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与斯多葛学派仁学思想之异同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Stoic School on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江汉论坛》第20206期

  内容提要:儒家与斯多葛学派都讲仁爱和仁政,都是通过究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最深层的秘密”而推演出伦理和政治的根本原则,都认为仁爱与仁政既根源于自然法又内在于人的心性,体现了中西哲学共有的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内在的思维方式。其仁爱和仁政思想,分别可以粗略地概括出七同而三异。根本的差异在于,儒家特别强调天赋的恻隐之心对于一切道德和政治的本原性,而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塞涅卡等人则把怜悯和同情看作灵魂的疾病,后者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儒家的恻隐之心说虽与芝诺、塞涅卡和康德背辙,却与以同情心为道德之本原的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相通。但英国经验论哲人认为从“是”(to be)中推不出“应该”(ought be),则又不及儒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之说高明。

  关键词:儒家/斯多葛学派/仁学/德国唯心论/英国经验论

 

  在多元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流派与儒家最为相似,这就是在长达800年的“希腊化—罗马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斯多葛学派。自利玛窦于1593年首次提出“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涅卡的作品”①以来,先后论及儒学与斯多葛学派之比较的西方著名学者就有十几人②。这些人视角不一,观点不一,但都承认儒家与斯多葛学派一样,都是注重道德实践、致力于培养好人的学问。然而,以我们中国人的朴学眼光——这种体现着现代学术规范之要求的眼光——来看,以往西方学者对儒家与斯多葛学派的比较,则多为泛泛而论,无论在史料之翔实还是学理之严谨方面,似乎都有可议之处。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试图以儒家与斯多葛学派的仁学为切入点,深入中西哲学文本内部,既着眼于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架构,又尽可能注意不同学派内部的思想多元性和复杂性,努力避免片面性、独断和失误,做到言必有徵,以期对其仁学思想之异同作出比较审慎的学理辨析。

  一、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共有的仁爱观念

  自从16世纪儒家典籍西传以来,西方学者对“仁”字的翻译少说也有十几种,如clementia,pietas,humanitas,Virtue,Benevolence,Goodness,Love,Altruism,Kindness,Charity,Compassion,Perfect Virtue等等。168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尚且以clementia译“仁”,但18世纪以后的译者就不大用这个词了。然而事实上塞涅卡专门写过《论仁慈》(De clementia,英文译作On Mency)这部著作。这不禁令人联想起钱锺书先生的批评,他说西方人不知道中国画论所谓“气韵生动”其实就是希腊人论雕刻绘画特别注重的“活力”或“生气”(enargeia),由此别求玄解而产生多种译法,真可谓“睹灯而不悟是火,数典忘祖,……诚堪悯嗤矣”③。当然,也不能据此就说那关于“仁”的十几种译法不对,如Charity就是指称基督教的普世仁爱观念(the Christian ideal of universal charity)的;而Humanity,Virtue,Goodness,Benevolence这些词,在休谟《人性论》中论及仁爱时都用过。即使以不译为译的“jen”或“ren”,也无非是因为《论语》中105次论及“仁”,其蕴含的意义实在太丰富了。

  对于古罗马哲学的clementia概念及其与古希腊语言和哲学的关系,美国学者库珀在塞涅卡《论仁慈》导读中作了讲解。他告诉我们,“clementia在希腊文中的标准翻译是επιειχιεα,这个字眼一般理解为解释或者适用法律时的‘公道’(reasonableness),……但是,在拉丁语中,这个概念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πραoτηζ——即控制愤怒时的‘温和’,和ψιλαυθρωπια——即‘对人类的爱’”④。也就是说,拉丁文的clementia一词蕴含了希腊文ψιλαυθρωπla(对人类的爱)、πραoτηζ(温和)、επιειχιεα(公道,或译作合情合理、公平合理、宽厚)等多重含义。应该承认,汉语的“仁”字也是含有上述意义的。

