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How Is It Possible to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Nature and Modernity: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by Secon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 Scholars

  作者简介:刘乐恒,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齐鲁学刊》第20203期

  内容提要: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The secon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represen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Tang Junyi,Mou Zongsan and Xu Fuguan,is the height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 thought.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 Scholars,developing the approach of their older generation,defines that the essential of Confucianism is the “mind-nature”(xin xing).Meanwhile,they further inquire how to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nature and modernity; and this is the crucial issue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ism.Their responses to this question are as follows:the central core of modernit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dimension of mind-nature in Confucianism embodies the moral subjectivity.And in order to firmly establish itself,Confucian mind-heart,as moral subjectivity,will inwardly request itself to develop,from itself,the intellectual subjectivity(science)and public subjectivity(democracy).Thus,on the issu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ism,based on moral subjectivity,try to develop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kinds of subjectivity.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is is the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of second generation New Confucian scholars; however,their views have left behind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关键词:心性/主体性/现代性/道德主体  Mind-Nature/subjectivity/modernity/moral subject

  标题注释: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现代新儒家心性论重探”。

 

  现代新儒学是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界的重要流派。现代新儒学由熊十力(1885-1968)等所奠基,其后经三四代人的努力,凝聚出了明确的思想立场、问题意识、时代使命与学派自觉。鉴于现代新儒学在哲学思想上的创造性,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讨论颇为丰硕。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略呈式微之势。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乃至冲突的情形下,提出并触及了若干真实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之道。而在现代新儒家当中,笔者认为,第二代新儒家特别是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的思想贡献,体现出新儒学在哲学与思想上的最高成就,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一代新儒家筚路蓝缕,富于开创之功,他们有人格感召力与思想洞察力,但在客观的学术研究以及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上,未免略有遗憾。第二代新儒家则承接了其前辈的洞见与取向,兼能贡献出富于原创性的哲学思考与哲学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核心与特质,意义深远。不过,对于如何界定第二代新儒家(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的问题意识、哲学贡献、学派特质,学界的观点尚不一致。同时,许多相关的观点多属外观、泛论。如果我们对第二代新儒家缺乏明确深入的理解,就更谈不上继承与超越了。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线,概括出第二代新儒学的内在脉络,并讨论其有待推进的空间。

  一、主体性的三个面向

  要整体性地研究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我们大概先要面对如何界定现代新儒学的传承谱系的问题。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当中比较流行的界定是刘述先(1934-2016)所提出的“三代四群”架构。刘氏指出,第一代新儒家可分前后二群,第一群有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马一浮(1883-1967)、张君劢(1887-1969),第二群则有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第二代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人;第三代则有余英时(1930- )、刘述先、成中英(1935- )、杜维明(1940- )四人。他认为这个三代四群的架构,构成了广义的现代新儒学的传承谱系[1](P191-195)。刘氏这一界定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其缺点则是它尚未将学派特色与思想主线充分显出。

  在此基础上,笔者另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的三系说。第一系是“心性—思辨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熊十力和第二代的牟宗三,此系侧重在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显出儒家心性之学的位置与价值;第二系是“心性—人文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马一浮和第二代的唐君毅,此系也以心性之学为基本立场,但更强调心性之学的人文、教育的维度;第三系则是“政治—思想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梁漱溟和第二代的徐复观,如果说前二系侧重“内圣”,那么此系特重儒家的“外王”之维,它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探索中国思想演变史,揭示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之途。不过,虽然第三系侧重“外王”,但它同样承认心性之学是儒学的义理根据。

  心性——人文系        马一浮——唐君毅

  心性——思辨系        熊十力——牟宗三

  政治——思想系        梁漱溟——徐复观

  笔者之所以确定这六位学者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有理据的。首先,要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或她需要稳定呈现出系统而原创的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是一个学派,是因为这学派有其明确的思想立场。很明显,以“心性”或“主体性”为儒学的核心精神的学者,方可归为现代新儒家。在刘述先所列出的人物中,冯友兰、钱穆、方东美的思想显然并不持有这一取向。举方东美为例。方东美的哲学强调综合性与横向的会通,并将中国哲学的精神,归为综合性的精神,这恰恰与现代新儒家的主体性路向相反[2](P22-23)。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第二点理由,笔者最后明确出马、熊、梁、唐、牟、徐六人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这六人共同呈现出以儒家心性论为基本立场的学派。而事实上,在笔者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吴汝钧已经指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应是马、熊、梁、唐、牟、徐六人[3](P3-4)。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自然地将此六人的思想分为三系[4](P328-334)。

