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用“儒学”嫁接的“国体论”

  作者: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国体”一词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作为显示日本国家正统性的词语被频繁地使用。日本近代的“国体论”,要求实行“万世一系”的皇统,是一种强调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支撑着“国体”的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国体论”与中国的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日本近代采用了儒学的某些词汇嫁接了“国体论”。例如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了中国儒学的“天意”、“天道”之词,以此说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天道”“万世一系”地实行统治。嫁接中国儒学的“仁义忠孝”之道,形成的“忠孝一本”是日本近代“国体”的精华,是国民道德的要义。日本学者也肯定了中国儒学“仁义忠孝”对日本近代“国体论”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嫁接了中国儒学的日本近代“国体论”,后来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利用,滑向了军国主义,演变成了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偏离了中国儒家思想的主旨。

  关键词: “国体论”,嫁接,儒学

  来源:《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15XZX005) 的阶段性成果。

 

  “国体”一词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作为显示日本国家正统性的词语被频繁地使用,但“国体”一词所指的内容又各有差异,正如日本学者指出:“‘国体’一词自明治以来开始使用,但关于其内容莫衷一是。”[1] “国体论”顾名思义即关于“国体”的理论。“国体”之词深受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学家瞩目。“国体”之词早在《管子》中就有论述:“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2]意思是说君臣父子的五行之官,基本上具有组成国家的要素。《春秋毂梁传》中就有:“大夫,国体也”之语,《晋书》、《汉书》中也有“国体”之词,日本的汉学家早就中国书籍中的“国体”一词有所接触,后来,日本的汉学家把“国体”解释为“君民同祖”“万世一系”的国家观,并且强调日本的国体、政体,强调国君对臣民的慈善之心,并且对臣民爱抚、尽恳切之情;也强调臣民对君父尽忠尽孝,不惜牺牲生命。日本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颁布“教育敕语”成了体制方面的“国体论”,要求实行“万世一系”的皇统,是一种强调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支撑着“国体”的理论。1935年(昭和十年)岡田内阁发布《关于国体明征声明的政府声明》(日文:《国体明徴に関する政府声明》),在“国体明征声明”中明示“天皇”统治权是主体,宣言日本是“天皇”统治的国家。1937年日本文部省发行了国民教育的出版物,根据神话,阐述了国体的尊严、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服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国体论”与中国的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原因是日本近代用中国儒学的词汇及思想嫁接了“国体论”,具体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中国儒学的“天意”、“天道”之词

  日本近代“万世一系”的“国体论”,是以“神话”作为支撑的,而日本学者在追溯日本固有神话的时候,采用了许多中国儒学的词汇。

  在《日本变政考》中曰:“明治元年正月元日,旧皇御紫宸殿,率公卿、诸侯、藩士、贡士、征士祭天神地袛毕。……国民一体,无分别失望。”[3]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久米邦武曾在《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神道乃祭天之古俗”的论文,批判了神道家认为“神道”是日本独有的宗教,认为以“国体”为基础学说的错误,他指出:“为保持值得夸耀的国体,顺应时运,依次进化,皇室方能更为尊贵、繁荣,国家也更为强盛。但世上亦有人终生只讲神话时代,言无益处,主张国体创于神道,希望永在其襁褓之中,栖息于祭政一致之国。”[4]当然久米邦武的学说很快遭到了神道国学派的还击,并且也发表论文《质问久米邦武氏》,继而久米邦武被帝国大学停职,于是久米邦武转到了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

