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学发微

On Yan Yuan’s Practical Learning

  作者简介:许宁(1973- ),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陕西 西安 710062

  原发信息:《东岳论丛》第20207期

  内容提要:“批判实学”是颜元哲学的理论定位与精神旨归。颜元认为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代表了儒学正宗,他“以破为立”,对儒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省思,在工夫路径上主张以动济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以实药空,追求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以苦为乐的儒家“孔颜乐处”境界。

  关键词:颜元/事物/习行/批判实学

  标题注释: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关中王学研究”(项目编号:17GZGX17)阶段性成果。

 

  按照葛荣晋先生的观点,明清实学可划分为以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实体实学”,以陈子龙、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以徐光启、方以智为代表的“科技实学”,以李贽、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实学”,以顾炎武、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实学”①。本文认为以颜元、李塨为代表形成了明清实学思潮中的“批判实学”。

  众所周知,明清实学是相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学术流弊的反动而产生的学术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理学的深刻反思与强烈批判。在颜元的学思历程中,批判不仅贯穿了其生命始终,而且构成了他的哲学主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颜元对理学的批判范围最广,火力最猛,态度最坚决,鞭挞最激烈。梁启超肯定颜元“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②。在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颜元也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理论体系——批判实学。

  一、以正显伪:批判实学的思想基准

  颜元认为:“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③他认为,佛、老之学是“异学”的代表,宋儒之学是似是而非的“伪学”的代表④。而尧、舜、周、孔代表了儒学正宗,肯定尧、舜“三事六府”,周、孔“三物四教”是“正学”的主要内容。

  所谓“三事六府”,出自《尚书·大禹谟》,“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六府”关乎养民之政,乃是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总为“三事”,分言“六府”,六府可以纳入三事当中,作为三事的具体条目。

  所谓“三物”,出自《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认为,三物与三事名异而实同。“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⑤

  所谓孔子“四教”,指“文行忠信”。在颜元看来,四教与三物亦名异而实同。“孔之‘文’即周之‘艺’;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总括周之‘六德’也。”⑥

  所以,儒家正学的道统在尧舜为“三事”,在周公为“三物”,至孔子发展为“四教”,究其实质是以“事物”为中心的教化之道。“夫尧、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学而必以‘物’名,俨若预烛后世必有离事离物而为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而先为之防杜者。”⑦颜元肯定《大学》得古圣真传,修齐治平无往而不是正德、利用、厚生:“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齐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错之治、平,出其修、齐者,与国、天下共之而已。”⑧颜元指出,圣贤所传事物之教,学即所用,用即所学,为学目的不在于注解经书,而在于习行历练“三事”“三物”。

  因此,颜元自认赓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及孟子一脉,展开为“正学”道统的精神谱系,以此为思想基准,反对宋明理学所标榜的周(濂溪)、程(明道、伊川)、朱(晦庵)、陆(象山)、薛(敬轩)、王(阳明)一系的“伪学”道统。

  二、以破为立:批判实学的建构原则

  颜元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不是目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理论形态的建构。他挺立“勇破成套,大树儒帜”⑨的学术宗旨,确定“舍末务本”“敛华就实”“去假求真”⑩三大标准,体现为批判实学之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大破大立的建构原则(11)。他提出:“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12),“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13)。

  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是颜元自身的学术思想演进的逻辑呈现。颜元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4岁到34岁,属于“参杂朱陆”时期。颜元一度对陆王心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视之为孔孟后身,从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著《求源歌》《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说》,见者称为“真陆王”。随后,他阅读《性理大全》,以及周、程、张、朱等著述,幡然改志,以为比陆王更加纯粹切实,又视之为孔孟后身。34岁时,值养祖母去世,颜元居丧严守朱子《家礼》,几至哀杀,深感有违性情。“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矣。朱学盖已参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14)“元平生之笃服两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泽于两派先生也如此,将谓叛其道也,敢乎哉?将谓反操戈也,忍乎哉?”(15)由此,颜元对朱陆之学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转入第二个阶段。二是34岁到57岁,属于“将就程朱”时期。颜元觉悟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故将书房“思古斋”更名为“习斋”,撰述《存性编》《存学编》,尚将程朱视为圣门支派,“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将就,作儒统之饩羊”(16)。颜元的治学重点开始转静为动,转虚为实,以明行尧舜周孔之道为己任,从事于全体大用之学。三是57岁以后属于“必破程朱”时期。1691年,颜元南游中州,遍访师友,习武论道,但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17)。颜元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冲突进一步激化和外显,他对程朱理学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士风堕落深恶痛绝,以彻底决绝的态度公然与程朱理学为敌,南游中州成为批判实学真正成熟的思想标识。

