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行历述考及补正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Xun Zi’s Life

  作者简介:路德斌,山东社科院;杨晓伟,山东社科院。

  原发信息:《中国哲学史》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关于荀子的行历,有两大难解之处:其一,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学者外,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力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地解决方案;而对于后者,却近乎一致地采取了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稽之载籍,衷以事理,荀子始来游学当在其年十五之龄,而为令兰陵,则非在襄王之后荀子八十高龄之际,而是发生在襄王之前、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是时,荀子年当五十五、六。

  关键词:荀子行历/“年五十”与“年十五”/为令兰陵/胡适/钱穆

 

    围绕荀子行历问题,自清代以来,为说者渐多,让原本就语焉不详、难以确考的生平事迹,愈加变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近年来,荀子、荀学再度热起,从考据到义理,由翻案以正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皆有超越前次(即清代荀学复兴运动)之势。但行历不明,言人人殊,姑且仍之,犹有未安。故试作重新梳理,述考补正,以求善解。

  关于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有限的史料主要散见于先秦及两汉三国时期的典籍当中。虽然记载多有出入和悖理之处,但无奈的是,真相仍然只能于其中去爬梳、甄别和寻求。

  综览典籍所载,记述之疏略,时空之纷乱,确实有令人无所措手足之感。不过,只要对过往的争论稍加梳理也不难发现,相关史料其实也并非全无定准,起码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为大家基本认同的,那就是荀子废居兰陵的时间,即《史记》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①。春申君遇刺身亡,事在楚考列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38年。此年虽非荀子卒年,但一定去卒年不远,故不管学者们的结论如何迥异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坐标去进行推演和研判。

  除此而外,尚有两个重要的节点,自古迄今,一直争论不休:一是荀子游齐的年龄;二是荀子游齐的时间。学者们在行历、年寿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分歧和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此二问题的考证和认定不同。

  荀子游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游齐年龄上,史籍记载中却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现存司马迁《史记》和刘向《孙卿新书叙录》皆云“年五十”②,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则曰“年十五”。那么,到底孰是孰非、何择何从呢?后之学者由此分成了两派:从《史记》主“年五十”者,刘向之后,有颜之推、唐仲友、汪中、刘师培、胡适、蒋伯潜、熊公哲、梁启雄、罗根泽、陈登元、陶师承、龙宇纯、廖名春、梁涛、林桂榛等;而与《风俗通义》同主“年十五”者,则有晁公武、朱熹、王应麟、吴师道、卢文弨、顾广圻、《四库提要》、黄式三、黄以周、胡元仪、梁启超、钱穆、游国恩、刘蔚华、郭志坤等。两派主张壁垒分明,各有所据,各是其理。而最具代表性的阐述,前者当属胡适,后者无疑是钱穆。

  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对刘向《叙录》中的记载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膑议兵。孙膑破魏在前341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四十岁了。”此乃不可能之事。第二,“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齐襄王时最为老师。襄王即位在前283年,距春申君死时,还有45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大约在前230年左右。即使他活了80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最为老师’了。”在胡适看来,刘向《叙录》中的错误实在太过可笑。那么,这可笑的错误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胡适认为,源头其实就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他说:

  这段文字有两个易于误人之处:(一)荀卿“来游学于齐”以下,忽然夹入驺衍、驺奭、淳于髡三个人的事实,以致刘向误会了,以为荀卿50岁游齐,正在稷下诸先生正盛之时。不知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乃是上文论“齐有三驺子”一节的错简。本文当作“驺衍田骈之属,……”。(二)本文的“齐襄王时”四个字,当连上文,读“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那些荒谬的人,不通文法,把这四字连下文,读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不知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状时的读”;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而”字隔开,隔开便不通了。古人也知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为“年十五”。……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③

  显而易见,胡适的解读和推论全部是建立在《史记》“五十游齐”记述不误的前提之上。基此解读,胡适的结论是:荀子以五十之龄游齐的时间是在齐襄王之后,也即齐王建时期,彼时,“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而荀卿卒年在公元前230年前后,以此推算,荀子年寿应在85岁左右。

  总之,在此一派学者看来,荀子晚来游齐乃一确定之事实,一如汪中《荀卿子通论》所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然颜之推《家训·勉学篇》‘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之推所见《史记》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为讹字也。且汉之张苍,唐之曹宪,皆百有余岁,何独于卿而疑之?”而且,单就文本本身来说,可以证明荀子“来迟了”的也并不仅只一个“始”字,所谓“游学”、“有秀才”同样可以作出偏向“年五十”的解读。如蒋伯潜就认为,“‘游学于齐’句,‘学’字衍。……《史记》于孔、孟游诸侯,不曰‘游学’,何独于荀子而异之?”④梁涛则说:“古人所说的游学,意思往往类似今天所说的学术交流,而不仅仅是指求学。”⑤而所谓“有秀才”,在廖名春看来,也并非是年少聪慧之称,而是“才学卓异”之谓⑥。

  但事情或许本来就没有这么简单,面对同样的史料和表述,作为另一派代表人物的钱穆却读出了不一样的意味和涵义。在《荀卿考》中,钱穆这样说:

  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者,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

  要之,在钱穆看来,所谓“游学”,所谓“有秀才”,所谓“始来游学”,从字词的涵义到行文的承启和逻辑,都无不在证明一个为此一派学者所共同坚持的观点和立场——“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所以他的结论是,在游齐年龄上应“以年十五之说为是”,而时间则“当在威王晚时”。不过,与几乎所有学者不同的是,钱穆并不是以“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为中心去推断荀子的生卒年代,而是把《韩非子》所述“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当成了一个可以信从的事实。“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三一六),去威王之卒四年,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循是上推,则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岁,荀卿其时尚在人世与否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荀卿盖亦寿者也”。

  游齐年龄一经确定,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荀子游齐的时间作出考证和安排了。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两派学者在各自内部也存有差异,但基于“年五十”和“年十五”的不同认定而形成的派别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们的推定和安排一定是在各自所主张的“年五十”抑或“年十五”可以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学者来说,他们所推定的时间一定不会是齐威王、宣王时期,原因很简单,正如唐仲友在为重刻《荀子》而作的《后序》中所指出的:“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⑦唐氏的推算是依据《史记·六国年表》作出的,而若按钱穆“据《纪年》以订《史记》之误”的《先秦诸子纪年通表》来计算,荀子的寿命亦有一百一十三岁之高。⑧所以,尽管唐氏据《六国年表》而来的计算结果可能有误,但他的问题和思路却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即无论编年如何,以威、宣时期荀子五十游齐而推算出来的寿龄似乎都超出了人们的经验和理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所以到目前为止,此一派学者对荀子游齐时间的安排没有例外地都是在宣王之后。而就主“年十五”一派的学者来说,情形则正好相反,他们所推定的游齐时间一定不能太过靠后,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若太过靠后,荀子的年寿自然就要缩减,明显不符合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荀卿盖亦寿者也”;第二,若太过靠后,时空必然受到挤压,与荀子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便无从发生或安排。所以,此一派学者所推定的始来游齐时间大多是在《史记·儒林列传》和刘向《叙录》、应劭《风俗通义》所记载的齐威王、宣王时期,最迟者也不过湣王时期。

  那么,具体言之,两派学者对荀子“始来游学”的时间都作出了怎样的考证和认定呢?

