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论语讲义》的经世致用特色

  作 者:唐明贵(1971— ),男,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论语学史

  摘 要:身处换代之际的吕留良,为挽救国难民瘼,在《论语》诠释中,积极充实进新的时代的内容,来进行自己经世致用的呐喊。他将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衡量治乱的依据,一方面主张君臣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关系,避免互相残杀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主张恢复封建制,以确保王朝不受外族侵犯;恢复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除民众疾苦。他高扬“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以期唤醒人们夷夏之防的民族意识,不做清人的奴才;但同时,他也不否认君臣之义,以期唤起士人们得气节意识,鼓起为君为国献身的勇气,共同与清人抗争。他一方面以弘扬朱子学为己任,极力抬高程朱的地位,褒扬朱子之说并为之辩护;另一方面,也极力诋毁阳明学,认为其不能忝列儒学之门,其学说问题多多。这些思想既有理想的成分,也有现实需要的因素。

  关键词:吕留良;论语讲义;经世致用

  来 源:《孔子研究》2020 年第6 期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其生活的时代,八股取士之风盛行,士子们为求得中,纷纷购买围绕《四书章句集注》而编选的考中者的文章、应试者平日的佳作及后人评点组成的时文选评。此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学风和士风,诸生为“讲章时文所误,不屑更于章句传注文字,研穷辨析,乃揣撰一副谬妄浅陋之说,以为得之,不觉其自堕于邪异耳”,这就造成了“俗学与异学”的泛滥。受此影响,诸多笃信者遂“奋其私智,穿凿破碎,思妄驾乎章句传注之上”,“乃反谓经义必不可以讲学”,“今日理学之祸乱,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 。吕氏撰写《四书讲义》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时文评选的形式“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以端正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 ,达到明道的目的。在他看来,“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故晚年点勤八股文字,精详反覆,穷极根柢,每发前人之作未及。乐不为疲也” 。换言之,即“评文实皆以明道” 。其时文评选的著作被其弟子先后编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吕子评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该书共四十三卷,包括《大学讲义》三卷、《论语讲义》二十卷、《中庸讲义》六卷、《孟子讲义》十四卷。兹以《论语讲义》为例,管窥吕留良经典诠释的经世致用特色。

  一、倡言回归三代之治

  所谓“三代之治”,“专指孔孟乃至后来儒者所向往的‘古圣先王之盛治’。详言之,即指尧舜二帝、禹、汤、文武、周公之治统”;它“不是现代历史学意义上时间点的分期,而是一个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概念” ,涉及封建、井田、学校等一系列制度。“自孔子以降,作为一个历史想象的‘黄金时代’,三代对儒家知识分子具有激励作用,使之努力建构合理的现世人间秩序。当在政治上受挫时,他们更以三代的理想,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因此,三代对现实政治既有指导性的一面,也有批判性的一面。而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场景中,对于一些悲痛亡国的遗民来说,回向三代的政治渴望,并不比宋代儒者要少,甚至还更为强烈而急切。并且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特别强调从封建、井田、学校等方面入手,认为只有恢复三代的制度,才能实现王道政治的理想。” 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吕留良在这方面也表现得较为积极。

  他在对《阳货篇》“子之武城”章解读时就曾指出:“凡谓三代不可复,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把三代之复与仁搭挂起来,认为凡主张不可复者就是不仁,其不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在他看来,此处的“道”指的就是“礼乐”,“道字所该固广,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说,则以礼乐为大。弦歌之声,礼乐之教也。故学道直指礼乐为是。” 之所以如此讲,究其原因就在于,三代时礼乐盛行,三代后徒有虚名,“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

  吕留良进而指出,三代之上与三代之下,其治乱是不同的,其差异就在于“礼乐征伐”是否在“有道”之后。在解释《季氏篇》“天下有道”章时,他指出:“从来讲此章者,重权势上说,愚见甚不以为然,其病起于误解总注‘此章通论天下之势’句。所谓天下之势者,谓古今天下有道时如此,无道时如彼,其气象世数大段如是,此之谓势,非谓天下之有道在乎势也。权势随道转,道不随权势转。自天子出之礼乐征伐,与自诸侯大夫出之礼乐征伐,固自不同,亦随道为邪正盛衰。盖礼乐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乱,然有天理之治乱,有气化之治乱。三代以上,其治乱皆天理为主;三代以下,其治乱皆气化为主。圣人所论有道无道,正指天理之治乱。” 三代之上是“天理之治乱”,三代之下则是“气化之治乱”,前者是有道之治。

