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

A Cultural Consensus on Ethical and Moral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 Sustained Survey Data Based on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作者简介:樊浩,本名樊和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京 210004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198期 第

  内容提要:2007年至2017年持续10年的三轮全国调查、四轮江苏调查所提供的数据流和信息链及其精神哲学分析表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已经形成。文化共识的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其核心是关于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形态的共识。这一文化共识从三个维度展现。一是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它们从传统、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呈现关于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二是“新五伦”—“新五常”的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共识: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新五伦”,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的“新五常”,呈现“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三是伦理实体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家庭伦理守望中问题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的转化、分配公正与社会伦理实体的文化认同、干部道德与国家伦理实体的认同,形成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这三大共识展现出中国伦理型文化“认同—转型—发展”的精神谱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伦理道德/文化共识/“新五伦”—“新五常”/伦理道德一体

  标题注释:本文为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道德数据库建设研究”(18ZDA022)、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方略研究”(2018MSJ010)以及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专项阶段性成果。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不惑”之境是什么?一言蔽之,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为了揭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规律,自2007年始,笔者率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的同仁进行了持续10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大调查,分别进行了三轮全国调查(2007年、2013年、2017年)、四轮江苏调查(2007年、2013年、2016年、2017年),建立了7卷12册1000多万字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该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在10年中经过了三期发展,呈现“二元聚集一二元分化—走向共识”的精神轨迹。2007年,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逐渐由多元向二元聚集,进入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2013年的调查显示,伦理道德的精神状况已经越过十字路口,呈现“多”向“一”、“变”向“不变”积累积聚的征兆;2016年和2017年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一些重大共识已经开始生成或已经生成。①我们发现,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三大文化共识:关于伦理型文化的自觉自信的共识;“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伦理道德转型的共识;以“伦理优先”实现伦理道德的文化自立的伦理精神共识。

  一、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文化是与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伦理型文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在激荡和震荡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之一,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回归;对现实生活中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对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状况的肯定及其未来发展的文化信心。这一自觉自信的要义,不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文化共识,而且也是对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认同,是关于伦理型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自立自强的共识。

  (一)对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认同与回归期待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传统都是建立社会同一性与文化同一性的最重要基础,对于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也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讲,几乎每次都经历甚至肇始于对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与激烈批判。改革开放40年,伦理道德是受激荡最巨大和最深刻的领域之一,近1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认同回归,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所释放的第一信号,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主导结构的认知和判断。当问及“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时,三次全国调查呈现的轨迹十分清晰。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

  在上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中西古今的四维坐标系中,认知和判断呈两极分化:一极是“中国传统道德”,这10年中的认同度提升了近1.5倍,表明传统回归的强烈趋向;另一极是市场经济道德,这10年中认同度下降趋势明显。变化较小或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一是“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三次调查的数据变化很小,2017年与2007年的数据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道德”,2017年与2013年相比虽然数据翻番,但总体上选择率很小。无疑,这些数据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价值认同,准确地说,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判断中渗透了价值期盼,其中“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显然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这三次调查及其呈现的变化轨迹似乎产生一种信息暗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弥漫着一种传统气氛,然而它与人们的生活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大众对传统道德的呼唤似乎又相矛盾。其实这一信息需要立体性诠释。其一,在理念和理论上,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等于道德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道德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但现实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层面是一种高效率的体制,它所产生的伦理道德如平等自由原则、契约精神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市场经济本身却存在诸如资本崇拜、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深刻道德缺陷,这些缺陷早已被有先见之明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揭示,市场经济并不具有先验的道德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体制上坚持公有制主导,而且包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矫正、扬弃市场经济固有的道德缺陷。其二,在近10年来的持续调查中,第一次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高居首位,重要原因是这次调查对象中很大部分是大学生,后两次调查严格按照社会学的抽样方法进行,因而在认知判断方面有所差异。同时,这10年中不仅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其所派生的道德问题的认识,而且国家意识形态导向也发生重大变化,如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认知中对传统道德的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道德”与“国家意识形态中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后两次调查中都居第一、二位,当然,“中国革命道德”、“社会主义先进道德”也已经包含其中。②其三,这些信息不仅是事实判断,而且是价值判断,甚至更多是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和向往,表征社会心态,因而并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传统道德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流”的判断。

  于是,准确把握社会大众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态度,还需要其他信息提供佐证。“您认为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市场经济三大影响因子中,这10年的变化轨迹表明,“传统文化崩坏”的归因不断上升,2007年影响最小(占12.0%),2013年从第三跃居第一(占35.6%),2017年成绝对第一归因(达41.2%)。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归因不断下降,2007年是绝对第一因素(占55.4%),2013年成第二因素(占30.3%),2017年下降为最小影响因子(占11.3%)。两大因子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是几何级数。“外来文化冲击”是其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这一信息与表1完全一致,彼此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信息链,证成关于伦理道德传统的文化回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期盼,它表明,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认同和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识之一。

  (二)对于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文化守望

  伦理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到底具有何种文化地位?这是关于伦理道德文化自觉的现实确证。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有两个参照,一是与西方宗教型文化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成为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和终极关怀;二是与西方法治主义传统相对应,伦理道德而不是法律成为共同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伦理型文化当然不排斥宗教与法律,但伦理道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替代的意义,在价值序位中具有某种优先地位。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在伦理道德与宗教、法律的关系方面,社会大众是否形成新的文化共识?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坚守对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伦理型文化守望,关于宗教信仰状况和处理人际冲突的调节手段的调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参照性很强并体现文化共识的重要信息。