  然日本近代“天皇”地位的强化,是借助于嫁接了中国儒学“天意”、“天道”词汇构建的“国体论”。日本近代的“国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中,并且通过颁布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教育敕语》而使的日本的“本体论”得到强化。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公布实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为“明治宪法”,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开始施行,“明治宪法”的第一章明确了:“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5]根据“皇祖”的“神意”,依据“天意”,“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旨意,于是“天皇”被置于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而“国体”,则是规定了“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从而这部宪法具备了立宪主义与“国体论”的要素。“明治宪法”的“告文”中有“惟此皆绍述皇祖皇宗贻赐后裔之统治洪范” [6],而“洪范”之词就是嫁接了中国儒学中“洪范”之词语。而“洪范”之语出自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学家著作,《洪范》旧传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现在有学者认为《洪范》是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学家著作,但也有学者认为《洪范》是春秋时期的著作,其中阐释了大禹治水有功,于是“上帝”就赐予大禹“洪范九畴”,于是治国的法理就制定下来,这一切都是“天道”,遵守了“天意”,即因为大禹到得了上帝赐予的“洪范九畴”,继而《洪范》提出了“五行”说,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而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告文中出现“洪范”之语,嫁接儒学词汇于其“本体论”中,试图以此说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天道”,而“万世一系”地实行统治。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在日本颁布“教育敕语”,这是针对全盘西化,决心振兴皇权主义的国家纲领。可以说“教育敕语”是日本全盘西化到日本开始重新提倡儒学的背景下而产生的。虽然在日本被冷落多年的儒学,看到了复兴的曙光,但是儒学已经很难回到日本江户时代的崇高地位,只是被日本的统治者利用、嫁接到他们的“国体论”中与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认为日本国是依照“天照大神”之意而形成,此后代代相传,至到“神武天皇”创立帝国。之后数千年皇统延续,皇威远播,凌驾万国,强调天皇的血统系于神,并且绵延不断,因而日本称为“神国”。从此“天皇万岁”的口号也盛行起来,其实在日本的古代,也模仿中国喊过“天皇万岁”,大概由于天皇没有实权,后来“天皇万岁”就没有人喊了。而“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颁布后,强化了“天皇”的地位,故而“天皇万岁”在日本就响彻起来。《教育敕语》草案中也采用了中国儒学的 “天意”“天道”等很多词汇,例如:“不忠不孝于君父将得罪于天,尽忠尽孝则达天意,幸福可期。……以吾心为神居之所,乃通天者。畏天敬神,必先静心诚实。心不静不诚,则无可伪装为通天意。……天道者,福善祸淫,好善恶恶乃人性自然……,不问所奉之教,凡誓言护国尽忠义者,皆为我之善良臣民。”[7]通过使用“天道”、“天意”这些儒学词汇,使日本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作为历史而实体化,把日本天皇作为始祖,使得天皇政治体制获得神授而合法化。正像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分析:“通过朗读‘奉读’《敕语》这一行为,‘国体’这种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在对师生的身体性动员的形式中得到实体性显现,从而使皇国的意志在每一个‘臣民’的精神中反复得到确认。”[8]通过神话叙事,根据“天意”,顺应“天道”,使“天皇”神格化,使皇统绵延正当化,凸显“天皇”的政治权威,从而彰显日本近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本体论”。

   二、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中国儒学的“仁义忠孝”之道

  1890年10月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中国儒学融入了日本的“国体精华”之中。《教育敕语》实际上是以日本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嫁接了中国儒学的“忠”、“孝”等伦理条目,《教育敕语》中写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合、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尊国法。”[9]可见,将中国儒学中的“仁义忠孝”融入到了其国体精华之中。之前在日本特别推崇儒学的团体也纷纷转向,转到利用儒学为日本“国体论”辩护的轨道上来,例如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于1918年解散,并且在原有“斯文学会”的基础上的成员与汉文学会、研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合并,成立了新的“斯文会”,会则中规定了“斯文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儒学赞誉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发扬日本之“国体”精华。例如《斯文会趣意书》中指出:“独我日本帝国巍然卓立其间,不仅奉戴万世不易之皇室,维持金瓯无缺之国体,更有发展伸张之势。盖维新以来,上下一致,以我国体之精华为基础,广求知识于世界,力革旧来陋习,故能盛行经纶。……仔细想来,明治天皇所宣示之教育敕语,固然源于吾邦固有之道德及皇祖皇宗之遗训,亦几乎完全与儒道精神相符合。盖列圣始终以儒道作为修齐之具、治平之法,其与我德教融合浑化,固其所也。是以教育敕语之圣旨籍儒道亦可阐明,儒道之本义益由教育敕语可增其权威。此乃我同志相谋、同忧相会以斯大大振起儒道、宣传教育敕语之圣旨之故。……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着力于精神文明之振兴,使得能与彼之发达的利用厚生之物质文明相伴以行。果能如此便足以永昌国运,扬我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10]可见,日本的学者也确信近代“本体论”融入了中国的儒学,故而实现其 “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扬日本“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的目的。