  另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又是对于儒学发展历程的系统性理论省思。在他看来,秦汉以降尧、舜、周、孔学亡道丧,造成学术、人才、政事、士风的流荡。对于汉代学术而言,正因为滥觞于章句训诂,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对于魏晋学术而言,正因为妄希于清谈玄理,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对于隋唐释老之学而言,所谓“静极生觉”“洞照万象”,实为“镜花水月”,“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18)。

  宋明学术则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周孔正学小坏于汉唐,大坏于宋明,群天下人归于之乎者也、思读讲著,指斥办干政事为粗豪俗吏,讥讽经济生民为功利杂霸,奔走于富贵名利之场,贪恋于从祀庙廷之典,“全无立身致用分毫本领……大言道统,真伪儒也,贼儒也。可杀!可杀!”(19)朱子终其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厥功至伟,被尊称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颜元公然宣称“其注解经书之功,不敌其废乱圣学之罪”(20)。颜元对朱子的批判简直登峰造极,斥之为“砒霜”“疫毒”,“满口胡说”“令人欲呕”,认为朱子以禅宗为根本,以章句为工夫,以著述为事业,既“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21),所谓“半日静坐”,是因袭佛教的禅定静修;所谓“半日读书”,是照搬汉儒的章句训诂。朱、陆二家互争短长,彼此攻讦,“其实与禅一条路径,一般伎俩,只名为儒,手执经不同耳”(22)。故此,他既撰写《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又写了《王学质疑》,指出朱、陆二者皆非尧舜周孔之“正学”,反对“朱学胜陆”“陆学胜朱”或“朱陆合一”等观点。

  颜元秉持“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的精神,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寓破于立,断是非,辨真伪,建构了批判实学体系,“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23)。

On Yan Yuan’s Practical Learning

  作者简介:许宁(1973- ),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陕西 西安 710062

  原发信息:《东岳论丛》第20207期

  内容提要:“批判实学”是颜元哲学的理论定位与精神旨归。颜元认为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代表了儒学正宗,他“以破为立”,对儒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省思,在工夫路径上主张以动济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以实药空,追求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以苦为乐的儒家“孔颜乐处”境界。

  关键词:颜元/事物/习行/批判实学

  标题注释: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关中王学研究”(项目编号:17GZGX17)阶段性成果。

 

  按照葛荣晋先生的观点,明清实学可划分为以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实体实学”,以陈子龙、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以徐光启、方以智为代表的“科技实学”,以李贽、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实学”,以顾炎武、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实学”①。本文认为以颜元、李塨为代表形成了明清实学思潮中的“批判实学”。

  众所周知,明清实学是相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学术流弊的反动而产生的学术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有对理学的深刻反思与强烈批判。在颜元的学思历程中,批判不仅贯穿了其生命始终,而且构成了他的哲学主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颜元对理学的批判范围最广,火力最猛,态度最坚决,鞭挞最激烈。梁启超肯定颜元“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②。在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颜元也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理论体系——批判实学。

  一、以正显伪:批判实学的思想基准

  颜元认为:“天下宁有异学,不可有假学;异学能乱正学,而不能灭正学,有似是而非之学,乃灭之矣。”③他认为,佛、老之学是“异学”的代表,宋儒之学是似是而非的“伪学”的代表④。而尧、舜、周、孔代表了儒学正宗,肯定尧、舜“三事六府”,周、孔“三物四教”是“正学”的主要内容。

  所谓“三事六府”,出自《尚书·大禹谟》,“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六府”关乎养民之政,乃是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其中总为“三事”,分言“六府”,六府可以纳入三事当中,作为三事的具体条目。

  所谓“三物”,出自《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认为,三物与三事名异而实同。“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⑤

  所谓孔子“四教”,指“文行忠信”。在颜元看来,四教与三物亦名异而实同。“孔之‘文’即周之‘艺’;行即周之‘六行’,忠、信即总括周之‘六德’也。”⑥

  所以,儒家正学的道统在尧舜为“三事”,在周公为“三物”,至孔子发展为“四教”,究其实质是以“事物”为中心的教化之道。“夫尧、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学而必以‘物’名,俨若预烛后世必有离事离物而为心口悬空之道、纸墨虚华之学,而先为之防杜者。”⑦颜元肯定《大学》得古圣真传,修齐治平无往而不是正德、利用、厚生:“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齐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错之治、平,出其修、齐者,与国、天下共之而已。”⑧颜元指出,圣贤所传事物之教,学即所用,用即所学,为学目的不在于注解经书,而在于习行历练“三事”“三物”。