  现代新儒家以“心性”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取向,意味着其哲学是“主体性”的哲学。“心性”与“主体性”是一体两面。这是因为,“心性”即是主体的心性,是主体、自我的内在呼唤以及对于自身的自觉。在新儒家处,心性之学及其主体性导向,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质[5](P17-22)。唐君毅、牟宗三指出,儒家的心性之学,起源于自我、主体对于客体、所觉的反思,植根于主体对于自身的自觉与能觉,由此形成道德的自觉,并最终趋向于主体所达到的超越能所、主客之对待的绝对形上之境;而儒家心性之学的这三个环节,也是以中间环节即主体对于自身的自觉与能觉为核心义涵的。根据这样的角度和立场,唐、牟竭力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并非综合精神,而是主体精神[6](P249)。在他们看来,从客体到主体,从所到能,从他境到自我的方向,体现出人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地走向成熟与自觉。人类思想的成熟与自觉之后所展开出来的取向与角度,可以作为其前与其后的思想的基础。儒家的心性之学及其主体性之维,就是人类思想成熟与自觉的体现。图表表示如下:

  前者        他境             客体                所

  基础        自我             主体                能

  后者        自他不二        主客互夺          能所双泯

  唐君毅“心灵九境”的大系统,试图揭示出心灵、心性成长的三个环节。九境中的前三境(依次是个体、类、因果)属于客体境、觉他境,中三境(依次是时空与身心、意义、道德实践)属于主体境、自觉境,而后三境(依次是基督教神界、佛家空界、儒家天德流行界)则属于超越主客的绝对形上境。唐氏强调,前三境乃是主体游出自身之外,以观诸种客体境,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反省,便会反省到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客体境,是因为我们有“一能觉他、知他之主体之生命心灵”。另外,除了前三境应归摄于主体之外,最后三境亦应植根在主体之上,唐君毅的理由是:“至于后三境,则由主摄客,更超主客之分,以由自觉而至超自觉之境。然此超主客,乃循主摄客而更进,故仍以主为主。其由自觉而超自觉,亦自觉有此超自觉者。故此三境亦可称为超主客之绝对主体境。”[7](P30-32)可见,在第二代新儒家看来,主体性确是心性的基本义涵。

  另外,正因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揭示了主体性的某方面义涵,因此儒学是可以接通现代性的。唐君毅、牟宗三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关键就是“主体性”。近代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自我、康德的超越的统觉之自我与道德自律之自我、黑格尔的精神或绝对精神之自我,都是典型的主体性哲学。因此,唐、牟特别注重将儒家心性之学与康德、黑格尔等主体性哲学作会通与对勘。唐君毅之与黑格尔,牟宗三之与康德,便是突出之例。不过,他们重视康德、黑格尔,而不特别重视笛卡尔,则大致是因为他们认为笛卡尔的我思自我只揭示出“认知”的主体性①,相对之下,康德、黑格尔则更能重视道德理性的自我以及运用理性之综合作用的自我,而这一面向的自我、主体,则与基于儒家心性而确立出来的自我、主体,更有会通的空间。因此,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最重视的西方哲学形态。至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流派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基础存在论,则并不是唐、牟要会通的对象,因为其哲学的主体性面向不显,甚至是反主体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此在”(Dasein)虽然与自我有关,但此在作为自我,其基本义涵是自我之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因此,关系性而非主体性是海氏哲学的特质,这就是第二代新儒家之所以肯定康德、黑格尔而批评海德格尔的主要原因[8](P24-31)。

  另外,唐、牟、徐等人一致指出,儒家心性之学所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其主要义涵是“道德的主体性”。而这基于儒家心性之维而确立出来的道德主体性,则要较康德等人基于自我的智性思辨而确立出来的道德主体性,更能揭示出道德主体之蕴。但同时,唐、牟、徐也反省到,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因过分强调道德主体性,未能如西方近代哲学之能正视认知、思辨的意义,因此不能充分开发出西方近代所能开发出来的知性的主体性和公共的主体性。不过,唐、牟等人强调,知性主体性与公共主体性则又是儒家基于心性的道德主体性之内在要求,甚至,自道德主体性而确立并生长出来的知性与公共的主体性,较之西方哲学所确立出来的知性与公共的主体性,更能把握到认知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实质义涵。而他们之所以得出这种取向,无疑是其以儒家的心性之维奠基一切哲学思想的自然结论。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所以,第二代新儒家在主体性的问题上,有两个努力的方向:第一,阐发和确立基于心性的道德主体性是儒学的关键和根本,并揭示出道德主体性与人道的普遍价值相连;第二,辨析道德的主体性与知性的主体性、公共的主体性有着内在相通性,揭示出后二者可以同时理应是道德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因此,三种主体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成就、唇亡齿寒的关系。

How Is It Possible to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Nature and Modernity: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by Secon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 Scholars

