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的逻辑

The Logic of the Spiritual World

  作者简介: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12期

  内容提要:“世界”是“世”与“界”的复合词,虽然它的指称与world相同,但含义却有区别。中文的“世”是以生命周期为尺度的时间单位,“界”则起源于对空间的分割与运用。世界就是人类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时空。理解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时空结构,即是透视精神世界的基本范畴。“精神”通常指意识及其活动,它包含自然或社会的时空知觉。“精神世界”则特指意识中与日常需求拉开距离的心灵领域。进入精神世界的事物,不仅有艺术及其他器物,更有进入记忆的人物与事件,以及范围广泛的文字作品。记忆、想象与推理,是意识开辟精神空间的基本途径。精神时间是一种主观现象,其意义在于意识具有改造时间的能力。它体现为对自然时间进行压缩或者拉伸,以及超越自然时间的单向性与可经验性的回顾与前瞻。精神的前瞻性使未来意识在我们这个时代空前高涨。精神世界的“规模”由精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来界定。经典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源。人类不仅需要激励卓越的心灵,更要维护健康的精神状态。在这个变迁急遽、心灵动荡的时代,人文学术应该对此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关键词:世界/精神世界/时间/空间

 

  “精神世界”是一个大词,与很多意义含混的常用词语一样,若把它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是需要澄清与界定的。作为一个复合词,它不但是“精神”与“世界”的复合,而且,“精神”与“世界”各自也是单字词组合的产物。为了理解方便,让我们从有形部分的意义,即“世界”与英文world的关系说起。依弗雷格概念区分指称与含义的观点,两者指称的对象相同,但含义不同。《西方大观念》一书关于world的词条这样说:

  当我们说到世界,我们的意思可能相差很大,从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到行星运转的太阳系,以及无论多么广远的整个物理宇宙,都叫世界。当我们谈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者当我们谈论思想世界和感觉世界时,我们也用“世界”指代事物的整个领域,以区别于别的存在体。在“世界政府”和“世界和平”这样的用语里,“世界”具有政治意义,它唤起的意象是地球上人类社会的整个秩序。①

  依此,英文中“世界(world)”的意思,包括“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事物的整个领域”以及“唤起的意象是地球上人类社会的整个秩序”,与中文的“世界”几乎一致。不过,中文类似意思更古老的表达,可能是“天下”或“天地”。“世界”应是为翻译佛典而启用或流行开来的用语,类似于“从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到行星运转的太阳系,以及无论多么广远的整个物理宇宙,都叫世界”。因此,从指称上看,两者的对译很贴切。然而,中文的“世界”是由“世”与“界”组成的复合词,“世”原意为生命周期,《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以“三十年为一世”。“界”则为境域或疆界,《说文》称“界,境也”。溯其原意,“世界”应该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用“世界”而不是用“时空”,意味着它是以人的尺度所打量的时空,即重点是世间秩序。中文的“世界”字面意义更丰富。至于比大地或地球还大的地方,即英文的universe或cosmos,我们叫宇宙。《淮南子·原道》有“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之说,高诱注为:“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宋儒陆九渊则声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世界、时空、宇宙,三者意义和结构是相同的。当我们用世界代替时空或宇宙时,就有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分,甚至有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别。现在的疑问是,“精神”也是世界吗?它也有时空结构或秩序吗?本文准备论述的问题就是,“精神世界”也是“世界”,它不是一个一般比喻。比喻可能更换本体,而喻体不变。如果更换“精神世界”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它不似把时代风气改成精神气氛或者时代精神之类,意义变化不明显。因为,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到精神世界,存在一个内在的时空结构关系。下面就来分析这种关系,重点放在精神世界上。②

  一 从自然到社会时空

  自然时空即自然世界,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虽然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它是理解其他世界的前提,需要予以扼要的说明。常识中,时间与空间可以分别被感知。比较而言,空间是更基本且更容易体验的现象。张开双眼,我们就能看见各种各样的物体,包括人本身。这些物体都可用长、宽、高三维来度量,每件物体占据一个位置,这个物体不动时,别的物体就不能置入同一地方。而当物体移动时,原来的位置就可以容纳另一物体。这个可置换不同物体的地方,我们叫作空间。在物体与物体之间,也存在未被其他物体充满的间隙。这样,空间就类似一个巨大的装着各种物体的容器。它不仅大到可容纳高山大海,甚至看不到边,苍穹就是它的界限。所谓天地之间,就是对整个空间的概括。《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把空间当作万物显现和生命孕育的条件。人类以此为身体活动及获取维持生命资源的场域。

  视觉以及触觉是人类感知空间的直接方式,感知时间也以事物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感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物体变化及其过程的注意,从阴影的位移到日月更替,可以体察到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不同方式或速度的变化,而且变化是单向的,从而产生万物均出现或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观念。另一种是人对自身身体的内在感觉,周期性的饥饿和睡眠的需求,无聊时对某种持续感的忍受,生命从诞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经验等,让生命在时间中定格。所有意义的体验归根到底都是以生命时间的限制为条件的。时间虽然是一维的,但它呈现事物的持续、共存与序列等动态的关系特征。

  为了把事物秩序化,人类形成了一套相关的时空概念框架。属于空间者,如有无、大小、多少,以及远近、高低、前后、深浅等。涉及时间者,则是久暂、先后、快慢,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等。人类因此发明了度量两者的工具,如尺与斗,以及日晷、时钟之类。这些都是常识,但它很重要,是理解世界的基础观念。至于把空间理解为容器,还是理解为物体呈现的形式;把时间当作测量变化的手段,还是由变化发现时间的存在,这些玄思的问题,思辨哲学史上已经产生过多种对立的理论,我们最好交给科学家去处理。自然科学很多专门处理时空问题的学科,如几何、物理、天文等,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本文把自然世界限制在常识意义的自然时空中谈论,因为现代科学无论在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的研究上,关于时空的学说均已超出常识理解的范畴,即不是人们直观到的经验。而可以直观到的时空经验才是进一步理解社会时空的基础。

  社会世界的时空观念建立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先看空间关系,它包括三个层次:身体行为的空间操作;对自然空间有组织的运用;社会关系观念的空间化。