  语言的考辨诚然有助于概念的澄清,但又决不能像20世纪的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极其深远而广大的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学问题。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说,深入哲学文本内部,着眼于体系架构、思想内容和逻辑理路,把握其思想精髓,进而辨其同异、别其共殊,才是真正重要的。循此路径,把儒家与斯多葛派关于“仁”的论述作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一)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有其来自自然法的依据

  无论中西,哲学的最高问题都是究天人之际,其目的就是要从“是”(to be)中推出“应该”(ought be);其理论成果,儒家把它叫做“天道”,西方人把它叫做“自然法”。西塞罗说自然法“是从哲学的最深层秘密中推演出来的”,说的就是这一道理。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是从有机整体的自然宇宙观推论出人类应该相亲相爱的观念。儒家从“天道”中发现了“天心”,这天心也就是“以生物为心”的“仁”;西塞罗说大自然既赋予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更使人类拥有正确的理性和美德,“有哪一个民族不喜欢礼貌和蔼、感激和不忘恩惠呢?什么民族不痛恨和蔑视傲慢者、邪恶者、残忍者和不知感恩者呢”⑤?结论是:“所有人都为某种仁慈和亲善的自然情感而联结在一起,也为正义的合作联结在一起。”⑥儒家既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中引申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仁”,又认为“仁”作为德性就在人的心中,通过“尽心”、“知性”可以“知天”;斯多葛派亦认为,仁和正义既来自自然法,又是内在于人的自然禀赋,如西塞罗所说:“美德只不过是得以完善和发展到其最高点的自然”⑦,“我所称之为大自然的就是大自然注入我们的那些东西。”⑧如塞涅卡所说:“仁慈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自然天性。”⑨如马尔库斯·奥勒留说:“人也先天就是为仁爱行为而创造的”⑩,仁爱既来自自然法,同时,当你观照内心的时候,又会发现“善的源泉是在内心”(11)。这体现了儒家与斯多葛派共同的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内在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的基本含义是对人类的爱

  儒家讲“仁者爱人”,讲“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斯多葛派也一样。西塞罗认为,仁慈作为德性是自然为人类所制定的社会与群体的原则,它使人们“结合成一种互助互爱的自然联合体。……这是将人们乃至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最宽泛的纽带”(12)。塞涅卡也说:“对一个人来说,……没有哪一个美德比仁慈更加人道。……我们相信人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动物,他乃是为了公共的善(common good)而生。”(13)他宣称没有哪个学派的哲学家比斯多葛学派更为善良或者更为温厚,更为博爱或者更为关注公共的利益。马尔库斯·奥勒留说:“理性动物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那么在人的结构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友爱的原则”(14),因此,“我要使自己对每个人都和善、仁爱。”(15)

  (三)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中包括“爱人如己”和“立人达人”两重主要意义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期希腊人也从埃及接受了与此相同的原则。向雅典公民宣讲这一原则成为伊索克拉底的著名演说Nicocles的一项重要内容(16),这是在斯多葛派产生前约70年发生的事。斯多葛派继承了这条伦理学上的金规则。西塞罗主张通过友爱来在人间广泛传布这样一种“仁爱”的观念:“他爱自己一点儿也不胜过他爱他人。”(17)塞涅卡也说:“真正的仁慈……意味着关爱人类就如关爱自己。”(18)罗素《西方哲学史》批评斯多葛派不曾有过爱邻如己的观念,这一说法不准确,马尔库斯·奥勒留就明确地把“热爱邻人”规定为“理性灵魂的一种性质”(19)。孔子论仁者爱人的另一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斯多葛派似乎更进一步,他们宣称即使自己不欲立、不欲达,蔑视世俗所歆慕的一切,也要帮助他人,“他天生就是要协助这个社会,推进公共利益。他会为每一个人贡献他的一份力量。……那些身处逆境而勇敢抗争的人,将获得他更为慷慨而及时的帮助。……他会帮助所有应当得到帮助的人,像一个神一样,他关爱着这些不幸的人们”(20),“甚至帮助这些人得到财富、健康、名声”(21)。