  作者简介:刘乐恒,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齐鲁学刊》第20203期

  内容提要: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The second-generation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represented by the philosophy of Tang Junyi,Mou Zongsan and Xu Fuguan,is the height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 thought.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 Scholars,developing the approach of their older generation,defines that the essential of Confucianism is the “mind-nature”(xin xing).Meanwhile,they further inquire how to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nature and modernity; and this is the crucial issue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ism.Their responses to this question are as follows:the central core of modernity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dimension of mind-nature in Confucianism embodies the moral subjectivity.And in order to firmly establish itself,Confucian mind-heart,as moral subjectivity,will inwardly request itself to develop,from itself,the intellectual subjectivity(science)and public subjectivity(democracy).Thus,on the issu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the second-generation New Confucianism,based on moral subjectivity,try to develop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kinds of subjectivity.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is is the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of second generation New Confucian scholars; however,their views have left behind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关键词:心性/主体性/现代性/道德主体  Mind-Nature/subjectivity/modernity/moral subject

  标题注释: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现代新儒家心性论重探”。

 

  现代新儒学是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界的重要流派。现代新儒学由熊十力(1885-1968)等所奠基,其后经三四代人的努力,凝聚出了明确的思想立场、问题意识、时代使命与学派自觉。鉴于现代新儒学在哲学思想上的创造性,学界的相关研究与讨论颇为丰硕。不过,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略呈式微之势。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乃至冲突的情形下,提出并触及了若干真实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解决之道。而在现代新儒家当中,笔者认为,第二代新儒家特别是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的思想贡献,体现出新儒学在哲学与思想上的最高成就,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一代新儒家筚路蓝缕,富于开创之功,他们有人格感召力与思想洞察力,但在客观的学术研究以及在中西哲学的互动上,未免略有遗憾。第二代新儒家则承接了其前辈的洞见与取向,兼能贡献出富于原创性的哲学思考与哲学研究,这对于我们理解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核心与特质,意义深远。不过,对于如何界定第二代新儒家(乃至整个现代新儒学)的问题意识、哲学贡献、学派特质,学界的观点尚不一致。同时,许多相关的观点多属外观、泛论。如果我们对第二代新儒家缺乏明确深入的理解,就更谈不上继承与超越了。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线,概括出第二代新儒学的内在脉络,并讨论其有待推进的空间。

  一、主体性的三个面向

  要整体性地研究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我们大概先要面对如何界定现代新儒学的传承谱系的问题。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当中比较流行的界定是刘述先(1934-2016)所提出的“三代四群”架构。刘氏指出,第一代新儒家可分前后二群,第一群有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马一浮(1883-1967)、张君劢(1887-1969),第二群则有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第二代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人;第三代则有余英时(1930- )、刘述先、成中英(1935- )、杜维明(1940- )四人。他认为这个三代四群的架构,构成了广义的现代新儒学的传承谱系[1](P191-195)。刘氏这一界定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其缺点则是它尚未将学派特色与思想主线充分显出。

  在此基础上,笔者另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的三系说。第一系是“心性—思辨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熊十力和第二代的牟宗三,此系侧重在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显出儒家心性之学的位置与价值;第二系是“心性—人文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马一浮和第二代的唐君毅,此系也以心性之学为基本立场,但更强调心性之学的人文、教育的维度;第三系则是“政治—思想系”,主要人物是第一代的梁漱溟和第二代的徐复观,如果说前二系侧重“内圣”,那么此系特重儒家的“外王”之维,它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探索中国思想演变史,揭示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之途。不过,虽然第三系侧重“外王”,但它同样承认心性之学是儒学的义理根据。

  心性——人文系        马一浮——唐君毅

  心性——思辨系        熊十力——牟宗三

  政治——思想系        梁漱溟——徐复观

  笔者之所以确定这六位学者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有理据的。首先,要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或她需要稳定呈现出系统而原创的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是一个学派,是因为这学派有其明确的思想立场。很明显,以“心性”或“主体性”为儒学的核心精神的学者,方可归为现代新儒家。在刘述先所列出的人物中,冯友兰、钱穆、方东美的思想显然并不持有这一取向。举方东美为例。方东美的哲学强调综合性与横向的会通,并将中国哲学的精神,归为综合性的精神,这恰恰与现代新儒家的主体性路向相反[2](P22-23)。基于上述理由特别是第二点理由,笔者最后明确出马、熊、梁、唐、牟、徐六人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这六人共同呈现出以儒家心性论为基本立场的学派。而事实上,在笔者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吴汝钧已经指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应是马、熊、梁、唐、牟、徐六人[3](P3-4)。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自然地将此六人的思想分为三系[4](P328-334)。