  第一个层次比较直观,从人类生活与生产的两类物品就可以得到说明。比如,居住处所就是利用空间的基本设施,房屋、门窗及家具的高度得比照人的高度设计;而生产工具(包括武器)的长度及重量也得与身高及体力相匹配。这两点,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要求均一样。人体工程学就包括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接着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社会是由有组织的人群构成的,依荀子的观点,人的力量源于“人能群”:“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生活与生产的需要,空间利用也相应分为两大类型。圣人大禹是中华文明草创期的英雄,其历史功绩被称颂为:“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左传·襄公四年》)此即划分经界与安置民居,两者刚好是在生产与生活两方面对空间的征服与利用。在前工业社会,不论采集、狩猎,还是游牧、农耕,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是最大的社会资源。传说中规划得像九宫格一样的井田制,就有公田、私田之分。界线的“界”字,从字形就显示其与田地的划分有关。界有界内、界外之别,界内是权利或权力的运用处,界外则是对它的限制。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的空间从牧场、田野向作坊、工厂转移。空间面积的要求下降了,但利用的条件增强了,其中技术或装备的复杂化是基本的趋势。生活空间的安排,则存在村庄和城镇以至城市的不同。而在这些居住聚落中,除普通居屋外,还有各种政治、宗教、文化以至商业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存在。如中国传统中,便有宗祠、神庙、衙门、孔庙、市场,等等。在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的不同时代,哪些建筑是该区域的中心,意味着社会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一开始,重要建筑就坐落在区域的中心地带,但后来的“中心”不是空间位置,而是指权力或影响力的象征。今天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首先或者同时是商业繁荣的城市。“中心”的转移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关系观念的空间化,这是问题的关键。它不同于上述对空间的社会管理,而是在非空间领域采用空间概念去理解。许多原本用于描述空间位置的术语,被挪用来分析或评价社会关系,就是很好的证明。先看“中心”这个词,其甲骨文字形像旗帜竖立,至《说文》则字型已定,旗帜变成旗杆,一竖从上往下把口字分为两半,左右对称,显示其“中”的位置之义。然其后释中为“和”,则兼顾中心与两端或周边的关系,与《中庸》一致,着眼其抽象之义。简言之,“中原”是一个位置概念,表示其所处之地同四周事物的距离相等,与圆心概念类似。因此,它被引伸为动词“中”,“与太史数射中”(《周礼·射人》)之“中”,即射对靶标上的中心。它还被扩展为规模更大的空间治理观念:“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新书·属远》)无论《禹贡》还是《周礼》,其都城与五服、九服的设置,都是中心与周边的关系结构。③让当权者占踞中央,其臣属或藩邦围绕其周边,缩短且平均中央与周边的距离,便于控制,便于警卫,也便于支援。在信息与物力的流动都受人畜力量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功能上的意义很明显。因此,中心变成权力的象征。不管叫中心,还是叫中央或者核心,意义都一样。在社会生活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存在被关注或被忽略的不同,甚至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中”这个空间概念变成了社会关系观念。

  还有划界的“界”,包括界面与界线,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拒入界,也禁出界。界线两边所有者的基本权利是互相排斥的,只要各自的行为不对相邻或相关方构成损害,都由自己做主。这种划界意义最重要者,便是国界或者国境线。国境线是有形的,界碑、界河、高墙甚至铁丝网都是实现其功能的物质设施。但不是所有的界限都由物理设施来标示,例如一个国家内的公民与侨民,权利与义务就不一样。它的行为界限不是国境线,但是以国境线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此外,还有很多“界”与空间无关,例如医疗界、教育界、娱乐界、运输界等。当然,还有性别、年龄、宗教、民族等,也是各种重要的社会界别。其中有些界是互相排斥的,有些则是兼容的,所以有些人可以同时兼为多种身份。因此,划界问题会变成重要但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④

  另一个更微妙的词是空间之“间”。“间”字的原型中间不是日,而是月。《说文》:“閒,隙也。从門,中见月。会意。”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缝隙是空间概念,但空间不大,因为构成这个空间限制的两边物体相距较近。两物之间距离越大,则空间越大。空间大,则资源多,可以活动的余地也大。人与人或者团体与团体,甚至国与国也存在“之间”的现象。当这些社会关系以求“物”的态度相处时,空间越大越好。所谓“偌大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折射的就是这种意义。两个陌生人之间,也希望空间大。但两个关系密切的人,则希望空间小。密切就是没有间隙,“相濡以沫”或“亲密无间”,都得以没有距离为前提。因此,我们用关系远近表达人与人之间亲疏或好坏的感情。但是,一旦把这种关系从空间转变为态度之后,后者就可以脱离前者而独立出来。即是说,亲密不必是物理意义上的近距离。古代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意味着亲密关系被分拆带来的艰难。今日则不然,城市公寓的邻居可能陌若路人,但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网友可以无话不说。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不等于自然空间。互联网的英文名internet的inter即为相互关系,它就是通过虚拟方式把不同距离的人拉入可联系范围的技术。在自然时空中,远距离的人没法直接交流,现在借助互联网,除了身体接触外,几乎就可以当面互动。可见,它还是要回归那种有密切关系的体验。

  日常语言中原本用于描述自然空间或者与之相关的词汇,被大量运用到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来。除上面中心、界线、之间等词外,还有生存空间、上升空间、地位立场、上台下台、大官小吏、上级下级、先进落后、左派右派、低端人口、高端论坛、中产阶级、天花板、退居二线、前台幕后、前沿、底线等,这些概念塑造了我们对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没有它们,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或组织方式可能很不一样,甚至不可能。

  世界是“世—界”,不只有空间,还存在时间的维度。虽然经验中两者不可分割,但理解上可以区分。哲学家们对时间似乎更为关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的“逝者”就是时间。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⑤这也是人们常提起的话头。人在时间状态中,与人自然拥有时间意识不一样。动物也在时间状态中,但不一定有意识。一般说,空间可以即时直观,而时间需要历时体验。后者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悬置哲学、神学或现代科学那些精深的时间论说,我们的阐述从常识着手。

