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Some Questions about “Name” and “Unnamed”

  作者简介:戴卡琳(Carine Defoo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译 者:崔晓姣/张尧程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201期

  内容提要: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之刑/语言策略问题/正名/转谓/说服性定义/孝顺

 

  一、引言:学术之刑

  《庄子?德充符》刻画了许多形体残缺却有“德”的人,例如叔山无趾,他曾求教于孔子,初见孔子时却因为受刑失去了脚趾而遭孔子拒于门外。孔子以“不谨”来论断叔山无趾,批评他没有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体。于是,叔山无趾对老聃表示他认为孔子所受的精神之刑其实比肉体之刑更加可怕,“天刑之,安可解”,此乃终生不可解之刑。这段寓言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反思学术研究,我们也往往如孔子一般,无可避免地受困于某些精神之刑的束缚之中:任何学者的思考都必然受到特定的框架所限制,这正是“学术之刑”加诸我们的桎梏。但我们也毋需对此无所遁逃的刑戮感到绝望。我们的想法的确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各种铸模之中才得以形塑。“学术之刑”作为思维的框架,虽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却也提供我们用以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在解读文本时,纯然客观的诠释只是一种幻想,是作者哄骗自己与读者的甜蜜谎言,这种对于“客观”的追寻不过是另一种诠释上的主观偏好。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我们所使用的思考框架,但我们可以试着辨认、描述并分析自己的思考框架。本文希望呈现并评估作者自己长久以来在研究上所受的三种“学术之刑”。

  这一切肇始于我对诸子命名习惯的沉溺:先秦诸子文献中屡见某事物应当如何被“谓”的表述。但这个特色却常被忽视①。这些命名性和称谓性的语句没有在哲学方面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诠释者或译者往往对此视若无睹,或其中命名的味道没有被翻译出来。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在刘殿爵的翻译之中,所有的“谓之”都被译为“is”,其翻译如下:“A man who mutilates benevolence is a mutilator,while one who cripples rightness is a crippler.He who is both a mutilator and crippler,is an‘outcast’。”②当然,在英文翻译中大量使用系动词“to be”不一定是错的,但它却失去了原文当中的命名或称谓方面的味道,并漠视了作者对其语言使用的谨慎与坚持。正是因为有这份坚持,《孟子?梁惠王下》的作者才会在使用“王”“贼”这样的词语进行论述之前,对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进行清楚的探求与界定。而“是/存有”(英文中的“to be”、拉丁文中的“esse”)作为西方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动词,也深刻影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们认为孟子在其论辩中使用“王”“贼”这样的语词之前应当对这些概念的本质(essence)作出清楚的界分。

  我认为,相较于传统西方哲学家强调一切概念皆有其本质,先秦诸子更倾向于在“忠”“孝”这类重要概念上提出各自不同的定义与理解。在此基础上,关于“谓”的常见论述,其在命名、称谓、界分与定义上的重要性目前尚未被完全揭示出来。“名”还是“未名”,以及更加重要的“如何命名”,这些才是先秦诸子所真正关注的问题[to name or not to nam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在此挪用了哈姆雷特的经典名句“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来形容西方哲学家往往关注于存有及本质方面的问题]③。为了在这篇论文中显示先秦诸子重视命名的一面,我将聚焦于诸子的语言使用,而非他们对语言的观点。

  本文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为讨论范围。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透过一个与“孝顺”相关的情境来检视一个概念是如何得到不同的定义的,进而阐释诸子以“谓”界定概念的论述背后可能蕴含的机制。接下来,第二、三、四部分将分别运用先前提及的三种诠释工具:中国哲学中的“正名”思想、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虽然这些用以分析先秦思想中语言使用的研究工具既外于文本又不是该时代的产物,因此使用它们多少会有一些削足适履的风险,但其缺点及优点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它们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用以发见先秦诸子在界定概念及称谓事物方面的独特之处的途径,但也因此使我们面临着曲解原意及误读文本的风险。