  现代新儒家以“心性”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取向,意味着其哲学是“主体性”的哲学。“心性”与“主体性”是一体两面。这是因为,“心性”即是主体的心性,是主体、自我的内在呼唤以及对于自身的自觉。在新儒家处,心性之学及其主体性导向,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质[5](P17-22)。唐君毅、牟宗三指出,儒家的心性之学,起源于自我、主体对于客体、所觉的反思,植根于主体对于自身的自觉与能觉,由此形成道德的自觉,并最终趋向于主体所达到的超越能所、主客之对待的绝对形上之境;而儒家心性之学的这三个环节,也是以中间环节即主体对于自身的自觉与能觉为核心义涵的。根据这样的角度和立场,唐、牟竭力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并非综合精神,而是主体精神[6](P249)。在他们看来,从客体到主体,从所到能,从他境到自我的方向,体现出人的思想和精神不断地走向成熟与自觉。人类思想的成熟与自觉之后所展开出来的取向与角度,可以作为其前与其后的思想的基础。儒家的心性之学及其主体性之维,就是人类思想成熟与自觉的体现。图表表示如下:

  前者        他境             客体                所

  基础        自我             主体                能

  后者        自他不二        主客互夺          能所双泯

  唐君毅“心灵九境”的大系统,试图揭示出心灵、心性成长的三个环节。九境中的前三境(依次是个体、类、因果)属于客体境、觉他境,中三境(依次是时空与身心、意义、道德实践)属于主体境、自觉境,而后三境(依次是基督教神界、佛家空界、儒家天德流行界)则属于超越主客的绝对形上境。唐氏强调,前三境乃是主体游出自身之外,以观诸种客体境,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此加以反省,便会反省到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客体境,是因为我们有“一能觉他、知他之主体之生命心灵”。另外,除了前三境应归摄于主体之外,最后三境亦应植根在主体之上,唐君毅的理由是:“至于后三境,则由主摄客,更超主客之分,以由自觉而至超自觉之境。然此超主客,乃循主摄客而更进,故仍以主为主。其由自觉而超自觉,亦自觉有此超自觉者。故此三境亦可称为超主客之绝对主体境。”[7](P30-32)可见,在第二代新儒家看来,主体性确是心性的基本义涵。

  另外,正因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揭示了主体性的某方面义涵,因此儒学是可以接通现代性的。唐君毅、牟宗三认为,现代性的特征与关键就是“主体性”。近代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自我、康德的超越的统觉之自我与道德自律之自我、黑格尔的精神或绝对精神之自我,都是典型的主体性哲学。因此,唐、牟特别注重将儒家心性之学与康德、黑格尔等主体性哲学作会通与对勘。唐君毅之与黑格尔,牟宗三之与康德,便是突出之例。不过,他们重视康德、黑格尔,而不特别重视笛卡尔,则大致是因为他们认为笛卡尔的我思自我只揭示出“认知”的主体性①,相对之下,康德、黑格尔则更能重视道德理性的自我以及运用理性之综合作用的自我,而这一面向的自我、主体,则与基于儒家心性而确立出来的自我、主体,更有会通的空间。因此,欧洲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是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最重视的西方哲学形态。至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流派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基础存在论,则并不是唐、牟要会通的对象,因为其哲学的主体性面向不显,甚至是反主体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此在”(Dasein)虽然与自我有关,但此在作为自我,其基本义涵是自我之在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因此,关系性而非主体性是海氏哲学的特质,这就是第二代新儒家之所以肯定康德、黑格尔而批评海德格尔的主要原因[8](P24-31)。

  另外,唐、牟、徐等人一致指出,儒家心性之学所呈现出来的主体性,其主要义涵是“道德的主体性”。而这基于儒家心性之维而确立出来的道德主体性,则要较康德等人基于自我的智性思辨而确立出来的道德主体性,更能揭示出道德主体之蕴。但同时,唐、牟、徐也反省到,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因过分强调道德主体性,未能如西方近代哲学之能正视认知、思辨的意义,因此不能充分开发出西方近代所能开发出来的知性的主体性和公共的主体性。不过,唐、牟等人强调,知性主体性与公共主体性则又是儒家基于心性的道德主体性之内在要求,甚至,自道德主体性而确立并生长出来的知性与公共的主体性,较之西方哲学所确立出来的知性与公共的主体性,更能把握到认知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实质义涵。而他们之所以得出这种取向,无疑是其以儒家的心性之维奠基一切哲学思想的自然结论。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所以,第二代新儒家在主体性的问题上,有两个努力的方向:第一,阐发和确立基于心性的道德主体性是儒学的关键和根本,并揭示出道德主体性与人道的普遍价值相连;第二,辨析道德的主体性与知性的主体性、公共的主体性有着内在相通性,揭示出后二者可以同时理应是道德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因此,三种主体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成就、唇亡齿寒的关系。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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