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公德”的训练

  作 者: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公德”的训练,是日本近代学界的提法。日本“公德”水平,从明治初期的被欧美耻笑、侮辱、讥,到后来日本“公德”水平受世界赞誉,与日本明治政府对提升全社会“公德”水平的重视、学界对“公德”发展的推动、以及对公民进行“公德”的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公德”的训练,主要表现在”自治心”的训练、“公共心”的训练、“公德心”的训练。公民表现出来的“公德”素质,与其行为习惯有关;而“公民”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自幼儿就开始培养、训练。故而, “公德”的训练,基于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良好效果。日本近代“公德”的快速提升,得益于对公民的“公德”训练。

  关键词:公民;公德;训练;

  来 源:《兰州学刊》2020年第11期

  基金资助: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项目编号:19ZXZ007)的阶段性成果

  每一公民,都是具有国籍,并享受该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人。任何“公民”,在享受自由、权利的同时,也都具有遵守国家法律和道德的义务。“公德”属于道德,每一个公民都有遵守“公德”的义务和责任。而一个国家的“公德”水平,与该国公民的“公德”素质与行为习惯有关;公民的良好习惯的养成,基于自幼儿就开始的良好训练。关于“公德”的“训练”,早在明治时代,日本的思想家们就开始关注与论述。日本从明治初期“公德”状况被欧美耻笑、讥讽,发展到受世界赞誉的“公德”水平,与近代的日本学界对“公德”发展的推动有很大关系,也与日本重视“公德”的训练密切相关。“训练”一词是指有目的地、有计划地通过教育培养某种良好素质或技能。“训”字从“言”、从“川”,“训”字本义是通过“言”的说教或劝说,使人的“心情”像河流一样流淌顺畅。“训”也代表一种规则、典范,像“训典”、“训诫”等词汇,其中“训”字一般指成文的规范。“训练”是在主导者的指导下,被“训”者按照指导者指示的“规则”、“规范”进行反复操作、练习,从而形成一定的习惯性行为。例如少年、儿童对垃圾分类等习惯的形成,就需要经过一定的指导、训练。关于“公德”的定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界定,一般认为“公德”即指公民在公共生活及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日本学者认为:“人们作为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必须重视道德,不能因为自己不谨慎和不注意而损害公共物品和公众的利益。”(1)1“公德不应只是公众活动的行为规则,公共生活范围甚广,如官员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都不是私人空间的私人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规范性论述。”(2)2由此,“公德”凸显“公”,“公德”即在公共场所、公众活动、公共领域之德。日本对“公德”近代意义的诠释,最初是从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开始的,他明确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德”概念,也开启了日本近代重视“公德”提升的序幕。日本近代,明治政府颁布了《违式诖违条例》,为公民指定了有关“公德”的规则、规范,以便使公民的“公德”训练有依据。明治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进入了推动“公德”发展的热潮,连续数月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有关“公德”的文章。此后,关于“公德”的训练,日本近代学者也多有探讨,例如日本近代的佐野利器(1880—1956)等合著的《現代都市の問題》(《现代都市的问题》)中指出:“现代城市的职能主要是工商业,人口集中与城市发展有因果关系,会引起居住密集等各种弊端。在城市形式上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智者之间的道义问题。在农村日常所需的道义是近亲之间的道德。但是在城市里,为了和素不相识的人建立密切的连锁性共同生活,需要的是公德。遗憾的是,日本‘公德’的训练尚未完成。”(3)3日本近代宗教者大桥徹映在其著作《青年團》《(青年团》)中,专门论述了“自治心”的训练、“公共心”的训练。日本近代评论家帆足みゆき(1881—1965)著《現代婦人の使命》(《现代妇人的使命》)中,专门论述了“公德心”的训练。日本近代公民“公德”的训练,主要表现在“自治心”的训练、“公共心”的训练、“公德心”的训练,并且“自治心”、“公共心”以及“公德心”的训练,都是建立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的基础之上。