  日本近代“天皇”等同于国家,“天皇”有绝对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天皇”和日本臣民都是“天祖”的后裔,并且皇室是国民的宗家,臣民对“天皇”尽忠尽孝是应尽的本分,认为“忠”与“孝”是互相联系的,并且日本学者认为天皇家长制的“国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育敕语》草案中就采用了中国儒学的“忠孝”“仁义”等很多词汇,例如:“忠孝者,人伦之大本,其原实出于天,生我国者,皆是朕臣子也。……对于为其君父的万世一系之帝室,须常存忠孝之心,各应尽其职分,务合天意。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11]并且井上毅也认为:“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以为国之光,此乃国体之美,实为教育之本源。”[12] “教育敕语”颁布后,日本许多学者进行解读,日本著名学者重野安绎在帝国大学《敕语》拜读会上说:“敕语的大意……即五伦五常之道。假如说五伦五常是儒教的名目的话,那就不能不说这也是儒教主义的。”[13]研究中国哲学的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敕语》的主旨,是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以备不虞之变。……孝悌忠信与爱国之主义,乃国家一日不可缺也。无论时之古今,不问洋之东西,凡组织国家者,必欲实行此主义也。”[14]并且井上哲次郎坚信,如果日本用《敕语》教育民众,怀有孝悌忠信以及爱国之心,则日本国民不出数十年,一定会大改其面貌。上哲次郎教授利用日本传统中的儒学观念,结合国家主义学说阐释“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的两大德育纲目,说明臣民对天皇的“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是应尽的义务,并且井上哲次郎教授认为日本国民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道德,也是日本国体的道德,进而提出了国体教育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井上哲次郎也从他的视野阐释了日本主义精神。

  “忠孝一本”是日本近代“国体”的精华,是国民道德的要义。日本学者不否认中国儒学“仁义忠孝”对他们的影响,188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儒学团体,1880年2月在报纸上刊登的《斯文学会开设报告文》中有:“本邦之所以文物具备、风俗淳厚而有君子国之称,虽基于固有之美、源于太古之风,但古来中国之文学之传入,所谓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为历朝所采纳,举世所崇尚亦不可否认。”[15]十九世纪的日本明治时期,建立了“一君万民”并且臣民绝对天皇权威的“国体”。日本把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纳入了其“国体论”,日本国体上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要求臣民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甚至用杀身成仁,以报答君恩。日本近代的“国体论”,是以忠孝为“国体”之要义,全体国民对“天皇”绝对地尽忠尽孝。

  作者:史少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国体”一词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作为显示日本国家正统性的词语被频繁地使用。日本近代的“国体论”,要求实行“万世一系”的皇统,是一种强调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支撑着“国体”的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国体论”与中国的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日本近代采用了儒学的某些词汇嫁接了“国体论”。例如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了中国儒学的“天意”、“天道”之词,以此说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天道”“万世一系”地实行统治。嫁接中国儒学的“仁义忠孝”之道,形成的“忠孝一本”是日本近代“国体”的精华,是国民道德的要义。日本学者也肯定了中国儒学“仁义忠孝”对日本近代“国体论”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嫁接了中国儒学的日本近代“国体论”,后来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利用,滑向了军国主义,演变成了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偏离了中国儒家思想的主旨。

  关键词: “国体论”,嫁接,儒学

  来源:《哲学动态》2017年第9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15XZX005) 的阶段性成果。

 

  “国体”一词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作为显示日本国家正统性的词语被频繁地使用,但“国体”一词所指的内容又各有差异,正如日本学者指出:“‘国体’一词自明治以来开始使用,但关于其内容莫衷一是。”[1] “国体论”顾名思义即关于“国体”的理论。“国体”之词深受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学家瞩目。“国体”之词早在《管子》中就有论述:“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2]意思是说君臣父子的五行之官,基本上具有组成国家的要素。《春秋毂梁传》中就有:“大夫,国体也”之语,《晋书》、《汉书》中也有“国体”之词,日本的汉学家早就中国书籍中的“国体”一词有所接触,后来,日本的汉学家把“国体”解释为“君民同祖”“万世一系”的国家观,并且强调日本的国体、政体,强调国君对臣民的慈善之心,并且对臣民爱抚、尽恳切之情;也强调臣民对君父尽忠尽孝,不惜牺牲生命。日本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颁布“教育敕语”成了体制方面的“国体论”,要求实行“万世一系”的皇统,是一种强调国民对天皇绝对效忠支撑着“国体”的理论。1935年(昭和十年)岡田内阁发布《关于国体明征声明的政府声明》(日文:《国体明徴に関する政府声明》),在“国体明征声明”中明示“天皇”统治权是主体,宣言日本是“天皇”统治的国家。1937年日本文部省发行了国民教育的出版物,根据神话,阐述了国体的尊严、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服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国体论”与中国的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原因是日本近代用中国儒学的词汇及思想嫁接了“国体论”,具体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中国儒学的“天意”、“天道”之词

