读和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前提。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必须用中国哲学、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作为哲学整体框架和形态的本体标准来重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中国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文化立场的转换,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作为精神、风格、话语、文化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形态的选择,首先肇始于“以中化马”,然后才能够进展到哲学本质向度、灵魂层次的“以马化中”。在形态上、风格上、精神上、话语上的“以中化马”,与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持的“以外马化中”的文化立场与方法论正好相反。“以中化马”主张要深刻地总结中国创新实践经验,领悟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样态,然后作为话语参照系,对传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话语样态进行改造和重塑。这是存在样态的深刻变革。这一主张的实质,就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创新、发展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形态,将“洋哲学”变成“土哲学”,这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要义。当然,“以中化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态到内容都归为“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由于中国话语的内容需要有时代性,表达、反思、把握新时代实践的深刻内容,解答人类普遍存在问题,因而作为解答理论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形态选择上依然需要经历时代、实践、文化变革的检验,经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反思推动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既然是中国话语形态,就一定不仅仅是选择性地继承某些中国传统哲学碎片化的思想、概念、范畴,而是要继承一个具有整体风格的结构形态。这就是“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文化根据。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主体继承者,需要建立整体继承、一脉相承的关系,要得到中国传统哲学内在精神、内在脉络的真传。因此,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原则就是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文化形态、文化风格作整体继承。

  所谓“整体性继承原则”,首先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为本体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这一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即“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内在的本体、本真、本性上的一致性和一脉相承性的考量上。“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坚守而不是全面抛弃、是弘扬发展而不是彻底否定这一立场和态度出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只有在“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是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社会理想的价值基因在当代的最终实现形态。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形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接过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总追求和总理想,给予总的解答,用中国方式、中国话语来解答中国问题,形成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整体继承又是一种自觉超越“碎片化继承”“选择性继承”边界的方法论选择。它的超越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强调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传统“选择性继承”方法论主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而忽略对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追求、精神风格和目标气质的继承。“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要构建中国话语形态,那么必然首先要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总命题和总追求出发,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整体风格和精神气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总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崇高使命担当;天下大同成为崇高追求。第二,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总解答的哲学风格、特色、精神风骨,将其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阐释为服务于人对外部世界认识和改造的一种知识论的真理体系,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的主体修养,注重“人与人”的人伦关系,注重在改变客观世界之前,改变、调适个体主观世界,如儒家崇尚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道家所言的“物我两忘”的合一境界,佛教所谓的“空相”去执论,等等。作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努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继承,那么就不是仅仅满足于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两个概念、范畴加以点缀,不是碎片化地汲取若干因素而分门别类地融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是要在理论框架与哲学精神上有突破,要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原初所长、原有特色、原有优势,取长补短。第三,整体继承一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甚至“重新讲”的当代话语形态。这种整体继承,是内容、风骨、精髓与形态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单纯话语形态。时代内容与民族话语形态的统一,都必须与民族文化的精髓内在融合。要根据当代实践之需、时代之问,以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话语。例如,同样是揭示事物存在着对立面统一关系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可能主要表现为“否定的辩证法”,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向度。在西方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于强调革命的否定性辩证法完全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时代实践而言,否定性与肯定性双重向度的辩证统一也是常态。但是,走向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非对抗性矛盾。中国传统哲学则更多地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和合”关系向度。后者的思维方式可能更适合在人民内部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需要。如果我们书写“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就一定会彰显和突出中国创造的思想与话语风格,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为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贡献更多方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文明对话关系。同样,中国话语阐述的哲学命题有时恰好是“世界之问”的中国解答。当西方后现代思潮用人与自然分离的“深生态学”来寻找绿色地球与生态文明之路而遭遇困境之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援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与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来阐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生态与文明的对立统一关系,更能够因此而超越西方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