  (四)儒家和斯多葛派论仁都非常重视家庭美德

  《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子曰”)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西方也有重视家庭美德的传统。在斯多葛派以前,亚里士多德就专门写过一部《家政学》,晚明传教士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本《齐家西学》呢。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把家庭看作是国家的基础,称之为“公民政府的基础”或“国家的‘苗床’”。西塞罗说,在我们都是人这种普遍的关系之外,还有各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一种更密切的社会联系则存在于亲属之间。基本的联系纽带是夫妻,其次是父母与子女,然后是一切共有共享的家庭。……血缘通过善意和关爱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2)。与儒家一样,塞涅卡非常重视孝,他强调:“孝行回报恩惠,如果出于‘涌泉相报’之胸襟,它就会更加具有人情味。做父亲的人也会为此而高兴,而快乐,因为有许多的东西,那孝行不仅要回报它们,而且要胜过它们。”(23)与儒家一样,作为罗马皇帝的马尔库斯·奥勒留也致力于发现那可供效法的家庭慈爱的榜样,他说:“从塞克斯都,我看到了一种仁爱的气质,一个以慈爱方式管理家庭的榜样和合乎自然地生活的观念。”(24)

  (五)儒家和斯多葛派论仁都讲“爱有差等”

  儒家的爱有差等说颇遭人诟病,其实,这一命题在其抽象的普遍意义上,却是社会关系中现实存在的亲疏之别的反映,只要这种等差之爱不堕落为以权力和财富为标准,它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西塞罗说:“假如人们能按照与自己关系的密切程度对每个人都表现出仁慈,那么社会利益和社会公约就会得到最好的保护。”“假如我们想要作一比较,以便在我们应负的各种道德责任中分出主次,那么首先是国家和父母;为他们服务乃是我们所负有的最重大的责任。其次是儿女和家人,他们只能指望我们来抚养,他们不可能得到其他人的保护。最后是亲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能与我们和睦相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能与我们同舟共济。因此,首先应当给与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人以一切必要的资助。”(25)同时,之所以爱有差等,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因为个人的财力是有限的,而需要救助的人数是无限的,所以普施恩惠只能按照恩尼乌斯所说的(‘他的火把并不会因为点亮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去做。”(26)

  (六)儒家和斯多葛派都有体现道德选择之自由意志的“为仁由己”思想

  中西伦理学都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即命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和不能选择的?儒家把不能选择的叫作“命”,把能够选择的叫作“义”,历代儒者对此多有论说。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句话就蕴含了人在不同道德价值面前可以自由选择的意思。元儒许衡说得更明白:“凡事理之际有两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义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归于义、命而已。”(《鲁斋遗书》卷1)斯多葛派也有此类论述。西塞罗说,我们虽不能选择外在的环境和冥冥中的机遇,“但我们自己究竟愿意扮演什么角色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27)。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开篇就提出了“什么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什么不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的问题,认为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是人的权能(28)。面对春秋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多葛派也是如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暴君的嫉妒、伪善和口是心非,上流人的普遍缺乏仁慈之情”(29),也意识到罗马的普通人有时可以为了钱而表现出惊人的寡廉鲜耻和忘恩负义,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儒家,特别是从孟子到陆王一系的哲人都讲要守护、开显、扩充心中的善端,以此作为自我道德选择的尺度,有“致良知”之说。斯多葛派也一样,爱比克泰德讲要守护内心的善念,去除对“真正自我”的遮蔽;马尔库斯·奥勒留要人“观照内心”,因为那里有善的源泉,“如果你挖掘,它将汩汩地涌出”(30)。