  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学者来看,虽然在游学年龄上形成了共识,但在游学时间上,却众口不一,凡威、宣之后的各个世代,皆有主张者。归纳说来,大致有四:湣王季年说、湣襄之间说、襄王说和王建初年说。

  1.湣王季年说。这是一种主流的说法。主张者有汪中、刘师培、梁启雄、陈登元、廖名春、梁涛、林桂榛等。在持此一说法的学者看来,支持其观点的最充分的证据就是《盐铁论·论儒》中的那段记载:“(湣王)矜功不休……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而孙卿适楚”,因为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湣王之季,荀子在齐。除此而外,荀书《强国》篇所记“说齐相”一事,也被大部分学者认定为发生在此一时期。⑨

  2.湣、襄之间说。主此说者是台湾学者龙宇纯。其《荀子后案》认同梁启雄所云“宣王威王”疑作“宣王湣王”之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荀子行历作出推断:“今依‘宣湣之际卿有秀才’、‘年五十游学于齐’及‘春申君死而卿废兰陵令’三事而衡之:使卿生宣王十年,至宣湣之际逾十龄而有秀才之目,时稷下诸贤正丁盛年;及湣襄间,五十而游齐;襄王之世,自五十至六十九,田骈之属既谢,而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越二十七年,李园杀春申君,卿废兰陵令;又数年,著书立说而卒;前后不出百年。”⑩龙氏所据编年亦乃《史记·六国年表》,而非钱穆所订之诸子系年,所以在事件纪年上,世系称号多有出入。不过,好在自湣襄之间起,《六国年表》与钱穆诸子系年已趋一致,故于此无妨。

  3.襄王说。主此说者为南宋唐仲友和明初宋濂。在唐仲友看来,刘向《叙录》所云荀卿五十游齐的时间(即宣王时)实不足信,因为由之推算出来的年寿竟然至少有一百三十七岁之高。所以他认为,荀子最合理、最可能的游齐时间是“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彼时,“于列大夫,三为祭酒”,然后,“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11)而宋濂之见则全从唐氏。

  4.王建初年说。主此说者为胡适,罗根泽和蒋伯潜皆赞从之。依上文所引胡适的解读,荀子游齐并非齐襄王时,而是在齐襄王之后,也即齐王建时期。

  以上即是主“年五十”一派学者对荀子游齐时间的考证和安排。在此问题上,主“年十五”的一派学者的主张则可归纳为两种:一是威王、宣王说;一是湣王说。

  1.威王、宣王说。此说前有应劭《风俗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之记载,中有吴师道之推定,后则有黄式三、黄以周以及钱穆的考据和论证,今人刘蔚华的观点亦在此说之列。元代吴师道和清代黄式三、黄以周皆通过考证认为,荀子十五游学当在齐宣王时期。而在钱穆看来,荀子于威王、宣王时来齐,在《史记》中其实已有佐证,即《儒林列传》所言:“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那么具体是在哪几年呢?钱穆认为有两个事件可以作为判断的坐标和依据:其一,即荀子始来游齐的年龄是“年十五”;其二,即是上文谈到的《韩非子·难三》所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一事。从燕王让国一事的性质和燕王对荀子阻谏所作出的反应看,“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那么由此便可推导出两个结论:第一,荀子游燕是在“年十五”游齐之后;第二,由荀子游燕时的“二十四五岁”前推至“年十五”,可知“荀卿游学当在威王晚时”,具体说,即在威王三十二、三十三年间,公历纪年即是前326至前325年前后。而若再循是上推,则可知“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即公元前339年前。(12)

  2.湣王说。主此说者主要有胡元仪、梁启超和游国恩。胡元仪主“年十五”之说,但在荀子游齐时间上,却与主“年五十”一派中的大部分学者一样,认为荀子乃“当齐湣王之末年,游学于齐”。(13)至于根据,胡氏认为,桓宽《盐铁论·论儒》所云“湣王矜功不休……诸儒谏不从……孙卿适楚”一事便是其证。而且,据《史记·田完世家》,稷下之盛不在威王、宣王之世,而在湣王之时。威王时尚无“列大夫”之号,而宣王在位十九年,也只是到了十八年才开始尊崇稷下之士,所以,“《史记》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复盛,且数万人’,皆终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刘向、应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统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时孙卿有秀才’,非谓威王、宣王之时,指稷下之盛时,即湣王之世也。读者不察,以辞害意,故缪为之说耳。”(14)梁启超、游国恩皆赞从胡氏之见,但在具体时间推定上,游国恩认为胡氏“湣末”之说尚有于理未融之处,曰:“他为列大夫,当在学成之后,其时大约总有三十岁。试以他年十五来齐推之,则他当在湣王二十四年(前300)始来齐国游学。再上推他的生年,当在周赧王元年(前314),即湣王的十年。”(15)

  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其他说法,持此说者尚有一共同特征殊为显明,即对于《盐铁论·毁学》所云荀卿及见李斯相秦一事,大多数学者皆觉于理不近而不予采信,但在持此说者这里却大体上可以坦然接受。道理很简单,既主“年十五”游齐,又在游齐时间上判定较为靠后,那么荀子的卒年当然需要而且可以后延许多,且据此推算出来的年龄都在常识和理性所能理解、允许的范围之内——胡元仪推算为87岁,梁启超推算为95岁,而游国恩推算为97岁。

  综上可见,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情况之错综复杂,事件之幽隐难考,观点之乖离多样,在先秦诸子中,少有可与之匹比者。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最合理的解释,以图还原或接近历史的事实与真相。但到目前为止,似乎仍然没有一种说法能够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和信服。不过,虽则如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学者们的考辨显然并非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中最足称道者,恐怕还是非钱穆莫属。诚然,他的相关研究和结论或许也不是那么无懈可击,但无论是从文本解读之合理性上说,还是从问题研究之系统性以及关键节点之思考与处理上看,在所有的研究当中,确实尚未有能过之者。

  关于荀子的行历,实有两大不可理喻之事:其一,就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而从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少数几人,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为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务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对于后者,却因史无异说而近乎一致地采取了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似乎问题原本就不存在一样。