  人类对时间的掌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自然时间的利用,另一种是对生命节奏的把握。第一种方式如对待自然空间一样,用一种均匀的刻度对之作测试计量,中国古代是刻、时、日、月、年、甲子,今天依西方是用秒、分、时、日、月、年、世纪。由于涉及地球与日、月之间自转和公转的倍数难以整数化,数据不完满,便通过闰月或闰日的办法,把历法同月球与地球、地球与太阳的运转周期协调起来,然后无限累积迭加其数据。设定某一点(如公元)后,年代计量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满足时间一维的要求。它的作用在于标示不同事物持续、共时与次序。表面上看,它是对自然时间的测量。其实,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日入而息,日出而作,是对时间节奏的直接利用。但更进一步是社会协作,没有时间标准,超过一定规模,特别是不在同一地方的人群,没法采取共同行动。社会的能力取决于组织水平。除了协作,时间还用于计算速度、测量效率。事实上,关于社会活动中什么是快或什么是慢的观念总是变化着的。所有管理时间的艺术都是加强速度的倡导。⑥时间单位越细,管理要求越高。如果说现代化是时间压榨,全球化则是空间扩张。两者结合,造成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其实,应该倒过来,效率就是金钱。时间无涯,但是生命的时间有限,故生命才需要抓住时间。因此,时间更根本的意义在于把握生命的节奏,即用于测度人与社会的始终和变化。对此,中文有清晰的观念。如世界的“世”,《说文》说三十年为一世,即是以生命节奏为单位。一开始可能截取一生中最有活力的时段,后来则演变成整个生命周期,所以有一生一世之说。“世”可以累积,如一世、二世之说,意味着某种事业的继承。它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家。“代”与“世”类似。其原本意义是更替,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彼可取而代也”。后用于描述父子交替中的上下关系,故有上一代与下一代之说。代与世不同之处是,世多用于个人,代则用于时间相同或相近的一批人,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就不同于二世与三世。有后或无后既与传宗接代有关,也与事业传承有关。当然,“代”的含义还有增加,譬如以政权的寿命为单位,如朝代,或夏商周“三代”。再扩展则如古代、近代、现代。朝代与时代的计法不一样,前者是有固定坐标的,与一世、二世一样;后者则以表达者本身为坐标,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古代、近代、现代,这意味着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当然,关于“代”的归属,也非严格的年龄划分,它有时与是否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种运动有共同的体验相关,如“五四”一代或“文革”一代。对历史的有效理解不是记住时间的流水账,而是掌握重要的节点。由于中国历史主要是王朝更替,大致线索分明,所以我们谈年代不一定需要标示公元多少年或多少世纪,说三代,秦汉、魏晋或者隋唐、明清,比说公元多少年一定更直观。年份本来为记时清晰,但有时故意把边界模糊,如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来标示生命具有生理特征变化的不同阶段。同时还把它投射到对社会特征的刻画上,如“少年中国”“老年社会”之类的说法。总之,对生命与历史的理解,也是时间社会化的表现。不同的生物对自然时间可以有不同的适应或利用方式,社会时间就是有组织的人类对时间运用的表现。它深入内嵌于人类社会的运行结构之中。因此,世界的“世”与“界”就不是自然时空的直接代人,世界就是社会世界。它不仅包括人类及其活动的地理规模,同时还注入人类历史以及由其所形成的传统。

  正如自然世界是理解社会世界的前提一样,这两个世界共同构成理解精神世界的基础。

  二 精神世界:空间向度

  中文的“精神”是个复合词。“精”的原意指纯粹、根本、细微的对象,即老子所描述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作为生命种子的“精”也由此而来。“神”则表示某种超越常规经验且无法预测的巨大力量。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说卦》),或者“阴阳不测谓之神”(《易·系辞上》)。但似乎“精”着眼其形态,而“神”注视其功能。后来“神”演变为宗教崇拜的对象。“精神”复合后,意义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意识,系心之“知觉灵明”一面即心灵,以及意识结构中最具主导性或最有力量的成分;一是将这种灵性投射到自然领域,如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至少具有准宗教的意义。这些意义与英文中的spirit大致相当。不过,本文不取其“天地精神”义,更把万物有灵的理解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

  那么,精神占有空间吗?如果精神是意识活动,而意识又不是物质,即不成“东西”,它是大脑神经的功能,本身不占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不是东西,那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哲学家未必能够解决,至少得听听科学家的说法。用现象学的态度,问题可以存而不论。哲学可以只研究意识中那些人们能意识到的东西,即意识内容。意识内容的空间,不是意识行为的空间。意识现象在前台,神经活动在后台。粗略的分工,前台是哲学的领域,后台是脑神经科学的园地。另一个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既然肯定有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它们的存在同样需要在人的日常意识中得到体现,那么,我们又如何在意识中区分出另一个不同于前两者的独立的精神时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先谈精神空间。

  让我们以一幅风景画为例,说明三个空间概念的区别。一件陈列出来的画作,首先是由画布或画纸加上画框构成的物体。同时,画面上还有构成特定图像需要的大小不同的色块、明暗不同的色调……这些相关物理要素组成的对象,可以用大小厚薄来描述的体积,构成它所占据的自然空间。而作品所存放或陈列的场所,画家的地位或者收藏者的身份,以及交易的价格,在同类作品中评价的排序等,涉及的关键词汇是场所、身份、价值与地位。同一画家的作品,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与放置在普通画廊,社会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同一幅画,标示的作者不一样,被接受的程度必定有差别。这些属于社会空间的范畴。画中的风景,在几尺见方的画布上所展示的高山大海,其所表现的艺术空间当然有别于自然空间。没有欣赏者,这个空间就不存在。同时,艺术品的欣赏者不必是它的拥有者,对作品是否欣赏也不受社会地位所限制。欣赏过程,就是特定的意识活动过程。因此,画面的空间成为精神领域的空间。设想一下,让一个囚徒在30公分的距离内面壁,再换成在同等距离中面对打开着的国家地理频道的心理状态。这种同一物理空间中精神视野的截然不同,就能让人体验到精神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差别。因此,区分不同空间的意义很清楚。