  二、以何谓“孝顺”为例,引出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问题

  试想这样一个情境:一位有烟瘾的父亲命令他十三岁大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为他买一包烟。出于对父亲健康的关心,两位女儿都不愿遵从。当她们空手而回时,父亲大发雷霆骂她们“不孝”。两个女儿关心父亲的心情虽然相同,但她们对父亲的斥责却有不同的回应。其中一位认为,她宁可忤逆父亲的期待也不愿危害父亲的身体,健康的价值远高于盲目的孝顺。另一位却认为,如果父亲的命令会危害到他自身的健康,那么真正的孝顺应该是不去遵从这种有害的命令。虽然两个女儿都同样不按父亲的命令行事,但她们背后的论述策略却完全不同:前者表现得较为叛逆,她透过“健康”的价值来减低“孝顺”的重要性;相对地,后者则更加尊重“孝顺”的价值,她没有否定“孝顺”本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仅仅重新定义了“孝顺”的内容。我在此提出这两种不同的论述策略,并不是要宣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也无意借此建立东西方文化间的严格划分,本文想指出的仅仅是:中国古代的论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重新定义重要概念的内容。

  在早期中国文献中也有与“孝顺”相对应的价值:政治方面有君臣之“忠”,家庭方面有父子之“孝”。考察相关用例,《荀子?臣道》谓:“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则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墨子?鲁问》谓:“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正如同后一位女儿,无论《荀子》《鲁穆公问子思》,还是《墨子》都并未质疑“忠”本身的正面价值,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他们对“忠”的理解,开辟了争辩与反思的余地。综观早期中国文献,尽管它们可能面对着或昏庸或残暴的君王,但扬言摒弃“忠”价值的论述却少之又少④。

  至于“孝”,《论语?学而》中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檀弓下》亦引用孔子之言:“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此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曾子谓:“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本文的关注并不在于“忠”或“孝”在这些论述中被具体定义成什么,而是这些论述定义“忠”“孝”的方式,以及“忠”“孝”内容的多样性。当然,本文所举的“忠”和“孝”也仅是早期中国文献对特定概念做界定的其中两个例子,其他更加知名的概念还有诸如“弑”“乱”“礼”等。

  每当早期中国文献叙述某事物为“可谓忠/孝(矣)”“所谓忠/孝”或“此之谓忠/孝”时,它们往往是在为“忠”与“孝”的内容提出更清楚的解释(当然,也有例外)。弟子问“忠/孝”也同样会促使老师对“忠/孝”进行解释。甚至,当它们论述某人“以X为忠/孝”或某事物“(非)忠/孝”时,在我看来,这也经常是在提供“忠/孝”的定义。相反,“谓”这类名谓方面的动词出现时却不一定都是在进行定义。

  在开始论述本文欲探讨的三种研究工具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本文不打算处理的部分。首先,本文无意探究“忠/孝”在古代中国的真正内容究竟是什么。本文对于“忠/孝”在古代中国的众说纷纭本身更感兴趣。再者,本文亦不打算梳理“忠/孝”字词被使用及诠释的历史,这些都已在先前学者的著作中被充分地研究⑤。最后,本文也无意在每一次遇见“忠/孝”时都去追求这些字词在文脉中最适当的翻译。英语中的“loyalty”或“filial piety”,绝非在各段文意中都是对于“忠”和“孝”的最好翻译。然而,我认为这类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好处的。在英文学界中,大家都明白“loyalty”和“filial piety”对应着中国思想中的“忠”和“孝”,只将它们视作一个本身没有内容的容器,进而转向中国文本的脉络之中以直接寻求更加确实的内容及定义。这个过程其实与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非常相似,先秦诸子也倾向于将“忠/孝”这样的概念视作他们的“容器”,在他们的思想论述过程之中为其注入各式各样的内容。本文关注的重点,正是诸子如此使用“容器”的方式。