  前者的不可理喻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假设荀卿是宣王末年五十游齐,那么到春申君死之年,卿年亦当一百三十七岁矣。所以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必须作出分辨和选择,要么改年龄——承认《史记》和刘向《叙录》的记载有讹,荀卿游齐并非“年五十”而是“年十五”;要么改时间——坚持认为《史记》和刘向《叙录》中“年五十”的记述无误,而将荀子游齐的时间向后推延。而依笔者之见,“五十”游学本身就已经非常不可理喻了。也不妨假设一下,假设《史记》“年五十”的记载是对的,那么事情就不仅只是与《儒林列传》中的表述自相矛盾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另一件不合常识和常理的事情,那就是在所有的史料当中,关于荀子五十岁以前的生平事迹,除《韩非子·难三》所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一处外,再无一语及之。试问,对于像荀子这样的一代大儒来说,半百光阴不知所踪且毫无作为这种事情会有可能发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或许还有学者会说,赵国、齐国千里之遥,十五游学未免太早了点儿。但其实不然,因为由《礼记》可知,按照当时的礼法规定和传统,男孩长到十岁就要离家求学、出就外傅了。(16)若此,那么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不但可能,而且合礼。所以在笔者看来,两相比较,“年十五”之说无疑比“年五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由此再回头细品钱穆对“年十五”的解读,有辨合,有符验,圆融无碍,情理俱畅。

  至于后者,其不合常理之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质疑者寥寥。比较早表达不同意见的是清代的黄式三,其《周季编略》云:“其自楚反赵,为赵之卿信矣。荀子是时,年已八十余。反赵之后,无弃赵卿而再仕兰陵之理。且观下所答春申君之书,大概可见。……书赋之辞严厉,无应招之意矣。”承接黄氏,钱穆则专以“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为题,对事件之真伪作出了更加严谨而周全的考辨和研判。其言曰:“(《史记》)谓:‘春申君为楚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余考荀卿是时年踰八十。又曰:‘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是卿以八十老人为一县令,至十八年之久,至于春申之死,荀卿年已百龄,失所凭依,乃不得已而见黜。卿纵贪禄好仕,一何老不知退,为驽马之恋豆,至于若是其甚耶?……且余观荀卿书,如说齐相,应秦昭王、应侯问,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凡其行迹所至皆有记载,其论列时事亦详,然至于邯郸之解围则止。独自为兰陵令后十八年,无片辞涉及,又绝不言春申君。……卿以八十颓龄,为令兰陵,垂二十年,亲著书数十篇,曾无一语自道政绩。其弟子如韩非、李斯之徒众矣,亦不见一语及其师治道,并又不见于其他之称述。……卿之遭谗,在齐湣王之世,非楚春申也。其之楚在为齐襄王时稷下老师之前,非在襄王后也。”(17)依钱穆之见,造成事件不合常理的原因,并非是荀子本人的问题,也不是春申君的问题,而是史书记载出了差错。荀子适楚,并非发生在襄王之后,而是在襄王之前即湣王末年。《史记》之所以会有“荀卿封兰陵在春申为相八年”之说,乃是以楚国灭鲁之岁附会而来。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钱穆虽然否定了襄王后荀子曾以八十高龄被楚相春申君封为兰陵令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否定荀子确曾可能做过兰陵令。所以,面对必然而来的问题——“然则荀卿之为令兰陵,果尽无稽乎?”钱穆的回答是:“是又不然。荀卿适楚在湣王末年,当顷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齐淮北,兰陵或以其时归楚,而荀卿为之令,则非不可有之事也。又春申既顷襄王弟,其时或已用事,而进言荀卿于楚王,而《史》自误为春申为相之后,又非不可有之事也。”(18)在钱穆看来,荀子曾为令兰陵一事,确实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若果有此事,那么按照前面的推断,以下两点自然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了:第一,荀子为令兰陵不是在襄王之后,而是在襄王之前,也即发生在荀卿于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是时荀卿年当五十五六;第二,荀子为令兰陵的任期也一定不长,因为至襄王五年,田单杀燕将骑劫,襄王复国,重修列大夫之缺,荀子便又从楚国返回到了齐国。前后不过六七年,甚至更短。

  游齐年龄,游齐时间,适楚或为兰陵令,这几个重要的节点或史实一经考定,那么,对于史籍中一些记载及事件的真伪情实,也就不难作出推定和判断了。依钱穆的考辨,荀子的行历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或轨迹进行的:年十五始来游学,“当在威王晚时”;“其之楚在为齐襄王时稷下老师之前,非在襄王后也;其至赵在自齐至秦之后,非为令兰陵而后之赵也;其退老而著书,所论止于邯郸之役,正卿八十之年,非其后尚为县令二十年,然后乃废退而家居也。”(19)而对于史籍记载中的一些颇有争议的事件,钱穆亦依其考辨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比如刘向《叙录》中“既曰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又谓其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钱穆即讥之为“无稽”“难凭”;再比如,刘向《叙录》又云“人或谓春申君……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以及过程中,“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等等,当然也包括《韩诗外传》《战国策》中对同一事件的相似记载,在钱穆看来,亦皆属于荒诞“尤谬”、“不近情理之甚”者;至于荀书《尧曰》所云“下遇暴秦”以及《三国志》所谓“荀卿丑秦世之坑儒”等,钱穆虽未论及,但依其考辨,显然亦属于尤谬而不近情理之列,因为以此为下限而计算出来的荀卿年寿已完全超出了常识与理性所能允许和接受的范围。相反,对于《孟子外书》所记“孙卿子自楚至齐见孟子而论性”一事,世人皆谓之伪,但在钱穆的考辨和时空定位中,却未必不是事实。因为“考鲁平公元年正值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之岁,其时孟子犹未退隐,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誉”,因此,由此以推,“孟、荀相见论学,固非不可能之事也”。(20)钱氏所言诚是。

  由以上可见,在几个关键节点上,较之他人的研究,钱穆的解读和考辨确实更加近情合理,因此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钱氏的研究也并非所有的环节和结论都严谨精当、无可挑剔,同样存在疏略不备、考辨不至之处。尤其在以下几个事项,尚须再行精研和斟酌,而这之中,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颇值得参考,因为他们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可弥补钱氏《荀卿考》的缺憾和不足。

  第一,关于荀子至赵及议兵的时间。钱穆《荀卿考》认为,“其去秦东归,约当长平一役前后,其在赵则值邯郸之围。”并依据“《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而判定“其与临武君议兵赵孝成王前,疑在邯郸围解后。”(21)邯郸围解在公元前257年。钱穆的考辨虽给出了大致的时段和范围,但证据和底气明显不足。而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廖名春的考证比较切实准确。他所援引的证据直接来自《议兵》篇本文:“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上地”即上党之地。公元前262年,秦伐韩之上当,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但至公元前259年时,秦军乘长平之战大胜赵军之机,又从赵人手中夺走了上党。此即《议兵》篇所云“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而就在两年之后,即公元前257年,邯郸之役,秦军战败,韩国便又趁机收复了上党。观《议兵》所言,仅及秦国夺走上党,而未及韩国收复上党。由此可断,荀子议兵既不可能在公元前259年秦取上党之前,也不会在公元前257年邯郸围解、韩国收复上党之后,而“应定在公元前259-前257年之间”。(22)

  第二,关于荀子议兵以后及终老之地。钱穆对荀子行历的考辨止于邯郸之役及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议兵之后则一概阙如。这不能不说是钱氏《荀卿考》的一个缺憾。