  (七)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人应该具有献身精神

  献身精神来自对荣誉的重视,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西塞罗也把通过“仁惠的服务”赢得人民的爱戴、信任和敬佩看作是“最高最真的荣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斯多葛派哲人也是倡导这种精神的。西塞罗深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要做一个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怕死、怕苦、怕放逐、怕贫穷,或不能公道地评价他们的对立面,他就不可能是公正的。”他不仅要能“不为钱财所动”,“也能经得起火刑的考验”(31)。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仁”的理念出发,他主张和而不同(“完美的一致与和谐出自不同音的恰当混合”(32)),努力超越一切党派纷争去实践“仁”这一普遍性的道德理念,并且最终为实践这一理念而献身。吊诡的是,奉命追杀并亲手砍下他的头颅和右手而将其悬挂于罗马广场的,竟是曾经接受过他“仁惠的服务”的一位百夫长,这未免令天下仁人寒心,但按照斯多葛派的观念,仁人无怨无悔。

  毋庸讳言,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中西殊路也反映在哲学思想上,侯外庐先生对文明进程的中西殊路有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这里仅从学理上来谈儒家与斯多葛派仁爱观念的三大差异。

  第一,斯多葛派论仁似乎更重视爱国。当《论语》讲孝弟为仁之本、《孟子》讲事亲为仁之实的时候,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De officiis,今译《论责任》)则明确地把爱国置于比爱父母更高的地位。他说:“当你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全面地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没有比用国家把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的那种社会关系更亲密的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因此,如果牺牲自己能对祖国有所助益的话,真正的爱国志士谁会不愿意为国捐躯呢?”(33)在儒者中,孔子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他满怀着对于“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深沉忧虑,赞赏管仲之仁。《孝经》通过移孝作忠而提高了爱国在儒家道德谱系中的地位,也是事实。但尽管如此,很多儒者似乎仍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宋亡于蒙古、明亡于满清的事实证明,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绝大多数儒者都是选择孝而不是选择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伟大传统,似乎应该更多地从那些不为道学先生们所喜欢的人们中去寻找,从儒家的边缘人物之中去寻找,从对我们民族有着最深厚感情的人民大众中去寻找。

  第二,斯多葛学派论仁更重视公正、公平。不能说儒家完全没有公正、公平的观念,他们也同情民众的疾苦,也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不满,但却似乎并没有把公正、公平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来论说,在实践方面也比斯多葛派逊色。斯多葛派说人都是天神之子,因而是天然平等的。在西塞罗那里,“仁”与公平和正义相联系,“一切善者都热爱公平本身,热爱正义本身”;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公正,“一个人只要公正,他就有资格被称为‘好人’”(34)。但这好人不是自封的,他必须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致力于维护社会公正的切实行动,并以此来赢得人民的善意、信任和敬佩。他说人民的“善意主要是通过仁惠的服务赢得的”(35),所谓“仁惠的服务”,即律师为孤弱无助的群众所作的免费辩护。西塞罗说得好:“毫无疑问,那些被称之为慷慨和仁慈的人只响应责任的召唤,而不是响应收益的召唤。因此公平也不要求报酬和价格。”(36)像古罗马仁人那样在法庭上、在广场上为弱者辩护的事,致力于维护等级特权的儒家是绝不肯干的。

  第三,斯多葛学派论仁似乎更重视友爱。友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项基本价值,体现着善意、同心一致、主动给别人以爱的精神,斯多葛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说:“在一切友好关系中,……因性情相合、志趣相投而结成的那种友谊是人间最美好的关系。”因此,他赞成毕达哥拉斯和芝诺关于“朋友的财产是共有的”、“朋友是第二自我”的著名格言(37)。此类格言通过利玛窦的《交友论》传入中国,却遭到《四库全书》编者的谴责,认为这违反了儒家的礼教:“古礼惟小功(主要指从父亲的堂伯父和叔父算起的三代以内的亲族——引注)同财,不概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38)孔门之中,颜回、原宪最穷,子贡、公西华最富,可是这两位富豪却不肯对两位最穷困的朋友稍施援手,因为这是“礼”所不允许的。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Stoic School on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作者简介: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江汉论坛》第20206期