Some Questions about “Name” and “Unnamed”

  作者简介:戴卡琳(Carine Defoo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译 者:崔晓姣/张尧程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201期

  内容提要: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之刑/语言策略问题/正名/转谓/说服性定义/孝顺

 

  一、引言:学术之刑

  《庄子?德充符》刻画了许多形体残缺却有“德”的人,例如叔山无趾,他曾求教于孔子,初见孔子时却因为受刑失去了脚趾而遭孔子拒于门外。孔子以“不谨”来论断叔山无趾,批评他没有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体。于是,叔山无趾对老聃表示他认为孔子所受的精神之刑其实比肉体之刑更加可怕,“天刑之,安可解”,此乃终生不可解之刑。这段寓言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反思学术研究,我们也往往如孔子一般,无可避免地受困于某些精神之刑的束缚之中:任何学者的思考都必然受到特定的框架所限制,这正是“学术之刑”加诸我们的桎梏。但我们也毋需对此无所遁逃的刑戮感到绝望。我们的想法的确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各种铸模之中才得以形塑。“学术之刑”作为思维的框架,虽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却也提供我们用以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在解读文本时,纯然客观的诠释只是一种幻想,是作者哄骗自己与读者的甜蜜谎言,这种对于“客观”的追寻不过是另一种诠释上的主观偏好。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我们所使用的思考框架,但我们可以试着辨认、描述并分析自己的思考框架。本文希望呈现并评估作者自己长久以来在研究上所受的三种“学术之刑”。

  这一切肇始于我对诸子命名习惯的沉溺:先秦诸子文献中屡见某事物应当如何被“谓”的表述。但这个特色却常被忽视①。这些命名性和称谓性的语句没有在哲学方面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诠释者或译者往往对此视若无睹,或其中命名的味道没有被翻译出来。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的“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在刘殿爵的翻译之中,所有的“谓之”都被译为“is”,其翻译如下:“A man who mutilates benevolence is a mutilator,while one who cripples rightness is a crippler.He who is both a mutilator and crippler,is an‘outcast’。”②当然,在英文翻译中大量使用系动词“to be”不一定是错的,但它却失去了原文当中的命名或称谓方面的味道,并漠视了作者对其语言使用的谨慎与坚持。正是因为有这份坚持,《孟子?梁惠王下》的作者才会在使用“王”“贼”这样的词语进行论述之前,对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进行清楚的探求与界定。而“是/存有”(英文中的“to be”、拉丁文中的“esse”)作为西方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动词,也深刻影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使得他们认为孟子在其论辩中使用“王”“贼”这样的语词之前应当对这些概念的本质(essence)作出清楚的界分。

  我认为,相较于传统西方哲学家强调一切概念皆有其本质,先秦诸子更倾向于在“忠”“孝”这类重要概念上提出各自不同的定义与理解。在此基础上,关于“谓”的常见论述,其在命名、称谓、界分与定义上的重要性目前尚未被完全揭示出来。“名”还是“未名”,以及更加重要的“如何命名”,这些才是先秦诸子所真正关注的问题[to name or not to name,that is the question,我在此挪用了哈姆雷特的经典名句“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来形容西方哲学家往往关注于存有及本质方面的问题]③。为了在这篇论文中显示先秦诸子重视命名的一面,我将聚焦于诸子的语言使用,而非他们对语言的观点。

  本文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为讨论范围。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透过一个与“孝顺”相关的情境来检视一个概念是如何得到不同的定义的,进而阐释诸子以“谓”界定概念的论述背后可能蕴含的机制。接下来,第二、三、四部分将分别运用先前提及的三种诠释工具:中国哲学中的“正名”思想、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虽然这些用以分析先秦思想中语言使用的研究工具既外于文本又不是该时代的产物,因此使用它们多少会有一些削足适履的风险,但其缺点及优点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它们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用以发见先秦诸子在界定概念及称谓事物方面的独特之处的途径,但也因此使我们面临着曲解原意及误读文本的风险。