  关于荀子终老之地,今天少有争议,但清代以来也确实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就曾即此表达过疑义。门人有问:“《荀卿传》‘葬兰陵’,而《国策》谓其归赵,且录其绝春申之书。谁是?”全祖望答曰;“恐是《国策》为是。……今观《国策》拒春申之书,其辞醇古,非荀子不能为也。”(23)其后,黄式三亦认为“《史传》‘春申君死荀卿废’之语难信也”,因为“荀子是时,年已八十余。反赵之后,无弃赵卿而再仕兰陵之理。且观下所答春申君之书,大概可见。”(24)在此问题上,钱穆的推论与黄氏略同。据其考定,邯郸之围,荀子在赵,荀书中“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一事即发生在此时。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依钱穆先生的观解,对于一个其时已年踰八十的老人来说,不止是“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一事不足信,就是单纯的由赵国再至楚国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他最后推导出来的结论与全祖望、黄式三相同——“卿殆终老于赵也。”(25)

  客观而论,上述推导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若就结论而言,论据显然并不足够。荀子终老兰陵,清代以前并无异说,《国策》虽有“归赵”的记载,但并未云其终老何地,更何况最重要的遗存物证——荀子墓,至今仍然只有兰陵一处,包括赵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既无记载,更无发现。所以,如果说因与常识或经验殊为悖离,“荀子年八十而为兰陵令”确实颇可质疑的话,那么史籍所载“因葬兰陵”一事,到目前为止,则仍然是一个很难证伪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就连全祖望和钱穆也是相当存疑的。故全祖望在表达疑义之后,接着补充道:“则或者荀子辞春申而去,及春申死,荀子以甘棠之旧,复游兰陵而卒焉,亦未可定。”而钱穆则是在《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中作一备注,曰:“《史记》又云:‘荀卿卒,因葬兰陵。’刘向《叙录》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荀卿。’二说若信,则卿与兰陵洵有渊源,殆以初曾为令其地,故遂退老,卒因葬焉,而后人又思慕之如是耶?”(26)比较全氏和钱氏各自前后两种说法,补充、备注之说无疑更加审慎和恰当。

  那么,议兵之后,荀子的行历到底如何呢?根据史籍记载和多数人的共识,荀子在赵“卒不能用”,之后便回到了齐国。但居齐不久,即因“齐人或谗荀卿”,而于齐王建十年、楚考列王八年,即公元前255年,便又离开齐国,重返他“初曾为令”之地——楚国兰陵,由此开启了一个长达近二十年之久的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人生最后历程,于公元前236年前后,“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第三,《盐铁论·毁学》有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覩其罹不测之祸也。”于此条记载,钱氏的考辨亦不曾有及,但实不能置若罔闻。就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或存疑(如梁启超、梁启雄等),或采信(如汪中、游国恩、蒋伯潜等),而胡适则径认为《盐铁论》所说不值一驳。李斯相秦之年,史无确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大致可知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三十四年(前213年)之间。若此而然,《盐铁论》的记载当然也无法得到钱穆的认可,因为以此为下限而计算出来的荀子年寿至少亦有一百二十岁之多。于理不近,殊难从信。但是,从《史记·李斯列传》中,我们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解读。“李斯被杀在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他在狱中曾上书给二世,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当时他作为囚徒,自然不敢矜功自傲、故意把自己任丞相的时间拉长计算。如果由此上推30年,当在前237年左右,正是春申君死年以后,荀卿废居兰陵时期。”(27)由此以论,荀子及见李斯相秦并为之不食,确实亦非不可有之事。

  第四,关于春申君与荀子的关系。关于春申君,钱穆曰:“《史记》谓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终老兰陵,其语不可信。”依笔者之见,钱先生此话恐不全对。荀子若果真曾有为令兰陵的经历,那么诚如其所言,事情确应发生在湣王末年、荀子年当五十五六的那次离齐适楚,而不应该是在楚考列王八年、荀子已年踰八十的这次离齐适楚。但即便如此,也不可直接判定《史记》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一语纯属虚妄而无实质意义。就实而论,春申君会任命一位年踰八十的老者去做兰陵令,而老者竟然也会去出任兰陵令,这种事情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一点,在荀子的人生历程中,春申君作为一个重要角色的存在却基本上是不需要怀疑的。亦或许正如钱穆所言,在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时期,荀子确曾因有春申君的举荐而为令于兰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春申君之于荀子不但有知遇之恩,而且在荀子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规划和设计中,他很可能是被荀子特别寄予厚望和期待的一个人。若然,春申君之死对荀子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换言之,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不见得一定是指“废官”,对荀子来说,更意味着此生此世政治生命和价值理想的终结。“春申道缀基毕输”,荀书《成相》篇的一句慨叹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28)所以,在考定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时,无论如何,春申君之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准此,以钱穆先生的考辨为主轴,稽之载籍,衷以事理,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竟亦纷然有序,梗概可知。试列年表如下:

  荀子行历述考及补正

  

荀子行历述考及补正

     

  ①今人中,唯钱穆先生对此持有异议。参见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②关于刘向《叙录》“年五十”之记载,史料亦存两说。今本《叙录》作“年五十”,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刘向语为“年十五始来游学”,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亦引为“年十五”。钱穆《荀卿年十五之齐考》曰:“疑今作‘五十’者皆误倒。”

  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7年,第304-305页。

  ④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165页。

  ⑤梁涛:《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⑥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6页。

  ⑧由《史记·六国年表》推算出来的齐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324年;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所考证的齐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

  ⑨廖名春、梁涛等学者则认为“说齐相”一事发生在齐王建时期。说见廖名春《〈荀子〉新探》、梁涛《荀子行年新考》。

  ⑩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7、8页。

  (11)《唐仲友序》,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页。

  (12)见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5、116页。

  (13)胡元仪:《郇卿别传》,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页。

  (14)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3页。

  (15)游国恩:《荀卿考》,《古史辨》四,第96页。

  (16)《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17)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7、118、119页。

  (18)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120页。

  (19)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页。

  (20)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6页。

  (21)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2、123页。

  (22)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第21、22、23、24页。

  (23)全祖望:《经史问答》卷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998页。

  (24)黄式三:《周季编略》,清同冶十二年(1873)浙江书局刻本。

  (25)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3页。

  (26)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0页。

  (27)刘蔚华:《荀况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

  (28)郝懿行《荀子补注》曰:“此语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为兰陵令,盖将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连缀俱亡,基亦输矣。”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Xun Zi’s Life

  作者简介:路德斌,山东社科院;杨晓伟,山东社科院。

  原发信息:《中国哲学史》第20205期

  内容提要:关于荀子的行历,有两大难解之处:其一,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学者外,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力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地解决方案;而对于后者,却近乎一致地采取了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稽之载籍,衷以事理,荀子始来游学当在其年十五之龄,而为令兰陵,则非在襄王之后荀子八十高龄之际,而是发生在襄王之前、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是时,荀子年当五十五、六。