  面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宗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敏感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到底如何?我们的调查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仅是绝对少数,而且呈下降趋势。2007年、2013年、2017年三次全国调查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占调查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8.6%、11.5%、8.5%。其中2007年与后两次调查数据差异较大,因为这次调查主要在江苏和广西、***采样,并且江苏与广西、***的样本量相同,后两个地区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而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数据及其变化曲线可能与当今中国社会潜在的那种令人担忧的“宗教热”感受相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当前中国社会大众的宗教感和宗教情愫也许正在悄悄升温,但如果他们在调查中不能坦然宣示和承认,那也只是一种情愫,并没有真正成为安身立命的信仰;一些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显示度和影响力的人群如大学生和出国留学人员的信教比重也许在增加,但以上数据是严谨调查得出的抽样结果,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已经证明,如果宗教只是在少数精英中传播而不能成为普罗大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那就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2)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不是“无宗教”,而是“不宗教”。在中华文明史上宗教从来没有缺场,既有本土的道教,又有后来传入并广泛传播的佛教,然而中华民族最终却没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强大的伦理道德传统。事实证明,“有宗教”而“不宗教”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国气派”。

  伦理型文化之“伦理型”,不只是相对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制。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而且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形成越来越大的文化共识。从2007年始,我们都持续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你会首先选择哪种途径解决?”结果发现,伦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选。2007年的全国调查从总体上设计问卷,得到的信息是:“直接找对方沟通”的占49.3%,“通过第三方调解”的占29.6%,“诉诸法律打官司”的占18.1%,“沟通”和“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首选。2013年与2017年的全国调查中,我们对问卷作了某种改进,将利益冲突的对象区分为四种关系,并且增加了“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的选项(参见表2)。调查结果发现,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之间,“沟通”和“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选项,其次是选择“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诉诸法律”的选项都不到3%。即使在商业伙伴之间,伦理路径依然是首选,只是法律手段的权重大幅增加,成为第二选项。可见,伦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体的价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识和文化守望。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

  (三)对于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信心

  我们的调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现状满意度较高并且持续上升,对伦理道德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对伦理道德本身却保持紧张和警惕的文化心态,呈现出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

  在2007年的调查中,受访对象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占75.0%,不满意的占19.4%。2013年、2017年的调查对道德状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即伦理与道德,以及它们满意与不满意的强度作了区分。

  

  如果进行质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三次调查中对道德风尚和伦理关系状况满意度都在75%左右,不满意度都在25%左右,但“非常满意”和“比较不满意”都有明显提高。而且后两次调查中道德状况与人际关系状况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都基本持平,说明伦理与道德的发展比较平衡。由于2013年的调查设计了“一般”的模糊选项,所以与2017年比较可能存在某种变量。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即所谓善恶因果律,既是社会合理与社会公正的“显示器”,也是伦理道德的信念基础。善恶因果律的实现程度和信念坚定指数,既表征社会公正,也表征伦理道德对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及其文化力量,因而是伦理道德和伦理型文化最重要的客观基础和信念前提。“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是否一致?”持续调查得到以下数据:

  中国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共识

  数据显示,这10年之间,道德与幸福关系的一致度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不一致程度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认为二者没有关系的信念和信心缺场的选择频数下降了一半。我们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在善恶因果律的道德规律实现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的善恶因果的道德信念方面,不仅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形成高度共识。正因为如此,社会大众对伦理道德未来发展的信心指数很高。在2017年关于“你觉得今后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变成怎样”的调查中,71.2%的受访者认为“将越来越好”,10.7%的受访者认为“不变”,只有5.6%的受访者觉得会“越来越差”,信心指数或乐观指数超过70%。

  (四)伦理型文化认同与回归的共识

  综上所述,传统认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构成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数据流和信息链,展现出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的文化共识,复原出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图像,由此可以哲学地回应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重大理论前沿和现实难题。

  第一,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2007-2017年的10年轨迹已经表明,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生态相适应”,中国传统道德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辩证互动中建立自己的现实合理性与文化合法性。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认同,本质上是体现伦理型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共识,因为只有伦理型文化才会对伦理道德及其传统倾注如此强烈而持久的文化关切并最终回归文化认同的共识。

  第二,关于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以及应对宗教挑战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信心问题。我们的调查表明,虽然现代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日益严峻的宗教挑战,但社会大众的文化共识和文化气派依然是“不宗教”。“不宗教”的秘密在哪里?底气从何而来?就是因为中国文明有着自身固有的传统——“有伦理”。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便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密码:“伦理有宗教之用”;“以道德代宗教”。③据此,当今中国应对宗教挑战的能动战略,便不是拒宗教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而是伦理道德的能动建构,以伦理道德为个体安身立命也为社会生活提供精神家园和终极关怀。只要创造和提供充沛而强大的伦理道德的精神供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和未来也一定是“不宗教”。这就是伦理型文化的“中国气派”。

  第三,关于善恶因果律。善恶因果律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和顶层设计,它不仅是信念基础,而且是文化基石。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与其说对善恶因果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认同度,毋宁说在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识,因为善恶因果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善恶因果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社会大众依然坚守这一文化信念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由此伦理道德便不仅成为批判世界而且也是创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的高度共识,不仅是对生活世界的肯定,而且也是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的表达,是伦理型文化的典型气质。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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