  日本近代“万世一系”的“国体论”,是以“神话”作为支撑的,而日本学者在追溯日本固有神话的时候,采用了许多中国儒学的词汇。

  在《日本变政考》中曰:“明治元年正月元日,旧皇御紫宸殿,率公卿、诸侯、藩士、贡士、征士祭天神地袛毕。……国民一体,无分别失望。”[3]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久米邦武曾在《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神道乃祭天之古俗”的论文,批判了神道家认为“神道”是日本独有的宗教,认为以“国体”为基础学说的错误,他指出:“为保持值得夸耀的国体,顺应时运,依次进化,皇室方能更为尊贵、繁荣,国家也更为强盛。但世上亦有人终生只讲神话时代,言无益处,主张国体创于神道,希望永在其襁褓之中,栖息于祭政一致之国。”[4]当然久米邦武的学说很快遭到了神道国学派的还击,并且也发表论文《质问久米邦武氏》,继而久米邦武被帝国大学停职,于是久米邦武转到了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

  然日本近代“天皇”地位的强化,是借助于嫁接了中国儒学“天意”、“天道”词汇构建的“国体论”。日本近代的“国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中,并且通过颁布施行《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教育敕语》而使的日本的“本体论”得到强化。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公布实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为“明治宪法”,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开始施行,“明治宪法”的第一章明确了:“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二条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5]根据“皇祖”的“神意”,依据“天意”,“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旨意,于是“天皇”被置于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而“国体”,则是规定了“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从而这部宪法具备了立宪主义与“国体论”的要素。“明治宪法”的“告文”中有“惟此皆绍述皇祖皇宗贻赐后裔之统治洪范” [6],而“洪范”之词就是嫁接了中国儒学中“洪范”之词语。而“洪范”之语出自于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学家著作,《洪范》旧传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现在有学者认为《洪范》是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学家著作,但也有学者认为《洪范》是春秋时期的著作,其中阐释了大禹治水有功,于是“上帝”就赐予大禹“洪范九畴”,于是治国的法理就制定下来,这一切都是“天道”,遵守了“天意”,即因为大禹到得了上帝赐予的“洪范九畴”,继而《洪范》提出了“五行”说,主张天子建立“皇极”,实行赏罚,使臣民顺服。而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告文中出现“洪范”之语,嫁接儒学词汇于其“本体论”中,试图以此说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天道”,而“万世一系”地实行统治。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在日本颁布“教育敕语”,这是针对全盘西化,决心振兴皇权主义的国家纲领。可以说“教育敕语”是日本全盘西化到日本开始重新提倡儒学的背景下而产生的。虽然在日本被冷落多年的儒学,看到了复兴的曙光,但是儒学已经很难回到日本江户时代的崇高地位,只是被日本的统治者利用、嫁接到他们的“国体论”中与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认为日本国是依照“天照大神”之意而形成,此后代代相传,至到“神武天皇”创立帝国。之后数千年皇统延续,皇威远播,凌驾万国,强调天皇的血统系于神,并且绵延不断,因而日本称为“神国”。从此“天皇万岁”的口号也盛行起来,其实在日本的古代,也模仿中国喊过“天皇万岁”,大概由于天皇没有实权,后来“天皇万岁”就没有人喊了。而“大日本帝国宪法”与“教育敕语”颁布后,强化了“天皇”的地位,故而“天皇万岁”在日本就响彻起来。《教育敕语》草案中也采用了中国儒学的 “天意”“天道”等很多词汇,例如:“不忠不孝于君父将得罪于天,尽忠尽孝则达天意,幸福可期。……以吾心为神居之所,乃通天者。畏天敬神,必先静心诚实。心不静不诚,则无可伪装为通天意。……天道者,福善祸淫,好善恶恶乃人性自然……,不问所奉之教,凡誓言护国尽忠义者,皆为我之善良臣民。”[7]通过使用“天道”、“天意”这些儒学词汇,使日本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作为历史而实体化,把日本天皇作为始祖,使得天皇政治体制获得神授而合法化。正像日本学者小森阳一分析:“通过朗读‘奉读’《敕语》这一行为,‘国体’这种仅仅是观念的东西在对师生的身体性动员的形式中得到实体性显现,从而使皇国的意志在每一个‘臣民’的精神中反复得到确认。”[8]通过神话叙事,根据“天意”,顺应“天道”,使“天皇”神格化,使皇统绵延正当化,凸显“天皇”的政治权威,从而彰显日本近代“天皇”万世一系的“本体论”。