  关键词:荀子行历/“年五十”与“年十五”/为令兰陵/胡适/钱穆

 

    围绕荀子行历问题,自清代以来,为说者渐多,让原本就语焉不详、难以确考的生平事迹,愈加变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近年来,荀子、荀学再度热起,从考据到义理,由翻案以正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皆有超越前次(即清代荀学复兴运动)之势。但行历不明,言人人殊,姑且仍之,犹有未安。故试作重新梳理,述考补正,以求善解。

  关于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有限的史料主要散见于先秦及两汉三国时期的典籍当中。虽然记载多有出入和悖理之处,但无奈的是,真相仍然只能于其中去爬梳、甄别和寻求。

  综览典籍所载,记述之疏略,时空之纷乱,确实有令人无所措手足之感。不过,只要对过往的争论稍加梳理也不难发现,相关史料其实也并非全无定准,起码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为大家基本认同的,那就是荀子废居兰陵的时间,即《史记》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①。春申君遇刺身亡,事在楚考列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38年。此年虽非荀子卒年,但一定去卒年不远,故不管学者们的结论如何迥异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坐标去进行推演和研判。

  除此而外,尚有两个重要的节点,自古迄今,一直争论不休:一是荀子游齐的年龄;二是荀子游齐的时间。学者们在行历、年寿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分歧和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此二问题的考证和认定不同。

  荀子游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游齐年龄上,史籍记载中却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现存司马迁《史记》和刘向《孙卿新书叙录》皆云“年五十”②,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则曰“年十五”。那么,到底孰是孰非、何择何从呢?后之学者由此分成了两派:从《史记》主“年五十”者,刘向之后,有颜之推、唐仲友、汪中、刘师培、胡适、蒋伯潜、熊公哲、梁启雄、罗根泽、陈登元、陶师承、龙宇纯、廖名春、梁涛、林桂榛等;而与《风俗通义》同主“年十五”者,则有晁公武、朱熹、王应麟、吴师道、卢文弨、顾广圻、《四库提要》、黄式三、黄以周、胡元仪、梁启超、钱穆、游国恩、刘蔚华、郭志坤等。两派主张壁垒分明,各有所据,各是其理。而最具代表性的阐述,前者当属胡适,后者无疑是钱穆。

  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对刘向《叙录》中的记载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膑议兵。孙膑破魏在前341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四十岁了。”此乃不可能之事。第二,“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齐襄王时最为老师。襄王即位在前283年,距春申君死时,还有45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大约在前230年左右。即使他活了80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最为老师’了。”在胡适看来,刘向《叙录》中的错误实在太过可笑。那么,这可笑的错误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胡适认为,源头其实就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他说:

  这段文字有两个易于误人之处:(一)荀卿“来游学于齐”以下,忽然夹入驺衍、驺奭、淳于髡三个人的事实,以致刘向误会了,以为荀卿50岁游齐,正在稷下诸先生正盛之时。不知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乃是上文论“齐有三驺子”一节的错简。本文当作“驺衍田骈之属,……”。(二)本文的“齐襄王时”四个字,当连上文,读“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那些荒谬的人,不通文法,把这四字连下文,读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不知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状时的读”;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而”字隔开,隔开便不通了。古人也知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为“年十五”。……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③

  显而易见,胡适的解读和推论全部是建立在《史记》“五十游齐”记述不误的前提之上。基此解读,胡适的结论是:荀子以五十之龄游齐的时间是在齐襄王之后,也即齐王建时期,彼时,“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而荀卿卒年在公元前230年前后,以此推算,荀子年寿应在85岁左右。

  总之,在此一派学者看来,荀子晚来游齐乃一确定之事实,一如汪中《荀卿子通论》所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然颜之推《家训·勉学篇》‘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之推所见《史记》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为讹字也。且汉之张苍,唐之曹宪,皆百有余岁,何独于卿而疑之?”而且,单就文本本身来说,可以证明荀子“来迟了”的也并不仅只一个“始”字,所谓“游学”、“有秀才”同样可以作出偏向“年五十”的解读。如蒋伯潜就认为,“‘游学于齐’句,‘学’字衍。……《史记》于孔、孟游诸侯,不曰‘游学’,何独于荀子而异之?”④梁涛则说:“古人所说的游学,意思往往类似今天所说的学术交流,而不仅仅是指求学。”⑤而所谓“有秀才”,在廖名春看来,也并非是年少聪慧之称,而是“才学卓异”之谓⑥。

  但事情或许本来就没有这么简单,面对同样的史料和表述,作为另一派代表人物的钱穆却读出了不一样的意味和涵义。在《荀卿考》中,钱穆这样说:

  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者,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十五之年明矣。

  要之,在钱穆看来,所谓“游学”,所谓“有秀才”,所谓“始来游学”,从字词的涵义到行文的承启和逻辑,都无不在证明一个为此一派学者所共同坚持的观点和立场——“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所以他的结论是,在游齐年龄上应“以年十五之说为是”,而时间则“当在威王晚时”。不过,与几乎所有学者不同的是,钱穆并不是以“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为中心去推断荀子的生卒年代,而是把《韩非子》所述“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当成了一个可以信从的事实。“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三一六),去威王之卒四年,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循是上推,则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卿年已一百零三岁,荀卿其时尚在人世与否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荀卿盖亦寿者也”。

  游齐年龄一经确定,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荀子游齐的时间作出考证和安排了。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两派学者在各自内部也存有差异,但基于“年五十”和“年十五”的不同认定而形成的派别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们的推定和安排一定是在各自所主张的“年五十”抑或“年十五”可以理解和允许的范围之内。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学者来说,他们所推定的时间一定不会是齐威王、宣王时期,原因很简单,正如唐仲友在为重刻《荀子》而作的《后序》中所指出的:“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⑦唐氏的推算是依据《史记·六国年表》作出的,而若按钱穆“据《纪年》以订《史记》之误”的《先秦诸子纪年通表》来计算,荀子的寿命亦有一百一十三岁之高。⑧所以,尽管唐氏据《六国年表》而来的计算结果可能有误,但他的问题和思路却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即无论编年如何,以威、宣时期荀子五十游齐而推算出来的寿龄似乎都超出了人们的经验和理性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所以到目前为止,此一派学者对荀子游齐时间的安排没有例外地都是在宣王之后。而就主“年十五”一派的学者来说,情形则正好相反,他们所推定的游齐时间一定不能太过靠后,原因至少有两点:第一,若太过靠后,荀子的年寿自然就要缩减,明显不符合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荀卿盖亦寿者也”;第二,若太过靠后,时空必然受到挤压,与荀子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便无从发生或安排。所以,此一派学者所推定的始来游齐时间大多是在《史记·儒林列传》和刘向《叙录》、应劭《风俗通义》所记载的齐威王、宣王时期,最迟者也不过湣王时期。

  那么,具体言之,两派学者对荀子“始来游学”的时间都作出了怎样的考证和认定呢?