  内容提要:儒家与斯多葛学派都讲仁爱和仁政,都是通过究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最深层的秘密”而推演出伦理和政治的根本原则,都认为仁爱与仁政既根源于自然法又内在于人的心性,体现了中西哲学共有的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内在的思维方式。其仁爱和仁政思想,分别可以粗略地概括出七同而三异。根本的差异在于,儒家特别强调天赋的恻隐之心对于一切道德和政治的本原性,而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塞涅卡等人则把怜悯和同情看作灵魂的疾病,后者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儒家的恻隐之心说虽与芝诺、塞涅卡和康德背辙,却与以同情心为道德之本原的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相通。但英国经验论哲人认为从“是”(to be)中推不出“应该”(ought be),则又不及儒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之说高明。

  关键词:儒家/斯多葛学派/仁学/德国唯心论/英国经验论

 

  在多元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流派与儒家最为相似,这就是在长达800年的“希腊化—罗马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斯多葛学派。自利玛窦于1593年首次提出“四书所述的伦理犹如第二位塞涅卡的作品”①以来,先后论及儒学与斯多葛学派之比较的西方著名学者就有十几人②。这些人视角不一,观点不一,但都承认儒家与斯多葛学派一样,都是注重道德实践、致力于培养好人的学问。然而,以我们中国人的朴学眼光——这种体现着现代学术规范之要求的眼光——来看,以往西方学者对儒家与斯多葛学派的比较,则多为泛泛而论,无论在史料之翔实还是学理之严谨方面,似乎都有可议之处。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试图以儒家与斯多葛学派的仁学为切入点,深入中西哲学文本内部,既着眼于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架构,又尽可能注意不同学派内部的思想多元性和复杂性,努力避免片面性、独断和失误,做到言必有徵,以期对其仁学思想之异同作出比较审慎的学理辨析。

  一、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共有的仁爱观念

  自从16世纪儒家典籍西传以来,西方学者对“仁”字的翻译少说也有十几种,如clementia,pietas,humanitas,Virtue,Benevolence,Goodness,Love,Altruism,Kindness,Charity,Compassion,Perfect Virtue等等。168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尚且以clementia译“仁”,但18世纪以后的译者就不大用这个词了。然而事实上塞涅卡专门写过《论仁慈》(De clementia,英文译作On Mency)这部著作。这不禁令人联想起钱锺书先生的批评,他说西方人不知道中国画论所谓“气韵生动”其实就是希腊人论雕刻绘画特别注重的“活力”或“生气”(enargeia),由此别求玄解而产生多种译法,真可谓“睹灯而不悟是火,数典忘祖,……诚堪悯嗤矣”③。当然,也不能据此就说那关于“仁”的十几种译法不对,如Charity就是指称基督教的普世仁爱观念(the Christian ideal of universal charity)的;而Humanity,Virtue,Goodness,Benevolence这些词,在休谟《人性论》中论及仁爱时都用过。即使以不译为译的“jen”或“ren”,也无非是因为《论语》中105次论及“仁”,其蕴含的意义实在太丰富了。

  对于古罗马哲学的clementia概念及其与古希腊语言和哲学的关系,美国学者库珀在塞涅卡《论仁慈》导读中作了讲解。他告诉我们,“clementia在希腊文中的标准翻译是επιειχιεα,这个字眼一般理解为解释或者适用法律时的‘公道’(reasonableness),……但是,在拉丁语中,这个概念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πραoτηζ——即控制愤怒时的‘温和’,和ψιλαυθρωπια——即‘对人类的爱’”④。也就是说,拉丁文的clementia一词蕴含了希腊文ψιλαυθρωπla(对人类的爱)、πραoτηζ(温和)、επιειχιεα(公道,或译作合情合理、公平合理、宽厚)等多重含义。应该承认,汉语的“仁”字也是含有上述意义的。

  语言的考辨诚然有助于概念的澄清,但又决不能像20世纪的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极其深远而广大的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学问题。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来说,深入哲学文本内部,着眼于体系架构、思想内容和逻辑理路,把握其思想精髓,进而辨其同异、别其共殊,才是真正重要的。循此路径,把儒家与斯多葛派关于“仁”的论述作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一)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有其来自自然法的依据