   二、日本近代“国体论”嫁接中国儒学的“仁义忠孝”之道

  1890年10月日本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将中国儒学融入了日本的“国体精华”之中。《教育敕语》实际上是以日本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嫁接了中国儒学的“忠”、“孝”等伦理条目,《教育敕语》中写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合、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尊国法。”[9]可见,将中国儒学中的“仁义忠孝”融入到了其国体精华之中。之前在日本特别推崇儒学的团体也纷纷转向,转到利用儒学为日本“国体论”辩护的轨道上来,例如1880年成立的“斯文学会”于1918年解散,并且在原有“斯文学会”的基础上的成员与汉文学会、研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合并,成立了新的“斯文会”,会则中规定了“斯文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儒学赞誉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发扬日本之“国体”精华。例如《斯文会趣意书》中指出:“独我日本帝国巍然卓立其间,不仅奉戴万世不易之皇室,维持金瓯无缺之国体,更有发展伸张之势。盖维新以来,上下一致,以我国体之精华为基础,广求知识于世界,力革旧来陋习,故能盛行经纶。……仔细想来,明治天皇所宣示之教育敕语,固然源于吾邦固有之道德及皇祖皇宗之遗训,亦几乎完全与儒道精神相符合。盖列圣始终以儒道作为修齐之具、治平之法,其与我德教融合浑化,固其所也。是以教育敕语之圣旨籍儒道亦可阐明,儒道之本义益由教育敕语可增其权威。此乃我同志相谋、同忧相会以斯大大振起儒道、宣传教育敕语之圣旨之故。……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着力于精神文明之振兴,使得能与彼之发达的利用厚生之物质文明相伴以行。果能如此便足以永昌国运,扬我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10]可见,日本的学者也确信近代“本体论”融入了中国的儒学,故而实现其 “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扬日本“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的目的。

  日本近代“天皇”等同于国家,“天皇”有绝对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权力,认为“天皇”和日本臣民都是“天祖”的后裔,并且皇室是国民的宗家,臣民对“天皇”尽忠尽孝是应尽的本分,认为“忠”与“孝”是互相联系的,并且日本学者认为天皇家长制的“国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育敕语》草案中就采用了中国儒学的“忠孝”“仁义”等很多词汇,例如:“忠孝者,人伦之大本,其原实出于天,生我国者,皆是朕臣子也。……对于为其君父的万世一系之帝室,须常存忠孝之心,各应尽其职分,务合天意。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11]并且井上毅也认为:“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以为国之光,此乃国体之美,实为教育之本源。”[12] “教育敕语”颁布后,日本许多学者进行解读,日本著名学者重野安绎在帝国大学《敕语》拜读会上说:“敕语的大意……即五伦五常之道。假如说五伦五常是儒教的名目的话,那就不能不说这也是儒教主义的。”[13]研究中国哲学的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敕语》的主旨,是修孝悌忠信之德行,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以备不虞之变。……孝悌忠信与爱国之主义,乃国家一日不可缺也。无论时之古今,不问洋之东西,凡组织国家者,必欲实行此主义也。”[14]并且井上哲次郎坚信,如果日本用《敕语》教育民众,怀有孝悌忠信以及爱国之心,则日本国民不出数十年,一定会大改其面貌。上哲次郎教授利用日本传统中的儒学观念,结合国家主义学说阐释“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的两大德育纲目,说明臣民对天皇的“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是应尽的义务,并且井上哲次郎教授认为日本国民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国民性的道德,也是日本国体的道德,进而提出了国体教育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井上哲次郎也从他的视野阐释了日本主义精神。

  “忠孝一本”是日本近代“国体”的精华,是国民道德的要义。日本学者不否认中国儒学“仁义忠孝”对他们的影响,1880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儒学团体,1880年2月在报纸上刊登的《斯文学会开设报告文》中有:“本邦之所以文物具备、风俗淳厚而有君子国之称,虽基于固有之美、源于太古之风,但古来中国之文学之传入,所谓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为历朝所采纳,举世所崇尚亦不可否认。”[15]十九世纪的日本明治时期,建立了“一君万民”并且臣民绝对天皇权威的“国体”。日本把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纳入了其“国体论”,日本国体上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要求臣民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甚至用杀身成仁,以报答君恩。日本近代的“国体论”,是以忠孝为“国体”之要义,全体国民对“天皇”绝对地尽忠尽孝。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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