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非理性与开明

Philosophy’s Dirty Secret:What Virtue Epistemology Needs to Learn about Human Irrationality

 

  作者简介: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1941- ),男,美国人,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德伦理学、关怀伦理学、情感主义以及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佛罗里达 迈阿密 33124

  译 者:陈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迈阿密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2016级博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4期

  内容提要:作为哲学家,我们无法确认人们心智的保守程度。这些保守之人不局限于哲学家,还覆盖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或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比如,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使一位哲学家从一开始拥护康德主义伦理学,到改旗易帜,并最终成为了关怀伦理学者?抑或是相反?同样,何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曾被成功说服,并且投靠了自由意志的兼容主义阵营?或反之亦然?心智保守的程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科学的历史。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告诉我们:在使用一些相同的理论术语时,旧理论的拥护者所表达的含义会与新理论的支持者的想法截然不同。可以说,此两派栖居于不同的世界。但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不妨去假设如下命题——并没有所谓的新旧意义或世界的变迁,新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成功地说服老理论的追随者,或许源于后者的保守心态。尽管美德知识论者视开明为一项重要的认知美德,但却没能成功地说明为何这一美德如此弥足珍贵。

  关键词:保守/开明/美德知识论/托马斯·库恩/希拉里·普特南/科学哲学

 

  我想揭示我们专业一个不愿示人的秘密。此处的“专业”一词,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哲学专业,但它也可用于被视为专业和一般学术生活的科学。这个秘密与开明(open-mindedness)有关。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学术界人士并不算特别开明,我们总体来说其实相当保守(close-mindedness)。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科学和哲学语言有重要启示,对德性知识论也是如此。我们德性知识论者对人的认知理性过于乐观,就如同(情境主义者认为)德性伦理学家对人的道德能力过于乐观一样。但这并不会削弱德性知识论——这只会让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明智。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推进相关义理的进阶。

  首先让我来描述一下科学哲学中存在的一些对科学术语(scientific terms)含义的看法。P.K.费耶阿本德和托马斯·库恩曾响亮地(大致)说过,随着科学的产生、发展或者变化,新的理论将会替代无法与其相通约(incommen surable)的旧理论会被人们所接受。旧理论可以像新理论那样使用相同的某个或某些术语,但这些术语实际上指称的却是不同的现象乃至不同的“世界”,像“电”、“力”之类在一套特定的科学假设中具有某种含义的术语,当新的替代理论被接受时它们也许仍然会被使用,但不再拥有之前那种特定含义①。有鉴于此,库恩强调,新理论的倡导者要想让旧理论的长期支持者改变想法去接受新理论,极为艰难,原因在于,老一辈科学家和年轻一辈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科学世界里。这些科学家不太可能成为科学哲学家,因此,当新理论继续延用旧理论中的相同术语时,他们就无法辨别其中所发生的含义和指称的变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交流会显得混乱不堪和一塌糊涂,乃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某些古代理论(比如托勒密的理论)的信徒论述其与晚近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时,该情况会更为糟糕。

  这种看待科学史的方式在当前并非不受反对,恰恰相反。希拉里·普特南对不可比较观念进行了最严肃、最持久的批评(当然,我不打算在此处重复他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观点很有力量②。普特南以“电”这类术语为例,细致地阐述了科学家对它进行理论建构与思考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时,何以能保持其指称不变。但有一个问题普特南从未解决,而实际上那是一个赋予了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的哲学思想以生命的核心问题,即,不同的科学学派或理论传统的支持者之间一直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如果新理论的支持者(随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相继去世,该新理论最终赢得了当今科学家们的赞同)与旧理论的支持者所论及的现象是一致的,如果他们不是处于不同的科学世界,如果他们不使用互不相容的概念,为什么支持新理论的科学家想要说服支持旧理论的科学家会如此困难甚或不可能?

  你可以说因为新的科学理论并不会比旧的理论更精确、更接近真理(至少在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的文本中,他们都表达了此类倾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老科学家一直未被说服,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新科学家发现有必要进入一种新方向而老科学家却不这么认为(当然,科学的反常与危机在二者身上均可能显现)。尽管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对“新的科学理论比旧的科学理论更接近真理”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普特南基于科学视角变化而提出“意义与指称保持不变”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我在上文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老科学家通常会拒绝接纳我们所认定的新的科学见解和真正的科学进步。

  我愿在此给出我的答案。我认为该答案在理智上极为合宜,不过,它也会给研究人员带来令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与其说这些问题是理论问题,不如说它们是伦理问题或个人问题,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它们会使我们哲学家产生很多思考。我认为,老科学家之所以拒绝接受最终会被接受的新理论(由于我本人并不是科学历史学家,所以我在此处依托的文本大多来源于专业学者所论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其原因是缺乏开明,我还认为在哲学家或者哲学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有理由(在伦理或个人意义上)把开明视为认知德性,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都比我们想象或承认的更保守且在认知上更具非理性。这也许会对发生在普特南和被他批判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有所启示。

  我想以讨论开明为开端。所谓开明,即对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以及自己完全陌生的观点保持某种开放性。迄今为止,知识论者都不怎么讨论这种认知德性。在讨论理论德性(theoretical virtue)和德性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没有强调开明,也没有在其著作中显现出什么理论层面的开明。他在《形而上学》中论述了“训练有素的心智”(educated mind),但此概念与开明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有德性的人始终知道他们是正确的,对于与他们存在分歧的那些人的伦理观点或价值,不必在意也不必持有开放或接受的态度。

  现代知识论被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融贯论(coherentism)主导,但是这两种理论传统都不像最新的、最主要的知识论研究方法那样强调开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德性知识论。迄今为止,德性知识论出现了两派:责任论(responsibilism)与可靠论(reliabilism)。可靠论者认为,知识产生于可靠的认知机制,他们不像责任论者那样强调开明。责任论者认为,认知德性与道德或伦理德性有关,基于作为理想的认知特征(trait)的开明与作为理想的个人伦理品质的开明(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意见和态度保持开明,我们就会相处得更融洽)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把开明看作一种认知德性③。

  然而,虽然当前很多德性知识论文献经常提及并强调开明,但有一点似乎一直被忽略。未曾有人指出过,对于对自己持有异议的那些人保持开明,即完美地显示出一种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的意愿和能力④。因为从他人立场看问题是一种移情(empathy),我们也可以说,完全的开明要求我们具有移情的能力与倾向。当我通过移情去领会他人的信念时(就像童年时的我领会父母的政治观一样),移情就使我相信了某种东西。不过,当我们对他人的观点保持移情时,我们不会必然地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开明的人可以以一种试探性或实验性的方式去领会他人的观点或立场,而非草草地直接去相信我们父母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作为一种无意识过程的结果)。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影响移情和开明的各种因素。

  相信某物即是在知识论意义上赞成它,将它以演绎、归纳或溯因等方式容纳并用于自己的理论建构以及理论之外的实践目的中(关于世界的知识帮助我们采取特定的手段去实现相应的目的,以此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不过,我们在知识论意义上赞成某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总是持续不断地这么做。新证据能使我们进入新方向,颠覆我们此前赞成新理论时所持有的信念,正如某些事情的发生能够改变我们对朋友或熟人的态度一样。我们能改变我们的信念。不过,即使一个开明的人对改变其信念持开明态度,也会不愿意甚或不能立即改变它们:如果有人突然否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很可能会生气或不悦。相反,如果有人以一种审慎、恭敬的态度处理该问题,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话给予恭敬、开明的关注,即使他们正在反对我们的信念。但是,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在特定的领域中)真正开明,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为什么会这样?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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