  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方法论功能是巨大的。首先,整体性继承原则变革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本性仅仅是发现规律、改变世界的知识论意义的“世界观”的看法,而将价值论、为民论、文化论、治理论的智情统一、知行统一的向度特色深深地呈现出来,将中国传统哲学看待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一致性结合贯通起来。在解答“什么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革命”等问题时,我们的思考就会有新的答案。其次,整体性继承原则强调中国话语作为体系,它必将超越那种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因素当作碎片化、表象化存在而加以“选择性继承”的方法,而推进体系性继承,即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整体风格、精神本体,让“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主体,成为“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的出场形态。其三,整体性继承原则摈弃传统抓住个别概念、个别范畴、碎片化表象的方法,强调继承的内在精神本体,将其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性理解内在相通。即是说,整体性继承对象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表象,更是一种对哲学本体精神的深刻把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深描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本体图景,更要深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何以可能包容和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图景,这就必然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重新阐述。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哲学内在精神的主体间性、情理性、人伦性向度,由此表现为中国独特的话语—理论形态,只有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主—客—主”交往实践结构为核心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对接与融会。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全球大变局的哲学指向,也是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的哲学必然要求。限于篇幅,关于这一点另文再论。

  三、把握整体性继承原则的几个维度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呼唤的方法论自觉变革是一个体系,关涉“整体性继承”“批判性创新”“历史性梳理”“思想性引领”等方法论。其中,“整体性继承”是这一系列方法论变革的首要环节,而其他环节则是首要环节彻底实现的必要条件。

  实施整体性继承原则必须把握以下维度。

  第一,方法论的首要环节与系统环节相统一。整体性继承之所以是首要环节,是因为整体性继承原则是反映和表达全球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对于构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的方法论前提。整体性继承需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体系提升改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作为反映、表达与阐释全球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哲学,用整体来表达整体,用体系来表达全局。如果没有这一方法论前提,那么就不会发生后续的研究工作。其次,从方法论演化的认识论逻辑来看,“完整的表象”先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理性出发点。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风格特色、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才能通过“批判性创新”把握其本质性的向度,即穿透表象、达致抽象的本质规定,再通过“历史性梳理”看中国传统哲学的源流到时代精神精华之间的历史流变,从而才能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内在一致、相通起来,成为具有“思想性引领”作用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出场形态。最后,从跨文化解读的对话逻辑来看,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关系、相互反思与变革关系,都要以承认、认同对象的整体性存在为前提,整体性继承也是双方能够进入对方解读视域、展开对话和融合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一环节,而后的所有全面性对话、融合与解读的方法论环节都将无从展开。

  然而,整体性继承原则虽然是首要环节,但绝不是唯一原则,不能忘却其他原则对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没有系统性的方法论,整体性继承原则根本不能完整建构,也不能孤独地存在。

  第二,整体性与个别性继承相统一。整体性继承包括若干个别概念、范畴、原理、思想的继承,若干个别性继承可以构成整体性继承的基础,但是不限于这些个别继承。一旦脱离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把控,个别继承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呈现碎片化格局。

  第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民族话语特殊形式、具有个性化的精神风格来解答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整个人类问题,因而在本质上其思想内容不仅是对“中国之问”的哲学解答,也是对“世界之问”“人类之问”的中国解答,是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民族哲学话语。而且“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既有各自的民族文化个性,又具有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体系、风格、精神的整体性继承,并不能放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人类与世界之问的责任,不能完全抹杀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第四,历史与当代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当然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整体性继承原则正是历史原则。但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回归历史,更是把握现时代和面向未来。因此,她不能仅仅限于回归,而是要在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发展之基上“返本开新”。我们不能把整体性继承原则当作是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和“顽强的崇古意识”,而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第五,本质向度的内容与话语形态相统一。虽然在狭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评价体系等并列,仅仅偏重于表达体系,但是本文所指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当然也不是泛指林林总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指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精髓、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她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也是一种由话语所包容、包含、内蕴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精神。整体性继承原则所强调的整体性,就着重指称这一本体精神。为此,她才对碎片化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个别概念、个别范畴、个别命题和思想的“选择性继承”加以批评和超越。

  第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未来不确定世界以掌握话语解释权为旨要的“理论哲学”,更是一种用话语行为教育大众、指导实践以改变世界与创造未来的“实践哲学”。在全球大变局、全球文明对话的场域中,“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提升中国经验的同时,还要掌握话语权,在全球发声、言说、表达,推动这一世界走向美好未来。