  在吕留良看来,三代之上与三代之下,在某些制度上是有区别的:

  一是君臣制度。在诠释《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章时,吕留良指出:“天为生民而作君,君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虽严,其情实亲近。自秦人无道,上下猜忌,为尊君卑臣之礼,而君臣师友之谊不可复见,渐且出宦官宫妾之下矣。宋时君臣犹存古意,自兹以后,复蹈秦辙,礼数悬绝,情意隔疎,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末易得也。”三代之上,虽有君臣之名分,但两者之间关系亲近,这是理想的君臣关系;三代之后,等级渐严,关系日疏,改变了原来的君臣之道。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辅治,总有个天在,故位曰天位,禄曰天禄,天秩、天讨,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止一间耳。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篡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字隔绝。君不知礼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换言之,即“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尊卑悬绝,情意隔离,总忘却一‘天’字” 。君臣之间忘却了天理,只顾及自私自利之人欲,致使二者“尊卑悬绝,情意隔离”,君杀臣、臣弑君之事件屡见不鲜。

  二是封建制度。“封建”一词语出《诗经》“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据《吕氏春秋通诠·慎势》载:“封建,即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自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在吕留良看来,“井田封建,古圣人为天下后世计至深远矣” 。封建制度是圣人为后人设计的一种理想政治制度,天子与诸侯皆是君,天子不干涉诸侯国内政,诸侯国实行爵位世袭制,这是符合天理的,“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盖天子与诸侯皆君也,犹宗子之与支庶相代,犹天理也”;自大夫以至庶人皆为臣,如果觊觎王侯之位,便是谋篡,“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自秦废封建,实行郡县制后,王朝更迭,惨烈无比,“自秦废封建始,封建废,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无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无封建亦亡,吾未见封建之利过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惨烈,亦复可睹矣” 。可见,施行封建制度,即可天子诸侯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废之,则失去屏障,导致祸患频发。因此,他主张恢复封建,“吾尝以为欲正万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乐天保天下之主,无一毫查滓于胸中,则封建亦必不能复行也” 。只有无私心之君主,才能恢复封建制度;只有恢复封建制度,才能“正万世之利害”,才能拱卫朝廷安全。

  三是井田制度。“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其制度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制度既可保证民众有田种,又可保障国家赋税,可谓一举两得。吕留良对此甚为赞赏,指出:“问如何富之,曰:‘行井田。’问如何教之,曰:‘兴学校。’此心是实心,此政是实政,舍此虽圣人亦无他具也。” 在他看来,“三代以下无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谓终不可行也” ,后世所言井田制不可行是不对的,“后世谓井田必不可行,其说大约有二:谓豪强之田不可复取,与夫司农岁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经费之不足,则千古未有善为之画者,是则有子两言,至今犹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鳃鳃过计也” ,没有能找到比井田制更有效的方法。井田制不能行于后世,是施行者的本领有限,时机不对造成的,“方逊志已见及此,而本领未足,遇非其时,故不能有为,然不可谓非圣人之志也” 。动不动就说井田制不可行于今,是自己目光短浅而已,“秀才好言权变,动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体眼孔低小耳” 。

  吕留良将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衡量治乱的依据,其中暗含着对时政的影射。一方面,他主张君臣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关系,不能都从自私自利之心出发来考虑问题,致使君臣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残杀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主张废除郡县制,恢复封建制,以确保王朝不受外族侵犯;同时,恢复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除民众疾苦。这无疑反映了吕留良托古改制的思想主张。