  因此,颜元自认赓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及孟子一脉,展开为“正学”道统的精神谱系,以此为思想基准,反对宋明理学所标榜的周(濂溪)、程(明道、伊川)、朱(晦庵)、陆(象山)、薛(敬轩)、王(阳明)一系的“伪学”道统。

  二、以破为立:批判实学的建构原则

  颜元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不是目的,同时也伴随着新理论形态的建构。他挺立“勇破成套,大树儒帜”⑨的学术宗旨,确定“舍末务本”“敛华就实”“去假求真”⑩三大标准,体现为批判实学之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大破大立的建构原则(11)。他提出:“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12),“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13)。

  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是颜元自身的学术思想演进的逻辑呈现。颜元的学术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4岁到34岁,属于“参杂朱陆”时期。颜元一度对陆王心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视之为孔孟后身,从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著《求源歌》《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说》,见者称为“真陆王”。随后,他阅读《性理大全》,以及周、程、张、朱等著述,幡然改志,以为比陆王更加纯粹切实,又视之为孔孟后身。34岁时,值养祖母去世,颜元居丧严守朱子《家礼》,几至哀杀,深感有违性情。“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矣。朱学盖已参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14)“元平生之笃服两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泽于两派先生也如此,将谓叛其道也,敢乎哉?将谓反操戈也,忍乎哉?”(15)由此,颜元对朱陆之学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转入第二个阶段。二是34岁到57岁,属于“将就程朱”时期。颜元觉悟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故将书房“思古斋”更名为“习斋”,撰述《存性编》《存学编》,尚将程朱视为圣门支派,“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将就,作儒统之饩羊”(16)。颜元的治学重点开始转静为动,转虚为实,以明行尧舜周孔之道为己任,从事于全体大用之学。三是57岁以后属于“必破程朱”时期。1691年,颜元南游中州,遍访师友,习武论道,但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17)。颜元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冲突进一步激化和外显,他对程朱理学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士风堕落深恶痛绝,以彻底决绝的态度公然与程朱理学为敌,南游中州成为批判实学真正成熟的思想标识。

  另一方面,批判实学的“以破为立”原则又是对于儒学发展历程的系统性理论省思。在他看来,秦汉以降尧、舜、周、孔学亡道丧,造成学术、人才、政事、士风的流荡。对于汉代学术而言,正因为滥觞于章句训诂,不知章句所以传圣贤之道,而非圣贤之道;对于魏晋学术而言,正因为妄希于清谈玄理,不知清谈所以阐圣贤之学,而非圣贤之学。对于隋唐释老之学而言,所谓“静极生觉”“洞照万象”,实为“镜花水月”,“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18)。

  宋明学术则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周孔正学小坏于汉唐,大坏于宋明,群天下人归于之乎者也、思读讲著,指斥办干政事为粗豪俗吏,讥讽经济生民为功利杂霸,奔走于富贵名利之场,贪恋于从祀庙廷之典,“全无立身致用分毫本领……大言道统,真伪儒也,贼儒也。可杀!可杀!”(19)朱子终其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厥功至伟,被尊称为孔子之后一人而已。但颜元公然宣称“其注解经书之功,不敌其废乱圣学之罪”(20)。颜元对朱子的批判简直登峰造极,斥之为“砒霜”“疫毒”,“满口胡说”“令人欲呕”,认为朱子以禅宗为根本,以章句为工夫,以著述为事业,既“混儒于释,又援释入儒”(21),所谓“半日静坐”,是因袭佛教的禅定静修;所谓“半日读书”,是照搬汉儒的章句训诂。朱、陆二家互争短长,彼此攻讦,“其实与禅一条路径,一般伎俩,只名为儒,手执经不同耳”(22)。故此,他既撰写《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又写了《王学质疑》,指出朱、陆二者皆非尧舜周孔之“正学”,反对“朱学胜陆”“陆学胜朱”或“朱陆合一”等观点。

  颜元秉持“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的精神,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寓破于立,断是非,辨真伪,建构了批判实学体系,“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23)。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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