  视觉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甚至景观建筑,都是为了满足精神空间而存在的。当然它们也存在相对的区别,那些更纯粹、体积较小且便于移动的艺术品,其自然空间容易被忽略;而那些规模庞大的建筑物,特别是那种实用功能比景观或者象征意义更受重视的设计,其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更引人注目。对后者而言,如果你不是它的拥有者或者用户,它可能不会进入你的精神空间。当然,存在一类形态繁多的、以象征特定文化意义为主题的建筑物,从纪念碑、庙堂、园林到今日各种高塔式的地标建筑,其目标就是打动和进入观看者的心灵。巨型象征物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审美符号,而是需要与自然环境、社会期待高度协调。即这种象征物的精神空间同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应当相融贯。

  用艺术品说明精神空间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只有艺术才能进入精神空间。进入精神世界的器物类,除了艺术品,还有文物或者古董。前者陈列在美术馆或画廊,后者收藏在历史博物馆。艺术品固然可以收藏,但被收藏的并非都是艺术品。不少出土文物,灰头土脸或残缺不全,如果没有特别的出处说明或讲究的保存与陈列条件,看起来可能与生活废品无异。一旦了解器物的确切信息,其面貌就焕然一新,对其价值评价就有天壤之别。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自然空间的价值,尺度大小及材料构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象征的历史意义。中华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古器是青铜时代的鼎,而其重中之重则是三代天子所拥有的“九鼎”,它因春秋时代楚国君主向周室“问鼎”而在史乘中留下丰富的历史信息。尽管“九鼎”没有传世,即使现世也未必比现存的几尊大鼎材料、工艺及造型更好,但毫无疑问其价值更高。⑦关键在于,器物的相关信息对理解历史的重要性。它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存在的。证物的身份一旦被确认,它就有机会被观摩赞叹,由此进入人们的精神空间。其实,古物比艺术进入精神空间的门槛更高。前者的意义不直观,但一经理解,意义便附着在直观的形象上。⑧由此可见,古物进入精神空间的原因不在物,而在于人,如历史上的人物及事件。这种物不是从自然空间,而是从“过去的”社会空间被带入“后来者”的精神空间的。

  意识之所以有开辟精神空间的功能,在于它具有记忆、想象和运用概念推理的能力。现代心理学对此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从本文的观点着眼,记忆把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事物复制并保留在意识中,以备它在脱离事物原型后仍然有机会在精神空间重新焕发其活力。虽然科学有左脑管感性、右脑用理性的说法,且记忆内容也包含抽象的符号或概念,但能被人们记得深刻且牢固者主要还是图像。在文字未发明或不发达的年代,人类口耳相传的知识主要是有人物的故事。同时,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很多文字也从象形的途径产生。汉语早期词汇以具体名词和动词为主,这意味着语言以表现经验事物为基础。传统“记忆术所创造的种种记忆系统都试图用真实空间来形容记忆”⑨。把大脑描述成“没有空间的内部空间”或者想象成“微观世界”,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语言文字对记忆的发展是革命性的。由于人身体及活动范围的限制,亲身所能观察的事物其实非常有限。故事的创作、讲述与聆听或阅读,借助想象力,把语言文字转化成意识中的图景,大大扩展了精神的空间向度。文本的物理符号是外在的,但其携带的意义在每个读者或听众的意识中所形成的情景则是内在的。伴随着情节的进展,读者(听者)可以观摩、体味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并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从传述中了解的他人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人创作或虚构的另一些人的生活经验,三者在真实意义的水平上有层次的不同,但是,只要留意并被其中的人物、情节所打动,它就可能成为精神空间的一部分。人们接受相关信息时,一开始并不一定是主动去充实或扩展自己的精神空间,而是在遭遇或者传闻中心有所动,无形中累积起知识。它对精神空间的建构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开始成为自觉计划的一部分。比较而言,叙事文本由于叙述系统、层次丰富,以及思想表达的自觉,使它比造型艺术信息更丰富。我们听说过因读书而改变生活态度,但未见过因观看某幅画而导致世界观的转变。这也就是为何不管何种文化或宗教传统,其基本教义的表达总是借助于神圣或教主创教的故事。

  由技术发展催生的现代艺术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新的冲击。电影以及电视艺术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空间。把原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长编叙事,变成动态的知觉形象直接植入观众的意识之中。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需要一种把文字符号的意义在意识中转化为“图式化外观”的能力。这一过程同时要把文本没有提供的细节(相貌、衣着、声调、动作、环境等)也想象出来,而能否达成这种目标,受制于读者因知识、阅历等因素影响的想象力。⑩毫无疑问,新的形式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均使故事更直观、更生动,也更有感染力。它的意义在于,提供视觉形象的产品,为读者减少对信息作知觉转化的中间环节,可能统一并且提高观众想象力的平均水平。但同时,与叙事文本特别是其所改编的文学作品相比,它在“规范”想象力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了观众在文字阅读时想象的多样性。电影对精神空间的意义,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三重空间及其特征的把握,我们可以借三个动词“看”“说”“思”来表达。第一个是“看”,自然空间的事物,主要是通过视觉直接把握的。其实,即使是肉眼无法直观的宏观宇宙与微观物体,我们也把它想象成能“看”的对象来理解。把对象视觉化是我们思维的基础。第二个是“说”,社会关系的空间化,不能仅靠“看”,而是通过语言的表达透露出来的。意义是思想的产物,但复杂的思想得靠语言的编程来表达。无论是“中心”“界限”还是“之间”,没有语言的运用,很难把相应的社会关系表达或揭示出来。第三个是“思”,即呈现在意识生活中的精神空间,不是自然或社会空间的附属品。意识对自然空间有“感”,对社会空间也能“知”,但“感”可以是短时的,“知”也可能是境遇式的。只有那存入记忆深处的经验,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可反“思”的对象,它才是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素材或资源。依此,精神空间中的“事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现实的功利追求保持距离,审美形象是这样,其他精神象征包括宗教的与历史的是这样,甚至每个人记忆中的人与事也是这样。