  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学者来看,虽然在游学年龄上形成了共识,但在游学时间上,却众口不一,凡威、宣之后的各个世代,皆有主张者。归纳说来,大致有四:湣王季年说、湣襄之间说、襄王说和王建初年说。

  1.湣王季年说。这是一种主流的说法。主张者有汪中、刘师培、梁启雄、陈登元、廖名春、梁涛、林桂榛等。在持此一说法的学者看来,支持其观点的最充分的证据就是《盐铁论·论儒》中的那段记载:“(湣王)矜功不休……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而孙卿适楚”,因为它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湣王之季,荀子在齐。除此而外,荀书《强国》篇所记“说齐相”一事,也被大部分学者认定为发生在此一时期。⑨

  2.湣、襄之间说。主此说者是台湾学者龙宇纯。其《荀子后案》认同梁启雄所云“宣王威王”疑作“宣王湣王”之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荀子行历作出推断:“今依‘宣湣之际卿有秀才’、‘年五十游学于齐’及‘春申君死而卿废兰陵令’三事而衡之:使卿生宣王十年,至宣湣之际逾十龄而有秀才之目,时稷下诸贤正丁盛年;及湣襄间,五十而游齐;襄王之世,自五十至六十九,田骈之属既谢,而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越二十七年,李园杀春申君,卿废兰陵令;又数年,著书立说而卒;前后不出百年。”⑩龙氏所据编年亦乃《史记·六国年表》,而非钱穆所订之诸子系年,所以在事件纪年上,世系称号多有出入。不过,好在自湣襄之间起,《六国年表》与钱穆诸子系年已趋一致,故于此无妨。

  3.襄王说。主此说者为南宋唐仲友和明初宋濂。在唐仲友看来,刘向《叙录》所云荀卿五十游齐的时间(即宣王时)实不足信,因为由之推算出来的年寿竟然至少有一百三十七岁之高。所以他认为,荀子最合理、最可能的游齐时间是“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彼时,“于列大夫,三为祭酒”,然后,“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11)而宋濂之见则全从唐氏。

  4.王建初年说。主此说者为胡适,罗根泽和蒋伯潜皆赞从之。依上文所引胡适的解读,荀子游齐并非齐襄王时,而是在齐襄王之后,也即齐王建时期。

  以上即是主“年五十”一派学者对荀子游齐时间的考证和安排。在此问题上,主“年十五”的一派学者的主张则可归纳为两种:一是威王、宣王说;一是湣王说。

  1.威王、宣王说。此说前有应劭《风俗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之记载,中有吴师道之推定,后则有黄式三、黄以周以及钱穆的考据和论证,今人刘蔚华的观点亦在此说之列。元代吴师道和清代黄式三、黄以周皆通过考证认为,荀子十五游学当在齐宣王时期。而在钱穆看来,荀子于威王、宣王时来齐,在《史记》中其实已有佐证,即《儒林列传》所言:“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那么具体是在哪几年呢?钱穆认为有两个事件可以作为判断的坐标和依据:其一,即荀子始来游齐的年龄是“年十五”;其二,即是上文谈到的《韩非子·难三》所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一事。从燕王让国一事的性质和燕王对荀子阻谏所作出的反应看,“其时荀卿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那么由此便可推导出两个结论:第一,荀子游燕是在“年十五”游齐之后;第二,由荀子游燕时的“二十四五岁”前推至“年十五”,可知“荀卿游学当在威王晚时”,具体说,即在威王三十二、三十三年间,公历纪年即是前326至前325年前后。而若再循是上推,则可知“荀卿之生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即公元前339年前。(12)

  2.湣王说。主此说者主要有胡元仪、梁启超和游国恩。胡元仪主“年十五”之说,但在荀子游齐时间上,却与主“年五十”一派中的大部分学者一样,认为荀子乃“当齐湣王之末年,游学于齐”。(13)至于根据,胡氏认为,桓宽《盐铁论·论儒》所云“湣王矜功不休……诸儒谏不从……孙卿适楚”一事便是其证。而且,据《史记·田完世家》,稷下之盛不在威王、宣王之世,而在湣王之时。威王时尚无“列大夫”之号,而宣王在位十九年,也只是到了十八年才开始尊崇稷下之士,所以,“《史记》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复盛,且数万人’,皆终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刘向、应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统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时孙卿有秀才’,非谓威王、宣王之时,指稷下之盛时,即湣王之世也。读者不察,以辞害意,故缪为之说耳。”(14)梁启超、游国恩皆赞从胡氏之见,但在具体时间推定上,游国恩认为胡氏“湣末”之说尚有于理未融之处,曰:“他为列大夫,当在学成之后,其时大约总有三十岁。试以他年十五来齐推之,则他当在湣王二十四年(前300)始来齐国游学。再上推他的生年,当在周赧王元年(前314),即湣王的十年。”(15)

  值得一提的是,较之其他说法,持此说者尚有一共同特征殊为显明,即对于《盐铁论·毁学》所云荀卿及见李斯相秦一事,大多数学者皆觉于理不近而不予采信,但在持此说者这里却大体上可以坦然接受。道理很简单,既主“年十五”游齐,又在游齐时间上判定较为靠后,那么荀子的卒年当然需要而且可以后延许多,且据此推算出来的年龄都在常识和理性所能理解、允许的范围之内——胡元仪推算为87岁,梁启超推算为95岁,而游国恩推算为97岁。

  综上可见,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情况之错综复杂,事件之幽隐难考,观点之乖离多样,在先秦诸子中,少有可与之匹比者。毫无疑问,大家都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最合理的解释,以图还原或接近历史的事实与真相。但到目前为止,似乎仍然没有一种说法能够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和信服。不过,虽则如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学者们的考辨显然并非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其中最足称道者,恐怕还是非钱穆莫属。诚然,他的相关研究和结论或许也不是那么无懈可击,但无论是从文本解读之合理性上说,还是从问题研究之系统性以及关键节点之思考与处理上看,在所有的研究当中,确实尚未有能过之者。

  关于荀子的行历,实有两大不可理喻之事:其一,就是“威、宣之际,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一事;其二,则是“荀卿年八十为兰陵令”一事。而从以往的研究看,除了钱穆等少数几人,大家对于这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却分别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对于前者,因为史籍记载中出现了一事两说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能认真对待并务求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对于后者,却因史无异说而近乎一致地采取了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似乎问题原本就不存在一样。

