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的权利重构及其意义

Reconstruction of Rights in Confucian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陈乔见,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学界关于儒学与权利的关系有相容论与不相容论两种观点,不相容论则由“儒家配不上权利”论逐渐走向“权利配不上儒家”论。不相容论者要么否定权利,要么否定儒学,但二者大都持“权利”起源特殊论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认为不能用“权利”话语来诠释儒学乃至西方古典世界。经由考察“权利”概念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解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解,以及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概念之要旨与分类的基础上,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古典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构,可以有效地阐释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有力地回应不相容论者的主要论据,并推进相容论者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益于儒学与权利双方的发展,并为权利的合理性和可欲性做出辩护。

  关键词:儒学/权利/应得/义

  标题注释: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道德发展高端智库”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大人文社科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项目号:2018ECNU-QKT010)。

 

  自晚清西方权利概念输入中国以来,国人对权利思想就争论不断,这一争论尤其聚焦于儒学或儒家社会与权利是否相容上。从维新派的热情呼吁到港台新儒家的积极接纳,从保守派的抵御担忧到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汉学家对权利社会的批评与贬斥,从五四激进派的倒孔运动到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敌视,相容论与不相容论都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聚讼纷纭。纵观这些论争会发现,儒学与权利(或儒家社会与权利)及其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澄清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首先概述和简评百年来儒学与权利之关系的几种认知,尤其是不相容论的两种对立形态;接着考察“权利”概念之起源的两种观点,并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的要义与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儒学中的权利思想,或者说用权利话语重构儒家相关思想;最后回应对以权利话语重构儒家思想的异议,并说明此种重构或阐释的意义。

  一 儒学与权利之不相容论的两种形态

  “权利”一词,先秦典籍早已有之,作为名词,其基本含义是权势或权力与利益;作为动宾结构,则意谓权衡利之轻重大小。中国古籍中的“权利”一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源自西方的“权利”概念。首次用“权”或“权利”对译英文“rights”,出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1864年翻译美国人惠顿(Wheaton,Henry)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国际法由清朝总理衙门颁布。该译法虽有争议,如严复便目为“以霸译王”,但它仍然在晚清、民国盛行开来,至今为定译。翻译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笔者遵循一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译法和用法。

  自晚清西方权利思想传入吾国,国人对它的认知甫一开始便有了分歧。在戊戌变法前后,国人对是否该引入西方权利思想展开辩论,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热情呼吁权利思想,并试图运用传统思想资源给予论证,“他们都要再三表明自己也是维护儒家伦理的,并力图证明个人权利与儒家伦理不矛盾”。①与此相对,以“中体西用”名世的守旧派张之洞则认为权利思想与中国三纲五常不相容,他说:“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与张之洞同持儒学与权利不相容论,但立意却完全相反的是后来的五四激进派,其典型代表莫如陈独秀。陈氏明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③孔教与权利如何不相容,陈氏说:“(西洋)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故“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④可见,自晚清至五四,关于儒学与权利已经分化为三种立场:(1)维新派的相容论与调和论,当代新儒家基本上继承了此论;(2)守旧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权利论,这一种观点在后五四时代和之者鲜,但在当代却意外地得到了海内外的和声;(3)激进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儒家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派大体上继承了此种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其先驱胡适(见后)。可喜的是,晚近一二十年来,不少中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不再像老一代那么敌视儒家,对于儒学中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发掘,他们乐观其成。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儒家配不上权利论”的声音愈来愈弱的同时,另外一种声音即“权利配不上儒家论”似乎愈来愈得势。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海外持此论的学者多出于对启蒙运动和权利社会的反思,颇有影响的是三位当代美国汉学家,即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罗思文(Henry Rosement)和安乐哲(Roger Ames)。此三位美国汉学家深受社群主义的影响,他们对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权利个体以及好讼的法律社会多有批评,颇为欣赏儒家的礼仪社群。与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和“权利个体”(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针锋相对,罗思文提出所谓的“角色人”(Role-Bearing Persons)的概念来解释儒家关于“人”的观念,安乐哲则发展出一套所谓的“角色伦理”(Role-Ethics)来诠释儒家伦理。括而言之,这三位美国汉学家关于儒学与权利之关系主要有两个论点:其一,重视礼仪建构的儒家社群中没有孤立的自我,“我就是我的诸角色”,“现代‘权利’概念在古典中国思想中也是完全缺失的”;⑤其二,权利社会问题颇多,借镜儒学可以转换他们的视角。⑥笔者以为,三位社群主义汉学家对儒家所谓礼仪社群的描绘过于理想化,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礼教的批评诚然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无的放矢。他们说儒家没有抽象的自我或自主的自我,不重视普遍原则或普遍性,因而不可能有“权利”概念,虽然多有国人拾此牙慧,人云亦云,但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至于他们对美国权利社会之弊端的批评,诚有矫枉过正的意思,但却并不适用于权利观念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更有影响。

  其实,就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而言,在当今中外学术界,不相容论者远不及相容论者主流。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大部分相容论者聚焦于讨论“儒学与人权”。⑦笔者以为,讨论儒学与人权的关系相对容易,因为,其一,从外延上看,人权的范围小于权利;其二,战后人权运动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资源的共同努力,其中自然有儒家的贡献。⑧从“反向格义”的角度来说,讨论儒学与权利的关系,这要求我们首先厘清“权利”概念的起源与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像不相容论者所理解的那般简单。