  当然,完整的精神世界,还有时间的问题。

The Logic of the Spiritual World

  作者简介: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12期

  内容提要:“世界”是“世”与“界”的复合词,虽然它的指称与world相同,但含义却有区别。中文的“世”是以生命周期为尺度的时间单位,“界”则起源于对空间的分割与运用。世界就是人类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时空。理解自然与社会秩序的时空结构,即是透视精神世界的基本范畴。“精神”通常指意识及其活动,它包含自然或社会的时空知觉。“精神世界”则特指意识中与日常需求拉开距离的心灵领域。进入精神世界的事物,不仅有艺术及其他器物,更有进入记忆的人物与事件,以及范围广泛的文字作品。记忆、想象与推理,是意识开辟精神空间的基本途径。精神时间是一种主观现象,其意义在于意识具有改造时间的能力。它体现为对自然时间进行压缩或者拉伸,以及超越自然时间的单向性与可经验性的回顾与前瞻。精神的前瞻性使未来意识在我们这个时代空前高涨。精神世界的“规模”由精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来界定。经典世界是精神世界的重要资源。人类不仅需要激励卓越的心灵,更要维护健康的精神状态。在这个变迁急遽、心灵动荡的时代,人文学术应该对此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关键词:世界/精神世界/时间/空间

 

  “精神世界”是一个大词,与很多意义含混的常用词语一样,若把它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是需要澄清与界定的。作为一个复合词,它不但是“精神”与“世界”的复合,而且,“精神”与“世界”各自也是单字词组合的产物。为了理解方便,让我们从有形部分的意义,即“世界”与英文world的关系说起。依弗雷格概念区分指称与含义的观点,两者指称的对象相同,但含义不同。《西方大观念》一书关于world的词条这样说:

  当我们说到世界,我们的意思可能相差很大,从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到行星运转的太阳系,以及无论多么广远的整个物理宇宙,都叫世界。当我们谈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者当我们谈论思想世界和感觉世界时,我们也用“世界”指代事物的整个领域,以区别于别的存在体。在“世界政府”和“世界和平”这样的用语里,“世界”具有政治意义,它唤起的意象是地球上人类社会的整个秩序。①

  依此,英文中“世界(world)”的意思,包括“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事物的整个领域”以及“唤起的意象是地球上人类社会的整个秩序”,与中文的“世界”几乎一致。不过,中文类似意思更古老的表达,可能是“天下”或“天地”。“世界”应是为翻译佛典而启用或流行开来的用语,类似于“从人居住的大地或地球到行星运转的太阳系,以及无论多么广远的整个物理宇宙,都叫世界”。因此,从指称上看,两者的对译很贴切。然而,中文的“世界”是由“世”与“界”组成的复合词,“世”原意为生命周期,《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以“三十年为一世”。“界”则为境域或疆界,《说文》称“界,境也”。溯其原意,“世界”应该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用“世界”而不是用“时空”,意味着它是以人的尺度所打量的时空,即重点是世间秩序。中文的“世界”字面意义更丰富。至于比大地或地球还大的地方,即英文的universe或cosmos,我们叫宇宙。《淮南子·原道》有“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之说,高诱注为:“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宋儒陆九渊则声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世界、时空、宇宙,三者意义和结构是相同的。当我们用世界代替时空或宇宙时,就有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分,甚至有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别。现在的疑问是,“精神”也是世界吗?它也有时空结构或秩序吗?本文准备论述的问题就是,“精神世界”也是“世界”,它不是一个一般比喻。比喻可能更换本体,而喻体不变。如果更换“精神世界”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它不似把时代风气改成精神气氛或者时代精神之类,意义变化不明显。因为,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到精神世界,存在一个内在的时空结构关系。下面就来分析这种关系,重点放在精神世界上。②

  一 从自然到社会时空

  自然时空即自然世界,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虽然并非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它是理解其他世界的前提,需要予以扼要的说明。常识中,时间与空间可以分别被感知。比较而言,空间是更基本且更容易体验的现象。张开双眼,我们就能看见各种各样的物体,包括人本身。这些物体都可用长、宽、高三维来度量,每件物体占据一个位置,这个物体不动时,别的物体就不能置入同一地方。而当物体移动时,原来的位置就可以容纳另一物体。这个可置换不同物体的地方,我们叫作空间。在物体与物体之间,也存在未被其他物体充满的间隙。这样,空间就类似一个巨大的装着各种物体的容器。它不仅大到可容纳高山大海,甚至看不到边,苍穹就是它的界限。所谓天地之间,就是对整个空间的概括。《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把空间当作万物显现和生命孕育的条件。人类以此为身体活动及获取维持生命资源的场域。

  视觉以及触觉是人类感知空间的直接方式,感知时间也以事物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感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物体变化及其过程的注意,从阴影的位移到日月更替,可以体察到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有不同方式或速度的变化,而且变化是单向的,从而产生万物均出现或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观念。另一种是人对自身身体的内在感觉,周期性的饥饿和睡眠的需求,无聊时对某种持续感的忍受,生命从诞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经验等,让生命在时间中定格。所有意义的体验归根到底都是以生命时间的限制为条件的。时间虽然是一维的,但它呈现事物的持续、共存与序列等动态的关系特征。

  为了把事物秩序化,人类形成了一套相关的时空概念框架。属于空间者,如有无、大小、多少,以及远近、高低、前后、深浅等。涉及时间者,则是久暂、先后、快慢,以及过去、现在、将来等。人类因此发明了度量两者的工具,如尺与斗,以及日晷、时钟之类。这些都是常识,但它很重要,是理解世界的基础观念。至于把空间理解为容器,还是理解为物体呈现的形式;把时间当作测量变化的手段,还是由变化发现时间的存在,这些玄思的问题,思辨哲学史上已经产生过多种对立的理论,我们最好交给科学家去处理。自然科学很多专门处理时空问题的学科,如几何、物理、天文等,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本文把自然世界限制在常识意义的自然时空中谈论,因为现代科学无论在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的研究上,关于时空的学说均已超出常识理解的范畴,即不是人们直观到的经验。而可以直观到的时空经验才是进一步理解社会时空的基础。

  社会世界的时空观念建立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先看空间关系,它包括三个层次:身体行为的空间操作;对自然空间有组织的运用;社会关系观念的空间化。