  无论中西,哲学的最高问题都是究天人之际,其目的就是要从“是”(to be)中推出“应该”(ought be);其理论成果,儒家把它叫做“天道”,西方人把它叫做“自然法”。西塞罗说自然法“是从哲学的最深层秘密中推演出来的”,说的就是这一道理。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是从有机整体的自然宇宙观推论出人类应该相亲相爱的观念。儒家从“天道”中发现了“天心”,这天心也就是“以生物为心”的“仁”;西塞罗说大自然既赋予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更使人类拥有正确的理性和美德,“有哪一个民族不喜欢礼貌和蔼、感激和不忘恩惠呢?什么民族不痛恨和蔑视傲慢者、邪恶者、残忍者和不知感恩者呢”⑤?结论是:“所有人都为某种仁慈和亲善的自然情感而联结在一起,也为正义的合作联结在一起。”⑥儒家既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中引申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仁”,又认为“仁”作为德性就在人的心中,通过“尽心”、“知性”可以“知天”;斯多葛派亦认为,仁和正义既来自自然法,又是内在于人的自然禀赋,如西塞罗所说:“美德只不过是得以完善和发展到其最高点的自然”⑦,“我所称之为大自然的就是大自然注入我们的那些东西。”⑧如塞涅卡所说:“仁慈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自然天性。”⑨如马尔库斯·奥勒留说:“人也先天就是为仁爱行为而创造的”⑩,仁爱既来自自然法,同时,当你观照内心的时候,又会发现“善的源泉是在内心”(11)。这体现了儒家与斯多葛派共同的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内在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的基本含义是对人类的爱

  儒家讲“仁者爱人”,讲“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斯多葛派也一样。西塞罗认为,仁慈作为德性是自然为人类所制定的社会与群体的原则,它使人们“结合成一种互助互爱的自然联合体。……这是将人们乃至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最宽泛的纽带”(12)。塞涅卡也说:“对一个人来说,……没有哪一个美德比仁慈更加人道。……我们相信人应当被视为一个社会动物,他乃是为了公共的善(common good)而生。”(13)他宣称没有哪个学派的哲学家比斯多葛学派更为善良或者更为温厚,更为博爱或者更为关注公共的利益。马尔库斯·奥勒留说:“理性动物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那么在人的结构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友爱的原则”(14),因此,“我要使自己对每个人都和善、仁爱。”(15)

  (三)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中包括“爱人如己”和“立人达人”两重主要意义

  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期希腊人也从埃及接受了与此相同的原则。向雅典公民宣讲这一原则成为伊索克拉底的著名演说Nicocles的一项重要内容(16),这是在斯多葛派产生前约70年发生的事。斯多葛派继承了这条伦理学上的金规则。西塞罗主张通过友爱来在人间广泛传布这样一种“仁爱”的观念:“他爱自己一点儿也不胜过他爱他人。”(17)塞涅卡也说:“真正的仁慈……意味着关爱人类就如关爱自己。”(18)罗素《西方哲学史》批评斯多葛派不曾有过爱邻如己的观念,这一说法不准确,马尔库斯·奥勒留就明确地把“热爱邻人”规定为“理性灵魂的一种性质”(19)。孔子论仁者爱人的另一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斯多葛派似乎更进一步,他们宣称即使自己不欲立、不欲达,蔑视世俗所歆慕的一切,也要帮助他人,“他天生就是要协助这个社会,推进公共利益。他会为每一个人贡献他的一份力量。……那些身处逆境而勇敢抗争的人,将获得他更为慷慨而及时的帮助。……他会帮助所有应当得到帮助的人,像一个神一样,他关爱着这些不幸的人们”(20),“甚至帮助这些人得到财富、健康、名声”(21)。