  ①“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具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狭义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仅仅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表达,与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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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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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第五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

  On the Integral Inheritance Principle of Constructing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Chines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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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任平

  作者简介:

  任平(1956- ),男,江苏高邮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原发信息: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0211期 第23-31页

  内容提要:

  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承原则是超越以往碎片化、零散化、表面化继承原则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首要环节。我们不能再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立场上,从知识论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问题解答的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building a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In the new era of “China going global”,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 is to rewrite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spirit,Chinese style,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Chinese discourse,so that Marxist philosophy can reappear in China.Thi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rewriting and reconstruction involves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and thus a change in cultural stance and attitude.The principle of holistic inheritanc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ranscend the previous principle of the fragmented,fragmented,and superficial inheritance,and it is the first step to build the methodologically consciou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ese discourse”.We can no longer stand in the position of foreign Marxist philosophical dogma and adopt the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to fragment the individual concepts,ideas and discours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Instead,we should inherit the general proposition,general problem and general pursu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a whole,and inherit the overall style,general characteristics,spirituality and discourse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We should inherit as a whole the ideas,principles,propositions and discourses that are truly valuable and have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schoo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so as to form the contemporary form o

  关 键 词:

  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继承  Chinese discourse/Marxist Philosophy/integral inheritance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与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9ZDA022)和苏州大学重点项目“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期刊名称: 《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 202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1)01-0023-09

  DOI:10.19563/j.cnki.sdzs.2021.01.004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广义而言就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标追求和传统中国哲学创生性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进路,更是在全球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找回失落的哲学自我、重塑文化自信的精神表达。方法论变革是在全球大变局中文化立场、文化态度从“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转换的必然结果,更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可能性,就在于要站在新时代中国作者立场上,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用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理解,以及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在方法论变革意义上,“整体性继承”是首要原则,是超越以往碎片化、零散化、表面化继承原则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能再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立场上,采用知识论视域选择性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问题解答的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鉴于笔者在《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一文中已经提出整体性继承原则并做出初步阐释,在此,本文聚焦这一主题进一步深度阐释以下三点:第一,全球大变局与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必然性;第二,整体性继承原则的主要内涵与方法论功能;第三,把握整体性继承原则的重要维度。

  一、全球大变局与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必然性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44整体性继承原则就是如此。它的出场,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神表达,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追求目标达至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是“世界走向中国”历史时期的“读者”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作者”这一角色大转变的思想标志。

  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带来的方法论变革是多重相关变化的综合表现。它既关涉在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全球文明对话关系所持文化立场、文化态度的重新选择,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地位和关系的翻转,更关涉对话关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两者本性的重新理解;而关涉上述各者聚焦在“整体性继承”这一方法论变革上的主题,只有在全球大变局语境中才会凸显。全球大变局本质上就是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就是从西方霸权单一主体主宰的旧全球化体系向中国所主张、倡导的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体系的根本转变。