  第一个层次比较直观,从人类生活与生产的两类物品就可以得到说明。比如,居住处所就是利用空间的基本设施,房屋、门窗及家具的高度得比照人的高度设计;而生产工具(包括武器)的长度及重量也得与身高及体力相匹配。这两点,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要求均一样。人体工程学就包括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接着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社会是由有组织的人群构成的,依荀子的观点,人的力量源于“人能群”:“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生活与生产的需要,空间利用也相应分为两大类型。圣人大禹是中华文明草创期的英雄,其历史功绩被称颂为:“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左传·襄公四年》)此即划分经界与安置民居,两者刚好是在生产与生活两方面对空间的征服与利用。在前工业社会,不论采集、狩猎,还是游牧、农耕,土地的占有和分配是最大的社会资源。传说中规划得像九宫格一样的井田制,就有公田、私田之分。界线的“界”字,从字形就显示其与田地的划分有关。界有界内、界外之别,界内是权利或权力的运用处,界外则是对它的限制。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的空间从牧场、田野向作坊、工厂转移。空间面积的要求下降了,但利用的条件增强了,其中技术或装备的复杂化是基本的趋势。生活空间的安排,则存在村庄和城镇以至城市的不同。而在这些居住聚落中,除普通居屋外,还有各种政治、宗教、文化以至商业等不同功能的建筑存在。如中国传统中,便有宗祠、神庙、衙门、孔庙、市场,等等。在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的不同时代,哪些建筑是该区域的中心,意味着社会及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一开始,重要建筑就坐落在区域的中心地带,但后来的“中心”不是空间位置,而是指权力或影响力的象征。今天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地方,首先或者同时是商业繁荣的城市。“中心”的转移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关系观念的空间化,这是问题的关键。它不同于上述对空间的社会管理,而是在非空间领域采用空间概念去理解。许多原本用于描述空间位置的术语,被挪用来分析或评价社会关系,就是很好的证明。先看“中心”这个词,其甲骨文字形像旗帜竖立,至《说文》则字型已定,旗帜变成旗杆,一竖从上往下把口字分为两半,左右对称,显示其“中”的位置之义。然其后释中为“和”,则兼顾中心与两端或周边的关系,与《中庸》一致,着眼其抽象之义。简言之,“中原”是一个位置概念,表示其所处之地同四周事物的距离相等,与圆心概念类似。因此,它被引伸为动词“中”,“与太史数射中”(《周礼·射人》)之“中”,即射对靶标上的中心。它还被扩展为规模更大的空间治理观念:“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新书·属远》)无论《禹贡》还是《周礼》,其都城与五服、九服的设置,都是中心与周边的关系结构。③让当权者占踞中央,其臣属或藩邦围绕其周边,缩短且平均中央与周边的距离,便于控制,便于警卫,也便于支援。在信息与物力的流动都受人畜力量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安排功能上的意义很明显。因此,中心变成权力的象征。不管叫中心,还是叫中央或者核心,意义都一样。在社会生活中,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存在被关注或被忽略的不同,甚至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中”这个空间概念变成了社会关系观念。

  还有划界的“界”,包括界面与界线,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拒入界,也禁出界。界线两边所有者的基本权利是互相排斥的,只要各自的行为不对相邻或相关方构成损害,都由自己做主。这种划界意义最重要者,便是国界或者国境线。国境线是有形的,界碑、界河、高墙甚至铁丝网都是实现其功能的物质设施。但不是所有的界限都由物理设施来标示,例如一个国家内的公民与侨民,权利与义务就不一样。它的行为界限不是国境线,但是以国境线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此外,还有很多“界”与空间无关,例如医疗界、教育界、娱乐界、运输界等。当然,还有性别、年龄、宗教、民族等,也是各种重要的社会界别。其中有些界是互相排斥的,有些则是兼容的,所以有些人可以同时兼为多种身份。因此,划界问题会变成重要但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④

  另一个更微妙的词是空间之“间”。“间”字的原型中间不是日,而是月。《说文》:“閒,隙也。从門,中见月。会意。”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缝隙是空间概念,但空间不大,因为构成这个空间限制的两边物体相距较近。两物之间距离越大,则空间越大。空间大,则资源多,可以活动的余地也大。人与人或者团体与团体,甚至国与国也存在“之间”的现象。当这些社会关系以求“物”的态度相处时,空间越大越好。所谓“偌大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折射的就是这种意义。两个陌生人之间,也希望空间大。但两个关系密切的人,则希望空间小。密切就是没有间隙,“相濡以沫”或“亲密无间”,都得以没有距离为前提。因此,我们用关系远近表达人与人之间亲疏或好坏的感情。但是,一旦把这种关系从空间转变为态度之后,后者就可以脱离前者而独立出来。即是说,亲密不必是物理意义上的近距离。古代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意味着亲密关系被分拆带来的艰难。今日则不然,城市公寓的邻居可能陌若路人,但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网友可以无话不说。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空间不等于自然空间。互联网的英文名internet的inter即为相互关系,它就是通过虚拟方式把不同距离的人拉入可联系范围的技术。在自然时空中,远距离的人没法直接交流,现在借助互联网,除了身体接触外,几乎就可以当面互动。可见,它还是要回归那种有密切关系的体验。

  日常语言中原本用于描述自然空间或者与之相关的词汇,被大量运用到社会关系的论述中来。除上面中心、界线、之间等词外,还有生存空间、上升空间、地位立场、上台下台、大官小吏、上级下级、先进落后、左派右派、低端人口、高端论坛、中产阶级、天花板、退居二线、前台幕后、前沿、底线等,这些概念塑造了我们对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没有它们,我们对社会的理解或组织方式可能很不一样,甚至不可能。

  世界是“世—界”,不只有空间,还存在时间的维度。虽然经验中两者不可分割,但理解上可以区分。哲学家们对时间似乎更为关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的“逝者”就是时间。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⑤这也是人们常提起的话头。人在时间状态中,与人自然拥有时间意识不一样。动物也在时间状态中,但不一定有意识。一般说,空间可以即时直观,而时间需要历时体验。后者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悬置哲学、神学或现代科学那些精深的时间论说,我们的阐述从常识着手。