  (四)儒家和斯多葛派论仁都非常重视家庭美德

  《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有子曰”)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西方也有重视家庭美德的传统。在斯多葛派以前,亚里士多德就专门写过一部《家政学》,晚明传教士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一本《齐家西学》呢。与儒家一样,斯多葛派也把家庭看作是国家的基础,称之为“公民政府的基础”或“国家的‘苗床’”。西塞罗说,在我们都是人这种普遍的关系之外,还有各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一种更密切的社会联系则存在于亲属之间。基本的联系纽带是夫妻,其次是父母与子女,然后是一切共有共享的家庭。……血缘通过善意和关爱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2)。与儒家一样,塞涅卡非常重视孝,他强调:“孝行回报恩惠,如果出于‘涌泉相报’之胸襟,它就会更加具有人情味。做父亲的人也会为此而高兴,而快乐,因为有许多的东西,那孝行不仅要回报它们,而且要胜过它们。”(23)与儒家一样,作为罗马皇帝的马尔库斯·奥勒留也致力于发现那可供效法的家庭慈爱的榜样,他说:“从塞克斯都,我看到了一种仁爱的气质,一个以慈爱方式管理家庭的榜样和合乎自然地生活的观念。”(24)

  (五)儒家和斯多葛派论仁都讲“爱有差等”

  儒家的爱有差等说颇遭人诟病,其实,这一命题在其抽象的普遍意义上,却是社会关系中现实存在的亲疏之别的反映,只要这种等差之爱不堕落为以权力和财富为标准,它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西塞罗说:“假如人们能按照与自己关系的密切程度对每个人都表现出仁慈,那么社会利益和社会公约就会得到最好的保护。”“假如我们想要作一比较,以便在我们应负的各种道德责任中分出主次,那么首先是国家和父母;为他们服务乃是我们所负有的最重大的责任。其次是儿女和家人,他们只能指望我们来抚养,他们不可能得到其他人的保护。最后是亲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能与我们和睦相处,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能与我们同舟共济。因此,首先应当给与以上所提到的那些人以一切必要的资助。”(25)同时,之所以爱有差等,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因为个人的财力是有限的,而需要救助的人数是无限的,所以普施恩惠只能按照恩尼乌斯所说的(‘他的火把并不会因为点亮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去做。”(26)

  (六)儒家和斯多葛派都有体现道德选择之自由意志的“为仁由己”思想

  中西伦理学都面对一个共同问题,即命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和不能选择的?儒家把不能选择的叫作“命”,把能够选择的叫作“义”,历代儒者对此多有论说。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句话就蕴含了人在不同道德价值面前可以自由选择的意思。元儒许衡说得更明白:“凡事理之际有两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义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归于义、命而已。”(《鲁斋遗书》卷1)斯多葛派也有此类论述。西塞罗说,我们虽不能选择外在的环境和冥冥中的机遇,“但我们自己究竟愿意扮演什么角色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27)。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开篇就提出了“什么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什么不是我们权能之内的事情”的问题,认为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是人的权能(28)。面对春秋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多葛派也是如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暴君的嫉妒、伪善和口是心非,上流人的普遍缺乏仁慈之情”(29),也意识到罗马的普通人有时可以为了钱而表现出惊人的寡廉鲜耻和忘恩负义,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儒家,特别是从孟子到陆王一系的哲人都讲要守护、开显、扩充心中的善端,以此作为自我道德选择的尺度,有“致良知”之说。斯多葛派也一样,爱比克泰德讲要守护内心的善念,去除对“真正自我”的遮蔽;马尔库斯·奥勒留要人“观照内心”,因为那里有善的源泉,“如果你挖掘,它将汩汩地涌出”(30)。