  作 者:唐明贵(1971— ),男,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论语学史

  摘 要:身处换代之际的吕留良,为挽救国难民瘼,在《论语》诠释中,积极充实进新的时代的内容,来进行自己经世致用的呐喊。他将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衡量治乱的依据,一方面主张君臣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关系,避免互相残杀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主张恢复封建制,以确保王朝不受外族侵犯;恢复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除民众疾苦。他高扬“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以期唤醒人们夷夏之防的民族意识,不做清人的奴才;但同时,他也不否认君臣之义,以期唤起士人们得气节意识,鼓起为君为国献身的勇气,共同与清人抗争。他一方面以弘扬朱子学为己任,极力抬高程朱的地位,褒扬朱子之说并为之辩护;另一方面,也极力诋毁阳明学,认为其不能忝列儒学之门,其学说问题多多。这些思想既有理想的成分,也有现实需要的因素。

  关键词:吕留良;论语讲义;经世致用

  来 源:《孔子研究》2020 年第6 期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其生活的时代,八股取士之风盛行,士子们为求得中,纷纷购买围绕《四书章句集注》而编选的考中者的文章、应试者平日的佳作及后人评点组成的时文选评。此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学风和士风,诸生为“讲章时文所误,不屑更于章句传注文字,研穷辨析,乃揣撰一副谬妄浅陋之说,以为得之,不觉其自堕于邪异耳”,这就造成了“俗学与异学”的泛滥。受此影响,诸多笃信者遂“奋其私智,穿凿破碎,思妄驾乎章句传注之上”,“乃反谓经义必不可以讲学”,“今日理学之祸乱,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则从轻看经义不信章句传注焉始” 。吕氏撰写《四书讲义》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时文评选的形式“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以端正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 ,达到明道的目的。在他看来,“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故晚年点勤八股文字,精详反覆,穷极根柢,每发前人之作未及。乐不为疲也” 。换言之,即“评文实皆以明道” 。其时文评选的著作被其弟子先后编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吕子评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该书共四十三卷,包括《大学讲义》三卷、《论语讲义》二十卷、《中庸讲义》六卷、《孟子讲义》十四卷。兹以《论语讲义》为例,管窥吕留良经典诠释的经世致用特色。

  一、倡言回归三代之治

  所谓“三代之治”,“专指孔孟乃至后来儒者所向往的‘古圣先王之盛治’。详言之,即指尧舜二帝、禹、汤、文武、周公之治统”;它“不是现代历史学意义上时间点的分期,而是一个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概念” ,涉及封建、井田、学校等一系列制度。“自孔子以降,作为一个历史想象的‘黄金时代’,三代对儒家知识分子具有激励作用,使之努力建构合理的现世人间秩序。当在政治上受挫时,他们更以三代的理想,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因此,三代对现实政治既有指导性的一面,也有批判性的一面。而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场景中,对于一些悲痛亡国的遗民来说,回向三代的政治渴望,并不比宋代儒者要少,甚至还更为强烈而急切。并且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特别强调从封建、井田、学校等方面入手,认为只有恢复三代的制度,才能实现王道政治的理想。” 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吕留良在这方面也表现得较为积极。

  他在对《阳货篇》“子之武城”章解读时就曾指出:“凡谓三代不可复,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把三代之复与仁搭挂起来,认为凡主张不可复者就是不仁,其不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在他看来,此处的“道”指的就是“礼乐”,“道字所该固广,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说,则以礼乐为大。弦歌之声,礼乐之教也。故学道直指礼乐为是。” 之所以如此讲,究其原因就在于,三代时礼乐盛行,三代后徒有虚名,“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

  吕留良进而指出,三代之上与三代之下,其治乱是不同的,其差异就在于“礼乐征伐”是否在“有道”之后。在解释《季氏篇》“天下有道”章时,他指出:“从来讲此章者,重权势上说,愚见甚不以为然,其病起于误解总注‘此章通论天下之势’句。所谓天下之势者,谓古今天下有道时如此,无道时如彼,其气象世数大段如是,此之谓势,非谓天下之有道在乎势也。权势随道转,道不随权势转。自天子出之礼乐征伐,与自诸侯大夫出之礼乐征伐,固自不同,亦随道为邪正盛衰。盖礼乐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乱,然有天理之治乱,有气化之治乱。三代以上,其治乱皆天理为主;三代以下,其治乱皆气化为主。圣人所论有道无道,正指天理之治乱。” 三代之上是“天理之治乱”,三代之下则是“气化之治乱”,前者是有道之治。