Reconstruction of Rights in Confucian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作者简介:陈乔见,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原发信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学界关于儒学与权利的关系有相容论与不相容论两种观点,不相容论则由“儒家配不上权利”论逐渐走向“权利配不上儒家”论。不相容论者要么否定权利,要么否定儒学,但二者大都持“权利”起源特殊论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认为不能用“权利”话语来诠释儒学乃至西方古典世界。经由考察“权利”概念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解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解,以及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概念之要旨与分类的基础上,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古典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构,可以有效地阐释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有力地回应不相容论者的主要论据,并推进相容论者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益于儒学与权利双方的发展,并为权利的合理性和可欲性做出辩护。

  关键词:儒学/权利/应得/义

  标题注释: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道德发展高端智库”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大人文社科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项目号:2018ECNU-QKT010)。

 

  自晚清西方权利概念输入中国以来,国人对权利思想就争论不断,这一争论尤其聚焦于儒学或儒家社会与权利是否相容上。从维新派的热情呼吁到港台新儒家的积极接纳,从保守派的抵御担忧到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汉学家对权利社会的批评与贬斥,从五四激进派的倒孔运动到自由主义对儒家的敌视,相容论与不相容论都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聚讼纷纭。纵观这些论争会发现,儒学与权利(或儒家社会与权利)及其关系仍是一个有待澄清和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将首先概述和简评百年来儒学与权利之关系的几种认知,尤其是不相容论的两种对立形态;接着考察“权利”概念之起源的两种观点,并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的要义与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儒学中的权利思想,或者说用权利话语重构儒家相关思想;最后回应对以权利话语重构儒家思想的异议,并说明此种重构或阐释的意义。

  一 儒学与权利之不相容论的两种形态

  “权利”一词,先秦典籍早已有之,作为名词,其基本含义是权势或权力与利益;作为动宾结构,则意谓权衡利之轻重大小。中国古籍中的“权利”一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源自西方的“权利”概念。首次用“权”或“权利”对译英文“rights”,出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1864年翻译美国人惠顿(Wheaton,Henry)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国际法由清朝总理衙门颁布。该译法虽有争议,如严复便目为“以霸译王”,但它仍然在晚清、民国盛行开来,至今为定译。翻译问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笔者遵循一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译法和用法。

  自晚清西方权利思想传入吾国,国人对它的认知甫一开始便有了分歧。在戊戌变法前后,国人对是否该引入西方权利思想展开辩论,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热情呼吁权利思想,并试图运用传统思想资源给予论证,“他们都要再三表明自己也是维护儒家伦理的,并力图证明个人权利与儒家伦理不矛盾”。①与此相对,以“中体西用”名世的守旧派张之洞则认为权利思想与中国三纲五常不相容,他说:“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与张之洞同持儒学与权利不相容论,但立意却完全相反的是后来的五四激进派,其典型代表莫如陈独秀。陈氏明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③孔教与权利如何不相容,陈氏说:“(西洋)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东洋)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故“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④可见,自晚清至五四,关于儒学与权利已经分化为三种立场:(1)维新派的相容论与调和论,当代新儒家基本上继承了此论;(2)守旧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权利论,这一种观点在后五四时代和之者鲜,但在当代却意外地得到了海内外的和声;(3)激进派的不相容论之否定儒家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派大体上继承了此种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反不如其先驱胡适(见后)。可喜的是,晚近一二十年来,不少中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不再像老一代那么敌视儒家,对于儒学中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发掘,他们乐观其成。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儒家配不上权利论”的声音愈来愈弱的同时,另外一种声音即“权利配不上儒家论”似乎愈来愈得势。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海外持此论的学者多出于对启蒙运动和权利社会的反思,颇有影响的是三位当代美国汉学家,即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罗思文(Henry Rosement)和安乐哲(Roger Ames)。此三位美国汉学家深受社群主义的影响,他们对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权利个体以及好讼的法律社会多有批评,颇为欣赏儒家的礼仪社群。与近代西方以来的“原子个人”和“权利个体”(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针锋相对,罗思文提出所谓的“角色人”(Role-Bearing Persons)的概念来解释儒家关于“人”的观念,安乐哲则发展出一套所谓的“角色伦理”(Role-Ethics)来诠释儒家伦理。括而言之,这三位美国汉学家关于儒学与权利之关系主要有两个论点:其一,重视礼仪建构的儒家社群中没有孤立的自我,“我就是我的诸角色”,“现代‘权利’概念在古典中国思想中也是完全缺失的”;⑤其二,权利社会问题颇多,借镜儒学可以转换他们的视角。⑥笔者以为,三位社群主义汉学家对儒家所谓礼仪社群的描绘过于理想化,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礼教的批评诚然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无的放矢。他们说儒家没有抽象的自我或自主的自我,不重视普遍原则或普遍性,因而不可能有“权利”概念,虽然多有国人拾此牙慧,人云亦云,但无疑是完全错误的。至于他们对美国权利社会之弊端的批评,诚有矫枉过正的意思,但却并不适用于权利观念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不幸的是,他们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更有影响。

  其实,就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而言,在当今中外学术界,不相容论者远不及相容论者主流。不过,就笔者目力所及,大部分相容论者聚焦于讨论“儒学与人权”。⑦笔者以为,讨论儒学与人权的关系相对容易,因为,其一,从外延上看,人权的范围小于权利;其二,战后人权运动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资源的共同努力,其中自然有儒家的贡献。⑧从“反向格义”的角度来说,讨论儒学与权利的关系,这要求我们首先厘清“权利”概念的起源与内涵。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像不相容论者所理解的那般简单。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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