  前者的不可理喻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假设荀卿是宣王末年五十游齐,那么到春申君死之年,卿年亦当一百三十七岁矣。所以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必须作出分辨和选择,要么改年龄——承认《史记》和刘向《叙录》的记载有讹,荀卿游齐并非“年五十”而是“年十五”;要么改时间——坚持认为《史记》和刘向《叙录》中“年五十”的记述无误,而将荀子游齐的时间向后推延。而依笔者之见,“五十”游学本身就已经非常不可理喻了。也不妨假设一下,假设《史记》“年五十”的记载是对的,那么事情就不仅只是与《儒林列传》中的表述自相矛盾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另一件不合常识和常理的事情,那就是在所有的史料当中,关于荀子五十岁以前的生平事迹,除《韩非子·难三》所云“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一处外,再无一语及之。试问,对于像荀子这样的一代大儒来说,半百光阴不知所踪且毫无作为这种事情会有可能发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或许还有学者会说,赵国、齐国千里之遥,十五游学未免太早了点儿。但其实不然,因为由《礼记》可知,按照当时的礼法规定和传统,男孩长到十岁就要离家求学、出就外傅了。(16)若此,那么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不但可能,而且合礼。所以在笔者看来,两相比较,“年十五”之说无疑比“年五十”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由此再回头细品钱穆对“年十五”的解读,有辨合,有符验,圆融无碍,情理俱畅。

  至于后者,其不合常理之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质疑者寥寥。比较早表达不同意见的是清代的黄式三,其《周季编略》云:“其自楚反赵,为赵之卿信矣。荀子是时,年已八十余。反赵之后,无弃赵卿而再仕兰陵之理。且观下所答春申君之书,大概可见。……书赋之辞严厉,无应招之意矣。”承接黄氏,钱穆则专以“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为题,对事件之真伪作出了更加严谨而周全的考辨和研判。其言曰:“(《史记》)谓:‘春申君为楚相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余考荀卿是时年踰八十。又曰:‘春申君死而荀卿废。’是卿以八十老人为一县令,至十八年之久,至于春申之死,荀卿年已百龄,失所凭依,乃不得已而见黜。卿纵贪禄好仕,一何老不知退,为驽马之恋豆,至于若是其甚耶?……且余观荀卿书,如说齐相,应秦昭王、应侯问,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凡其行迹所至皆有记载,其论列时事亦详,然至于邯郸之解围则止。独自为兰陵令后十八年,无片辞涉及,又绝不言春申君。……卿以八十颓龄,为令兰陵,垂二十年,亲著书数十篇,曾无一语自道政绩。其弟子如韩非、李斯之徒众矣,亦不见一语及其师治道,并又不见于其他之称述。……卿之遭谗,在齐湣王之世,非楚春申也。其之楚在为齐襄王时稷下老师之前,非在襄王后也。”(17)依钱穆之见,造成事件不合常理的原因,并非是荀子本人的问题,也不是春申君的问题,而是史书记载出了差错。荀子适楚,并非发生在襄王之后,而是在襄王之前即湣王末年。《史记》之所以会有“荀卿封兰陵在春申为相八年”之说,乃是以楚国灭鲁之岁附会而来。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点的是,钱穆虽然否定了襄王后荀子曾以八十高龄被楚相春申君封为兰陵令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否定荀子确曾可能做过兰陵令。所以,面对必然而来的问题——“然则荀卿之为令兰陵,果尽无稽乎?”钱穆的回答是:“是又不然。荀卿适楚在湣王末年,当顷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齐淮北,兰陵或以其时归楚,而荀卿为之令,则非不可有之事也。又春申既顷襄王弟,其时或已用事,而进言荀卿于楚王,而《史》自误为春申为相之后,又非不可有之事也。”(18)在钱穆看来,荀子曾为令兰陵一事,确实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若果有此事,那么按照前面的推断,以下两点自然也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了:第一,荀子为令兰陵不是在襄王之后,而是在襄王之前,也即发生在荀卿于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是时荀卿年当五十五六;第二,荀子为令兰陵的任期也一定不长,因为至襄王五年,田单杀燕将骑劫,襄王复国,重修列大夫之缺,荀子便又从楚国返回到了齐国。前后不过六七年,甚至更短。

  游齐年龄,游齐时间,适楚或为兰陵令,这几个重要的节点或史实一经考定,那么,对于史籍中一些记载及事件的真伪情实,也就不难作出推定和判断了。依钱穆的考辨,荀子的行历是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或轨迹进行的:年十五始来游学,“当在威王晚时”;“其之楚在为齐襄王时稷下老师之前,非在襄王后也;其至赵在自齐至秦之后,非为令兰陵而后之赵也;其退老而著书,所论止于邯郸之役,正卿八十之年,非其后尚为县令二十年,然后乃废退而家居也。”(19)而对于史籍记载中的一些颇有争议的事件,钱穆亦依其考辨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比如刘向《叙录》中“既曰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又谓其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钱穆即讥之为“无稽”“难凭”;再比如,刘向《叙录》又云“人或谓春申君……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以及过程中,“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等等,当然也包括《韩诗外传》《战国策》中对同一事件的相似记载,在钱穆看来,亦皆属于荒诞“尤谬”、“不近情理之甚”者;至于荀书《尧曰》所云“下遇暴秦”以及《三国志》所谓“荀卿丑秦世之坑儒”等,钱穆虽未论及,但依其考辨,显然亦属于尤谬而不近情理之列,因为以此为下限而计算出来的荀卿年寿已完全超出了常识与理性所能允许和接受的范围。相反,对于《孟子外书》所记“孙卿子自楚至齐见孟子而论性”一事,世人皆谓之伪,但在钱穆的考辨和时空定位中,却未必不是事实。因为“考鲁平公元年正值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之岁,其时孟子犹未退隐,而荀卿已以秀才有名誉”,因此,由此以推,“孟、荀相见论学,固非不可能之事也”。(20)钱氏所言诚是。

  由以上可见,在几个关键节点上,较之他人的研究,钱穆的解读和考辨确实更加近情合理,因此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钱氏的研究也并非所有的环节和结论都严谨精当、无可挑剔,同样存在疏略不备、考辨不至之处。尤其在以下几个事项,尚须再行精研和斟酌,而这之中,当今一些学者的研究颇值得参考,因为他们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可弥补钱氏《荀卿考》的缺憾和不足。

  第一,关于荀子至赵及议兵的时间。钱穆《荀卿考》认为,“其去秦东归,约当长平一役前后,其在赵则值邯郸之围。”并依据“《臣道篇》极称平原、信陵两人功”,而判定“其与临武君议兵赵孝成王前,疑在邯郸围解后。”(21)邯郸围解在公元前257年。钱穆的考辨虽给出了大致的时段和范围,但证据和底气明显不足。而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廖名春的考证比较切实准确。他所援引的证据直接来自《议兵》篇本文:“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上地”即上党之地。公元前262年,秦伐韩之上当,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但至公元前259年时,秦军乘长平之战大胜赵军之机,又从赵人手中夺走了上党。此即《议兵》篇所云“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而就在两年之后,即公元前257年,邯郸之役,秦军战败,韩国便又趁机收复了上党。观《议兵》所言,仅及秦国夺走上党,而未及韩国收复上党。由此可断,荀子议兵既不可能在公元前259年秦取上党之前,也不会在公元前257年邯郸围解、韩国收复上党之后,而“应定在公元前259-前257年之间”。(22)