  二、以何谓“孝顺”为例,引出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问题

  试想这样一个情境:一位有烟瘾的父亲命令他十三岁大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为他买一包烟。出于对父亲健康的关心,两位女儿都不愿遵从。当她们空手而回时,父亲大发雷霆骂她们“不孝”。两个女儿关心父亲的心情虽然相同,但她们对父亲的斥责却有不同的回应。其中一位认为,她宁可忤逆父亲的期待也不愿危害父亲的身体,健康的价值远高于盲目的孝顺。另一位却认为,如果父亲的命令会危害到他自身的健康,那么真正的孝顺应该是不去遵从这种有害的命令。虽然两个女儿都同样不按父亲的命令行事,但她们背后的论述策略却完全不同:前者表现得较为叛逆,她透过“健康”的价值来减低“孝顺”的重要性;相对地,后者则更加尊重“孝顺”的价值,她没有否定“孝顺”本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仅仅重新定义了“孝顺”的内容。我在此提出这两种不同的论述策略,并不是要宣称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也无意借此建立东西方文化间的严格划分,本文想指出的仅仅是:中国古代的论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重新定义重要概念的内容。

  在早期中国文献中也有与“孝顺”相对应的价值:政治方面有君臣之“忠”,家庭方面有父子之“孝”。考察相关用例,《荀子?臣道》谓:“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则有:“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墨子?鲁问》谓:“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正如同后一位女儿,无论《荀子》《鲁穆公问子思》,还是《墨子》都并未质疑“忠”本身的正面价值,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他们对“忠”的理解,开辟了争辩与反思的余地。综观早期中国文献,尽管它们可能面对着或昏庸或残暴的君王,但扬言摒弃“忠”价值的论述却少之又少④。

  至于“孝”,《论语?学而》中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檀弓下》亦引用孔子之言:“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此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曾子谓:“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本文的关注并不在于“忠”或“孝”在这些论述中被具体定义成什么,而是这些论述定义“忠”“孝”的方式,以及“忠”“孝”内容的多样性。当然,本文所举的“忠”和“孝”也仅是早期中国文献对特定概念做界定的其中两个例子,其他更加知名的概念还有诸如“弑”“乱”“礼”等。

  每当早期中国文献叙述某事物为“可谓忠/孝(矣)”“所谓忠/孝”或“此之谓忠/孝”时,它们往往是在为“忠”与“孝”的内容提出更清楚的解释(当然,也有例外)。弟子问“忠/孝”也同样会促使老师对“忠/孝”进行解释。甚至,当它们论述某人“以X为忠/孝”或某事物“(非)忠/孝”时,在我看来,这也经常是在提供“忠/孝”的定义。相反,“谓”这类名谓方面的动词出现时却不一定都是在进行定义。

  在开始论述本文欲探讨的三种研究工具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本文不打算处理的部分。首先,本文无意探究“忠/孝”在古代中国的真正内容究竟是什么。本文对于“忠/孝”在古代中国的众说纷纭本身更感兴趣。再者,本文亦不打算梳理“忠/孝”字词被使用及诠释的历史,这些都已在先前学者的著作中被充分地研究⑤。最后,本文也无意在每一次遇见“忠/孝”时都去追求这些字词在文脉中最适当的翻译。英语中的“loyalty”或“filial piety”,绝非在各段文意中都是对于“忠”和“孝”的最好翻译。然而,我认为这类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好处的。在英文学界中,大家都明白“loyalty”和“filial piety”对应着中国思想中的“忠”和“孝”,只将它们视作一个本身没有内容的容器,进而转向中国文本的脉络之中以直接寻求更加确实的内容及定义。这个过程其实与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非常相似,先秦诸子也倾向于将“忠/孝”这样的概念视作他们的“容器”,在他们的思想论述过程之中为其注入各式各样的内容。本文关注的重点,正是诸子如此使用“容器”的方式。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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