  回望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场于旧全球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纳入西方霸权的全球版图。西方霸权包括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在内的完整体系一直在场,全球结构呈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格局,“西学东渐”在“世界走向中国”历史场域中成为精神文化的主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成为多数革命者的文化立场和思维逻辑。“五四”运动借文化变革来推动“改造国民性”和“社会变革”的“韦伯原理”,发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用彻底否定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儒释道文化作为“清道夫行动”,廓清地平以迎西学大量传入。然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传入中国未能拯救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性道路思想和方案的种种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先有洋务运动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有“东方派”坚守“内圣外王”的新儒学主张,但是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模仿西方“丛林法则”的进化论均宣告破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360“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唤醒了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选择走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史上,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结果表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仅仅作跨界平移、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依然不能救中国。陈独秀、王明造成两次大革命失败的反证说明:“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40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实践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接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场域中重新出场;二是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像“五四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是在“文化沙漠”和“廓清地平”中的扩展,而是在深厚丰富的千年遗存的儒释道文化与哲学场域中展开积极对话,需要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群众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精英知识分子翻译传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必须要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通约的路径。否则,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排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高度重视后者,提出要坚决反对轻视民族历史和文化立场,指明与经济政治一样,“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668。“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2]667。“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801“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23对深相结合的两种路径、两个要求的表达非常明确。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坚守以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立场,二是明确了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其方法论选择标准与原则为“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问题在于,如何构建具有“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换言之,源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如何通过文化路径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话语相结合而转换为中国话语形态?这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代学者异常艰辛的探索。应当承认,在“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涌现出几代学者,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艰辛探索,也取得了难能可贵的重要成就,这些成就为新时代方法论变革提供了先在的厚实基础,而其探索所遭遇的问题也正是催生方法论变革的主要原因。回望百年,由于理论立场和文化立场的不同,对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开“左”派教条主义、右派保守主义均存在的反对者不谈,就是在其赞同者中,也因所持文化立场不同,导致采取的方法论原则也各不相同,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理解也不同,结果其基本思绪和主要结论也就大相径庭。其中,有的站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位立场上强调“以中化马”,而反对“以马化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全当作马克思主义儒家化、道家化、佛学化。总之,将马克思主义纳入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等)[4]、新道学或新佛学的新体系、新范畴,形成所谓“以儒解马”“以道解马”“以佛解马”的哲学阐释。在方法论上,必然反对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加以“历史性梳理”“批判性创新”“思想性引领”。冯契先生主张“智慧说”,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当作一种知识论。他站在中国哲学德智一体的立场上,强调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该着力聚焦“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契先生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贯通中国哲学史,强调“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这一哲学史不仅仅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在与中国哲学史贯通的实践唯物主义之中,达到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个性与中国化、知识论与本体论统一。[5]韩树英、杨春贵、王伟光、杨焕章等以新大众化中国话语的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中,文化路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几代学者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李达[6]、艾思奇[7]、陶德麟[8]、许全兴[9]、李景源等人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域方法孜孜以求反思、批判、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推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方克立先生的“中体、马魂、西用”,将马克思主义之魂注入中国哲学之体中。[10]在方法论上,方先生依然秉持“选择性继承”,着重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相通的概念、范畴、原理、思想选择性地继承下来,做出了杰出成就。此外,张岱年先生主张“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提出了方法论上的“融会”说,尽管没有提出一个“融会中西马”的哲学体系,但是也在这一方法论思绪上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掘进成就。[11]徐素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中,也着力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中国形态的独特风格。[12]

  尽管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学界至今依然在康德式地追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当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更没有完成。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们受“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的局限,深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忠实读者”和“学徒”,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世界与民族”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先在性和本体性地位,在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体系,传入中国进程不过是一种在边缘化国家的“特殊化”“民族化”“分有化”行动。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大众化,而这就等于生物学分类体系中的“属与种差”关系。中国化就是“种差”或“亚种”,无论怎样变异都无法取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的普遍性规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无论如何都不能获得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者中心地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概念、思想、表述、原理、体系在中国化进程中也丝毫不能加以修正的。“中国化”就是“普遍真理”在居于世界边缘化角落的中国的“分有形式”。在旧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帝国逻辑造就全球分裂,形成了“西方中心—东方边缘”两极分裂格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在这一边缘极,因而产生上述认识也并不奇怪,恰好是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分裂格局的意识表达。因而,至今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以编辑MEGA2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解读所得出的任何新结论都心存焦虑,因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导致我们在解读中的“源头失语”——这恰好是原初“学徒状态”将文本文献奉为我们理论的全部圣经所必然要面对的解读困境。实现中国化、创造这一“分有过程”的基本方法论特点就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方法论选择的前提立场上,以“忠实读者”“学徒”身份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立场,以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框架解读中国哲学。尽管他们承认和强调个别具体内容的表述可变为中国话语,但是认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框架和整体结构上,只能照抄照搬,不可变革。

  第二,在方法论的操作规程上,以外马为“矢”、中哲为“的”而构成“有的放矢”逻辑。具体说来,就是选定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普遍真理”的话语尺度,剪裁、筛淘、选择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中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