  第二,关于荀子议兵以后及终老之地。钱穆对荀子行历的考辨止于邯郸之役及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议兵之后则一概阙如。这不能不说是钱氏《荀卿考》的一个缺憾。

  关于荀子终老之地,今天少有争议,但清代以来也确实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就曾即此表达过疑义。门人有问:“《荀卿传》‘葬兰陵’,而《国策》谓其归赵,且录其绝春申之书。谁是?”全祖望答曰;“恐是《国策》为是。……今观《国策》拒春申之书,其辞醇古,非荀子不能为也。”(23)其后,黄式三亦认为“《史传》‘春申君死荀卿废’之语难信也”,因为“荀子是时,年已八十余。反赵之后,无弃赵卿而再仕兰陵之理。且观下所答春申君之书,大概可见。”(24)在此问题上,钱穆的推论与黄氏略同。据其考定,邯郸之围,荀子在赵,荀书中“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一事即发生在此时。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依钱穆先生的观解,对于一个其时已年踰八十的老人来说,不止是“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一事不足信,就是单纯的由赵国再至楚国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他最后推导出来的结论与全祖望、黄式三相同——“卿殆终老于赵也。”(25)

  客观而论,上述推导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道理,但若就结论而言,论据显然并不足够。荀子终老兰陵,清代以前并无异说,《国策》虽有“归赵”的记载,但并未云其终老何地,更何况最重要的遗存物证——荀子墓,至今仍然只有兰陵一处,包括赵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既无记载,更无发现。所以,如果说因与常识或经验殊为悖离,“荀子年八十而为兰陵令”确实颇可质疑的话,那么史籍所载“因葬兰陵”一事,到目前为止,则仍然是一个很难证伪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就连全祖望和钱穆也是相当存疑的。故全祖望在表达疑义之后,接着补充道:“则或者荀子辞春申而去,及春申死,荀子以甘棠之旧,复游兰陵而卒焉,亦未可定。”而钱穆则是在《春申君封荀卿为兰陵令辨》中作一备注,曰:“《史记》又云:‘荀卿卒,因葬兰陵。’刘向《叙录》云:‘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荀卿。’二说若信,则卿与兰陵洵有渊源,殆以初曾为令其地,故遂退老,卒因葬焉,而后人又思慕之如是耶?”(26)比较全氏和钱氏各自前后两种说法,补充、备注之说无疑更加审慎和恰当。

  那么,议兵之后,荀子的行历到底如何呢?根据史籍记载和多数人的共识,荀子在赵“卒不能用”,之后便回到了齐国。但居齐不久,即因“齐人或谗荀卿”,而于齐王建十年、楚考列王八年,即公元前255年,便又离开齐国,重返他“初曾为令”之地——楚国兰陵,由此开启了一个长达近二十年之久的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人生最后历程,于公元前236年前后,“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第三,《盐铁论·毁学》有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覩其罹不测之祸也。”于此条记载,钱氏的考辨亦不曾有及,但实不能置若罔闻。就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或存疑(如梁启超、梁启雄等),或采信(如汪中、游国恩、蒋伯潜等),而胡适则径认为《盐铁论》所说不值一驳。李斯相秦之年,史无确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大致可知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三十四年(前213年)之间。若此而然,《盐铁论》的记载当然也无法得到钱穆的认可,因为以此为下限而计算出来的荀子年寿至少亦有一百二十岁之多。于理不近,殊难从信。但是,从《史记·李斯列传》中,我们却可以获得另外一种解读。“李斯被杀在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他在狱中曾上书给二世,说:‘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当时他作为囚徒,自然不敢矜功自傲、故意把自己任丞相的时间拉长计算。如果由此上推30年,当在前237年左右,正是春申君死年以后,荀卿废居兰陵时期。”(27)由此以论,荀子及见李斯相秦并为之不食,确实亦非不可有之事。

  第四,关于春申君与荀子的关系。关于春申君,钱穆曰:“《史记》谓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终老兰陵,其语不可信。”依笔者之见,钱先生此话恐不全对。荀子若果真曾有为令兰陵的经历,那么诚如其所言,事情确应发生在湣王末年、荀子年当五十五六的那次离齐适楚,而不应该是在楚考列王八年、荀子已年踰八十的这次离齐适楚。但即便如此,也不可直接判定《史记》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一语纯属虚妄而无实质意义。就实而论,春申君会任命一位年踰八十的老者去做兰陵令,而老者竟然也会去出任兰陵令,这种事情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有一点,在荀子的人生历程中,春申君作为一个重要角色的存在却基本上是不需要怀疑的。亦或许正如钱穆所言,在湣王末年的那次离齐适楚时期,荀子确曾因有春申君的举荐而为令于兰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春申君之于荀子不但有知遇之恩,而且在荀子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的规划和设计中,他很可能是被荀子特别寄予厚望和期待的一个人。若然,春申君之死对荀子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换言之,所谓“春申君死而荀卿废”,不见得一定是指“废官”,对荀子来说,更意味着此生此世政治生命和价值理想的终结。“春申道缀基毕输”,荀书《成相》篇的一句慨叹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28)所以,在考定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时,无论如何,春申君之死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准此,以钱穆先生的考辨为主轴,稽之载籍,衷以事理,荀子的行历和生卒年代竟亦纷然有序,梗概可知。试列年表如下:

  荀子行历述考及补正

  

荀子行历述考及补正

     

  ①今人中,唯钱穆先生对此持有异议。参见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②关于刘向《叙录》“年五十”之记载,史料亦存两说。今本《叙录》作“年五十”,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刘向语为“年十五始来游学”,元代吴师道《战国策校注》亦引为“年十五”。钱穆《荀卿年十五之齐考》曰:“疑今作‘五十’者皆误倒。”

  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7年,第304-305页。

  ④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165页。

  ⑤梁涛:《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⑥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⑦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6页。

  ⑧由《史记·六国年表》推算出来的齐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42年至公元前324年;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通表》所考证的齐宣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

  ⑨廖名春、梁涛等学者则认为“说齐相”一事发生在齐王建时期。说见廖名春《〈荀子〉新探》、梁涛《荀子行年新考》。

  ⑩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7、8页。

  (11)《唐仲友序》,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页。

  (12)见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5、116页。

  (13)胡元仪:《郇卿别传》,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3页。

  (14)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3页。

  (15)游国恩:《荀卿考》,《古史辨》四,第96页。

  (16)《礼记·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

  (17)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7、118、119页。

  (18)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120页。

  (19)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页。

  (20)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6页。

  (21)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2、123页。

  (22)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第21、22、23、24页。

  (23)全祖望:《经史问答》卷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998页。

  (24)黄式三:《周季编略》,清同冶十二年(1873)浙江书局刻本。

  (25)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3页。

  (26)钱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0页。

  (27)刘蔚华:《荀况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

  (28)郝懿行《荀子补注》曰:“此语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为兰陵令,盖将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连缀俱亡,基亦输矣。”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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