  人类对时间的掌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自然时间的利用,另一种是对生命节奏的把握。第一种方式如对待自然空间一样,用一种均匀的刻度对之作测试计量,中国古代是刻、时、日、月、年、甲子,今天依西方是用秒、分、时、日、月、年、世纪。由于涉及地球与日、月之间自转和公转的倍数难以整数化,数据不完满,便通过闰月或闰日的办法,把历法同月球与地球、地球与太阳的运转周期协调起来,然后无限累积迭加其数据。设定某一点(如公元)后,年代计量既可以向前,也可以向后,满足时间一维的要求。它的作用在于标示不同事物持续、共时与次序。表面上看,它是对自然时间的测量。其实,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日入而息,日出而作,是对时间节奏的直接利用。但更进一步是社会协作,没有时间标准,超过一定规模,特别是不在同一地方的人群,没法采取共同行动。社会的能力取决于组织水平。除了协作,时间还用于计算速度、测量效率。事实上,关于社会活动中什么是快或什么是慢的观念总是变化着的。所有管理时间的艺术都是加强速度的倡导。⑥时间单位越细,管理要求越高。如果说现代化是时间压榨,全球化则是空间扩张。两者结合,造成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

  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其实,应该倒过来,效率就是金钱。时间无涯,但是生命的时间有限,故生命才需要抓住时间。因此,时间更根本的意义在于把握生命的节奏,即用于测度人与社会的始终和变化。对此,中文有清晰的观念。如世界的“世”,《说文》说三十年为一世,即是以生命节奏为单位。一开始可能截取一生中最有活力的时段,后来则演变成整个生命周期,所以有一生一世之说。“世”可以累积,如一世、二世之说,意味着某种事业的继承。它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家。“代”与“世”类似。其原本意义是更替,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彼可取而代也”。后用于描述父子交替中的上下关系,故有上一代与下一代之说。代与世不同之处是,世多用于个人,代则用于时间相同或相近的一批人,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就不同于二世与三世。有后或无后既与传宗接代有关,也与事业传承有关。当然,“代”的含义还有增加,譬如以政权的寿命为单位,如朝代,或夏商周“三代”。再扩展则如古代、近代、现代。朝代与时代的计法不一样,前者是有固定坐标的,与一世、二世一样;后者则以表达者本身为坐标,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古代、近代、现代,这意味着是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当然,关于“代”的归属,也非严格的年龄划分,它有时与是否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种运动有共同的体验相关,如“五四”一代或“文革”一代。对历史的有效理解不是记住时间的流水账,而是掌握重要的节点。由于中国历史主要是王朝更替,大致线索分明,所以我们谈年代不一定需要标示公元多少年或多少世纪,说三代,秦汉、魏晋或者隋唐、明清,比说公元多少年一定更直观。年份本来为记时清晰,但有时故意把边界模糊,如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来标示生命具有生理特征变化的不同阶段。同时还把它投射到对社会特征的刻画上,如“少年中国”“老年社会”之类的说法。总之,对生命与历史的理解,也是时间社会化的表现。不同的生物对自然时间可以有不同的适应或利用方式,社会时间就是有组织的人类对时间运用的表现。它深入内嵌于人类社会的运行结构之中。因此,世界的“世”与“界”就不是自然时空的直接代人,世界就是社会世界。它不仅包括人类及其活动的地理规模,同时还注入人类历史以及由其所形成的传统。

  正如自然世界是理解社会世界的前提一样,这两个世界共同构成理解精神世界的基础。

  二 精神世界:空间向度

  中文的“精神”是个复合词。“精”的原意指纯粹、根本、细微的对象,即老子所描述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二十一章》)。作为生命种子的“精”也由此而来。“神”则表示某种超越常规经验且无法预测的巨大力量。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说卦》),或者“阴阳不测谓之神”(《易·系辞上》)。但似乎“精”着眼其形态,而“神”注视其功能。后来“神”演变为宗教崇拜的对象。“精神”复合后,意义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意识,系心之“知觉灵明”一面即心灵,以及意识结构中最具主导性或最有力量的成分;一是将这种灵性投射到自然领域,如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至少具有准宗教的意义。这些意义与英文中的spirit大致相当。不过,本文不取其“天地精神”义,更把万物有灵的理解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

  那么,精神占有空间吗?如果精神是意识活动,而意识又不是物质,即不成“东西”,它是大脑神经的功能,本身不占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不是东西,那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哲学家未必能够解决,至少得听听科学家的说法。用现象学的态度,问题可以存而不论。哲学可以只研究意识中那些人们能意识到的东西,即意识内容。意识内容的空间,不是意识行为的空间。意识现象在前台,神经活动在后台。粗略的分工,前台是哲学的领域,后台是脑神经科学的园地。另一个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既然肯定有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它们的存在同样需要在人的日常意识中得到体现,那么,我们又如何在意识中区分出另一个不同于前两者的独立的精神时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先谈精神空间。

  让我们以一幅风景画为例,说明三个空间概念的区别。一件陈列出来的画作,首先是由画布或画纸加上画框构成的物体。同时,画面上还有构成特定图像需要的大小不同的色块、明暗不同的色调……这些相关物理要素组成的对象,可以用大小厚薄来描述的体积,构成它所占据的自然空间。而作品所存放或陈列的场所,画家的地位或者收藏者的身份,以及交易的价格,在同类作品中评价的排序等,涉及的关键词汇是场所、身份、价值与地位。同一画家的作品,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与放置在普通画廊,社会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同一幅画,标示的作者不一样,被接受的程度必定有差别。这些属于社会空间的范畴。画中的风景,在几尺见方的画布上所展示的高山大海,其所表现的艺术空间当然有别于自然空间。没有欣赏者,这个空间就不存在。同时,艺术品的欣赏者不必是它的拥有者,对作品是否欣赏也不受社会地位所限制。欣赏过程,就是特定的意识活动过程。因此,画面的空间成为精神领域的空间。设想一下,让一个囚徒在30公分的距离内面壁,再换成在同等距离中面对打开着的国家地理频道的心理状态。这种同一物理空间中精神视野的截然不同,就能让人体验到精神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差别。因此,区分不同空间的意义很清楚。