  第三,在方法论选择的结果上,呈现碎片化、选择性继承和概念表达。将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完整话语体系和内在精神体系抛在一旁,仅限于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精神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具体内容,如“知行观”“实事求是”“矛盾”“和谐”等,将其切割、筛淘、剥离、抽象出来,作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

  概言之,纵观在百余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以这样的思维逻辑与方法论来从事“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操作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向“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目标攀登的失败。当年,艾思奇同志主编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教科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包括物质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时尽管都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然而由于体系、框架依然是欧洲的,因此依然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洋哲学”,而与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土哲学”形态迥异。可见,文化立场不转变,传统方法论不破除,构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整体特色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出场。

  21世纪以来,全球大变局正在变革着时代坐标,以美国霸权主义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格局走向衰落,正在被中国倡导的多元主体“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格局所取代。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霸权的危机,而且是其新自由主义价值支配的文化霸权的危机;中国和平崛起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的经济秩序,更是文化、文明秩序。全球文化价值的轴心正在东移。2020年新冠肺炎在加速全球变局的进程。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能力,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既要在现实性上以新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超越西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道路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要以“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开辟人类新文明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不仅为那些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同样要以“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全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中国方案。虽然百余年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但是中国正在成为全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心。中华民族在结束思想的“学徒状态”、找回失落的哲学主体自我之后,中国学者不仅依然要全方位地关注和学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前沿理论,而且要成为新时代“作者”,“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逻辑正在成为主流。中国作者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在全球大变局、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研究的主要使命。

  二、整体性继承原则的主要内涵与方法论功能

  中国作者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变革所呼唤的整体性继承原则,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四个变量,因而至少构成了三组对话关系: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三组对话关系又不是外部性的反思关系,而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思考的逻辑链条上的三个重要环节。[13]

  全球大变局必然重塑全球文明对话的坐标。所谓全球文明对话坐标,意在表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绝非仅仅是中国语境内的思想事件,而首先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如前所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轫于旧全球化时代“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之中。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是西方文化,批判地继承着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文化血脉。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渊源,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是“世界走向中国”总体进程的一部分。原初“仅限于西欧”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中国语境,发生着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具有实践路径;更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具有文化路径。在文化意义上,充满西方文化精神、采取西方话语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以充满中国精神、采取中国话语的整体形态出场呢?这是一大问题。由于最初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于传统中国文化采取文化虚无主义式否定态度,导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使中国革命两次大失败。只有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实践论》《矛盾论》思维坚定中国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立场,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的解读。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49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意义上,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也就是说,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有别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当然,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话语,就需要深度研究,这一研究需要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才能加以判定。全球大变局、新旧全球化大转换根本改变着中国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的地位、角色和关系,中国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正在翻转,自鸦片战争180年来“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正在被“中国走向世界”所取代。中国在逐渐摆脱“学徒状态”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生产世界体系的中心。只有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才能摆脱“国外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才能真正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的重大使命,作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创新的最新目标,为此我们才能超越以往的碎片化继承的方法论原则,提出“整体性继承原则”。

  摆脱“国外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同志所指的“洋哲学”,创建“土哲学”即“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转变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以坚定的文化自信确立全球文明对话中的本位立场,即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立场。在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学者与当年马克思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而且也是新时代作者与当年作者的关系。中国作者需要全盘继承当年作者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原则,总结当年作者丰富无比的思想创造经验,但目的是为了重新创作、重新书写,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而不是简单“回到马克思”。中国作者坚守中国立场的客观根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上,必须坚持中国实际、中国实践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优先性和本位性,中国实践是检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依然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是解读和应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中国立场的文化根由,就是坚持人民大众所秉持的中国文化本体是解读和接受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前提。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必须用中国哲学、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作为哲学整体框架和形态的本体标准来重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中国话语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文化立场的转换,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作为精神、风格、话语、文化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形态的选择,首先肇始于“以中化马”,然后才能够进展到哲学本质向度、灵魂层次的“以马化中”。在形态上、风格上、精神上、话语上的“以中化马”,与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持的“以外马化中”的文化立场与方法论正好相反。“以中化马”主张要深刻地总结中国创新实践经验,领悟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样态,然后作为话语参照系,对传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话语样态进行改造和重塑。这是存在样态的深刻变革。这一主张的实质,就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创新、发展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形态,将“洋哲学”变成“土哲学”,这是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要义。当然,“以中化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态到内容都归为“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由于中国话语的内容需要有时代性,表达、反思、把握新时代实践的深刻内容,解答人类普遍存在问题,因而作为解答理论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形态选择上依然需要经历时代、实践、文化变革的检验,经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反思推动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既然是中国话语形态,就一定不仅仅是选择性地继承某些中国传统哲学碎片化的思想、概念、范畴,而是要继承一个具有整体风格的结构形态。这就是“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文化根据。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主体继承者,需要建立整体继承、一脉相承的关系,要得到中国传统哲学内在精神、内在脉络的真传。因此,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原则就是要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文化形态、文化风格作整体继承。

