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从《春秋》经传看儒家的正义

On War and Peace:Confucian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作者简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和平与战争相对而言,儒家向来肯定正义的战争,谴责通过战争去图谋私利、抢夺地盘。“春秋无义战”但又有“彼善于此”。和平的到来,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判定战争与和平是否正义,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等多个标准。理学家强调动机而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讲和会盟不能是屈辱投降,主张通过正义战争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稳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和平/战争/春秋/正义

 

  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来,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从《周易》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肯定和赞扬看,商周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是与正义的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

  孟子称颂汤武的正义战争,肯定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正义战争解决了社会不公,将民众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借用《尚书·武成》的说法,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后则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会因之到来。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呼应的。因此,他坚决反对不义而争利的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留在孟子脑海中的,正是离他不太远的春秋诸侯争霸,在那里随处可见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所以孟子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声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是战争行为的发生,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即所谓“上伐下”,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不过,“春秋”之事是记载在《春秋》经文之中的。《春秋纬》载有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专门引证和阐发,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贬是非,还不如将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之中,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评判,以扬善惩恶,使后来者能以此为戒①。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列国之间的讲和,在孔子及后来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为一个“事件”,其重点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来,后者直接决定了对此和平的是非认定。

  一、“召陵之师”的“彼善于此”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所谓“召陵之师”,《春秋·僖公四年》经文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句,这是承前齐桓公率诸侯军队侵蔡伐楚而来。《左传·僖公四年》谓: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诸侯军队于是暂驻召陵。由于齐桓公愿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游说,齐桓公放弃了进攻,最后屈完代表楚王与各诸侯订立了停战的盟约,带来了和平。可能正因为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的业绩相提并论,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

  孔孟之后,儒家学者对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态度。的确,它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双方的协商实现了和平,故属于“彼善于此”的相对正义的举动。具体来看,齐及中原诸侯能实现与楚国的和平,原因包括多个方面:首先,齐国作为中原霸主自身的国力及其对中原诸侯的号召力,是楚国愿意与之会盟结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条件,则是齐桓公不敢贸然进攻的现实考量;第三,屈完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齐桓公须以仁德安抚诸侯(也包括楚)为前提。

  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仁德在当时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制约不义行为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对战争结果的合理预期。齐国及中原军队并不具有战胜楚国的绝对实力,所以在以“德”还是以“力”服人的权衡中,桓公最终选择了以德服人,从而导致了和平。那么,和平的到来,是仁德和国家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便体现在这种承认各方权益的和平结盟之中。

  由于《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的亲手撰修,其中的每个字都被认为有“大义”。如此的“笔法”,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本的胡安国《春秋传》中,有专门的阐释: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不称使,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而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是也。”④

  楚本为蛮夷,后受周封为子爵又僭称王,故在此之前,《春秋》并未称楚大夫名氏。此时却直接称名“屈完”,说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战的言行。按胡安国的解释,孔子讲“来盟于师”,是嘉奖屈完和楚人主动结盟的和解愿望;而“盟于召陵”则是称颂齐桓公不以兵强、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业绩。故进一步发挥说,齐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维护楚国利益的基础上,愿意讲和与善于言辞的缘故,更离不开桓公的仁义之举,甚至以为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叹它达到了春秋诸侯会盟的最高境界。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

On War and Peace:Confucian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作者简介:向世陵,男,1955年生,四川仁寿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家哲学和儒释道关系研究。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和平与战争相对而言,儒家向来肯定正义的战争,谴责通过战争去图谋私利、抢夺地盘。“春秋无义战”但又有“彼善于此”。和平的到来,需要仁德和国家实力的综合作用。“春秋之道”有常有变,判定战争与和平是否正义,有维护君臣大义、夷夏之辨和义利之辨等多个标准。理学家强调动机而贬斥苟且换来的和平,讲和会盟不能是屈辱投降,主张通过正义战争维护君臣大义和“中国”的礼义。有国有家者一定要站稳正义不谋利的立场,从根本上杜绝亡国败家惨祸的发生。热爱和平并不意味就否定战争,正义的原则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

  关键词:和平/战争/春秋/正义

 

  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有和平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故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对和平、尤其是永久和平始终抱有真诚的期待。但是,和平如何到来,它以什么为前提和条件,却也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在传说中以仁德治天下的尧舜时代,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的美好情景固然值得向往,但自夏禹以后,和平的得来却是要靠革命即战争的手段去实现的。从《周易》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肯定和赞扬看,商周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和平是与正义的价值判断密切关联的。