  视觉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甚至景观建筑,都是为了满足精神空间而存在的。当然它们也存在相对的区别,那些更纯粹、体积较小且便于移动的艺术品,其自然空间容易被忽略;而那些规模庞大的建筑物,特别是那种实用功能比景观或者象征意义更受重视的设计,其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更引人注目。对后者而言,如果你不是它的拥有者或者用户,它可能不会进入你的精神空间。当然,存在一类形态繁多的、以象征特定文化意义为主题的建筑物,从纪念碑、庙堂、园林到今日各种高塔式的地标建筑,其目标就是打动和进入观看者的心灵。巨型象征物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审美符号,而是需要与自然环境、社会期待高度协调。即这种象征物的精神空间同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应当相融贯。

  用艺术品说明精神空间与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只有艺术才能进入精神空间。进入精神世界的器物类,除了艺术品,还有文物或者古董。前者陈列在美术馆或画廊,后者收藏在历史博物馆。艺术品固然可以收藏,但被收藏的并非都是艺术品。不少出土文物,灰头土脸或残缺不全,如果没有特别的出处说明或讲究的保存与陈列条件,看起来可能与生活废品无异。一旦了解器物的确切信息,其面貌就焕然一新,对其价值评价就有天壤之别。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自然空间的价值,尺度大小及材料构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象征的历史意义。中华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古器是青铜时代的鼎,而其重中之重则是三代天子所拥有的“九鼎”,它因春秋时代楚国君主向周室“问鼎”而在史乘中留下丰富的历史信息。尽管“九鼎”没有传世,即使现世也未必比现存的几尊大鼎材料、工艺及造型更好,但毫无疑问其价值更高。⑦关键在于,器物的相关信息对理解历史的重要性。它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存在的。证物的身份一旦被确认,它就有机会被观摩赞叹,由此进入人们的精神空间。其实,古物比艺术进入精神空间的门槛更高。前者的意义不直观,但一经理解,意义便附着在直观的形象上。⑧由此可见,古物进入精神空间的原因不在物,而在于人,如历史上的人物及事件。这种物不是从自然空间,而是从“过去的”社会空间被带入“后来者”的精神空间的。

  意识之所以有开辟精神空间的功能,在于它具有记忆、想象和运用概念推理的能力。现代心理学对此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从本文的观点着眼,记忆把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事物复制并保留在意识中,以备它在脱离事物原型后仍然有机会在精神空间重新焕发其活力。虽然科学有左脑管感性、右脑用理性的说法,且记忆内容也包含抽象的符号或概念,但能被人们记得深刻且牢固者主要还是图像。在文字未发明或不发达的年代,人类口耳相传的知识主要是有人物的故事。同时,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很多文字也从象形的途径产生。汉语早期词汇以具体名词和动词为主,这意味着语言以表现经验事物为基础。传统“记忆术所创造的种种记忆系统都试图用真实空间来形容记忆”⑨。把大脑描述成“没有空间的内部空间”或者想象成“微观世界”,是根深蒂固的观念。

  语言文字对记忆的发展是革命性的。由于人身体及活动范围的限制,亲身所能观察的事物其实非常有限。故事的创作、讲述与聆听或阅读,借助想象力,把语言文字转化成意识中的图景,大大扩展了精神的空间向度。文本的物理符号是外在的,但其携带的意义在每个读者或听众的意识中所形成的情景则是内在的。伴随着情节的进展,读者(听者)可以观摩、体味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并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从传述中了解的他人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人创作或虚构的另一些人的生活经验,三者在真实意义的水平上有层次的不同,但是,只要留意并被其中的人物、情节所打动,它就可能成为精神空间的一部分。人们接受相关信息时,一开始并不一定是主动去充实或扩展自己的精神空间,而是在遭遇或者传闻中心有所动,无形中累积起知识。它对精神空间的建构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能在某一阶段开始成为自觉计划的一部分。比较而言,叙事文本由于叙述系统、层次丰富,以及思想表达的自觉,使它比造型艺术信息更丰富。我们听说过因读书而改变生活态度,但未见过因观看某幅画而导致世界观的转变。这也就是为何不管何种文化或宗教传统,其基本教义的表达总是借助于神圣或教主创教的故事。

  由技术发展催生的现代艺术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新的冲击。电影以及电视艺术的出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空间。把原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长编叙事,变成动态的知觉形象直接植入观众的意识之中。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需要一种把文字符号的意义在意识中转化为“图式化外观”的能力。这一过程同时要把文本没有提供的细节(相貌、衣着、声调、动作、环境等)也想象出来,而能否达成这种目标,受制于读者因知识、阅历等因素影响的想象力。⑩毫无疑问,新的形式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均使故事更直观、更生动,也更有感染力。它的意义在于,提供视觉形象的产品,为读者减少对信息作知觉转化的中间环节,可能统一并且提高观众想象力的平均水平。但同时,与叙事文本特别是其所改编的文学作品相比,它在“规范”想象力的同时,也可能限制了观众在文字阅读时想象的多样性。电影对精神空间的意义,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三重空间及其特征的把握,我们可以借三个动词“看”“说”“思”来表达。第一个是“看”,自然空间的事物,主要是通过视觉直接把握的。其实,即使是肉眼无法直观的宏观宇宙与微观物体,我们也把它想象成能“看”的对象来理解。把对象视觉化是我们思维的基础。第二个是“说”,社会关系的空间化,不能仅靠“看”,而是通过语言的表达透露出来的。意义是思想的产物,但复杂的思想得靠语言的编程来表达。无论是“中心”“界限”还是“之间”,没有语言的运用,很难把相应的社会关系表达或揭示出来。第三个是“思”,即呈现在意识生活中的精神空间,不是自然或社会空间的附属品。意识对自然空间有“感”,对社会空间也能“知”,但“感”可以是短时的,“知”也可能是境遇式的。只有那存入记忆深处的经验,在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情况下,依然成为可反“思”的对象,它才是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素材或资源。依此,精神空间中的“事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现实的功利追求保持距离,审美形象是这样,其他精神象征包括宗教的与历史的是这样,甚至每个人记忆中的人与事也是这样。

  当然,完整的精神世界,还有时间的问题。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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