  所谓“整体性继承原则”,首先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为本体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这一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即“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内在的本体、本真、本性上的一致性和一脉相承性的考量上。“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坚守而不是全面抛弃、是弘扬发展而不是彻底否定这一立场和态度出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抱负和理想,只有在“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是中国传统哲学政治社会理想的价值基因在当代的最终实现形态。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形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接过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总追求和总理想,给予总的解答,用中国方式、中国话语来解答中国问题,形成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整体继承又是一种自觉超越“碎片化继承”“选择性继承”边界的方法论选择。它的超越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强调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传统“选择性继承”方法论主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而忽略对中国传统哲学整体追求、精神风格和目标气质的继承。“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要构建中国话语形态,那么必然首先要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总问题、总命题和总追求出发,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整体风格和精神气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总命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崇高使命担当;天下大同成为崇高追求。第二,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总解答的哲学风格、特色、精神风骨,将其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阐释为服务于人对外部世界认识和改造的一种知识论的真理体系,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的主体修养,注重“人与人”的人伦关系,注重在改变客观世界之前,改变、调适个体主观世界,如儒家崇尚的“诚意正心修齐治平”,道家所言的“物我两忘”的合一境界,佛教所谓的“空相”去执论,等等。作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努力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继承,那么就不是仅仅满足于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两个概念、范畴加以点缀,不是碎片化地汲取若干因素而分门别类地融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是要在理论框架与哲学精神上有突破,要充分展现中国哲学的原初所长、原有特色、原有优势,取长补短。第三,整体继承一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甚至“重新讲”的当代话语形态。这种整体继承,是内容、风骨、精髓与形态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单纯话语形态。时代内容与民族话语形态的统一,都必须与民族文化的精髓内在融合。要根据当代实践之需、时代之问,以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话语。例如,同样是揭示事物存在着对立面统一关系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可能主要表现为“否定的辩证法”,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向度。在西方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对于强调革命的否定性辩证法完全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时代实践而言,否定性与肯定性双重向度的辩证统一也是常态。但是,走向现代性道路的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非对抗性矛盾。中国传统哲学则更多地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和合”关系向度。后者的思维方式可能更适合在人民内部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需要。如果我们书写“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就一定会彰显和突出中国创造的思想与话语风格,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为全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贡献更多方案,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文明对话关系。同样,中国话语阐述的哲学命题有时恰好是“世界之问”的中国解答。当西方后现代思潮用人与自然分离的“深生态学”来寻找绿色地球与生态文明之路而遭遇困境之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援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与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来阐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生态与文明的对立统一关系,更能够因此而超越西方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中国道路。