  一、“自治心”的训练

  “自治”顾名思义就是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治理。“自治”的类型有个人的自治,集体的自治,地域社会的自治(地方自治)等,虽然“自治”的各个类型问题状况不同,但是各种类型“自治”共同点都是自律和自我统治的结合。“自治”是在没有他人强制控制下,自我的行为按照一定的规范、准则、目的等标准,自我理性约束自己行为,自我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做到自律。“自治”要求自己的意志以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把意志表现在行为上的能力为条件。“自治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自觉”、“自律”、知耻、知止、克制之心。严格地说“自治心”属于“私德”,“私德”是关于自身的道德规范,梁启超认为独善其身为“私德”,相善其群为“公德”。然而“私德”与“公德”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私德”,很难遵守社会“公德”而“相善其群”,缺乏“公德”之人,恰恰是因为其缺乏“自治心”。一定意义上看,“私德”能够扩大到“公德”,即“私德”为“公德”的基础。“私德”、“公德”都有“德”,只不过“私德”中的“私”是指私人领域,而“公德”中的“公”指“公共”领域。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私德”,很难做到有“公德”。近代日本最早论述“私德”与“公德”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著作《文明论概略》中,认为人依靠“聪明睿智的才能”,可以把“私德”发展到“公德”,福泽谕吉指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1)4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德与私德无法根本性地区别,私德终为公德,公德终为私德,但大致分为公私两种,为方便起见,公德私德之云。并且私德往往隐藏在公德之中,有一点难以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它只会在黑暗中逗留一点点,从而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公德则表现于外。”(2)5由此,“自治心”不仅仅涉及“私德”,也涉及“公德”。因为任何人恪守“公德”,都会需要“自治”才能实现,而“自治”基于强烈的“自治心”。“善良的公民,其自治心,化为自营心、牺牲心、社会心,从而形成国体精神。”(3)6

  “公民的修养是自治精神修养的训练。公共心、共同心是自治精神的表现。公民的修养包括知识的修养和意志的训练两个方面。……‘自治’正如字面意思即不给别人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自治心’发动之源,是国民性的自觉。作为一个国家,基础最坚固的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有民族自觉的国家。”(4)6如果一个人缺乏“自治心”,就容易失去自我克制的能力,就会随意做一些违背“公德”的事情。例如乱扔垃圾的行为,乱扔垃圾是指把自己不要的东西随便扔,在没有指定扔垃圾的地方扔垃圾,或者在路上(故意·无意识)扔垃圾。乱扔垃圾的人,缺乏“自治心”,没有“自治”力,处处表现出不能克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再如有的人走路抽烟、叼着烟、乱扔烟头;或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无视别人的目光,上电车、乘地铁时候不排队而抢上挤下等,诸如此类,都是缺乏“自治心”的表现。所以,“自治心”的训练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只有一次一次地强化自我克制之意念,才能形成习以为常的“自治心”。“自治心”的训练,也是自治精神修养的训练。

  “自治心”的训练,每个公民,其行为都必须限制在法律、道德规定的规范之内;“公德”规范也属于道德之规范,公民遵守“公德”的规范,也是需要公民通过多次“自治”的训练,从而增强自我克制的意念获得。也就是说“自治心”的训练,以个体的“自治”训练为基础,“只为其人而训人,为社会而训人。教化行政在自治作用中有最大的关系。”(5)7日本近代学者井上友一把“自治”训练总结为:基于教育的“自治”的训练、基于人格的“自治”的训练、基于家庭的“自治”训练、基于宗教的“自治”训练、基于神社的“自治”训练、根据历史的“自治”训练、根据监督的“自治”训练、根据指导的“自治”训练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自治”训练,个体的“自治心”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加强,从而使每个人具有自我克制的能力,使每个人的行为至少克制在不违犯规则、规范的行动范围之内,由此个人的自治,集体的自治,地域社会的自治(地方自治)问题也就得到很好的实现,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例如乱扔垃圾问题的解决,如果基于各种垃圾分类规范、规则的制定,基于各种教育对公民进行“自治心”训练、基于家庭的“自治心”训练、并且设有监督机制促使其“自治心”形成的训练等等,就会使公民形成比较稳固的进行垃圾分类的“自治心”,形成良好的进行垃圾分类之行为习惯,从而提升每个人、每个社区、整个社会在垃圾处理方面的“公德”水平。公民如果有了“自治”力,具有了“自治心”,那么,就会拥有良好道德素质,自然就会遵守“公德”;如果每个公民都具有“自治心”,那么真个社会的“公德”水平自然就会达到理想的高度。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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