  孟子称颂汤武的正义战争,肯定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渲染其情形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正义战争解决了社会不公,将民众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借用《尚书·武成》的说法,周武王伐纣克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最后则是“垂拱而天下治”,和平社会因之到来。

  孟子赞颂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孟子·尽心下》),这与他描绘王道政治,倡导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是相呼应的。因此,他坚决反对不义而争利的战争,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留在孟子脑海中的,正是离他不太远的春秋诸侯争霸,在那里随处可见争地以战、争城以战,所以孟子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声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正义性,只是在不同战争相比较时,其中一些战争比另一些战争好一些(接近正义)罢了。孟子如此判断的理由,是战争行为的发生,应为天子讨伐和矫正诸侯的罪过,即所谓“上伐下”,而不是列国之间的互相侵夺,但后者却正是春秋时期战争的特色,所以说“春秋无义战”。

  不过,“春秋”之事是记载在《春秋》经文之中的。《春秋纬》载有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曾专门引证和阐发,对后人影响很大。孔子之言,意味一般地褒贬是非,还不如将其放到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之中,针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评判,以扬善惩恶,使后来者能以此为戒①。那么,孔子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既然有褒有贬,对春秋时期的和平——止战结盟行为,就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具体分析,其中的关键,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古人心中的正义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列国之间的讲和,在孔子及后来儒者的眼中,本身就成为一个“事件”,其重点也就不在和平本身,而在和平如何到来,后者直接决定了对此和平的是非认定。

  一、“召陵之师”的“彼善于此”

  孟子讲“春秋无义战”的“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后来朱熹解释是“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②。所谓“召陵之师”,《春秋·僖公四年》经文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句,这是承前齐桓公率诸侯军队侵蔡伐楚而来。《左传·僖公四年》谓:

  (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齐桓公率诸侯军队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去交涉,诸侯军队于是暂驻召陵。由于齐桓公愿意和好的善意和屈完的游说,齐桓公放弃了进攻,最后屈完代表楚王与各诸侯订立了停战的盟约,带来了和平。可能正因为如此,孟子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孟子·滕文公下》)的业绩相提并论,即它们都是指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理想社会的。

  孔孟之后,儒家学者对召陵之盟通常持肯定的态度。的确,它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双方的协商实现了和平,故属于“彼善于此”的相对正义的举动。具体来看,齐及中原诸侯能实现与楚国的和平,原因包括多个方面:首先,齐国作为中原霸主自身的国力及其对中原诸侯的号召力,是楚国愿意与之会盟结交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楚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和有利防守的地理条件,则是齐桓公不敢贸然进攻的现实考量;第三,屈完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又以齐桓公须以仁德安抚诸侯(也包括楚)为前提。

  这些原因,一方面,说明仁德在当时诸侯和大夫的心中,仍然具有制约不义行为的道德力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各自对战争结果的合理预期。齐国及中原军队并不具有战胜楚国的绝对实力,所以在以“德”还是以“力”服人的权衡中,桓公最终选择了以德服人,从而导致了和平。那么,和平的到来,是仁德和国家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便体现在这种承认各方权益的和平结盟之中。

  由于《春秋》被认为是孔子“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③的亲手撰修,其中的每个字都被认为有“大义”。如此的“笔法”,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考试必读教本的胡安国《春秋传》中,有专门的阐释: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不称使,权在完也。“来盟于师”,嘉服义也;“盟于召陵”,序桓绩也。桓公帅九国之师,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责“包茅之不贡”,则诺;问“昭王之不复”则辞;徼与“同好”,则承以寡君之愿;语其“战胜攻克”,则对以用力之难。然而桓公退师召陵,以礼楚使,卒与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见齐师虽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礼下之而不骄。庶几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为盛,而杨子称之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是也。”④

  楚本为蛮夷,后受周封为子爵又僭称王,故在此之前,《春秋》并未称楚大夫名氏。此时却直接称名“屈完”,说明孔子肯定其休兵止战的言行。按胡安国的解释,孔子讲“来盟于师”,是嘉奖屈完和楚人主动结盟的和解愿望;而“盟于召陵”则是称颂齐桓公不以兵强、而以仁德收服楚人的业绩。故进一步发挥说,齐楚能和解,既有屈完在维护楚国利益的基础上,愿意讲和与善于言辞的缘故,更离不开桓公的仁义之举,甚至以为这差不多就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政治了,感叹它达到了春秋诸侯会盟的最高境界。他并引扬雄之言说明,齐桓公所在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及后儒特别赞美召陵结盟的正义之举及其带来的和平。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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