  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方法论功能是巨大的。首先,整体性继承原则变革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本性仅仅是发现规律、改变世界的知识论意义的“世界观”的看法,而将价值论、为民论、文化论、治理论的智情统一、知行统一的向度特色深深地呈现出来,将中国传统哲学看待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一致性结合贯通起来。在解答“什么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革命”等问题时,我们的思考就会有新的答案。其次,整体性继承原则强调中国话语作为体系,它必将超越那种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因素当作碎片化、表象化存在而加以“选择性继承”的方法,而推进体系性继承,即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整体风格、精神本体,让“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主体,成为“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的出场形态。其三,整体性继承原则摈弃传统抓住个别概念、个别范畴、碎片化表象的方法,强调继承的内在精神本体,将其与“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性理解内在相通。即是说,整体性继承对象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表象,更是一种对哲学本体精神的深刻把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仅要深描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本体图景,更要深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何以可能包容和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图景,这就必然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重新阐述。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哲学内在精神的主体间性、情理性、人伦性向度,由此表现为中国独特的话语—理论形态,只有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主—客—主”交往实践结构为核心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对接与融会。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仅是全球大变局的哲学指向,也是融会中西马、创造新形态的哲学必然要求。限于篇幅,关于这一点另文再论。

  三、把握整体性继承原则的几个维度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呼唤的方法论自觉变革是一个体系,关涉“整体性继承”“批判性创新”“历史性梳理”“思想性引领”等方法论。其中,“整体性继承”是这一系列方法论变革的首要环节,而其他环节则是首要环节彻底实现的必要条件。

  实施整体性继承原则必须把握以下维度。

  第一,方法论的首要环节与系统环节相统一。整体性继承之所以是首要环节,是因为整体性继承原则是反映和表达全球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对于构建“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的方法论前提。整体性继承需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所包含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体系提升改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作为反映、表达与阐释全球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哲学,用整体来表达整体,用体系来表达全局。如果没有这一方法论前提,那么就不会发生后续的研究工作。其次,从方法论演化的认识论逻辑来看,“完整的表象”先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理性出发点。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风格特色、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才能通过“批判性创新”把握其本质性的向度,即穿透表象、达致抽象的本质规定,再通过“历史性梳理”看中国传统哲学的源流到时代精神精华之间的历史流变,从而才能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内在一致、相通起来,成为具有“思想性引领”作用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出场形态。最后,从跨文化解读的对话逻辑来看,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关系、相互反思与变革关系,都要以承认、认同对象的整体性存在为前提,整体性继承也是双方能够进入对方解读视域、展开对话和融合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一环节,而后的所有全面性对话、融合与解读的方法论环节都将无从展开。

  然而,整体性继承原则虽然是首要环节,但绝不是唯一原则,不能忘却其他原则对于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没有系统性的方法论,整体性继承原则根本不能完整建构,也不能孤独地存在。

  第二,整体性与个别性继承相统一。整体性继承包括若干个别概念、范畴、原理、思想的继承,若干个别性继承可以构成整体性继承的基础,但是不限于这些个别继承。一旦脱离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把控,个别继承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呈现碎片化格局。

  第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民族话语特殊形式、具有个性化的精神风格来解答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整个人类问题,因而在本质上其思想内容不仅是对“中国之问”的哲学解答,也是对“世界之问”“人类之问”的中国解答,是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民族哲学话语。而且“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既有各自的民族文化个性,又具有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体系、风格、精神的整体性继承,并不能放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人类与世界之问的责任,不能完全抹杀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第四,历史与当代相统一。中国传统哲学当然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整体性继承原则正是历史原则。但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回归历史,更是把握现时代和面向未来。因此,她不能仅仅限于回归,而是要在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发展之基上“返本开新”。我们不能把整体性继承原则当作是文化的“原教旨主义”和“顽强的崇古意识”,而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第五,本质向度的内容与话语形态相统一。虽然在狭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评价体系等并列,仅仅偏重于表达体系,但是本文所指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当然也不是泛指林林总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指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精髓、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她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也是一种由话语所包容、包含、内蕴的中国传统哲学本体精神。整体性继承原则所强调的整体性,就着重指称这一本体精神。为此,她才对碎片化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个别概念、个别范畴、个别命题和思想的“选择性继承”加以批评和超越。

  第六,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对未来不确定世界以掌握话语解释权为旨要的“理论哲学”,更是一种用话语行为教育大众、指导实践以改变世界与创造未来的“实践哲学”。在全球大变局、全球文明对话的场域中,“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提升中国经验的同时,还要掌握话语权,在全球发声、言说、表达,推动这一世界走向美好未来。

  ①“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具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狭义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仅仅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表达,与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等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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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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