  在吕留良看来,三代之上与三代之下,在某些制度上是有区别的:

  一是君臣制度。在诠释《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章时,吕留良指出:“天为生民而作君,君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虽严,其情实亲近。自秦人无道,上下猜忌,为尊君卑臣之礼,而君臣师友之谊不可复见,渐且出宦官宫妾之下矣。宋时君臣犹存古意,自兹以后,复蹈秦辙,礼数悬绝,情意隔疎,此一伦不正,上体骄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末易得也。”三代之上,虽有君臣之名分,但两者之间关系亲近,这是理想的君臣关系;三代之后,等级渐严,关系日疏,改变了原来的君臣之道。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为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辅治,总有个天在,故位曰天位,禄曰天禄,天秩、天讨,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虽定,而其递降相去止一间耳。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悬绝。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摄;及其不能摄也,则篡弑随之,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与‘天’字隔绝。君不知礼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换言之,即“自三代以后,以诈力取天下,以法术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饰补苴,君臣之间,皆以驾驭术数为事,尊卑悬绝,情意隔离,总忘却一‘天’字” 。君臣之间忘却了天理,只顾及自私自利之人欲,致使二者“尊卑悬绝,情意隔离”,君杀臣、臣弑君之事件屡见不鲜。

  二是封建制度。“封建”一词语出《诗经》“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据《吕氏春秋通诠·慎势》载:“封建,即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自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相传黄帝为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备。”在吕留良看来,“井田封建,古圣人为天下后世计至深远矣” 。封建制度是圣人为后人设计的一种理想政治制度,天子与诸侯皆是君,天子不干涉诸侯国内政,诸侯国实行爵位世袭制,这是符合天理的,“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盖天子与诸侯皆君也,犹宗子之与支庶相代,犹天理也”;自大夫以至庶人皆为臣,如果觊觎王侯之位,便是谋篡,“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自秦废封建,实行郡县制后,王朝更迭,惨烈无比,“自秦废封建始,封建废,天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无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无封建亦亡,吾未见封建之利过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惨烈,亦复可睹矣” 。可见,施行封建制度,即可天子诸侯团结一心,抵御外侮;废之,则失去屏障,导致祸患频发。因此,他主张恢复封建,“吾尝以为欲正万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乐天保天下之主,无一毫查滓于胸中,则封建亦必不能复行也” 。只有无私心之君主,才能恢复封建制度;只有恢复封建制度,才能“正万世之利害”,才能拱卫朝廷安全。

  三是井田制度。“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其制度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制度既可保证民众有田种,又可保障国家赋税,可谓一举两得。吕留良对此甚为赞赏,指出:“问如何富之,曰:‘行井田。’问如何教之,曰:‘兴学校。’此心是实心,此政是实政,舍此虽圣人亦无他具也。” 在他看来,“三代以下无善治,然此理自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谓终不可行也” ,后世所言井田制不可行是不对的,“后世谓井田必不可行,其说大约有二:谓豪强之田不可复取,与夫司农岁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经费之不足,则千古未有善为之画者,是则有子两言,至今犹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鳃鳃过计也” ,没有能找到比井田制更有效的方法。井田制不能行于后世,是施行者的本领有限,时机不对造成的,“方逊志已见及此,而本领未足,遇非其时,故不能有为,然不可谓非圣人之志也” 。动不动就说井田制不可行于今,是自己目光短浅而已,“秀才好言权变,动云古法不可施于今,只是心体眼孔低小耳” 。

  吕留良将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衡量治乱的依据,其中暗含着对时政的影射。一方面,他主张君臣之间应建立平等的关系,不能都从自私自利之心出发来考虑问题,致使君臣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残杀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主张废除郡县制,恢复封建制,以确保王朝不受外族侵犯;同时,恢复井田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除民众疾苦。这无疑反映了吕留良托古改制的思想主张。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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