  (七)儒家和斯多葛派都认为仁人应该具有献身精神

  献身精神来自对荣誉的重视,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西塞罗也把通过“仁惠的服务”赢得人民的爱戴、信任和敬佩看作是“最高最真的荣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斯多葛派哲人也是倡导这种精神的。西塞罗深知,在古罗马社会中,要做一个好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怕死、怕苦、怕放逐、怕贫穷,或不能公道地评价他们的对立面,他就不可能是公正的。”他不仅要能“不为钱财所动”,“也能经得起火刑的考验”(31)。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仁”的理念出发,他主张和而不同(“完美的一致与和谐出自不同音的恰当混合”(32)),努力超越一切党派纷争去实践“仁”这一普遍性的道德理念,并且最终为实践这一理念而献身。吊诡的是,奉命追杀并亲手砍下他的头颅和右手而将其悬挂于罗马广场的,竟是曾经接受过他“仁惠的服务”的一位百夫长,这未免令天下仁人寒心,但按照斯多葛派的观念,仁人无怨无悔。

  毋庸讳言,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中西殊路也反映在哲学思想上,侯外庐先生对文明进程的中西殊路有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这里仅从学理上来谈儒家与斯多葛派仁爱观念的三大差异。

  第一,斯多葛派论仁似乎更重视爱国。当《论语》讲孝弟为仁之本、《孟子》讲事亲为仁之实的时候,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De officiis,今译《论责任》)则明确地把爱国置于比爱父母更高的地位。他说:“当你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全面地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没有比用国家把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的那种社会关系更亲密的了。父母是亲爱的,儿女、亲戚和朋友也是亲爱的,但是祖国则包容了我们所有的爱。因此,如果牺牲自己能对祖国有所助益的话,真正的爱国志士谁会不愿意为国捐躯呢?”(33)在儒者中,孔子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他满怀着对于“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深沉忧虑,赞赏管仲之仁。《孝经》通过移孝作忠而提高了爱国在儒家道德谱系中的地位,也是事实。但尽管如此,很多儒者似乎仍挣扎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宋亡于蒙古、明亡于满清的事实证明,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绝大多数儒者都是选择孝而不是选择忠。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伟大传统,似乎应该更多地从那些不为道学先生们所喜欢的人们中去寻找,从儒家的边缘人物之中去寻找,从对我们民族有着最深厚感情的人民大众中去寻找。

  第二,斯多葛学派论仁更重视公正、公平。不能说儒家完全没有公正、公平的观念,他们也同情民众的疾苦,也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不满,但却似乎并没有把公正、公平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来论说,在实践方面也比斯多葛派逊色。斯多葛派说人都是天神之子,因而是天然平等的。在西塞罗那里,“仁”与公平和正义相联系,“一切善者都热爱公平本身,热爱正义本身”;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公正,“一个人只要公正,他就有资格被称为‘好人’”(34)。但这好人不是自封的,他必须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致力于维护社会公正的切实行动,并以此来赢得人民的善意、信任和敬佩。他说人民的“善意主要是通过仁惠的服务赢得的”(35),所谓“仁惠的服务”,即律师为孤弱无助的群众所作的免费辩护。西塞罗说得好:“毫无疑问,那些被称之为慷慨和仁慈的人只响应责任的召唤,而不是响应收益的召唤。因此公平也不要求报酬和价格。”(36)像古罗马仁人那样在法庭上、在广场上为弱者辩护的事,致力于维护等级特权的儒家是绝不肯干的。

  第三,斯多葛学派论仁似乎更重视友爱。友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一项基本价值,体现着善意、同心一致、主动给别人以爱的精神,斯多葛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西塞罗说:“在一切友好关系中,……因性情相合、志趣相投而结成的那种友谊是人间最美好的关系。”因此,他赞成毕达哥拉斯和芝诺关于“朋友的财产是共有的”、“朋友是第二自我”的著名格言(37)。此类格言通过利玛窦的《交友论》传入中国,却遭到《四库全书》编者的谴责,认为这违反了儒家的礼教:“古礼惟小功(主要指从父亲的堂伯父和叔父算起的三代以内的亲族——引注)同财,不概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38)孔门之中,颜回、原宪最穷,子贡、公西华最富,可是这两位富豪却不肯对两位最穷困的朋友稍施援手,因为这是“礼”所不允许的。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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